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统一指挥苏南的新四军部队，1939年11月7日，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在溧阳县水西村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江南指挥部下辖第二、第四、新六团、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新四军东进部队贯彻“向北发展、向东作战”方针，使部队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39年底，已由原来的4000余人发展到1.4万余人，并形成了跨越长江两岸进行游击战争的有利形势。

一、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的历史背景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从此日本侵华政策开始转向“扫荡”敌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随着发生变化，将重点由抗日转到反共，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局势的逆转使在江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处境变得更加险恶了。 “新四军的战绩在全国是有影响的,但在抗战新阶段到来时,存在两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一,同八路军在华北、山东开创的局面相比,新四军的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部队的发展看,八路军已增长五倍,新四军只增长一倍。抗日游击根据地,八路军已开辟了十多个,新四军却只有茅山一处。而且,项英对挺进敌后仍在犹豫迟疑。第一、二支队出发后,他把第三支队留在皖南,企图等待日军进犯浙赣时,再在黄山、天目山发展游击战争。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使新四军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异常复杂的新局面。第二,在新四军军部内,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对军长叶挺很不尊重,使叶挺感到难以工作,这个问题也必须得到妥善的解决。”[1]“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到新四军去一次,以便处理前面所说的这两个问题。”[2]

1939年2月中旬，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由重庆来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同时陪同叶挺返军部工作。周恩来在军党委会和干部大会上,分析了武汉失守后形势的持点,明确地指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南、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区域。”他强调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中的极端重要:“不仅仅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在这个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地区迅速开拓抗战的新局面,是新四军的重大责任。他说:“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周恩来鼓励新四军的干部要克服各种困难,大胆地到敌人后方去:“愈在困难的条件底下,自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我们不求在安逸的地区发展。因为安逸的地区谁也要来,谁也能够存在。我们主要地要向困难的地区发展。因为困难危险,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和工作人员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们新四军能吃苦耐劳,不伯困难。”他提出在敌后确定发展方向的三条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3]

1939年春季，陈毅指挥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已经挺进苏南，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张云逸指挥的第3支队进抵皖南长江沿线，策应苏南部队。但是，从全局看，新四军所处的战略态势仍然不利。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以后，把7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在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南昌周围的一些主要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尽管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意图是针对那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但是，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日军在南面对新四军构成了威胁。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还有日本侵略军的4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苏北敌后，国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的约10万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它（新四军)的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后是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可说是一面临敌、三面受围。它（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这个横宽约一百公里、纵深不过五十公里的狭长条带。在新的复杂局势面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4]闽浙一带是国民党统治区，在日军没有侵占浙赣闽广大地区时就向闽浙一带发展，就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变化，新四军必须冲出国民党第三战区所设置的牢笼，向东发展，向北发展。“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4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就曾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文字很简短，陈毅却从中领会到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向敌占区发展，夹江而阵，正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供应品和掠夺品的咽喉，对扼制日军有很大作用。”[5]

1939年4月，陈毅从军部返回茅山，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东进准备。“作为新四军军分会副主席、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在仅有两个团兵力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由第二团担任茅山地区游击战争的任务，抽出第六团向东路地区发展。”[6]周恩来来皖南后，蒋介石急忙派陈诚和白崇禧赶到三战区，与顾祝同得出了“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的结论，决定进一步限制江南，对付陈毅、粟裕。陈毅感到必须坚定地抓紧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接到军部的电报后，他经过反复思考，把六团团长叶飞找来当面商量。叶飞也同意东进的主意，向陈毅表示，军事上他可以保证：部队不会被消灭。叶飞的态度进一步坚定陈毅的决心，在十分慎重地考虑后，决定六团按时于翌日拂晓东进。一面电告军部请予追认。
1939年5月，叶飞、吴焜按照陈毅的部署从茅山出发，率领所部500余人，在武进戴溪桥与梅光迪、何克希的“江抗”三路会合，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由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吴焜任副总指挥。老六团化为“江抗”二路，原“三路”番号不变。六团东进后不到3个月，人枪就翻了好几倍，由东进时的不到500人发展到了5000人，武器装备大大改善，每个班有一挺轻机枪，每个支队(营)有两挺重机枪，总指挥部还建立了两个重机枪连，调出支援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的机枪近200挺。枪支弹药和经费还源源不断地往茅山和军部输送。在苏州到上海的敌寇心腹地区，六团不断打击日军，进行了攻占浒墅关，截断京沪铁路，火烧上海虹桥飞机场等惊动中外舆论的胜利战斗。分兵东进北上的第一个大步骤完全成功了。部队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扩编为五路，不仅完成了争取“人枪款”的任务，而且帮助苏南东路各地建立健全了党组织，为发动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1940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在南；陈毅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7]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到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将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8]毛泽东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9]

