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4日，是父亲罗爱民百年诞辰日。感谢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坚持为老战士举办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让我们共同追忆老一辈在炮火硝烟战争中舍生忘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缅怀父辈参加革命久经考验，对党忠诚，听党指挥，服从党的安排的大局意识，始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做人做事。

    父亲罗爱民11岁就是锡美村农会最小的会员，在1931年7月被党组织送去参加红军。父亲到部队的第三天参加战斗就受伤，因他勇敢不怕死，敢于冲锋在前，第二年便在火线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4岁。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怀着满腔热血，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经历了抗战初期的“漳浦事件”和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父亲在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在押往上饶集中营的路上机智地逃出敌人魔爪。通过寻找组织的艰辛经历,证明了受党教育多年的老红军战士对党的赤胆忠心！

    父亲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他与突出重围的700余人，成为新四军第七师的骨干力量，坚持在皖江地区抗击日伪顽的斗争。特别是1943年，身为铜陵大队教导员的父亲，在掩护县委机关转移的“范家湾”战斗中，带领部队与日军作战，被日军打断了左下腿骨，幸被老百姓救起，辗转送到七师医院，但当时缺医少药，伤口感染几乎危及性命，是七师曾希圣政委多次派人到上海搞药，才保证了他的伤腿没被截肢。父亲曾感叹地说，是党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这次的重创，让往昔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的“虎将”，再也不能驰骋疆场了。

    解放战争期间，时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的父亲，服从组织决定，带领伤病员撤离山东战场，到东北去安置。父亲在东北人民政府的文管委员会、荣军管理委员会和民政局工作，他为战争受伤回家的军人做了大量的优抚工作，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后被内务部采纳，并按国家政策颁布执行。

父亲在战争年代，先后七次负伤，被国家评定为“二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他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始终保持红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作为一名军人，他不追求显赫的官位和权势，却拖着那条行动不便的伤腿，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为党勤奋工作。寒冷的气候使得父亲的伤腿无法适应东北的工作环境，东北局决定调他去华南局工作。在中组部转党组织关系时，因考虑他是红军干部，将他留在北京，分配到刚成立的政务院外国专家局工作。

父亲在外国专家局工作期间有一件难以忘怀事情,就是他曾经临时为毛主席当“翻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57年夏，全国戏剧文艺调演汇报演出活动在京举行。5月15日晚，广东三个剧种联合在中南海怀仁堂汇演， 当晚依次演出的是潮剧折子戏《扫窗会》和广东汉剧、琼剧折子戏。当演出即将开始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礼堂，毛主席来到第5排中间就座，他老人家与坐在第4排中间的父亲及周围的观众亲切握手问好。 随着舞台帷幕的拉开，潮剧音乐响彻礼堂，墙壁上也打出了幻灯字幕。其时，父亲回头询问坐在身后的毛主席：“主席，您听得懂潮剧吗？” 主席不无惋惜地说：“我听不懂，但是潮州音乐可是中国闻名的呀！潮剧音乐优美，在东南亚一带是很受欢迎的。”言毕，主席又询问坐在他后面的李济深听得懂潮剧吗？李老回答说听不懂。言谈间，李老指着坐在前面的父亲对主席说：“咱们真是在这里瞎着急，眼前就有一位潮州人，罗爱民同志肯定听得懂潮剧，就让他给主席当‘翻译’，这是他的家乡戏啊！” 于是，父亲临场担任“翻译”，他不负使命，一边观看潮剧，一边给主席详细讲解唱词的内容。虽说这只是潮剧的一个小小折子戏，但主席却是十分投入，他老人家全神贯注地欣赏演出，还不时为演员的精湛演技鼓掌……接着又换演广东汉剧，父亲也顺利地完成了“翻译”任务。当一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再次亲切地握着罗爱民的双手，微笑着说：“非常感谢你对潮剧的介绍， 这场家乡戏没让你看好。但是有了你的介绍，我可饱览了潮剧的风采，这是很好的地方剧种，只可惜我听不懂也！”

长期在部队工作，养成了父亲刚直不阿的性格。父亲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对于上级做出的违反原则的规定，他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外专局刚成立时，在基建项目上长官意志、胡乱指挥的事情相当严重。当时父亲作为负责基建的处长，提出的合理建议和批评常常遭到否决，但他本着对党负责、对工作负责的精神，将外专局领导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擅自修建朝阳宾馆时欺上瞒下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写成揭发材料，寄给了《人民日报》社。哪知这封“检举信”被退回外专局后，惹怒了主持工作的那位领导。他开始暗中调查父亲的历史，在抓不到父亲什么把柄的情况下，外专局党委在一把手的操纵下，给父亲强加了莫须有的所谓“作风问题”，1958年竟然动用司法手段对他进行了一年多非人的野蛮折磨，甚至对那条战伤的残腿动刑，威逼父亲承认捏造的事实和强加给他的“罪名”，父亲始终没有屈服，而坚持抗争。不仅是残酷的威逼刑讯，还用“攻心战术”，想利用亲情来迫使父亲认罪。诬陷父亲的伎俩一次次失败后，外专局某领导竟然向北京市公安局施压，将父亲强行送到茶淀劳改农场劳教两年。

