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江维英参加革命的一些故事，她和堂兄江维金以及母亲的一些老战友都曾经断断续续给我讲过。他们这一代人在战争年代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出生入死为革命奉献青春年华的动人情景，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时时激励着我一定要弘扬和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积极奋发向上，努力为党工作。

母亲江维英1917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我懂事后才知道，母亲对生父、生母的情况一无所知，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因为她出生几个月，就被金寨县丁家埠街上的江家祥以八吊钱买去当养女。江家祥的祖辈在丁家埠街上经营食盐、猪肉、日用杂货等几家店铺，养父从小帮助爷爷经营，后来接下了这份产业。养父无儿无女，就收养了我母亲。叔父江家礼，生育有儿子江维金和有点残疾的女儿。江家比较富裕，养父和叔父兄弟俩生活在一起，先后都上过私塾、读过书，都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叔父江家礼早年参加革命，曾任金寨县丁家埠苏维埃主席，是当地“立夏节起义” （1929年5月6日）的12个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红32师的创建者之一，在当地名闻遐尔。如今，在金寨县丁家埠街上建有“立夏节起义”的纪念碑和纪念馆。

1931年，江家礼任五县（霍县、金寨县、六安、商城、麻城县）边区苏维埃主席、游击师师长时，率部与国民党军队战斗中英勇牺牲。1982年国家民政部授予“烈士纪念证” 。1932年，因母亲的养父江家祥给红军部队捐了大量资金，被国民党当局诬蔑为通“共匪”，将江家财产全部抄收。养父母悲愤致极，加之年老体弱，相继去世。从此，由叔姥姥带着2个孩子和我母亲相依为命，到处流浪，生活非常艰难。1933年至1937年的几年间，母亲上过几年小学，课余帮助叔姥姥家做些零星活儿，以维持生计。

1930年土地革命期间，母亲先后参加了童子团、新剧团，曾任童子团中队长。1932年冬红军西进后，国民党部队进攻鄂豫皖苏区，战争环境极其艰苦。母亲要求参军，因年龄较小，又是个女孩子，边区苏维埃政府劝她回家了。1937年3月，母亲第二次参加革命，在金寨县的安徽省动委会妇女组训练班当电话员，当时党支部书记孙一谨同志在妇女组训练班负责教务工作，据说训练班主任朱振霞和教员依凤英、蒋代燕、朱繁等都是共产党员。母亲住在洗衣社，胡晓风（后为张劲夫爱人）和陈彬（后为石裕田爱人）等同志是洗衣社领导。母亲上进心强，工作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受到大家认可。1938年6月，母亲经陈彬同志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母亲和训练班的徐晴、陈茵秋等同志化装成老百姓，一起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4支队（新四军2师的前身），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彭康同志接待她们，鼓励她们好好工作。母亲被分配到4支队青年大队工作。从此，母亲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四军女战士，心里别说有多高兴。母亲从小在大别山区长大，能吃苦耐劳，还能乐于助人。她在新四军老战士的帮助教育下健康成长，不久就担任青年大队区队长。同年 10月，被选调到新四军2师卫生学校第二期学习，她与蒲云和张杰是同班同学。校长宮乃泉和教导主任刘球等像父辈一样关心爱护她们。 1940年4月，母亲于卫生学校毕业，分配到2师军工部当医务员。在此期间，母亲多次参加战场救护工作，冒着枪林弹雨抢救病员，经常翻山越岭背伤员；救治伤员耐心细致，业务熟练，因工作出色，成绩显著，被评为新四军2师劳动英雄称号。

1942年初，经新四军2师政治部主任卢文新同志介绍，母亲与2师供给部副部长杨建新同志喜结连理。在频繁的战争条件下，他俩把两床被子一合并，就算结婚了。当时，张云逸师长、郑位三政委、罗炳辉副师长等师领导同志拿出当月的党费一起吃了一顿饭，以庆贺他俩新婚之喜。

