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渡江战役70周年过去了。回想当年国共大决战，华中银行华中币也发挥了大作用。

一、华中银行华中币对两大战役的直接支持

我是1941年由抗大五分校分配到新四军军部财经部暨华中银行金库工作的。华中银行主要随军部和一师行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华中银行、华中币一直是支持新四军、华野的主要财经工具。那时每当到我们金库来提钱的部队激增，我就预感有大战了。为准备淮海大战，1948年9月华中财委转为支前司令部，陈丕显负责，贺希明（新中国成立后任广西自治区主席）、曹荻秋为司令、政委，陈国栋（新中国成立任粮食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忻元锡（新中国成立后任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为副司令。华中银行总行随军前移，金库设在宿迁王集东、西村70间空房里。战前，华野、中野大量部队集结。银行一测算，已备的250亿华中币已不够支持前线军事需要，而北方部队与民工所带的鲁豫北海币、中州币还未得到苏北老百姓的认可，原拟1948年冬增印发的690亿华中币也不够。即便如此，军需调度、后勤保障也未转成“强征经济”或“白条经济”，还是坚持用货币征粮、征车役，坚持让老百姓见到他们信任的华中币。华中财委紧急决定，净增发947亿元以继续做好支前工作，确保大军供应。新问题来了，印钞又来不及，不得不在1948年11月急派陈国栋赴山东求助北海银行帮助代印了3021亿华中币。

淮海战役后，准备渡江战役，动员随军支前民工12.3万人、运输民工193万人，需征粮2.27亿斤、草2.26亿斤、渡江船8302只、运输船12675只。收购、征用、租借量这么大，对货币的需求压力可想而知。好在有4个月的准备期。那时，总行设在泰州的三野前指附近。陈国栋、忻元锡忙于一线，我爱人邓克生留守总行（也是华中银行最后一任行长）负责资金筹集调度。克生在1949年2月1日就渡江战役准备，专门向华中前委汇报了增发2000亿货币的筹款计划。为避免货币印发超越市场流通承受力，克生还建议同期在已解放的地区发行公债募集资金（回收货币），还规定过江后部队不得带原各地的地方钞票，以促推新发行的人民币及辅助的华中币在东南各省市流通。

回首那段国共大博杀，货币大战同样精彩激烈。华中银行的前身是江淮银行，华中币的前身是江淮币（也叫抗币），1941年4月由新四军军部创立。首任行长是从日本留学后归国抗战的朱毅，是由陈毅特聘为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部长兼银行行长的。首批印钞机是由陈国栋秘密濳入上海购买的。负责印钞技术的陶涛是从上海来的大学生，她与朱毅和刘少奇与王前的婚礼同时举行，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化工部副部长。银行最先拟名两淮银行，刘少奇说气魄不大，还是叫江淮银行为好，今后我们还要跨过淮河、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后来，还真被刘少奇说中了，江淮银行更名为华中银行，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华中币能助我军大战，缘于老百姓信任华中银行

华中银行华中币是在苏北苏中地区成长起来的。苏北老百姓受够了日伪顽匪的货币洗劫之苦。日本人和汪伪政权除了强推“华兴币”“中储券”搜刮民财以外，还有意发行仿印假造的法币掠夺物资，搅乱中国市场。加上地方顽匪自印的各种代币券，弄得老百姓不敢持币，银元成了稀缺的硬通货。华中银行发行货币后到建立起流通信用，颇有一番过程。在维护信用上下的力气，我是深有体会的。光靠印钞机印票是无法流通的，靠军力强推也不行。银行一开办，就以新四军军部所持的金条银圆为开办资本金，军部金库长期也是华中银行总行的金库，后来不断补充储备。金、银及外汇储备不足时，仍坚持以掌握充分的粮油盐布等物资储备作为钞票发行的依据，明确规定以上储备不得低于80%，仅允许20%的信用发行。还注意货币发行的计划性、分散性，选择适当时机和适当地区，避免集中、突击发行冲击物价。注意党政军驻地的物价变动，防止物价上涨影响百姓利益。一发现驻地管区物价高涨随即由华中银行拨出大批粮食低于市价售出，直至压低物价。转移驻地时更加注意，大采购总是由银行与部队及机关协调，严防货币过多冲击市场。撤离时则做好华中币的回收，不让战局动荡、敌我拉锯状态下的百姓因持有华中币而不安、吃亏。部队北撤山东时最明显，华中银行把所存物资全部抛出，回收了流通中的大量货币。首次撤离淮阴时，城区居民已基本无华中币存留。银行信贷工作，也是以民为利。1945年9月首次解放淮阴，发了10万元抗币无息贷款给贫困摊贩做生意，帮扶了商业。农贷对农民支持更大，抗币发行额第一年的50%用于农贷，春季放贷扶持包括帮农民购买种子、农具、耕牛等，秋收后可以粮还贷、抵税。1946年春一次发的农贷8000余万元，约值法币40亿，超过了蒋记江苏省政府的全省农贷数字。1948年12月再度解放淮阴，又发了500万元小本贷款给失业居民做创业资本。华中银行种种举措有利于民众恢复经济，很得民心。

在国共反复拉锯战中，老百姓渐渐把信任票投给了华中币。华中币最初只能和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建立“统一战线”，借助承认法币的主导地位，与法币挂钩流通，以1：1的兑换值确定身价。在根据地内部，也是允许法币与抗币共同流通的。严禁流通、查堵没收的仅是日伪币，这也符合抗战时期的民心。

