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0日是父亲江文逝世三周年的忌日，8月13日是父亲的百年诞辰，我思绪绵绵，怀念之情萦绕心头……耳边又响起父亲的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通知外地亲属来京。勿违我嘱，即为至孝。谨嘱。”

在我的记忆中的，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既是模糊的，又是清晰的。模糊的是他的经历、业绩，清晰的是他的低调、清廉。父亲一生廉洁奉公，我几乎没有听他讲过他的革命经历和工作业绩。他总是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最多在共产党员前加个“老”字。我19岁到陕西农村插队，20多年后才回到北京，其间只是书信来往，对父亲了解甚少。回京后，没有跟父亲同住，只是节假日去看望他，聊聊家常。关于父亲生前的一些事，大都是从他的同事、好友及亲属那儿得知的。他们讲得最多的是父亲担任审判江青的公诉人的表现。父亲不愿宣扬自己，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这些事，而且谢绝一切媒体的采访。直到2010年，高检院组织编写《纪念人民检察制度创立八十周年系列丛书》时，父亲才接受了《检察日报》记者的采访，讲了出庭公诉江青的一些事情。

其实，早在1959年父亲在出庭公诉国民党淞沪警备区司令杨虎一案时就出了名。1959年9月15日，父亲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勾结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危害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犯杨虎等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法庭上，父亲不仅有理有据地指控了被告人所犯的罪行，还有力地批驳了被告人的狡辩，狠狠打击了被告人的嚣张气焰。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谭政文对父亲在法庭上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公诉很成功。

父亲不仅自己一贯行事低调，而且经常教育我们为人处世要低调。记得我上初中时，我的作文每篇都是五分，有的还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念，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们的称赞，因而我沾沾自喜。有一次，我在父亲面前洋洋得意地说起这件事，父亲指着家里一个摔掉壶嘴的茶壶问我：“为何壶嘴容易摔坏？”我不假思索地说：“它突出呗！”父亲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山外青山楼外楼，学无止境。就拿这个茶壶来说吧。水虽然是从壶嘴倒出来的，但是如果壶身没有装满水，水能倒出来吗？你作文得了几个五分，就自鸣得意，忘记了老师的指教和其他人的帮助，只知道突出自己，以后一定会摔跤的。”父亲的教导，我一直牢记在心。

尽管我与父亲聊天的时间有限，可是我深切地感到父亲最关心的问题是党风问题，尤其是从严治党，反腐倡廉问题。我在海关工作，常常跟父亲谈起走私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东南沿海走私活动猖獗，1999年发生了堪称共和国第一经济犯罪案件的厦门远华大案。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兴以金钱、女色等手段，拉拢腐蚀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不少高官落马，该案触目惊心。父亲听后，痛心疾首，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下去，要亡党亡国呀！”

在我心目中，父亲一生公私分明，廉洁自律。有几件记忆深刻的小事，可谓微不足道。我在外地工作与父亲通信20多年，父亲每封来信从不用公家的信笺。我哥哥上世纪70年代曾在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和轻工进出口公司搞外贸工作，每年要去广交会两次。广交会上展销的样品，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送给客户。一次，哥哥拿了一把不锈钢的西式餐刀回家。父亲问他这刀是哪来的，他说是广交会展销的样品。父亲严肃地说：“国家的财物，你不能沾！”哥哥只好悻悻地送回去了。还有一次，大连的一个厂家送给哥哥一只搪瓷盖杯，他拿回家要给父亲，父亲不但不要，还把他教育了一番：“我这一辈子没拿过公家一分钱，没沾过一点不义之财。”1983年父亲到罗马尼亚访问，对方送给他一台三洋录音机。当时妹妹和妹夫正上电大，看到录音机小巧玲珑，便带到课堂上录音。第二天找不到小录音机，妹妹就去问父亲。父亲说：“录音机是公家的东西，我怎么能留下呢，我上交了。”我的堂哥江少杰告诉我，父亲阔别家乡50年后第一次回乡探亲，当时奶奶已经96岁了。父亲把奶奶接到县招待所住了两天，吃的是家常便饭，外出轻车简行，没有接受地方政府的特殊招待，临走时还付了住宿、生活费用。

