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

1923年我6岁时入潘氏私塾读书。1929年至1933年，我转入南通二十一小，后入城北小学。

1931年我14岁，九一八事变使东北沦陷。1932年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震动了我家乡，全国掀起了反日怒潮。爱国主义思想在我心中悄然生成。徐海滨老师在城北小学任教，他教语文，不全以课本教学，而是给我们选读许多抗日言论和进步文艺，说明国难深重，要我们立志救国救民。在教室墙上，标示“誓雪国耻”“还我河山”“劳动神圣”，启发我们不要彷徨十字街头，要到劳苦大众中去“呐喊”。我还参加高尔基《夜店》独幕剧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以及洪深著的《五奎桥》五幕话剧的演出。这个剧本反映中国农民暴动的故事，触犯了封建统治，突然被禁止演出，主角也被抓走了，我很愤慨。

当时家乡的共产党比较活跃。在学校附近墙上常见到“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斗大的标语，给我少年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3年9月，我被江苏省省立南通中学录取升入初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寇发动淞沪战争，我家乡处在战争前线。当时学校停课，我们这些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愿，就积极组织起来，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我与通师的小学同学陈昌谦（陈秉俭）和爱国青年店员林劲秋（林劲予），三人自发组织“战时青年救亡宣传团”，在南通东、西、南三个城门口，十字街和平正桥办起了墙报，专门发布抗日消息，并在《南通各报联合刊》编辑副刊《救亡三日刊》（根据陈昌谦2008 年回南通在图书馆找到这份报纸，通报救亡报副刊14 期署名《战时青年救亡宣传团》）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内容：（1）反对妥协投降；（2）传播抗战胜利消息；（3）提倡和要求非常时期的抗战民主教育，反对、抵制拜金主义和读书救国的奴化教育。

1938 年2 月，学校复课，我又回校上学，这时南通中学来了进步老师李俊民（早期共产党员）、顾民元、马一行（地下党员）。在老师指导下，我读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等进步理论书籍和文学小说，激发了爱国救国意识，更加深我不当亡国奴的爱国热情，在高班同学俞铭璜的带领下，我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上街做抗日救国宣传活动，高喊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口号，起到了唤醒劳苦大众的作用，影响很强烈。

1938年3月我家乡沦陷，我原想与一些进步青年结伴徒步去革命圣地延安，由于途中遇到许多困难没有去成。回来后我离开了学校，结束了学生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工作的斗争中。

曲折抗日，顽强斗争

樊举成（江一帆，1948年被敌人杀害，年仅29岁），是我南通中学同学，从南通回到姜灶镇，把我们在南通组织“战时青年救亡宣传团”，抗日救亡工作活动情况告诉许毅同志，并建议比照我们这个组织发动老同学、老乡一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就在这时候，南通沦陷，我即离开南通城，和陈昌谦去姜灶镇。原本是找同学樊举成、沈守礼（谷枫）串联的，当听到他们用我们的名称“战时青年救亡宣传团”时，非常高兴。许毅同志并对我们说：由于缺乏领导，没有经验，建议我们留下来，代表团部来领导我们。把团部分部设在姜灶镇，待做出成绩再去各镇联络发展组织，扩大队伍。我和陈昌谦都同意了，陈昌谦回家做安排。正当我们准备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作之际，传来占领南通的鬼子兵下乡骚扰、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的消息。于是我们组织沿公路到三圩镇以西的观音山一带观察敌军动向，同时向群众宣传敌军下乡骚扰的罪行，动员群众做疏散准备。“不当顺民、不当亡国奴、不当汉奸是我们的信念”，但我们又想赤手空拳对付敌人是不成的。能够做到的是破坏周家桥头的公路桥，于是找了一些煤油，但煤油太少，没烧成。当我们已确知敌人已向三圩镇方向走来时，断定敌人会到姜灶镇来，因此决定已集合起来的20多人转移到镇场镇，找到一个庙宇住下，并与当地镇公所联系。