以叶飞为首的“江抗”东进抗日，威震淞沪地区，引起日伪恐慌，准备对苏(州)常(熟)太(仓)地区进行大“扫荡”，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蓄意制造摩擦。由于江抗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了“忠救”搜刮民财的地盘，而“忠救”的阻挠破坏又直接影响到了江抗抗日活动。8月下旬，“江抗”总指挥部决定结束东进回师，开辟澄、锡、虞边区，以便打通苏、常、太边区与镇(江)丹(阳)武(进)边区游击根据地的联系。1939年9月24日，正当“江抗”部队西返时，9月25日晨在江阴顾山遭遇忠救军袁亚承、包汉生部伏击，吴焜亲自带领战士们发起反击，袁、包率残部仓皇向山北撤离。9月27日下午，“江抗”副总指挥吴焜率二路一支队往北向江阴境内的马镇、湖塘里继续转移时，行至马镇湖塘里附近，突遭“忠救”军五支队章晓光部侧翼偷袭。吴焜率部反击，被章部冷枪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新四军决定反击顽固派作战的前夜，陈毅为顾全抗战大局，经与国民党三战区谈判双方撤兵，电令叶飞停止进攻，集结待命，并告知即日来传达军部指示。为此，陈毅赶到江抗，和叶飞等作了详谈，给干部们作了动员。11月下旬，江抗经江阴安全撤至扬中，与管文蔚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开始整训，准备北渡。这就在东进北上的斗争中又一次争得了主动。老六团东进之初，陈毅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发展人、枪、款，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半年间，人、枪、款已大大发展，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也已初步开创出来。为了向北发展争取华中，陈毅决定实行战略转兵；把江抗的主力撤出江南的东路，转用到苏北去，这是争取苏北、争取华中的战略性措施。

二、   郭村保卫战奏响了东进序曲

1940年3月21日至29日，新四军第五支队以保卫半塔集为中心，同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部队进行了一场反摩擦战斗，共歼敌3000余人。3月23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同志电令苏中挺进纵队兼程前进，增援半塔集。叶飞同志率部队从苏中吴桥地区出发，西渡运河，越天扬公路，昼夜兼程，边打边进，沿路消灭了日军、伪军和顽军、忠义救国军一千多人，于26日到达皖东地区。韩顽主力溃逃三河以北，津浦路东的土顽被全部消灭，敌顽政权被一扫而光。这次战役，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在遭敌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打守备战的经验。“为部队以后作战提供了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坚守待援的范例。”[10]

