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卢振华，原名卢文友，祖籍广东梅县。1927年出生于马来亚，后侨居泰国南部。1940年回国，1946年8月参加新四军，历任战士、宣传员、文化教员、文工队分队长。1949年底调入空军航校学习机务专业，历任特设主任、机务主任、工程机务部长，雷达、飞机制造总厂军代表、军械库主任等职。在战争年代曾三次战伤，两次工伤，参加过数十次战役。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四等功三次。

一、海外游子的爱国情怀

1927年农历五月初六，我出生在马来亚吉亚打州马坑镇祖父的一个橡胶园里。还在襁褓中时，父亲就带全家到泰国边境一个小县城——勿洞，申请开辟荒山，把马来亚种植橡胶树的技术带到泰国去。

父亲非常重视华文教育，建了一所华文学校，从中国请了私塾老师到学校教学，当地的华人子弟都在那儿读书。中国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侵华脚步加快，入侵上海，还不断吞噬华北。这些情况在海外的华人当中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各地开展了抗日游行、抵制日货运动。

父亲不愿意我读泰文，七七事变前，就让我回到马来亚槟城去读中文。我在槟城读的是华文学校，这个学校的教师非常爱国，我从三年级读到五年级。七七事变后中国山河沦陷，对我们是很大的冲击。当时周恩来同志作为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组织许多人到海外进行抗日宣传，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派武汉合唱团到马来亚演出，看演出的人都很受触动，尽己所能捐钱捐物。很多人在现场就将身上带着的项链、戒指、耳环都捐献了，筹集来的钱全捐献给祖国去打日本鬼子。由于从小受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我萌生了报效祖国的责任感。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要回中国的头天晚上，妈妈很舍不得我走，煮一顿咖喱饭给我吃。叫我的小名说，文友啊，你回中国去很苦啊，你那么小的年纪能受得了吗？我那时只有13岁。我说，妈妈，我再苦总比中国人让日本人烧杀抢掠要好得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中国人，我的每一滴血都要流到国土上。几十年以后，弟弟写信告诉我，妈妈经常念叨这句话。

1940年12月16日，我和舅父一起在槟城上船，一路艰辛奔波， 1941年的1月5号，总算返回祖国，回到了我的老家广东梅县。

二、受骗、被抓丁三进国民党军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一切经济来源都断了，失学回到农村老家种农田，学放木排、烧炭，生活很困难。我想还是出去找事做吧，给家里省一个人的口粮。

1943年10月，我只身到梅县县城去寻找工作，结果被国民党抓了壮丁。1944年元旦，我在国民党军队中被人陷害关了禁闭。由于目睹国民党兵欺负和残害老百姓，不想再在这样的军队服役，一天寻机逃跑了。

1944年8月的一天，伪保长带人来抓逃兵，将我送到韶关，关在曲江县看守所。后来又被送到十二集团军军法处看守所，在那关了一个多月，然后交军事法庭审判，判我五年徒刑。之后我又逃跑，又被抓。

1946年7月，解放战争已经爆发，国民党准备把新四军从苏北赶出去。8月15日，我们接到命令要过江朝如皋的方向走，去“围剿”新四军。日本投降了，又要打内战，我想不通。于是，下决心要离开国民党军。

1947年8月苏中七战七捷的第七仗开始了，仗打得很激烈。我认为是逃跑的好机会，在玉米地里躲了两天后，遇到一个伤兵，我就跟他商量，让他说，我是送他去后方治疗的。没想到在路上，我们遇见新四军二师五旅部队，他们动员我说，你留下，在我们这儿干吧。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部队，就没吭气。结果一个排长（他是从国民党七军俘虏过来的）开导我，你啊不能走了，不然出去随时会被抓去继续打仗，为国民党卖命，不值得。参加新四军可以为人民当兵打仗。后来看到这支部队官兵平等，战斗间隙排长主动给战士理发，关心、爱护战士，我思量了一下，决心留下来参加新四军。于是，在1946年8月底，我留在了新四军二师五旅十四团三营机炮连，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回想这三年里，我三进三出国民党部队，除有一个多月接受军事训练，增加了一些军事常识，其他就是卖苦力、体罚、军法从事、拘押、坐牢。不平等、不民主的官兵关系。和人民军队相比，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两种社会两个世界，两个军队两重天，从而有了人生感悟，较快地接受了新事物，有了正确的信仰。

