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我们的母亲鲍虹（曾用名鲍家鸾、洪毅）出生

于江苏省宝应县，2018年4月16日去世，享年98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母亲在上海半工半读时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开始了解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因与同学一起建立红色读书组,办抗战墙报,为前方将士募捐而不断受到学校当局斥责、警告,被变相除名。抱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1940年，时年20岁的母亲和同在上海上高中并参加了进步的读书会的同伴孙海云叔叔、李明阿姨一起，从上海奔赴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

母亲入伍时，黄桥战役刚结束不久，战场还未打扫完，敌我双方尸横遍地，大多龇牙咧嘴，很是吓人。母亲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尸体，受到极大震撼，切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我们问母亲：你怕不怕？有没有打算回家不干了？母亲说：“一个20岁的女学生平生头一回见到这么惨烈的场景，当然害怕，但是决没有打退堂鼓的念头。”她还说，考验不断接踵而至。在抗日前线，新四军不仅生活艰苦，而且随时与危险相伴。母亲是独生女，而且还是遗腹子。寡居多年的姥姥对自己唯一的女儿自然爱如掌珠，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参加了新四军，并没有告诉姥姥。姥姥多方打听母亲的下落，不断有各种谎信传到家中，有人说，听说母亲负伤了，还有人说，母亲被打死了。我姥姥听到这些噩耗，如雷轰顶，五脏俱焚，几近崩溃。她不顾一切地找到部队上，当看到爱女还健康地活着，一把抓住母亲的手。部队首长说，如果知道是独生女，部队不会同意她参军，你就这一个女儿，带她回家吧。姥姥说：“如果是平时，我就带她回家了。现在抗日，你们也是人家的儿女，不也都在这里抗日吗，我的女儿一定要留在这里。”姥姥在部队住了一些天后，独自回家了。临走时，姥姥悄悄塞给母亲一枚金戒指，叮嘱她，如果部队太艰苦，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就把这个换成钱。当时，姥姥仅靠微薄的田租维持生计，又时常接济穷人，生活相当困难。母亲当然知道这枚金戒指的分量，但她在送走姥姥后，不待回到住处就毅然把这枚金戒指交给了部队。正是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母亲经受了锻炼和考验，1941年6月在苏北盐阜区阜宁硕集加入中国共产党。

前几年，母亲日渐衰老，精力甚差，终日闭目而坐，很少说话。一天，儿媳为逗一逗老人，故意问道：“那时国民党也抗日，你为什么不投奔国军呀？”出乎意料的是，久不讲话的老母亲睁开双眼，非常清楚地说：“他们腐败，不是真抗日！共产党是为老百姓的，我跟定共产党了！”得知此情此景，家人无不为那一代人终身不渝的信念深深震撼！

我们的父母和其他前辈一样，平时很少谈论自己的戎马生涯。我们也觉得，这些事不用急，和他们在一起还有的是时间。但自2015年年初，年高体衰的母亲插上鼻饲管后，她已不再开口说话。为追寻前辈的足迹，经过努力，我们找到与她一起参军以及当时同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的孙海云、李明等叔叔阿姨的回忆文章，对母亲和战友们参加新四军后的战斗生活有了新的了解。

李明阿姨在《春风化雨忆当年》一文中写到：

“50年前的往事,犹如永不凋谢的春花。春风春雨,重又滋润心田,平凡而又不寻常的新兵和文艺生涯,至今历历在目……

我是和孙海云、鲍虹两位不同班级的同学,一起走进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的。在戏剧副主任司徒扬的带领下,我们穿着上海学生的服饰,拎着小皮箱,来到盐城的一座大庙里,迎面送来的是一阵抒情有力的歌声,只见穿着灰色军装的男、女团员们正在练唱《渡长江》：

薄雾弥漫着江面,浪涛冲击着堤岸……

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

我被这动人的歌声和气势吸引住了。记得我们在上海住读时，时常为收音机喇叭里传来的靡靡之音感到烦扰,因而愤怒地关上窗户,而现在听到的竟然是如此振奋人心的歌声,我听得入神，以至于不知道同行者已走远了……

服务团的前身即是皖南军部服务团,团员大多是从皖南到江南,然后渡江北上的老同志,最近又吸收了一些从上海、南洋群岛等地来的新同志,约百余人,分戏剧、音乐、绘画、民运等组。老同志特别告诉我们,生活是很紧张、艰苦的,但大家都工作得很愉快,目前情况比较安定,但还要作好战斗准备……