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我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建立。很短时间半塔保卫战纪念碑内，我军即在宝山、盱眙、来安、天长、六合、高邮、仪征、高宝等八县建立了民主政权。接着，依托淮南根据地，向西防御，向东发晨，开辟了淮宝，支援了苏北，对发展和巩固华中敌后根据地，为实现党中央从华北到江南打成一片的方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半塔集战斗使国共关系越来越紧张。3月28日，蒋介石发布“密令”，责成各军“剿办”苏、鲁、皖、豫边的八路军、新四军，内有着“韩（指韩德勤）兼副总司令，先肃清运河以东”的新四军各部，尔后与“李（指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新四军“压迫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蒋介石还密示机宜：“或将其向倭寇较多之地区压迫”。就是说，要造成与日军共同夹击新四军的态势。
　　4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项英：如顽军大举进攻皖南、苏南，军部与皖南部队向陈毅靠拢为有利。4月10日，项英立即复电中央，表示：军部北上江北和东移苏南都困难，他决心还击顽军的进攻。在这段时间内，项英一方面和中央密切电报联系，要求把叶飞部或叶、张两部南调，另一方面和国民党三战区谈判。袁国平在与三战区谈判中试探提出新四军军部率部东移苏南的问题，三战区顾祝同竟表示同意。项英即在4月18日向中央表示：军部和皖南主力可移苏南郎溪一带与陈毅靠拢。但事后未见行动。4月21日，陈毅与粟裕及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罗忠毅、中共苏皖区委书记邓仲铭4人联名向中央直接发出第一份电报，建议：把皖南军部及主力移到苏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向“淞、沪、杭”并“浙西”发展以及“渡江至海门、启东”。但同时，陈毅等也建议把叶、张二部调回苏南。因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坚持发展苏北，陈毅于4月24日又电中央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坚持华中发展苏北的计划，叶飞部不调江南开回苏北。5月4日，中央发电表示同意。叶飞部乃于5月中旬回到大桥、吴家桥地区。5月2日，陈、粟再次致电中央建议把皖南主力集中苏南，并指出；“历史上多次长征损失均大，皖南部队不宜于顽军进攻时长征闽浙。”[11]
　　1940年5月4日，中央同意陈毅意见令叶飞部开回苏北，还再次表示同意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东移苏南，指出一、二、三支队主力的发展方向应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后，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这一天，毛泽东拟稿，由中央政治局向东南局、军分会、项英、陈毅，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极为重要的指示，即“五四指示”。[12] “五四指示”说：“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13]“五四指示”批评了“江南特殊”和统一于国民党的政令军令的错误观点。
　　陈毅在5月17日、19日、27日，又三次报中央和项英，促请军部及皖南主力速移苏南。中央也于5月26日致电项英、陈毅并刘少奇、张云逸，表示同意陈毅5月17日电所说的新部署，再次明确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在商讨皖南军部和主力速移苏南的同时，刘少奇主张八路军南下部队向东南和四、五支队及陈毅所部一同解决苏北问题。从1939年12月起他就致电中央明确华中“大有发展希望的地方是在江苏北部”，要以此为“我们的突击方向”[14]。
　　中央支持刘少奇的主张。从1940年3月14日至3月31日，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多次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及华北、中原、东南等中央局、山东分局，指出国民党顽固派武装摩擦中心将移到华中，华中是敌、顽、我必争之地，华中发展方向是向东，催促八路军南下增援。4月1日，中央军委致电上述各负责人及各中央局，提出“八路军以4至5万人分三期南下华中的计划”，南下的最后一个目的地是“苏北扬州附近”。5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致电彭雪枫、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德怀、刘少奇，指出“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15]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此时，苏北情况已十分紧张，韩德勤正挑唆两李向叶飞部发动大举进攻，韩并答应以保安第三旅配合。战端一开，叶飞部孤军作战，而苏北国民党部队就将逐步形成韩德勤亟望的反共大联合。同时，江南冷欣的部队正向陈毅部步步进逼。而军部东移仍未见行动。6月4日，陈毅请中央再次电促项英。6月12日，项英却报中央并告陈毅，说顽方正积极作军事准备，布置与增调军队，很可能在军部东移时借词进攻。东移路经地带在两河之间，作战极不利。所以目前只能待机移动。很明显，东移的事又“黄”了。6月10日陈毅已向中央报告：冷欣部队对我江南指挥部形成大包围，苏南我力量不足不能突破，决心北移，到京沪线大举肃清敌伪势力，然后决定今后动向。接到项英12日电报后，陈毅终于明白了：八路军南下苏北既不是短期内能实现，军部东移苏南也十分渺茫。陈毅下决心了。6月15日，他向中央和项英、刘少奇发出电报：“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既然陈毅在苏北的部队无法南调，“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16]
　　陈毅的这一断然的抉择十分重要，它对此后打开苏北抗战局面，争取整个华中带有决定性的意义。陈毅发此电的时候，北移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都已准备就绪。为缓和一下紧张局势，也为了放松一下冷欣的警惕，以便各部能尽量在没有顽固派的纠缠下及时开动，陈毅专门派粟裕率战地服务团的演剧队前去冷欣的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部作了一次慰问演出。茅山这儿的布置，留下了新三团和新四团两个团的主力，并成立了一个新的江南指挥部，留在江南的各后方机关和医院等，分批搬入茅山腹地，也都已经妥当。对根据地的群众，已分别作了说明。北移的路线已经勘定，并已派罗忠毅到江边准备渡江工具。6月15日电报发出，各部即已按指定路线开始行动了。这时，江北来了急电，两李已派10倍于挺纵的兵力包围了挺纵驻地郭村，局势千钧一发。陈毅接报大惊。陈毅立即决定轻舟简从，星夜先行。