三、参加新四军经受战火考验

参加新四军后，我们五旅去攻打海安。当时国民党的七十四师协助原驻淮南的国民党军向东进攻淮阴，南边有国民党的整编二十五师、八十三师沿着运河向北攻击淮阴。淮阴当时是华中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形势十分危急。我们攻打了两天海安，没有打下来，接到命令部队立即撤下来，转到东台，参加保卫淮阴之战。

在淮阴作战时，我负伤下来，要到医院去疗伤，因为战乱找不到收容站，我又乘船原路返回东台。路过华中军区特务团的时候，他们说，反正你伤也不重，我们这儿有卫生员，你就留下来吧。这样，我就到了华中军区的特务团二营五连当战士。特务团实际就是华中野战军司令部警卫团，担任机关警卫任务，另外哪里急需，就把这个团拉去增援。

在特务团期间，我参加了1946年9月底第一次守卫涟水的战斗，我军消灭了国民党军9000多人。第一次守涟水战斗结束，国民党七十四师把部队撤回到淮阴。在这个空档期，军区派我们特务团驻守涟水。此时已是10月初，敌人的死尸没有人收，都在河滩上，白天看着黑压压一片，入夜就听到许多禽鸟争食的吵叫声，整条河都是，叽里呱啦的乱叫。我那时候年轻，加上在家时常听老人讲些“野鬼冤魂”的故事，轮到我站岗时，想起就有些害怕，特别是害怕敌人过来摸哨。一天半夜，轮到我站岗，看到有动静以为是摸哨的，立即开枪，枪声将连里排长、连长都惊醒了，以为有什么敌情，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猪，虚惊一场。指导员对我说，你是警惕有余，沉着不足啊，接受教训继续站岗。指导员的两句话，对我这个新兵来说，既是批评，又提出问题的症结。它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说服、教育的原则，是当时连队的政治生活、官兵关系的真实写照。我想，这件事要是发生在国民党部队，后果不知如何呀。

四、莱芜战役中负伤

经过解放战争的苏中、宿北、鲁南战役以后，国民党的部队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当时我华东部队的指挥中心在临沂，国民党想采取南北夹击的办法把华东部队消灭在鲁中南。这时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员是粟裕，他根据战况判断，决定放弃南路打北路。我们的部队当时驻在郯城，接到命令向北行动，部队一律轻装急行军。

1947年2月13号出发，正好下雪，一路都是冰天雪地。我们三四天走了两三百公里，到达莱芜地区。当时天还没亮，立即赶筑工事。下午三点左右接到命令，莱芜战役开始了。国民党济南剿匪指挥部的副司令李仙洲，统一指挥四十六军、七十三军、十二军，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钻进了我们的大包围圈。十二军三个师从青州方向过来，第一个师刚出青州，就被我们九纵、八纵一天内消灭了。

这次战役，消灭了国民党7个师，抓了他一个副司令，2月23日战斗结束。我在这次战斗中负伤，战斗一结束住进了医院。

此次战斗中，我们部队要对付的是四十六军，广西部队，两广人多。我是广东人，会讲广东话，就被派去当政治战士，到前线去喊话，动摇敌人的军心。我们三点多钟接到命令，轻装跑步将近30公里，来到一个山脚下。山顶上是国民党的四十六军。天一黑，我们部队就发起进攻，大家往上冲，我冲在最前头，边冲边喊话。

我们冲到山顶后发现，对面那座山上敌人架了机枪往这边扫射。我冲上山的时候，突然感觉脚好像叫人家拽了一下，是一发子弹把我腿打穿了，鲜血直流。我随战友们一起攻到敌人的临时碉堡前，隐蔽在梯田的田埂底下。碉堡里的国民党兵扔出好多手榴弹，我一边喊话一边将丢出来的手榴弹抓起来往山下甩。最后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同班的战士拿来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伤口，突然一枚手榴弹在我身边不远处爆炸了，又是两大块弹片分别从我大腿和小腿插进去。这次伤口很深，完全走不了，我就在原地喊话。当时，我眼睁睁看着我们同班的三个战士，史开初、叶天（江西人）、邓涛（湖南人）牺牲了。