我们召开了会议，由杜诺（成云）、张冰、张炎、谷枫、许毅几个人参加研究决定，这自然形成集体领导班子。

研究第一件大事，是吃饭问题；其次是宣传和演出。每日出版《救亡报》16 开两页和宣传品，由李继清负责。群众工作由张炎、谷枫负责。同地方联系和吃饭由张冰和许毅负责。杜诺（成云）负责策划。住的地方一般都是庙宇和学校。由于镇场镇距离姜灶镇镇公所甚近，仅2.5公里，镇公所有顾虑，所以我们呆两天又转移到金沙镇，住在金沙小学，随后又转移到金沙北乡的严家灶。我们就这样频繁转移，因为一二十人吃饭，地方供应有困难，只能住几天就转移。当时我也建议，一步步走到范公堤，沿堤走向陇海路，再沿陇海路向同蒲路经山西到延安，进陕北公学或延安抗大。这问题当时不敢公开讲，只有我们几个人秘密商定。这时林劲秋也赶到，经研究，要实现这个目标，困难确实不小。

我是南通中学学生，同学关系多，于是就由我去金沙镇找同学，向老师请教。我到金沙镇看到同学，又看到李俊民老师（他是早期共产党员，南通知名才子之一），我们向他倾诉了我们的思想和打算。他肯定了我们抗日救亡活动和观点，但又非常认真恳切地阐述了这么多人要集体行动去延安，困难很多，台儿庄失守后，陇海路已被敌人占领，如没有组织上的帮助，这样走法很困难。他又特别强调我们这种顽强斗争、不怕艰难的精神很好，同时又指出抗日救亡工作很多，如敌后宣传动员工作就很重要。当前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争取利用这个机会。

李俊民老师本人正在国民党南通县党部协办一个报纸《新通报》，由他主笔，正在筹组中。这时正好遇见城北小学老师孙精一，他是县党部的秘书，听说我们在搞宣传工作，就对我说，正筹备组织一个救亡团体，欢迎我们去那里做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动员工作。当时正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潮中，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力量压力下，公布了所谓“抗战建国”纲领，这样我们可利用时机做抗日宣传活动。

我们几个人认真地分析了形势和当时处境，认为去延安这条路确实有困难。孙精一表示欢迎我们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不如因势利导，先去谈判。就这样由我去找孙精一协商，他同意我们去参加他们组织的“宣传队”，但限于编制，只能吸收几个人到“宣慰总队部”工作，其他则编为“宣慰队”回家乡工作。由张冰、张炎、谷枫负责队的工作，率队回去。杜诺（成云）、林劲秋、李继清、许毅、胡纪人留在总队工作。

县党部因刚组建“宣慰总队”，除总队长高鲤（李俊民的弟弟）外，还没有人。这时陈昌谦正好也来到金沙镇。分配工作时，杜诺、陈昌谦、胡纪箴被分配负责组织工作，林劲秋、许毅负责宣传工作，杜诺、陈昌谦、胡纪箴协同高鲤，在金沙镇组成“宣慰一支队”。

一支队成立后，先在金沙镇中小学和附近农村街头演出。自编自唱的活报剧和抗战歌曲，反响很大。

总队就以一支队为基础，组织了巡回演出队，由高鲤、杜诺、陈昌谦等率队到南通县四乡八镇去巡回演出和组织工作。我除了做话剧舞台工作外，还做抗战形势示意图解说，宣传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的抗战胜利，鼓舞群众斗志。约一个月左右，就把各镇“宣慰支队”都组织起来了，有姜灶、金沙、西亭、新仁、洒店、二甲镇、袁灶港、余东、余西、吕四共10个支队。抗日救亡工作搞得红红火火。

我们巡回队向县党部做汇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基本上就把全县各镇的热血青年都动员起来，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在汇报中又反映了群众对南通县国民党的腐败有意见。县党部秘书孙精一当即发火，并表示陈、杜、胡等人不再参加第二次巡回工作。林劲秋、许毅编印的宣传品，一律要送审。无疑是对我们抗日活动的限制，我们当即提出抗议，又遭到孙精一的批评。杜诺、林劲秋、陈昌谦、许毅、胡纪箴我们5 人愤然决定立即脱离“宣慰队”。