１９４０年５月，陈毅派叶飞过江到扬州附近的郭村建立据点。郭村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管辖的地盘，他当然不允许新四军进驻郭村。早在叶飞到来前，陈毅为团结李明扬、李长江抗日，曾到泰州与二李见面，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新四军暂借郭村。韩德勤命令李长江率领13个团进攻郭村。陈毅曾对叶飞交代，二李是中间势力，同韩德勤有区别，是我们团结的对象。韩德勤如果派二李出兵干涉，只能说服，万万不可动武。当李长江打上门后，叶飞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赴泰州谈判。李长江拒绝谈判，铁了心要打。叶飞正考虑能不能还击时，接到了陈毅“不可在郭村御敌”的电报。叶飞权衡再三，认为这一仗关系到新四军在苏北能否立足和发展，如果不打，新四军就无法打开挺进苏北的缺口，打就必须打赢。他在作战会上说：“陈司令员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他不在这里，而且他只到过吴家桥，没有到过郭村，不了解这里的地形、群众条件和敌情。共产党讲话办事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们前线指挥员最了解情况，要敢于独立负责，这才是真正对陈司令员负责！对党负责！”会上，叶飞作出惊人的独立作战、还击敌人的决定。他指挥一个多团的兵力，粉碎了李长江指挥的１３个团的进攻。从此，新四军在苏北打出了威风，站稳了脚跟。“由于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了中间势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以及尔后的反为斗争胜利创造了条件。”[17]

1940年6月28日夜，陈毅由扬中渡过长江，便打算连夜赶去郭村，制止两李部队的进攻。但是苏北迎接人员惠浴宇等告诉陈毅，两李部队10多个支队（相当于团）已于28日凌晨开始，在保三旅从北面配合之下，包围并猛攻郭村。陈毅只得退据长江中的新老洲，立即写信给粟裕，“速派主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渡江支援”，又写信给两李，劝说他们悬崖勒马，停火言和。不久以前，陈毅曾电报指示挺纵：苏北形势的特点是我在敌、顽、两李三方包围之中，我力量较弱尚未准备，如遭到三面进攻则必然失败，目前应积极与两李亲善。　　陈毅在6月下旬还曾三次急电叶飞，要他避免与两李作战，必要时可退回大桥地区或扬中。但叶飞坚持要在郭村迎击两李及韩军的进攻。　　　　

在两李部队建制下的由共产党员王澄、姚力等领导的五支队四大队掉转枪口协同挺纵作战；陈玉生支队也在挺纵四团接应下一同回师逼近两李部队侧后。于是，两李部队在三次总攻失败之后，被迫全线退却至塘头一线。保三旅在苏皖支队反击下也北逃10余里。郭村解围。
　　陈毅于7月3日进郭村。陈毅在欢迎大会上热情表扬了挺纵和苏皖支队的英勇顽强。陈毅面临着新的决策。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四、五支队及江南部队都未及赶到可以投入战役配合的位置。面对韩、李联合进攻，挺纵和苏皖支队只能独立作战。即使江南增援部队到达，陈毅也认为把韩德勤和两李逼到一处打是不策略的。陈毅对领导干部说：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我们要实现发展苏北的战略目标，非打败韩德勤的进攻不可，要打败韩德勤，非争取两李等部队中立不可。现在我们和两李打了一仗，但是两李与韩德勤的矛盾还存在，还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如何争取呢？一不做二不休，既打了，就要打出威风。在郭村胜利很好的基础上再加一层，再歼灭他一些部队，坚决打下塘头。塘头大米多，税收富，塘头还控制着我们东进要经过的两条大河。打他，是让他知道反共摩擦要吃大亏，使他们今后不敢轻视，可是绝对不准打进泰州。你一进泰州他就跑到韩德勤那里去了。我们有力量拿下泰州而不要，才见得我们是真心团结。
　　陈毅的决策得到大家一致赞成。7月4日挺纵攻克塘头；苏皖支队打迂回，部队直打到距泰州城7里的面粉厂，但不进泰州。李长江已准备弃城东逃，李明扬在兴化韩德勤处进退维谷，得知新四军在可以轻取泰州的情况下临城不入，乃大喜过望。复经陈毅致书争取，两李政治态度有所变化。陈毅电告中共中央：“虽省韩派兵并接济两李炮弹，鼓励两李再打，两李已觉悟不受其利用，认清我们不攻击泰州符合中央七七宣言。”[18]对两李的谈判又一次体现了陈毅统战工作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新四军和平条件宽厚：送还全部2000余名战俘及大部枪支，并归还原属两李防区的郭村、塘头等地；只要求两李让路助其东进。陈毅和刘少奇一起向中共中央呼吁八路军等部队的迅速开拔增援，一方面“作独立应战的布置”。陈毅还是力争“求得局部和缓。”他了解两李对于和新四军再次开战，对于过份依靠韩，实际上都有顾虑，因此只要争取得当，完全可以扭转。陈毅、粟裕经慎重研究，向两李投下一着高棋：表示在全军东进以后，将把每月能收税5万元的吴家桥一带根据地让给两李。吴家桥地区是新四军四、五支队东援的必经之路，放弃了就与五支队隔离了一段路，不能策应渡运河东援的部队。陈、粟的决心放弃吴家桥，正可说明他们即在此时已看到八路军与四、五支队远道驰援的困难，更多地把胜利的希望放在集中本身全力、独立歼顽敌的基点上。这一军事思想，对于后来的黄桥决战，至关重要。　　