五、住院时心系战场

战斗结束后担架队把我抬下去，送到野战第五医院立即手术。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开刀的部分都恢复了，只有一个伤口，皮肤始终没长拢。当时孟良崮战役打响了，正好我所在的部队从医院经过，我就着急出院，返回部队。回去后伤口还流血水，指导员又把我送回医院，这次是到华东第八野战医院。医生比较胆大，在我伤口处擦一点碘酒，拿剪子把那块腐肉咔嚓一刀剪掉，再上一点消炎粉包扎起来，结果伤口还真愈合了。

我在第八医院住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为此我还立了功。当时国民党第七十四师受伤的俘虏兵好多也被送到这个医院，他们许多人不服气，认为共产党算什么部队，打的是滑头仗，如果是正面摆开打，肯定你们要输。我是有资格教育他们的，因为我了解国民党部队。我就说，不要傻了，你们从本质上就错了。我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他们讲道理，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也有些顽固分子，思想没有转过来。当时国民党的侦察机成天飞，每天午后，我发现有几个七十四师的兵，拿着小镜子，跑到外面晒太阳，不时往飞过的侦察机上照。等这些侦察机飞走后，国民党轰炸机就来我们附近扔炸弹。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队长，说这几个兵可能有问题。医院就派人注意这几个人，发现还真的有问题，把他们押送到保卫部门去处理了。

我在八院住到伤口恢复好后，就被送到商河县的荣军学校，在那住了三个月。伤员们康复后想回部队，荣军学校就组织了二三百人的荣归营，从渤海军区经过高唐、聊城，再过黄河，到鲁西南那儿等了几天。正巧我们的部队从确山，平汉线移到鲁西南，我们就又回到了四纵。四纵有一个特务营，营里都是老同志、残废军人，部队不忍心把这些同志分到战斗部队，就留在纵队部，把原来特务营和我们荣归营合起来编成四纵特务团。1947年的12月，我回四纵后就到特务团二营营部当宣传员，也算开始当干部了。宣传员的任务是写快报，哪一个野战军在哪打了仗，部队通知下来了，我就赶紧写稿发给各个连去宣传。还有个任务就是行军时负责找向导，当时我找的向导算是最多的。

1948年初，我们在濮阳地区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经过我军宗旨的学习，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进步。入夏过黄河，部队参加豫东战役，攻克了开封，消灭了区寿年兵团，打残了黄百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期间，我被飞机炸弹炸倒的房屋压伤，但不严重。那时思想觉悟高，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而没有声张。

六、血战淮海

淮海战役之前上级部署准备攻济打援。进攻济南的是其他部队，我们的任务是打援，其位置在徐州的西北面，金乡鱼台这个地方。我们修筑了工事守备，结果国民党没敢来增援，于是仗没有打成。

济南战役结束后，解放军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解放区的面积、部队的活动范围都大了很多，走到哪儿都是解放区，后方人民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我们接到命令穿过微山湖，到兖州去休整。微山湖的面积很宽，底下都是水草，我们始终是在齐肚脐深的水里行军，这是从来没遇到过的。向导带着我们走了一整夜才走过水网地带，过了济宁，就到了兖州。这时我从四纵的特务团二营调到十二师三十六团二营。我们连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一住下来就按政治处的要求，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

兖州整训到11月初，我们又接到新任务，向东南行进。走了三天三夜，11月6日半夜，淮海战役打响。那天晚上副营长带着我（我当时在五连当文化教员），进了运河东面一个村庄。我们营进村西头，国民党黄百韬的部队在村东头（他们本来住在新安镇，后接到命令要撤到运河以西向徐州靠拢），双方进到村中间一问，口令不对就开打。一打，敌人就到处逃窜。我们冲过去，国民党兵全部退却，我们就沿着运河向南追。