那时我在金库工作，睡觉以金条为枕，钱垛为床脚。转移驻地行军时胸前后背背负的也是金条或钞票。点钞工作首先就是把五花八门的各类钞票分检，便于到国统区或日占区去的同志携带不同钞票。没收回来的伪币还要设法弄到日伪敌占区去换回有用物资，当时这叫“把敌币推出去”。当抗币靠自身的储备实力、经营得方、自由兑换，赢得根据地百姓认可信任后，逐步占据本位币、主币地位，国民党的法币反而成了辅币。

三、以法币为对手，开展了国共货币之战

华中银行的华中币在与敌占区市场流通中为我军采购了大量军需物资，增强了经济实力。与其它根据地银行最大的区别，就是华中银行所发货币不仅要承担区域内的买卖中介，抵制域外敌币，还要承担根据地与敌占区、国统区之间大量商品买卖、物资贸易的货币结算功能。华中根据地的区域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地处长江中下游我国经济最活跃最繁荣的地区，历来的商贸传统强、交易规模大，战争割据、政治对立阻挡不了民间商业来往；另一方面，新四军解决自身的财源特别是战时紧缺品的军需也离不开商贸，要到敌占区采购做生意。商贸规模大、外汇需要量大，华中币与域外币的比价如何确立？不同货币之间如何结算？成了大问题，考验着华中银行的经营水平。华中币紧盯法币，比值兑价由开始的1兑1、1兑5、1兑10，逐步向1兑20、30、50升进。华中币不断坚挺、升值，法币则不断贬值。

抗战结束后，法币发行过量、通货膨胀加剧出现加速之势，华中财委研究，邓克生与陈国栋、陈穆、雪寒等行长商议后，于1945年10月宣布华中币放弃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改由市场自然比价定价。国共和谈破裂后，华中银行华中币把法币视作对手币、敌币，以上海为金融主战场的“货币战”逐渐进入白炽化。我记忆犹新的三点：一是华中银行在沿江商业活跃的黄桥、靖江开办起“外汇交易所”，除了有四五个人维持市场秩序，主要是做好华中币的吞吐调剂，满足商人频繁交易需要。黄桥所1946年上半年的一天成交900万法币合20多万华中币。二是邓克生还与陈国栋、徐雪寒商议建立了由高邮经扬州、镇江到上海，由淮阴到南京、上海的两条地下通汇线，解决大宗外汇（法币）的供求与结转需要，也保障了中共驻南京、上海代表团的活动经费。三是工作量最大的 “标、折、比”业务。华中币的汇率如何挂牌标价，对根据地军民经济影响甚大。现健在的黄如之（原江苏人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回忆说，那时每天用收音机收听沪锡等地市场行情的业务量很大，收记后上报分析。忻元锡回忆说，邓克生运用所学理论原理配合朱毅、陈国栋等，在汇总好自己物资储备，监测好根据地市场供求变化，算好华中币合理币值的同时，重点紧盯上海等敌占区的物价变动，法币美元黄金比值变化，做好两种市场物价与两种货币的折算比率，确定华中币对法币的标牌价，浮动地向市场公布，作为指导市场交易，商人换汇及征粮征税的依据标准。“标、折、比”掌握好了，确保了区内经济有序不紊、军需保障不乱。这三点是共产党所有根据地银行中，具有独创特色的三个金融活动。也是针对上海金融市场，以汇率波动为手段的货币之战。既反映出当年共产党所办银行同样能适应商品货币经济活动的规律，更显示出华中根据地华中银行身居前沿阵地，隔江面对经济实力雄厚的沪宁经济带，敢于善于在国民党的行政经济心脏短兵相接，与敌争锋，以弱战强胜强。货币大战结果，一江两岸两重天，我党这边币值稳、民心安、军政经越战越强，华中币成了支持我军军事的重要保障。粟裕三次“斗胆直陈”，要求在长江以北与国民党打大仗，有条理由就是我军在华中的经济支撑力大。反观江对岸，法币垮了，后来币制改革的金圆券也不过10个月就夭折了。

四、货币战中的黄金战失利，加速了国民党军事失利政权垮台

货币大战中的黄金战，没有硝烟，却是刀光血影。谁都知道，越是战乱，越是币值动荡不稳，黄金的价值越珍贵。几乎与华中银行加紧印钞以备淮海大战的同时，1948年8月蒋介石也推出了“金圆劵”币值改革，想放弃摇摇欲坠的法币。在鼓吹 “金圆券”每元含金量达0.22217克黄金、欺骗社会的同时，还杀气腾腾地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特别强调“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强行收刮民间黄金。蒋经国还约请了上海工商巨头李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刘鸿生（大中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等人谈话，软中带硬，逼迫他们交出金银美元。同时拿孙科系的王春哲（林王公司总经理）、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等人开刀，处以极刑。后来，刀子涉向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鸿兴证券）、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米业公会理事长）、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扬子公司）时，顶层矛盾激化，砍不下去了。反腐戡建总队突然解散，蒋经国的“打虎”，不了了之。 “金圆券币改革”数月，国民党政府究竟搜刮了多少黄金，后来带到台湾多少黄金，现已成了学术探讨的课题，这场闹剧以失败告终。从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两种货币在民心军心中的胜负也可看出，胜负已不止在军事战场。当我军打下淮阴城时，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堆着成捆成堆的法币新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政府的币值，军官发薪津只认金条、美元，拒领法币。战后遣散俘虏发放路费，回乡国民党士兵除了银元，竟然也是宁要华中币而不要法币。

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