在1928年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通过了将“广州暴动日”（12月11日）确定为一个固定纪念日的决议。1933年，在纪念广州暴动6周年的前一天，我被捕坐牢了。
那时我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学习。经夜校同学孙凤琴介绍，我加入了地下共青团组织。12月10日星期天上午，联系人小王找到我，并让我叫上陈小环子、杨大转子，把我们带到胶州路一家饭馆去吃饭。我们四人一桌，旁边还有一桌，是八个男人。其中有个男的小声对大家说：“今天来饭馆吃饭，是要大家商量一下：明天是广州暴动纪念日，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纪念它。”经过大家讨论，决定印些宣传广暴的传单发给工人看。小王对我说： “传单印好了，我就送到你家里去。 ”我说“好嘛！”
大家刚吃好饭，有6个警察和一个便衣就上楼来，不由分说，把我们都抓起来，押进胶州路口公安分局。小王乘警察走开時，就对我们三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敌人像疯狗一样，每到纪念日，他们就要乱抓人的。我们到饭馆吃饭，没有犯法。敌人问的时候，绝不能承认开会的事。我们就说小姐妹见面很高兴，进饭馆吃饭的。问到那几个男人，我们就说不认识。”我三人说 “好！”小王说：“敌人要问我的住处和在哪个工厂做工怎么办呢？”我说，你就说住在我一起，也在统益纱厂做工。我们工厂里的女工叫妹妹、阿妹名字的很多。 小王说： “那我就叫陈妹妹。”我说：“我叫张阿妹。” 陈小环子和杨大转子就仍用本名。
我们商量好对付敌人的办法，等警察来登记時，我们就自报了年龄、姓名。下午四点把我们押到曹家渡区公安局，当晚又把我们押到上海公安总局。我们4个女的坐在一起，那几个男的就不知被押到哪里去了。
等了一阵，就有人喊我们名字，一个一个叫进房间审问。叫到我時，问了我姓名、年龄、哪里人。我就说叫张阿妹、18岁、江阴人。接着他又问“今天是谁叫你到饭馆吃饭的？那几个男的你认识吗？他们在哪里做工？”我就说：“今天是礼拜天，我们姐妹高兴，就聚到一起进饭馆吃饭的。那些男人我们不认识。”敌人又追问“明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我回答：“不晓得什么日子，我只晓得明天是礼拜一，我伲要进工厂做日班工，放我伲回家去吧，明天我伲进工厂上日班。”那个敌人骂：“你这只小猪猡，问你什么都不晓得，今晚不能放你们回家，明天再问。”
当晚审讯完后，就把我们押进牢房坐在水泥地上。牢房里还有两个女犯。一个是周李氏，一个是彭王氏。我们四人坐在一起，相互看着，不说什么话。后来小王看那两个女犯睡着了，就小声问我：敌人问些什么，你们怎么说的？我说我就是按照商定好的话答复狗子的。小王说，这样好，如狗子再问，我们仍按照晚上的话，决不能再变口供。
第二天，敌人看陈妹妹挺白净的，像个学生，就首先把陈叫去审问。陈仍然按昨晚讲的话回答，敌人不满意，就用绳子把她吊起来打。陈妹妹故意大声哭起来，我们听见她的哭声，也大叫“冤枉啊！冤枉啊！”，“不能打陈妹妹！”凶狠的警察听见我们哭闹，就打开牢门，进来用藤鞭子抽打我们。我的哭声较大，敌人就打我的头，当场就把我打昏过去了。这时其他牢房的难友一起喊口号抗议，“反对虐待犯人，不能打死犯人！”敌人耽心闹事，害了怕，就把陈妹妹放下绳子押进牢房，又叫来牢医给我打强心针。我醒过来一睁眼，就喊陈妹妹，看见她在身边这才放了心。