我们这三个在上海因建立红色读书组,出抗战墙报,为前方将士募捐而不断受到学校当局斥责、警告,以至变相除名的人,当时真是受宠若惊,仿佛回到了自己母亲的身边。

开始时,生活上自然很不习惯,站队唱完了歌,老同志们笑着对我说：“走,去吃八菜一汤！”我一看,原来是八搪瓷缸饭和一大盆青菜汤,老同志们还让我吃快些,否则就吃不完了。果然,才10分钟,停止的哨子就吹响了,幸好值勤同志原谅了我,只是告诉我：战斗生活必须养成动作迅速的习惯。”

同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美术组的赵坚同志在回忆当年的文章中讲：

“组里还有一位叫洪毅（母亲参军时的别名）的同志,大约也只有20岁。她十分清秀,白皙的脸上戴着一副银丝眼镜。雨天泥泞的路上行军,不时滑倒跌跤,也不惊慌失措,仍然从容不迫,她画如其人,秀秀丽丽的。

我们服务团每天清晨6点起床,着装漱洗,早饭前都要列队唱歌,由值日打来饭菜,一圈圈地蹲在地上吃。我现在能唱的不少抗战歌曲,都是当年在服务团(及以后的三旅服务团)每天早饭前学会唱的。美术组不参加演出,都是戏剧组、音乐组的同志来上台,但我们也可参加正式的演唱。然而,每天早晨的歌则非唱不可。”

孙海云叔叔在《一封亲笔书写的介绍信》中写到：

“黄桥决战胜利以后不久，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当时苏北形势的发展令人鼓舞。就在这个时候，我和鲍虹、李明三个高中的学生，偷偷地离开了被称之为‘孤岛’的上海，提心吊胆地连夜乘上轮船，通过了日伪军的盘查，顺利地到达了苏北。我们第一次踏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看到英姿焕发的年轻的新四军哨兵，精神为之一振。在黄桥接待站受到作家吴强同志的欢迎和关照，又在东台观看了军服务团的精彩演出——《农村曲》。来到盐城以后．张崇文部长亲自到我们的住处来，嘘寒问暖，亲切交谈，还特意要炊事房添了几个菜，热情款待我们。所有这些，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好像到了崭新的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感到新鲜。

在那段刚参军的幸福日子里，最令我终身难忘的还是钟（期光）主任亲自接见我们时的情景。当时，我们完全是一身城市学生的打扮，鲍虹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我穿着乌光发亮的皮鞋，李明还烫着曲曲弯弯的头发，这些都是很显眼的，同新四军根据地人民的艰苦朴素生活是不大协调的。当听说钟主任——一位比张部长职务还高的新四军领导人，要接见我们时，大家欢欣鼓舞。一位‘小鬼’，大概是通讯员或勤务员吧，前来带路，领我们到一栋房前。刚一进门，便见一位年约30岁的新四军军人，身材比较高大，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和蔼可亲，行动敏捷，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连声说：‘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到新四军来!’用不着介绍，他肯定就是钟主任了。刹时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在问了我们的姓名、学校以及上海人民的近况以后，勉励我们向老同志学习，准备吃苦，经受战争生活的考验。他讲话的速度很快，声音宏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湖南人，讲的是平江话，只觉得有些地方听不大懂，好像外国人讲话似的，需要连估带猜，才能大体上弄清他讲话的意思。当时他征求我们愿做什么工作时，我们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想法，要求到战地服务团去。他马上说：‘好咯!好咯！我现在就给你们写介绍信。’于是，他摊开纸张，拿起毛笔。我们就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写。只见他笔走龙蛇，潇洒自如，一挥而就。他的字，别具一格，自成一体，飘逸流畅，挺拔有力，令我赞叹艳羡不已。介绍信是写给组织部长刘文学同志的。当然，那时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和职务。他看了介绍信，同样表示了对我们的热情欢迎。到了服务团以后，夏时副团长又向我们介绍说：‘我们服务团的团长是钟主任兼的!’这使我对钟主任又增添了一层亲近的感觉。

钟主任为什么对我们这三个普通的中学生表现出那样的热情和关怀？这是对我们的偏爱吗？不是！他对所有参加新四军的青年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是抱着热情欢迎的态度的。毛主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这一决定中，曾经批评：‘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钟主任就是认真地贯彻了党中央决定的精神，坚决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由于领导上的倡导，并做出了样子，所以，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广大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都很重视知识分子，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使部队增添了新的活力。钟主任曾在1985年底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据1941年10月统计，我部营职以下干部，60％多是20至25岁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队指导员则占70％，以后占到十分之八九。尊重、团结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是我部政治工作的突出特点，这对提高部队的素质，建设一支有文化的革命军队，起了极大的作用。’”

母亲和战友们的回忆，记录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代。在这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我们的母亲像无数热血青年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保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烽火中，并在战斗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成为铁军队伍里的一名光荣的女兵。

 朱宏佐 朱宏佑 朱宏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