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文1915年出生于地处中原腹地黄河岸边的河南孟县一个殷实家庭。作为孟县“三大才子”之一、在当时当地曾经“书生意气，潇洒倜傥”的父亲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领土时他却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抗日前线。

1925年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在孟县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转入地下。1930年根据上级指示，孟县师范建立了党支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正在师范学校就读的李文与同学们一起，通过阅读进步书刊与地下“违禁”读物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秘密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 反帝大同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鼓动民众、宣传抗日的群众爱国运动。当年10月，他们与焦作矿业学院、汲县师范学校联合豫北中等以上学校发起成立了“反日救国会”，在县城的各家商店查禁“仇货”、组织同学们深入乡村播撒火种、发动学潮驱赶县党部派来的训育主任等反动教员及到县政府门前请愿游行。

1935年，在“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危急形势下，爆发了席卷全中国的“一二九”运动。青年们悲愤地喊出：“我有血，请给我铁”的战斗口号。李文在运动中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共孟县中心区委的领导下，以公开的“ 民先”（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的简称）组织身份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宣传动员，唤起民众，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时的李文已是教员，组织安排他以曾经就读的师范学校为依托，以本县的教员师生队伍为主体，走村串户多方联络、组织游行、张贴散发传单宣传抗日…… 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此，他们上了国民党县党部的“黑名单”，被视作“不良青年、异党分子”，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

今天所谓“抗日神剧”中的“俊男靓女们”以为那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殊不知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投身革命的也有各色人物：唱高调、出风头、避风险的人大有人在。李文却默默主动承担危险任务，游行行列里他走在前，争先前往边远乡镇……脱去长衫、乔装乡民，活跃在孟县城东厢的乡村土路上、城西厢的丘陵小道中、城北的广袤沃野、城南的黄河滩地，秘密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他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从不抱怨，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能跟组织讲条件讨价还价呢？党员就要服从组织，要顾全大局嘛”。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国内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形势。他们的活动更是积极热烈，为建立当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地整日奔走忙碌。这时，党内出现了叛徒，就是那位平日擅长花言巧语的人被“请”到了国民党县党部，释放出来后即给敌人当诱饵，抓捕了大量未转移的同志。李文也接到了“请”他到县政府“约谈”的消息，给他带话的人居心叵测，而且“善意”地以长辈的口吻规劝他：“去一次吧，谈开了就不会有事的，年轻人要识时务嘛。”劝诱他的人甚至暗示他如果去“自首立功”的话还有可能“ 高升”到县教育局谋一份差事……

目睹同志被捕，失去组织联系的李文做出重要决定：离家出走，奔赴延安。为了不连累家人，他顾不得安顿好新婚不久即将分娩的妻子（一别十多年，再见已是1950年），对妻子、母亲谎称前往西安考大学，就匆匆告别了家人。李文逃走后，县党部派兵到村里抓人，抓到了一个与李文长得很相似的人。

1937年的中国，河南到陕西，虽是相邻省份，但交通极为不便。从孟县到延安道路坎坷崎岖，处处充满了陷阱与危险。尽管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初步建立，但是前往被当局严密封锁的红色区域仍被人们视作“畏途”。沿途密布了检查站、哨卡，车站码头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军警以及伪装抗日、真假难辨的特务组织，还有遍布各地（如洛阳、西安）的青年劳改营、集中营、收容所，更不用说张着大口随时准备吞噬进步青年的黑暗监狱。李文从地处黄河北岸的故乡是怎样渡过黄河出了潼关？沿途是如何应付那些凶神恶煞的军警宪特的盘查刁难？这一路是乘船、坐车抑或是步行？这一切如今已不可考。但我们相信的是这段从地图上看并不遥远的路程，他独自一人长途跋涉，一定走得格外艰难。

李文终于来到了延安，他耐心地无条件地接受了组织的审查后，进入了吴玉章任校长的陕北公学。由于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成为敌占区，地下组织与延安的通讯联系被阻断，失去组织关系的父亲接受了党组织对他的极端严格的甄别审查。在陕北公学短短的三个月时间，足以让党组织对父亲有了基本的了解。 毕业时负责学员分配的部门征询对于去向的个人意见时，李文干脆利落地回答：“我没有任何个人意见，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于是，他被推荐保送上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历史记载为抗大第四期的情景是抗大办学史上的一个奇观，也是李文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抗大第四期从第三期的几十名学员一下子“扩招”到了 1500余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学员们跟随校部搬离延安县城，来到了郊外。他们驱逐野兽、剪除荒草、手握撅头，在那片黄土丘陵上开挖窑洞。这就是李文的大学第一课。他的双手第一次打起了血泡，磨出了老茧；他生平第一次扛起了枪杆，像一个真正的军人一样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席地而坐上课讨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融进了他的血液。他有幸聆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许多老革命家为年轻的学员所开设的课程，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了军事政治知识，每周一次的党课教育，定期的党小组生活会，更加深化了他作为党员的修养与组织纪律观念，他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们的理想与信仰，就像那首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抗大校歌》里所描绘的: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宝塔山下震荡着富有青春朝气的口号， 窑洞门前排列着严肃整齐的队列，延河岸边回响起杀声震天的练兵阵容。 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誓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抗大毕业后，李文面临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选择：学员们像撒向大地的种子一样将奔赴全国各地各个部门。地区与岗位之间自然也会相对地“有肥有瘦”、有前方有后方、有前线有敌后、有安全有危险。他在毕业志向表格上认真地填写：“我完全服从组织安排，分配到哪儿都以组织意见为准。如果可以挑选的话，我希望能到前线去、到战场上去杀敌报国。”服从组织，这就是李文的人生抉择，是他的理想与愿望。