在茶淀农场父亲始终也没有放弃向党中央、中监委、公安局等部门申诉。农场管教干部也非常同情父亲的遭遇，鼓励他斗争下去。1960年自然灾害期间，备受摧残的父亲身体越来越差，全身浮肿连走路都很困难。农场向外专局发函，要求将父亲接回单位治疗。几经催促，外专局来人提出三个条件；承认犯罪事实，不允许告状上访，不准和外界接触。以此作为他回北京看病的交换条件。父亲严正拒绝了这一无耻要求，来人气急败坏地说：“那你就等死吧！”

    1961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对父亲解除劳动教养。外专局见状便强令父亲在15日之内，限期回老家务农。因父亲身体虚弱，加上体内还有一颗敌人的子弹头造成身体一些部位经常发炎，需要住院治疗而没有回老家务农。

    待父亲身体稍微恢复后，便找到市中院和市公安局讨个说法。他们答复说:所有材料、意见都是你们局党委定的，我们知道对你的处理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但我们必须执行上级的意见。父亲回到单位后便要求安排工作，却被外专局党委安排在友谊宾馆北工字楼客房当管理员，没有党籍、也没有级别，按行政14级借用工资生活。可见，外专局对他的迫害仍然没有停止。

    由于父亲不断申诉，再次惹怒已经升迁高位的原一把手。1964年3月，外专局突然袭击，以根本不成立的原罪名，通过公安部门第二次将父亲送到茶淀劳改农场，1966年改为“劳动就业”，留在农场工作。

    父亲一直没有放弃申诉的权利，利用回北京做“病理鞋”的机会，不断找外交部军管组和外专局军管组反映问题，求得结论。直到1973年10月，外专局经外交部批准，以外专政73字第1号文件，给父亲办了“工人职员退休证”，当年父亲55岁。按照行政15级待遇由海淀民政局安置，党籍没有恢复。

    没有党籍，等于没有政治生命！父亲继续在申诉的路上艰难地奔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父亲终于看到了希望。在王央公、刘培植、黄火星、李步新、谢忠良、卢胜、廖成美等老领导、老战友的帮助和支持下，20年的冤案终于得以澄清。1979年夏季，中组部胡耀邦部长亲自与父亲谈话，恢复了原级别和党籍。父亲感谢党的“拨乱反正”政策，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

    父亲在1982年按局级待遇离休后，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将他在广东、福建、安徽各省的征战史写出来，极大丰富了各地党史工作。特别是1983年11月父亲到抗战初期“漳浦事件”发生地福建省漳浦县城，与当年战友们一起参加学术研讨会，用自己在事件中的经历回顾历史，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

    父亲在新四军近十年的征战历程，战争留给他的是满身的枪弹伤口，却大难不死。父亲看到新中国的建立，并为社会主义事业忘我地工作。父亲总是知足地对我说：“与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相比，我是幸运的，还活着！千万不要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父亲自小参加红军后，其父母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家乡的祖屋也被别人占住。1983年，父亲第二次回到家乡，看到老百姓们依然点油灯、喝井水的生活。他心系家乡父老，积极筹款为家乡人民解决办学、修桥、筑路、饮水等问题，造福家乡百姓。为此，乡亲们为父亲树碑，以褒奖他对家乡人民所做的贡献。

    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仅以此文来缅怀一生坎坷的父亲。父亲在逆境中始终坚信党，坚信群众，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借此机会，感谢所有关心爱护父亲的亲朋好友们，是你们的爱心付出，给予伤残老红军以心灵上的慰藉，感恩我的爱人陈卫平和女儿罗萌，在母亲张静去世后的20多年来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让父亲在暖暖的温情中，安享晚年。

    我有幸参加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如同“找到组织”那样兴奋。特别是融入到七师分会这个大家庭里，让我感受到兄弟姐妹般燃烧的亲情。今后，我将在宣传前辈光荣革命传统，弘扬新四军铁军精神的工作中，继续不断努力。

我总在想：我是老红军的后代，是新四军的子弟！我只能做对得起父亲的事，因为是他教育我成长。我要以父亲为榜样，学习他的那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恪守正义、捍卫真理的优秀品格，并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是我的心声！

 罗亚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