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在浙江省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毕业，留校任温州师范附小教员。1942年，我考进了福建音乐专科三年制师范学校，在学校，我遇到了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的一些按照党的“隐蔽精干”的要求来到福建音专学习的地下党员，他们组织引导学生开展进步活动，传播革命书刊，如《共产党宣言》《新华日报》《群众》等，使我们受到革命先进思想的影响。
那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政治形势十分险恶，但是音专的师生中进步学生活动却蓬勃发展，我们举办读书会，张贴革命壁报等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派出特务渗透、监视革命学生的活动，秘密搜查学生宿舍、教室课桌，发现进步书籍立即进行抓捕，并在黑板上书写恐吓言辞。1943年5月30日，我和几个地下党员、进步学生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学校校长出面把我们保释出来。此后，我们成了国民党特务监视对象。
1945年，我于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毕业。由于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参加进步活动的迫害愈演愈烈，我就和地下党员陈宗谷、何云，还有进步青年肖远一起商量，决定秘密离开黑暗的国民党统治区，参加新四军。
日本投降后，我们曾到金华兰溪一带的山区找到浙东游击队，谁知我们出发后，联系人俞慕耕已随大部队北撤。12月初，我们三人到达徐州，那里的形势异常紧张，原定的联络点已撤销了，无法接头，国民党的新六军在徐州街头来回巡逻，晚上实行戒严，我们不能在徐州逗留。临时决定先乘火车向东到连云港，换乘海轮走水路到青岛，然后再设法进入胶东解放区。12月25日，我们终于到达山东解放区，接应我们的是山东莱阳区城工部的同志，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终于找到了组织，实现了参加革命的心愿。新年里，我们穿着组织发的崭新棉袄、棉裤，呼吸着解放区自由清新的空气，暖暖和和、舒舒服服地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幸福年。我们还和马一新在莱阳照相馆拍了一张5人合影留作纪念，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照片都已泛黄，而马一新却自莱阳一别就杳无音信了。之后，我们先到位于临沂的山东大学预科培训，于1946年3月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暨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成为了光荣的新四军文艺战士。
1947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团员、音乐创作组组长。全国解放后，1950年转业到上海音乐学院，1951年调到华东文化部艺术处工作。1952年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工作，1953年任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从事作曲工作，历任新影音乐创作室主任、总编辑部副总编辑、新影乐团副团长，中国电影乐团副团长等职务。
我从1945年从事音乐工作以来，先后创作了歌曲百余首，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其中《淮海战役组歌》（与他人合作）、《拉开两条飞毛腿》获得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优秀歌曲奖；《夏令营旅行歌》获得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并为电影《和平万岁》《黄花岭》《游园惊梦》《觉醒的非洲》等20部影片作曲，其中《和平万岁》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及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一等奖；《第十个春天》被评为1959年最受欢迎的国产影片。离休后受中国电影出版社之聘，担任《电影艺术词典》音乐分科主编，此书获得1986年中国图书荣誉奖、全国优秀图书畅销奖。之后为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国电影音乐文集》。我作为电影局党史征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为《中国电影编年纪事》编纂了《中国电影音乐编年纪事》分卷。2005年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在当代中国电影音乐表彰活动中，我荣获了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贡献奖。
参加新四军，是我一生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