当晚听见同牢房的周李氏小声唱歌，我问陈妹妹她唱的什么歌？陈说她唱的是《国际歌》，会唱这歌子的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明天我们问问她为什么事来吃官司（指坐牢）的。第二天我们同周李氏接近，问她为什么事来吃官司，同时也问了彭王氏为什么来吃官司。周李氏说是为丈夫的事来吃官司的，彭王氏说是为儿子的事来吃官司的。我见周李氏同陈妹妹小声地说了些不知什么话，过一会儿，周李氏坐到我们旁边来，给我们讲了一个革命故事。当时周李氏给我的印象较深。我们曾参加过她发起的一次绝食斗争，还她在监狱里学会了唱《国际歌》。（注：周李氏就是郑育之同志，周文同志的爱人。她和我丈夫黄霖同志一起，曾参加了1933年9月30日保卫远东反战大会的工作。）
过了些天，我们又被押到一个大拘留所里坐牢房。里面多是刑事犯。12月20日左右，国民党反动派到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抓来80多个大学生，其中有十多个女生关在我们一起。大拘留所的女看守是个胖子婆，她很凶恶，经常骂人，犯人都叫她母老虎。
直到1934年1月5日，从公安总局又把我们押到龙华警备司令部。有个狗官在堂上坐着，一个个叫我们的姓名，叫到谁谁就上前几步答话，我们答得跟第一次口供一样。狗官问完后就把我们四个政治嫌疑犯押进一间只能住六七个人的小牢房。
半个月后又押进两个女政治犯。一个知识分子叫张锦针、一个女工叫汪小毛。她俩是同案被捕的。有一天看守到女牢门口宣布“政治犯张锦针判决12年徒刑”，陈妹妹很气地说：“这一定是汪小毛供出张锦针是共产党员，汪小毛是个狗叛徒！”陈妹妹就质问汪小毛：“汪小毛，你供出张锦针什么？你老实地讲出来。”汪小毛答道“前几天审问我，要我承认张锦针是领导我的上级和共产党员，我先没有承认，后来他们逼我，我就供出了张锦针是共产党员和领导我的上级。”陈妹妹听了更生气，伸手就打了汪小毛一耳光。我也打了她一下。
同年二月间，司令部第二次提堂，看守兵把我们带到公堂前站住，我见堂上坐的还是前次的那个法官。他仍是一个个叫姓名，照前次一样提问题，我仍按照前次一样的答复。一个多星期后，看守兵到女牢房门口叫：“杨大转子、陈小环子、张阿妹、陈妹妹，通知你们家里人来司令部保你们，要找两个店铺保才能出去。”
我被捕后，没有给家里写过信，也没有人来探过监。陈妹妹也没有写过信，没有人探监。杨大转子、陈小环子的母亲到司令部探过几次监，因此她俩先有母亲带保单到司令部把她们保出去了。我托陈小环子出去后，到我同乡胡阿文家里，叫胡阿文给我在江阴老家的父亲写信，要他到上海找店铺保，到司令部来保我，还告诉他我临时改了名字，叫他说是张阿妹的父亲。
我父亲从老家到上海后就住在胡阿文家里，他托胡阿文找我同乡李德宝帮忙，找了店铺保。我父亲不认路，也是由李德宝带我父亲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我父亲把店铺保单上交后，看守兵就打开女监牢门吆喝说：“张阿妹，你父亲来保你出去了。”我跟看守兵走进探监房内，看见父亲就高兴地叫爸爸。我父亲说：“你怎样会吃官司的呢？我在乡下急死了！现我同德宝兄来保你。”探监房内坐着一个看守叫：“老头子，你在这张保单上打个手印。”我父亲就在保单上打了手印。那家伙又叫：“张阿妹，你也打个手印”，我就打了个手印，被父亲保了出来。就这样，我们被抓后始终守住了秘密，没有暴露共青团员的身份。
我从小失去了母亲，因家庭生活所迫，8岁就到上海做童工。经过这次坐牢，父亲怕我再出事，就生拉硬拽把我带回乡下。但我很快就跑回上海找组织，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7师分会 胡瑞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