1942年10月，新四军决定派一批干部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学习和整风。为此，父亲杨建新和母亲江维英、高参王兴纲、何士德、刘娥、孟波、莫明、莫波、张佰川教授、杨光（刘少奇的侄女）、红十字会宋博士（医学专家）、张文等近20位同志，从安徽出发赴延安。一路上要经过日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无数的碉堡、关卡。他们都化装成普通老百姓，昼宿夜行。由沿线路经地区的党组织、游击队派武装接力护送。有时要越过1丈多深的壕沟，有时要穿过层层铁丝网，他们身上携带的东西全部被国民党军队搜光。

进入陕西境内，母亲身怀不足月的女婴出生在绥德的河滩上，时值冬天，无衣无裤，只用仅有的一点纱布包裹，我可怜的姐姐，两天就冻死了。他们克服千辛万苦，穿越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5个省，历时近一年，才到达延安中央党校。1943年11月，母亲分配到中央党校医务所任护士长，负责中央党校首长的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她工作热情高，既认真又负责任，受到各方好评，1944年，母亲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期间，母亲负责食堂的卫生和安全工作，责任重大，为防止敌特搞破坏，保证中央首长和代表们的安全，她日以继夜忙碌地工作，劳累过度，6月16日，不足7个月的我（体重只有3磅）早产在中央医院门口的担架上。婴儿太小不会吃奶，就把我放在医院自制的暖箱里。母亲生完我一个星期出医院了。两周后，医生叫妈妈去领孩子，她都不相信我还活着。党校特批了一些木炭，在窑洞里生上火，这样我才勉强活了下来。为给妈妈增加营养，建国后曾任江西省委书记邓洪的夫人郑权送来两只鸡，养在窑洞旁边的山洞里。有一天工作人员去抓鸡，但抓不出来，原来这只鸡钻进老鼠洞里憋死了，这事成为大家的一个笑料。母亲用战友们送来的花布和包袱皮给我做衣服。有一次夜里，老鼠把我的鼻子咬了一口，流了不少血。大家趣说：“小孩子可怜，老鼠都敢欺负。”校部听说我被老鼠咬了鼻子，彭真校长又批了一些豆沙布给我做蚊帐，在中央党校，我成了大家的女儿。据说在延安，被老鼠咬的不止我一个。由此可见延安生活条件之艰苦，非同一般。

1945年8月，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军民们欢欣鼓舞，载歌载舞庆祝胜利。然而，蒋介石挑起了内战，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党中央英明决策，命令有关部队迅速开赴东北。

1945年底，父亲所在的部队奉命离开延安北上，许多同志把孩子送给当地老乡扶养，我年纪小身体弱，又是女孩，没有人收留。为此，胡耀邦和李昭夫妇、邓洪和郑权夫妇，还有李贞、王首道等同志献出了8块大洋，设法买到了一只骡子驮着我，向东北进发。从陕西经山西浑源、河北张家口、承德，1946年9月来到热河省军区，苏启胜任政治部主任，父亲杨建新任政治部副主任。母亲先后担任热河省军区、冀热察军区政治部民运干事。

1946年国民党向热河地区大举进攻，部队从承德撤退到兴隆兵分两路，作战部队到前线抗击国民党军，机关后勤人员留在承德地区山里与国民党打游击。机关后勤人员一路来到大沙峪，住在延庆县长城北的大镇峪铁炉村的草棚内。如果敌人来了，大家就往长城边山上隐蔽起来。有一次，夜里急行军，苏启胜的爱人李瑞芝和母亲带着我和大弟北征（在铁炉村生的），加上警卫员安秀丰、马夫张成、保姆张桂兰、公务员王福衡，从大镇峪跑到铁炉村。这时敌人的碉堡远的10里地，近的只有5里地一个，形成的包围圈，非常危险。我们有所准备，只要敌人一出动，在高处放哨的同志就把“消息树”倒下，负责同志得到消息，就招呼大家赶快跑上山隐蔽。一个月里总要跑二三次。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在一个棚子里，11月的夜里下着雪，上厕所还得跑到外面去。