我们离开“宣慰队”后，到附近的一个小镇，静心分析当时南通敌后局势。当时在南通境内，自红十四军暴动失败后，中共苏北的党组织已全被破坏，而抗战后的新组织、杂牌军都是国民党的，我们不信任。唯有在石港，轰轰烈烈搞群众运动的“特务总队”，虽然也是国民党部队，但他们抗日救亡调门最高，口号最进步。据了解在他们部队里，有不少知名进步人士，如史白（抗支负责人之一）、姚榛、马一行、顾民元、吴天石（都是地下党员）。我们估计其中可能有我们地下党的活动。实际这时由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唐守禹（唐绍宗）、陈伟达、吴佐成、洪泽、郭守汉、廖绪忠等已到了石港。我们商讨了几天，觉得由杜诺、陈昌谦、林劲秋3 人，去石港找“特务总队”政训处。但我们是从国民党“宣慰队”出来的，他们怕影响团体之间的关系，没有接收我们（抗战胜利后姚榛同志告诉我们的）。这才由林劲秋找他认识的“特总八大队”的周大队长（是林的表兄）。这样我们就参加了“特总八大队”。没几天部队转移驻外韩家坝后，许回姜灶镇，又动员张冰、张炎参加。我们想通过大队政训室联系，希望能找到党组织。不料这时“通挥”（南通指挥部）同“特总”发生内讧，因“特总”这个部队有点抗日倾向，而被“通挥”缴械瓦解了。我们只干了10 天。

我们几个人回到姜灶镇，住在许毅家，几天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找不到一条门路。想不到抗日救亡也那么困难。真是救国无门、抗日无路啊！怎么办？总不能坐着抗战！

陈昌谦他家在双豆腐店，就在茅家镇附近，那时茅家镇（海门的县城）还没有沦陷。其伯父陈老（陈训丹）是海门进步绅士。我们去拜访他，向他请教。我们坚信路是走出来的。

我们去了双豆腐店，拜访了陈老。他说：“当前不管是谁，只要接纳你们搞抗日救亡工作，你们就应该去。”当即我们就问陈老，哪里能接纳？他说：“海门国民党党部有位我认识的宣传委员叫顾子宽，办了一份《新海门报》，因没有充足的经费，发不起薪资，要辞去原有的主编，所以正在物色人选。”我们当即提出，可以把报纸交给我们几个人，从新闻、社论、副刊等我们可以全部包下来。只要给饭吃，不要薪资。陈老说他可以帮着谈谈。这位国民党宣传委员只想能贪污办报经费，居然一口答应。我们非常高兴，能把一份县报抓在手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那是多么美好的差事。于是这位委员即日安排我们在县衙外边的一间旧房空屋里，当作编辑部，一办就是3个月。这位委员，根本不管我们。

我们利用这份报纸副刊，从抗战前线的战况和敌伪的种种罪行进行了大量报道，又在衙门口办了一个图文并茂的墙报，吸引了很多群众。许毅在他家里负责主编“民锋”地下刊物油印等工作，并分头发到海门中学、锡类中学等进步青年手中。当时陈昌谦也进入海门中学读书，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也把海门茅家镇的青年动员起来了。这样惊动了海门国民党县党部，其党部对我们提出警告，说我们是赤色分子，限令交代。没过几天，日寇占领海门，我们用不着“交代”了。

日寇侵占海门时，报社没有通知我们。我和林劲秋第二天早晨，发现街上有敌人正在找报社，报社人员早已无影无踪。后来由海门中学一位姓张的学生，带我和林劲秋逃了出来。我和林劲秋还在张家住了两天。吃饭没钱，我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张仲实著）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两本书送给了他。

事后陈老认为我们这段时间没有白费力，工作是有成效的，起到动员群众、唤醒群众的作用，要我们不要灰心，要再接再厉，想方设法去找门路。

回顾这一年中的坎坷，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国民党没有真正抗日，要挽救中国危亡，只有依靠共产党，因而更加坚定找共产党的决心。

我们脱离“宣慰总队”几天后，李俊民主编的《新通报社》，也由于宣传内容不合国民党口味而被歹徒捣毁，“宣慰总队”也没人办公了。李俊民、高鲤以及金沙“宣慰一支队”的骨干都转移到石港“特务总队”去了。特务总队被缴械后，这些同志也随特总政训处的同志转移到马塘的“抗战支队”政治处去了。各个“宣慰支部”由于失去领导也自然解体了。其时樊举成、沈守礼、李濬去上海读书了。