三、   黄桥决战打开了苏北抗战局面

陈毅、粟裕率部到达苏北后，得到刘少奇的大力支持。5年以后，陈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发言中诚挚他说：“刘少奇（胡服）同志代表中央南下，到华中执行毛主席的主张时……做了两件主要的事情，对全局解决了重大的问题。一件事是进行了反摩擦，号召新四军及全党进行了自卫战争，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这是一个重大的关键。”[19]在华中的战略突击方向上，也是刘少奇坚决主张首先向东发展，突击苏北，才帮助中央下此决心，这也是苏北问题得以“顺利解决的重要保证”。[20]
　　黄桥地区是泰具、泰兴、靖江、如皋等县的中心点，以此为中枢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敌占区挺进，北可与八路军对进打成一片。控制了这一带，还可与江南部队策应。周围数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税收充盈，新四军得此基地，抗战事业便可大大发展，远胜在两李肘腋之下狭窄难伸的郭村、吴家桥地区。

7月14日，陈毅电报报告军部转中共中央及重庆周恩来处：决定整顿一星期即向东挺进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当时，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指挥。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9个团。一纵以叶飞为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一、四、五团；二纵以王必成为司令员，刘培善为政委，下辖二、六、九团；三纵以陶勇为司令员，刘先胜为政委，下辖三、七、八团。新四军东进部队的主力已高度集中于苏北，陈毅长久以来念念不忘的中共中央的意图——沿江向敌后发展直到海边，有实现的条件了。
　　1940年7月25日，陈毅率部东进。经过两李防区时，两李部队如约让路，朝天鸣枪。对于与日、伪军勾结的何克谦就不同了。新四军迂回包抄，追击突破。28日一夜激战，歼其主力2000人，促使其两个团反正。29日凌晨，黄桥解放。
　　7月30日，毛、朱、王致电胡、陈、彭、黄、叶、项，表示同意胡服（刘少奇）对苏北战略问题的意见和陈毅争取两李的策略。这样，要开拓华中抗战的局面，苏北以及皖北、皖东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应首先集力对付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准备在他大举进犯时一举驱逐或歼灭之。这样，陈毅让出郭村、吴家桥等地，与两李协议，东进黄桥，便在原则上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肯定。8月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的身分致电陈毅并报毛、朱、王：“苏北各部队（按：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东援时的四、五支队）将来由你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21]对于兵力的调动与布置，陈毅向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建议八路军和新四军五支队迅速推进到运河以东。陈毅又表示：“另一方面，我们亦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22]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对共产党暂作缓和。对新四军3路进攻也有变化：因陈、粟主力撤到了江北，苏南顽军对新四军的攻势相对减弱；在淮南则是新四军有意缓和；只有苏北韩德勤是当时唯一奉密令要坚决打到底的，就全局来说有必要维护这种全国性的暂时缓和。在这样的形势下要通过决战来歼逐韩军，对陈、粟来说就有3个很高的要求：一是必须准备在八路军及四、五支队无法及时增援时，在战役上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进行决战，9月毛、朱、王有电报：“在苏北防御战条件及地理远隔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只能作战略配合，不可能希望他们作战役配合。两军各部均应准备独立作战。各部均不向韩进攻，而于韩向我进攻时各个击破之。”这指示和陈毅一贯来“以独立作战为原则”是一致的。
　　10月3日，大雨二日后放晴，一度受阻于雨的韩军正式开进。新四军节节阻击袭扰。中路的左翼三十三师最早抵达黄桥以东，3日中午，开始炮击黄桥外围，下午，开始前哨作战。10月4日凌晨，三十三师从东面猛攻黄桥，午前11时第一次总攻被三纵击退，在黄桥城防工事外围百米一带对峙至午后1时，顽军后撤换防，准备第二次总攻。新四军首战求歼的部队独六旅却于4日下午2时许方由古溪出发经高桥向黄桥作一路纵队“旅次行军”。陈毅待其先头部队进至离黄桥五、六里处，其后尾已脱离可以依托守备的高桥镇，即令预伏在大路西侧的一、二纵队出击，从西向东横扫，将其截为数段，加以包围隔断。二纵嗣后即向分界镇迂回前进。一纵继续分割围歼独六旅，从午后4时至黄昏，将其逐部解决，旅长翁达中将自杀。一纵3000人围歼了独六旅3000人。5日上午，在一一七师主力到达黄桥外围后，李守维下令以强大炮兵火力掩护三十三师及一一七师同时猛攻黄桥，战斗一度十分激烈。八十九军不愧是主力，抵抗与反扑相当顽强。陈毅报中央和叶、项的电报中说：“空前恶战”，“攀登屋顶顽固抵抗拼刺刀七八次”，“我一、二、三、四、九各团进攻凶猛，刺死敌官兵在千名左右，敌胆始寒”。5日午夜，三十三师在二、三纵夹击下被击溃，大部被歼，余部向八十九军军部及一一七师靠拢混合。　　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中将在黑夜突围时被乱兵拥入河中淹死。新四军不顾疲劳，当即展开追击，于6日下午包围解决了麇集营溪的独六旅残部、一一七师余部共3000余人。新四军遂于七日黄昏占领海安。随后，又连下富安、安丰、东台，于10月10日与南下增援的八路军胜利会师于盐城以南白驹镇北的桥头。此役，韩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第六旅被歼12个团，连同保安旅团被歼一部，共歼顽军1.1万余人。