李文曾在延安的街头偶遇一同奔赴延安的旅伴，此人身着黄哔叽军服，笔挺的马裤扎进锃亮的皮靴，志得意满无比优越。交谈中得知这位是被派驻西安与国民党友军搞统战工作，荣任有军衔的联络官。相形见绌的李文只有一套穿在身上无法换洗的粗布军衣（军衣只能趁着大太阳天在延河里洗完后， 摊在河滩晒干）、整日以粗糙的小米与简陋的步枪为伴。但在簇拥在“联络官”身边不乏艳羡之情的一些人面前，李文却平静地说：“无论做什么都是党组织对你的安排使用，有什么好炫耀的呢？”（后来得知，在国民党随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这位“ 联络官” 经不起诱惑，不愿再回到延安去吃小米，脱党变节，背叛了他曾经的理想，摇身一变成了“正牌”的国民党军官了）

1938年 9月，李文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中原地区工作。他与战友们一起来到了河南确山县的竹沟，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一中队的副指导员，从此开始了他在鄂豫边区抗日战场上的艰苦历程。李文在他举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清醒地认识到：党有纪律，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需要。前赴后继的先烈、被捕牺牲的同志、坚强不屈的前辈，这些都是他的榜样。他说：“难在信守，贵在坚持。”他鄙视那些“识时务善取巧”的投机分子，当初与他一起奔赴延安道路上结识的三个同伴，一个叛变，一个牺牲，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他庆幸，他感慨，他永远不会背弃信仰，背叛誓言。

自1938年 9月来到抗日前线以来，李文先后在竹沟党校( 新训队)、鄂豫边区“七七工作团”、信应游击总队、鄂豫边区七团、新四军五师警卫团、新四军五师四十五团、罗礼经光二十三团、襄南三十二团、襄南二团、江陵三十二团、新四军五团政治处、洪湖四十六团、襄南二团、中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陕南一分区一支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湖北军区野战医院等十几个不同的单位工作战斗。他的职务有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委员、政治处主任、科长……无论是升是降、是主力部队还是新组建的地方武装，无论是根据地还是新开辟的前沿地区，他都从无二话，不打折扣地接受命令，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迎接新的挑战。每到一个新的岗位，他都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奉献。

战争年代他带兵打仗，身先士卒，曾数次负伤，最危险的一次是敌人的炮弹就在身旁爆炸，冲天的烟柱，巨大的震响，如果不是警卫员小熊敏捷地把他扑倒推入战壕， 他也许早就在阵地上“光荣”了。另一次战斗中，日寇的飞机弹片飞溅在他的脸上，穿破了嘴唇打碎了牙齿。他顾不上包扎急救，吐出满口的鲜血，带领战士们继续冲锋陷阵。

全国胜利后的 1950年，李文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脱下了军装。在办理转业手续时，身上带着弹片、牙齿被打碎的他，坚决地拒绝了组织给予的“残疾军人”的待遇。他说：“那么多的战友都牺牲了，我能活着看到胜利，如果再搞特殊化，向党要照顾的话，怎么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先烈！”他鄙夷某些进入和平年代的人们与党讲价钱，争荣誉争地位争待遇的丑陋行为。

1962年李文利用一次出差的余暇去看望他的老师长李先念。当时在座的还有河南省委某书记。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书记向李先念求助，希望中央从各地向河南支援一批干部。李先念转身扭头，用商量的语气问李文：“你愿不愿意到河南去？”李文听到这话，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在战场上临危受命一样，他干脆利落地回答：“服从组织安排，我个人没意见。”李文常常告诫身边的人，“党员嘛， 就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怎么能和组织讲价钱呢？” 质朴的语言，是李文这位老共产党员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准则与道德品质。

文革中身处逆境的李文曾经愤怒地斥责外调人员说：“1940年我当营教导员，一个月内就牺牲了三个连职干部。你们现在让我说出他们和介绍人的籍贯省份县地、姓名别名曾用名…… ，否则他们就是假党员？！”他无限痛惜地说：“打仗是会死人的，找不到棺材时，我们就用一面红旗包裹着烈士下葬了。哪里还有什么坟头啊？更不用说立碑了！他们有的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我们能活在今天已是万幸，我们不能忘本，不能忘掉他们！”

这就是我的父亲李文。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党有纪律，这是铁的纪律。党的纪律很多，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服从组织，绝不能与党讲价钱，只要党组织需要，党员就要无条件服从，否则，你就不配做共产党员。”

李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