当时，我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带一个担架排，运送伤员；二是带司务长和炊事班，做饭，往前送，将连队的背包集中起来，统一运到村庄保管；三是将俘虏的国民党兵中，不能补充进部队的人员往后送。

我们部队从铁路桥过了运河，就一路向前打，一个晚上占一两个村庄，没有停。但白天一般不打，因为白天敌人飞机轰炸，炮火比较猛烈，因此都是晚上战斗。部队占领了村庄，白天我就带着炊事班做饭、送饭，战斗部队将在村庄抓到的俘虏就交给我往后送，我从中选几个身强力壮的补充到担架排里去。一天半夜，来了一个通知，说把我调到师部去，要求天亮前赶到师政治部报到。接到通知后，我到前沿阵地去报告我们的代理连长，他说知道这个事，你去吧。我顺便问他，连里还有多少人？他说，包括你在内，一共还有13人。自从在运河东那天晚上开始打仗，连里是155个人，现在牺牲了60几个，负伤了70几个，现在还是6个班。我把老一点的通信员、炊事员统统都补到班里去当正副班长，现在这六个班，正副班长还是战前的，其他人就是帽子换了，衣服都没有换，全部是即俘即补，仍然坚持战斗，因为战斗任务还没有结束！

我们指导员姓徐，是苏北东台县一个乡的支部书记，他是在濮阳三查三整时，带了一大批苏北的青年参军补充到部队的。在那一场战斗中他牺牲了。当时我们连只剩下一排长代理连长，二排长牺牲了，三排长调到其他部队，因为别的部队伤亡比我们还大。我们就是一个代理连长，带着一个连在那儿坚持战斗。

七、在文工队入党

离开阵地，我即赶去师政治部，因为那个村庄靠北，在运河边，大概有七八公里。我一路走、一路问，沿途看到都是送伤兵的、押俘虏的……走到师政治部天都亮了，宣传科长姚鼐接待我。他说，我们现在接收了两个国民党的文工团，一个是唱京戏的，一个是演话剧的，编成一个文工队，这些艺术家、学生，没人能管，你们有一点文化，是文化教员，一个团抽两个负责领导和改造他们，为我们部队服务。

文工队正式组建后，我们先组织他们学习，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转变观念。作风一下很难改，他们都是些文人，话剧团的演员年纪都很大了，感觉有点像父亲的年龄，演京剧的也比较老，我们主要先解决他们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参加革命后，我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为有海外关系，一直没有被接受。如今我是文工队分队长，文工队部分同志是从国民党剧团里过来的，我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很快融入到革命队伍里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都表现得很不错，我感觉我的影响力起了一定作用。文工队的人都有文化，我们队长在香港出生，中山大学毕业，文化程度比较高，也比较有水平，他知道华人出外谋生，绝大多数是穷苦人，比较理解我的家庭出身。加上我在文工队表现确实不错，又经受住了解放战争战火的考验，因此在文工队不到半年，我就被吸收入党了。

八、目睹淮海战役国民党的狼狈相

1948年11月22日，国民党的黄百韬兵团被消灭了，我们部队住下来整训，补充兵员。大约一个星期后，徐州的杜聿明就动摇了，11月29日，带着三个兵团和他所谓的剿总司令部，约40多万人开始撤退，我们30号追击从徐州逃跑的国民党三个兵团。后来杜聿明带着三个兵团走到了永城，他选择的路线是向西南逃，想跟黄维的部队会合。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部队的士气非常高，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很快就把这三四十万人分割包围在永城陈官庄为中心的一块儿地方。东西约有十多公里，南北大概也有十多公里。黄维兵团离这只有六七十公里，二野的部队担负阻击任务，挡住了黄维兵团。华东部队又抽了五个纵队与二野一起消灭黄维兵团。这就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刘邓部队打的，华东部队派了五个纵队去协助，前后打了二十多天，消灭了黄维兵团。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部，中央军委通知，围而不打，给国民党傅作义一个幻想，围而不歼。这段时间大概有一个多月，天下着很大的雪。