我和林劲秋原在《新海门报》工作，因日寇侵占海门，我和林劲秋逃了出来。这时还想做些抗日救亡的工作，可是当时十分混乱，无路可走。林劲秋就与我分手了。当时我在同学陈昌谦家住了一个多月。我们谈论时局，并看到一些《大众哲学》和《星火燎原》等进步书刊。这时陈的父亲要他去上海上学。我正无处去时，得知林劲秋、许毅在如皋马塘国民党部队“抗战支队”工作。这个部队内有抗日进步势力，我去和他们商量出路，但由于编制紧，无意留我。我原想回学校读书，当时南通中学已转入乡下复课，我要求半工半读，但学校见我无钱交学杂费、膳食费，又怕我进校搞学生运动，不肯留我。这时候我读了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历史文献。我是坚决要求抗日的进步青年，可处在那样的环境里，要求抗日，却无路可走，我想回家去，依靠老家，踏踏实实地做抗日救亡工作，为了抗日和民族解放不计个人安危，一切有利于抗日的事就做（当时我家乡是敌占区），以等待胜利，迎接共产党到来。我的想法得到许毅、林劲秋的赞同，并认为既然在这里找到党组织（抗支队有地下党组织），应请求组织让我们到敌占区去接受考验，也可避开国民党干扰，专心专意面对敌伪进行地下抗日救亡工作。许毅他们认为这个建议好。但应先向李俊民、史白同志请教。当时李俊民同志因有事情不在，遂向史白倾诉我们的想法。因史白同志对我们过去在城里搞过“战时青年救亡宣传团”的工作是了解的，因此一见如故，他听我们一说便表示赞成，并说庄可俊同志已进城，正好壮大他们的力量。史白让我们草拟一个章程，确定名称，写一份进入敌占区工作计划。史白同志还约了吴知生、吴惠生、郭守信，为我们开了一次座谈会，给我们谈了当前抗战形势，要我们团结，组织苦力工人、学徒店员、知识青年开展工作，并介绍他们过去地下工作的经验和方法，表示愿意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提供抗日宣传材料。为了活动和联系方便，要我们以“抗支队”政治处工作人员身份到南通敌占区开展工作。经史白与梁灵光④、唐守禹、陈伟达商量后再告诉我们。事后史白同志告诉我们，他们都同意了（指梁、陈、唐）并要我们去当面谈一谈。

我和许毅两人在马塘仁和桥边一家米行楼上见到了梁灵光主任（当时他是抗支政治处主任），向他汇报了过去我们的工作概况及进城的打算。梁主任看了我们的计划，并仔细考虑了我们在敌占区安身的条件后，指示我们要想站稳脚跟，还得先找到掩护自己身份的地方，逐步开展工作，并批准我们用“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的名义，作为他们领导下的一个团体（党外围组织）潜入南通敌占区开展地下救亡活动工作。

杜诺（成云）、林劲秋、许毅3 人为领导成员。许毅同志又在马塘找到了唐守禹（当时是地下党搞联络工作的），许向他汇报了梁主任意见，他表示祝贺，并介绍负责进步书刊发行工作的吴铭同志认识，取了一部分书。许和我又到史白处谈了进城后如何与庄可俊联系，又谈了宣传形式、方法以及同后方通讯联络的秘密方法等事项。我们感到很高兴。得到党的领导，告别了黑暗中的痛苦摸索，但又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

我们3 人开会研究分工：杜诺为团长兼组织部长，林劲秋为宣传部长，许毅为联络部长，一切工作都要通过3人会议集体商讨做出决定，一切问题向“抗支”党组织汇报请示，明确这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虽然还没有入党，但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

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章程和工作计划草案主要内容如下：

（1）组织方面：要求团结沦陷区抗日青年，特别注意苦力、学徒、店员、知识青年的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

（2）宣传方面：要求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反对汉奸、卖国和妥协投降，进行反日、反汉奸的宣传，并说明采用“孔明灯”宣传方式。

（3）情报方面：搜集敌伪情况消息供给“抗支”梁灵光、史白他们，以作参考。这份章程计划在我入党前曾交过一份，由陈伟达同志转交上级党组织。

为了长期打入敌占区，计划先由杜诺进城，利用亲戚关系为跳板，设法搞到“良民证”。杜诺进城后利用同学关系，为许毅、林劲秋搞了“良民证”，分批趁春节前后群众进出城机会，进入南通。

杜进城后，到邮局联系上庄可俊，并设法联系上了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如顾永性、顾永怀、顾永瀛、顾永稽，并召开了第一次见面会。

庄可俊介绍了南通敌占区、敌伪情况和他入城后的活动情况。我们介绍了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的宗旨。决定组织活动以“读书会”的名义和形式进行。团体名义不公开，并决定联络地点设在姜灶镇。