父亲是1986年离休的。离休那天，父亲环顾了一下办公室，指着写字台上的黑色公文包对工作人员说：“这个包是我当副检察长后公家配发给我的，以后谁用这间办公室，可以接着用这个包。”离开办公室之前，工作人员指着窗台上的一件贝壳雕刻的工艺品问父亲要不要带走。父亲说那是泰国检察代表团送的，是公物，不带。父亲离休后，没有接受任何兼职，没有任何名誉类的头衔。他做了两件全院传为佳话的事：一件事是他提出把自己的工作证换掉。因为他的工作证上职务一栏是“副检察长”，他说：“我已经不是副检察长了。”工作人员感到为难，不知该怎样称谓。“那就注明是‘离休干部’。”父亲淡淡地说。另一件事是父亲把配给他的汽车退给了机关。他认为汽车是配给他工作用的，现在他离休了，不工作了，就该把配给他的工作用车退给机关。虽然机关提出保证父亲的用车，但是父亲却很少用车，他外出不是骑自行车，就是坐公交车。1991年母亲病重住院，父亲就常常乘公交车到医院。机关派司机赵师傅定期到家看望父亲，每次赵师傅还没呆一会儿，父亲就催促他走，并总是说：“我离休了，是个闲人，没什么事，你快回机关去，别耽误公事。”

父亲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他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廉洁自律。父亲的一位同事是他的老乡，在一次跟随父亲出差途中聊起有些领导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晋升得较快。父亲明白他的意思，对他说：“我们是老乡，你的升迁，要靠组织的信任，群众的公认，自己的努力，工作岗位的需要，不要指望我帮什么忙。”父亲兄弟六个，侄辈儿、甥辈儿就有十多人，可没有一个沾过他的光。家乡的亲戚认为父亲在京城做了大官，有的写信，有的直接到北京，想让父亲帮他们办些私事，对于不符合政策的事，父亲一概拒绝。父亲恪守“一人当官，鸡犬不能升天”的原则。江少杰是父亲比较亲近的侄子，1993年他听说公、检、法招人，便找到父亲要求报名。少杰平时一直坚持自修自学法律知识，他想只要给他一个指标，允许他参加考试，考上还是有把握的。父亲知道此事后，坚决阻止，不让他参加考试。少杰恳求说：“我考得上就去，考不上就不去，不用你打招呼。”父亲耐心地说：“即便你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别人也会认为因为有我这层关系，所以你不要考了，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女婿都不要考了。”当时少杰想不通，满腹牢骚地对父亲说：“人家当个一官半职，亲属都能沾光，你这棵大树，我们一点荫都遮不着！” 父亲说：“我不是江家的遮荫树，不要以为我做了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力，就可以为自己办私事，为自己谋利益；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我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父亲又说：“现在改革开放，有本事的哪里不能大显身手，搞副业、做生意都行，何必都往这里钻呢！”后来，少杰的小商品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父亲的大侄子江少金在农村办了个养殖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父亲写信鼓励少金：“中央提倡发家致富，就是要靠自己勤劳致富，你搞养殖场致富，是正道。”

我们家5个孩子的工作，都是组织分配或靠自己的能力应聘的，父亲没管过。我是陕北插队知青，被《陕西日报》招聘为记者，在陕西一呆就是20多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受知青返城潮的影响，希望通过父亲关系早点回京。父亲却给我写信说“好儿女志在四方”，劝我安心工作。后来，北京市有了知青返城的政策，我才回到北京。

对于父亲的清正廉洁，我爱人王鑫也感同身受。王鑫2003年底至2006年初到云南保山市挂职，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里把抓机场、公路建设项目交给他。这些项目需要发改委、交通部、国土资源部、民航总局等十几个部委审批。父亲给他下了一道禁令：不能请吃，不能送礼。父亲对他说，你跑项目，申请资金，为当地老百姓办事，我支持。不管遇到哪一级领导，都要遵守廉洁规定。你靠什么，靠真实的情况，靠充分的理由，证明你的这个项目确实对当地经济发展，造福人民群众有重要意义。按照父亲的指点和要求，王鑫以详实的音像和文字资料、充分的专家论证材料、严格的逐级审核，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审批。仅用一年多时间，项目就跑下来了。父亲很高兴，说：“不请吃，不送礼，事情照样办成了。这说明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还是好的嘛。”

父亲最看重的是共产党员的称号。父亲去世后，我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离休后的几篇讲话和报告，其中有三篇讲的是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父亲用他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合格”二字的内涵。我含着热泪读了一遍又一遍，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矗立在面前。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父亲，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敬爱的爸爸，你两袖清风地来，两袖清风地去，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是你高风亮节的人格品质，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江鲁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