父亲率领部队在前线打仗，战斗间隙派侦查员来找我们，在山里转了一个多月，过春节后才找到我们。全家汇合后，经过黄花城入关到虎什哈。这一次我差点丢了命，一路上连肚子饿，加上骑在骡子上摇晃颠簸，幼小体弱的我经不起折腾晕过去了，没气了，看到这个情景，爸妈商量准备把我扔了。爸说：“先烧点水喝了，走时再扔吧！”等水烧开了，我睡在热炕上苏醒过来了。这一夜走了160里，来到十三陵后面的南口，通过敌人封锁线到山的西边，从那里进入河北的一个城南庄。

1947年5月，部队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分配到冀晋军区“笛子口”，王平任司令员，张连奎任政治部主任，父亲杨建新任政治部副主任。母亲是政治部组织部干事。组织部部长是罗亦经。李登松、何长群是保卫部正副部长。范景新、聂耳(罗亦经夫人)、陈光等同志都在政治部工作。这时，从保卫部调来的胡永祥当父亲的警卫员。那年11月父亲率部进驻河北来源县，先后任北岳军区政治部主任、察哈尔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母亲在组织部当干事。

1948年8月15中秋节，保姆杨冰莲带着北征吃多了饺子，已两岁多身体健壮的弟弟患急性肠胃炎，因用了过期的盘尼西林而死亡。在战争环境中，我的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相继夭折，只有我幸运地活下来了。如今，我常常扪心自问，父辈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无私地奉献了青春，还奉献了自己的骨肉！现在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还有什么舍不得抛弃呢？

我们经过磨盘山到张家口，天气好冷，滴水成冰。汽车冻坏了，大家下来跑圈，鼻子、脸、手背都冻僵了。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我们随部队从张家口行军进入北平，住在王府井烤鸭店。中央首长请部队有关领导去北京饭店休息，并到长安大戏院观看京剧。3月，部队南下经正定到石家庄。参观石家庄时，杨冰莲阿姨抱着我拌了一跤，我的后脑勺肿了个大包，住进陆军医院，抽出来许多脓血。4月4日，妹妹安南在石家庄百文镇出生。

    爸爸率领部队继续南下，4月21日，我百万雄师强渡长江。1949年5月，我军解放芜湖，父亲任皖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区党委和军区都成立了保育院，区党委张俊杰同志任院长，负责行政工作，母亲任皖南军区保育院副院长，负责党的工作。魏明同志是行署主任，母亲作为模范人物，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皖南军区妇女代表。1950年7月，母亲任皖南军区政治部干部干事。1952年初，皖南军区撤销，建立安徽省军区。父亲调上海工作，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党委、纪委书记。那时，陈毅同志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1952年2月，母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政治部干事。1953年6月，父亲任中央监察部派驻国家林业部纪检书记、部党组成员、国家监察局局长，母亲任国家监察局干部。母亲1982年12月离休，2001年11月1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母亲参加革命几十年，经历了革命战争的残酷考验，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忠于党，忠于革命，在所有的工作岗位上，一贯积极向上，充满朝气和活力，表现突出。多次被评为工作模范。在中央党校任护士长时，她为了今后更好地工作，要求学习深造一段时间，彭真校长对她说：“你是老党员，身体好，年轻能干、政治可靠，工作岗位离不开，希望你安心工作，今后有机会学习。”副校长刘晓也不同意她当时去学习，她服从了领导的安排，全心全意地为党校、为部队官兵服务！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她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她一向艰苦朴素、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密切联系群众，受到同志们的尊敬。她离休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林业事业的发展。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她是我永远学习的好榜样。 

    杨延力 (2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