为了长期隐藏坚持地下斗争，必须有公开社会职业来掩护。这样杜诺（成云）在南通敌占区谋得了南通模范小学（通师附小）体育教员职务（用名程志云）。

当时汉奸汪精卫还没有公开投靠日寇，南通城伪政权还是地方“维持会”性质。他们为了粉饰太平，伪政府为小学复课，招收小学教员，利用寒假开办了短期训练班。我报名入了学，结业后分配到模范小学（通师附小），以合法身份进行活动。

林劲秋到了纱布店当店员，许毅、张冰、张炎、庄志逵在姜灶镇，集资开办“新民”绸布店和“甦声”百货商店。

我们在城里设立流动图书馆，建立绸布店和百货商店，成立读书会，还出版油印《导报》。

1. 设立流动图书馆。

在姜灶镇和城里各设一个流动图书馆。书籍都是从马塘吴铭同志处买来的和“抗支”政治处送来的一部分。影响最大的正是斯诺著《西行漫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鲁迅的《狂人日记》《毁灭》《而已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空想到科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两个策略》等。这些书籍的传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爱国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而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2. 建立绸布店、百货商店。

为了长期隐蔽，坚持地下斗争而设立。另一方面也为了增加收入而办店，可从经济上支援“抗支”。“新民”商店由张炎任经理。“甦声”百货店由庄志逵任经理。

3. 成立读书会。

我们在南通内组成4 个读书会。在城南、城北、城西、城东各建一组。基本成员：有顾永生、顾永怀、顾永稽、顾永瀛、顾彬（男）、黄益龄（张颖）、罗倬、王铭柯。城西组模范小学组，开始由我和凌祖襄负责，后由曹霞章（丁曙）负责，有周锡荃、张宝荷、顾尔吉、高惠琴。

读书会各学习小组成员，主要分布在各学校，他们多是青年教师和青年职员、店员和社会青年，他们利用教学机会和家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4. 出版油印《导报》。

这《导报》署名“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为了避免日寇、汉奸发现和追查简称“星火社”，这署名来自《西行漫记》书中提到毛主席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话而取名。

《导报》一张4 开或8开版，不定期出版，共出版20 多期。

《导报》材料主要来源：

（1）“抗支”政治处宣传材料。

（2）上海报刊，其中有些报纸是从周雪邦父亲那里弄来的。周的父亲是在邮局工作。

《导报》主要内容：

拥护团结抗战到底，反对汉奸、卖国、妥协、投降、不要做“顺民”、“亡国奴”的青年团结起来，同日寇、汉奸作斗争，还发表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民主、自由、实行民主抗战为中心的文章。

《导报》油印后，发放到各秘密小组传达抗战形势，主要是互相传阅，有时也在居民中散发。如插入人家门缝里，或丢入院里。参加散发小报的有：顾永生、曹霞章、周锡荃、林劲秋、顾永稽、侯婉云、侯奇为、范希武、林紫漪、许毅、陈昌谦等。

《导报》宣传在青年老师中得到很大启发。老师用寓言故事、童话启发学生抗日爱国思想，在家访中进行抗日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年老师曹霞章（丁曙）给我来信中也谈及《导报》对她的影响。她说：是您领导我们向同学进行爱国教育，是您一次次向我及他人进行爱国教育；是您一次次向我及其他人（有时也有非敌占区同志）传达战胜敌人的好消息。您刻的小报，报道了皖南事变的实际情况；给我讲蒋家王朝的腐败，讲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人民立场，给我看当时还能提供真实战争的《申报》和进步书籍。如毛主席《论新阶段》等，从政治上给了我启发教育，为我走向革命打下了基础。这是我不能忘怀的。我从心底里感谢您。

这份《导报》主要由我主编刻蜡板，油印，不分昼夜地干。林劲秋、许毅、陈昌谦有时也帮忙。参加刻印油报的还有顾永生、凌祖襄、曹霞章、周雪邦、顾永稽、林紫漪等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写信让母亲和女儿将刻《导报》使用的钢板送到南通博物馆。现正在教育厅陈列。

苏北敌占区抗日救亡工作团除了提供南通日伪活动有关消息外，在经济上支援了“抗支”，同时也掩护接送“抗支”来往人员（因南通一带不是“抗支”势力活动范围），接送人员主要由负责联络工作的许毅同志负责。

1940 年10 月新四军挺进启东，久久盼望的人民军队来了。经朱婴、姚力两同志介绍，我参加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第五团，后改编为新四军一师三旅八团，实现了向往已久参加新四军的心——多么高兴呀！

     杜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