国民党几十万人被围在那么一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工事，也没有吃的，因为天冷，很多老百姓的衣服都被国民党军脱去，只留下短裤、背心，大雪天，冻的直哆嗦。当时我们文工队也被派到前线的各个部队，遇见出来的人哭哭啼啼下跪，我们就把国民党空投包装食物的麻包发给他们，很多年轻的女孩也是用麻包一裹。当时国民党要脱老百姓的衣服，我是亲眼看到的，拿着枪逼着让脱，简直太没人性了。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以后，国民党的部队中，杜聿明三个兵团被包围在里头，孙元良兵团基本上被消灭了。到1949年的1月6日，北京和平谈判已经有了眉目，这个时候发动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从1月6日早上开始，到1月10日早上结束。打了三天三夜，国民党杜聿明带的三个兵团全部在陈官庄被我们消灭了，总数大概接近30万。加上黄维的12万、黄百韬的12万，加起来就是55万5千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时我所在的四纵，在淮海战役中消灭国民党部队72800多人，其消灭敌人的人数是我们四纵部队的两倍多。不但如此，还俘虏了杜聿明，7万多人里有44位将军。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们部队就向南挺进。1949年2月1日，中央军委统一编制，将部队编为一野、二野、三野、四野，华北的部队编为中央直属部队。我们三野也进行了整编、学习。特别是贯彻毛主席提出来的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后来我们部队解放上海，在执行任务中严格遵守部队纪律，不入民居，睡在大街上都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

九、渡江战役立功

1949年4月20日晚上，因为国共谈判正式破裂了，中央军委下命令开始渡江。这时，我在二十三军六十九师文工队工作。六十九师是第一批过江的部队，我们文工队也随作战部队一起乘船渡江。过了江一看，前面那些作战部队坐的船还在岸边没有退出来，密密麻麻的一片。为了争取时间，我们的船不能等他们开走了再靠岸。于是，在船离岸边还有十多米时，就下船涉水走上去。我还救了一位姓苏的女同志，渡江战役总结时，还给我评了一个小功。

我们文工队过了江上岸一看，国民党军在南岸江边的工事基本都叫我们炮兵摧毁了，所以我们师渡江只伤亡200多人，付出的代价比较小。

我们渡江后就到了常州的奔牛镇，从那里一直插到溧水，这是京杭国道中间一个县，南京到杭州的公路要经过这里，我们部队一到就占领了溧水。那时国民党部队战斗力已经很差了，可以说这期间仗打得不多，就是一路狂追，一路抓俘虏、缴物资。

我们文工队当时的任务很重，卡车把战利品拉到一个中学的大操场堆好，让我们去清点造册登记，不分昼夜地干，大家非常劳累。师政治部梁主任看到这种情况就说，同志们辛苦了，其他的物资不能动，香肠、板鸭等食品，你们可以晚上用来煮夜餐。就这样，我们清点了三天物资，一直到地方干部来了，移交给他们去处理，我们又接受新任务去追击敌人。

部队从溧水沿着京杭国道一直追到杭州，我们是5月2号晚上进入杭州的。在我们前面的野战部队一直追到舟山、宁波，我们23军负责接收杭州。杭州解放半个月后，文工队又接到命令，我们军要参加解放上海。部队经过乍浦、平湖到松江，从西面进攻上海。我们六十七师，是从苏州河攻到四川北路，四川北路就是国民党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我们就从那里打进去的，5月23日解放了上海。

上海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约16万人。汤恩伯曾吹嘘上海要守半年，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星期，就把他的主力部队都消灭了。剩下的一部分撤退到军舰上，从吴淞口跑到舟山去了。5月27号我们在上海参加了一场大游行，目的是向上海人民展示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军威。

1949年11月，部队挑选一些人去参加空军建设。我们部队连我一共被选上14名，我们连夜从宁波坐车到杭州空军预科纵队。在那儿补习了8个月的文化。1950年的7月，我们又被送到长春第二航空学校去学习，踏进了空军的大门。

我在航校一年，主要学习飞机维修专业，主攻航空仪表。解放后，我就一直在空军，先后在空军航空兵十三师等单位做飞机维护、地勤保障等工作。直至离休。

  卢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