　　刘少奇对南下八路军及四、五支队的政治动员令中说这次决战“有伟大的决定的意义”。[23]黄桥战役胜利后，刘少奇10月8日报告中共中央说：“在敌寇汉奸与顽固派的夹击中，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打开了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24]陈毅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在八路军、新四军继续向兴化推进的同时，通过李明扬等向韩德勤提出5项和平意见：撤除对皖南等地新四军的包围；新四军停攻兴化；韩放弃反共方针，分区抗敌；改善政治；召开各方合作会议。韩德勤表示原则上同意，并托李明扬带回3项意见。后来，韩、李分别把新四军的要求电告了蒋介石。与此同时，陈毅与黄克诚10月21日在盐城会见，乃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停止进攻兴化，原地固守。
　　陈毅给中共中央发去《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系统地总结汇报了自1939年挺进苏北开始与两李等中间势力既联合又斗争的整个过程。毛、朱、王向全军转发了陈毅的报告，并说：“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25]11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叶挺抵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24日，总指挥部迁至盐城。”[26]

四、总结

陈毅在1942年写的几个重要战斗总结中认为:“在华中，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半塔的胜利是苏北胜利的先声；郭村转危为安是奠定了站稳苏北脚跟的开始。有了半塔，有了郭村，才有黄桥决战这一创建苏北根据地的大胜利。”[27]黄桥战役中，“由于陈毅把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以高超的策略思想和领导艺术，新四军在苏北地区复杂的三角斗争中，最广泛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顽固派政治上军事上都陷入了彻底的孤立，从而创造了7000余人的兵力打败3万之中的奇迹，取得了军政双胜利。11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军通报了苏北统一战线工作经验。”[28]

“黄桥自卫作战的胜利，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的会师，改变了苏北的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为进一步开展华中敌后的抗战争创建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29]“由于新四军与八路军连成一片，使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将八路军新四军分隔两地，各个击破，或限死于黄河以北的阴谋遭到破产。”[30]“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31]

　石雷

[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41页。

[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41页。

[3]《周恩来传选集》上卷，人民出版杜1980年12月出版，第102-103页。

[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42-543页。

[5]《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6]《叶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575页。

[8]《王稼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9]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10]《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11]《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12]为区别于1938年的“五四指示”，或称第二个“五四指示”。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杜1991年6月版，第753页。

[14]《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

[15]《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16]《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17]《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18]《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

[19]《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20]《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21]《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22]《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23]《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24]《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25]《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26]《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27]《叶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28]《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29]《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30]《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31]《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