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丁志辉生于1918年，原籍江苏无锡河埒口大丁巷人，幼时家庭贫困。1939年6月参加新四军，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医生、所长、医疗主任、院长、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军级干部。

妈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多次评模、

立功受奖，在整整41年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无私奉献，熬尽了全部心血。党和人民高度评价了她的贡献，授予她“模范干部”“模范党员”“模范医务工作者”“女同志模范”称号。1949年9月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12月作为解放军代表出席亚洲妇女代表会，1950年光荣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被选进大会主席团。1954年起，妈妈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5月12日逝世，追认为烈士。

反日寇大“扫荡”，海边“打埋伏”

1941年夏天，日寇大举“扫荡”苏中、苏北根据地。当时，妈妈刚调到苏中新四军一师二旅卫生部工作，奉命率领十几个工作人员，带着三四十名重伤病员，到黄海边“打埋伏”。大家脱掉军装，换上便衣，分散隐蔽在农民家里。她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深知工作担子繁重，既要治疗伤病员，又要应付严重敌情。只有依靠党、依靠群众，才能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任务。

由于根据地初创，群众对新四军还缺乏了解，心怀疑惧，不肯让房、借给东西。妈妈到那里后，一方面请地方工作同志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另一方面召开党支部委员会议，教育伤员和工作人员自觉遵守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关系。要求大家每天给老百姓做几件好事，如给老百姓看病、扫地、担水，轻伤员给房东看孩子等。这样老百姓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很快认识到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军民关系逐渐融洽起来了。

    在医疗组中，能看病、做手术的，只有妈妈一人。那里村落稀少，东三家、西两家，彼此相距较远，伤病员分散在二三十华里的范围内，医护人员往返看病一趟，得跑四五十华里路，有的地方还要绕过敌人的据点，工作相当艰苦和困难。每天拂晓早饭后，医疗组同志分头出发，挨家挨户给伤病员检查、治疗、发药。有时情况紧张，白天不能出去，就夜里出去。

不久，敌人对海边进行“扫荡”，妈妈和大家商量后，找来三条小船，工作人员乘船隐蔽活动，同敌人周旋。过了十几天，我军打张家灶敌据点，上级通知妈妈率医护人员上前线去，进行战场救护工作。

拂晓战斗打响，机关枪、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伤员陆续抬了下来，医疗组投入了紧张的救治工作。晌午，战斗胜利结束了。妈妈自早晨喝两碗玉米稀粥，一直在手术台前工作到月上东山，又急忙组织伤员转移。轻伤员由医务人员带走，重伤员抬进“隐蔽坟”，仅1个多小时，30多名伤员就全部分散隐蔽起来了。

    张家灶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迅速转移远去。妈妈与上级失掉了联系，伤员增加1倍多，但粮食、药品、器材没有得到补充，困难更大了。她动员大家咬紧牙关，度过暂时困难。工作人员和轻伤员喝稀饭，干饭留给重伤员吃；挖野菜、捉螃蟹，用以代粮充饥；用旧被单代绷带，纱布、棉花洗干净消毒后反复使用；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发动轻伤病员照料重伤病员；缺乏西药，就请教老中医，采摘草药，想尽办法为伤员治疗。

    熬过两个月的艰苦时光，妈妈才和部队取得联系，根据上级的指示，医疗组返回部队。这时，已有半数伤员治愈，重返前线去了。在全旅干部查党性时，妈妈被评为12个党性强的党员之一和“模范干部”。1942年5月1日，以治疗霍乱病人出色和干部团结搞得好等先进事迹，妈妈被授予“模范党员干部”的光荣称号。

整顿休养所

    新四军第三师十旅，活动在淮海地区。那里地瘠民贫，交通不便，日伪“扫荡”频繁。十旅离师部较远，又隔着敌人的封锁线，所有伤病员都留在旅里治疗。

  1943年11月，师部调妈妈、爸爸（刘德懋，新四军十旅兼淮海军分区卫生部部长）到十旅卫生部工作。妈妈曾担任过军、师卫生部休养所所长，但十旅卫生部休养所由该旅卫生部原医务主任、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任所长，故决定她去当副所长。

    妈妈到旅休养所后，立即巡视病房，看见伤员睡地铺，衣被久未洗换，屋里光线暗淡，通风条件很差，气味难闻。她了解到，所领导忙于行政事务，看护长不做临床工作，医护制度不健全，工作人员医学知识较少，医疗作风不扎实，消毒不严，检查治疗方法简单，久治不愈的患者不少。她顾不上休息，主动配合所长分析情况，制定措施，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

    在所长的领导下，她分管医疗护理工作。从改善病房条件入手，以身作则，不嫌脏，不怕累，带领群众，清扫卫生，给伤病员换洗衣服、被褥，到附近村庄借来门板、长凳，搭上病床，挂上床头牌，把病房整理得窗明几净，清洁整齐，秩序井然，病人的精神振奋。在医务工作方面，实行医护人员病室责任制，并建立查房、诊断、写病历、开处方和治疗、发药、护理，以及值班、早会等制度，建立了良好的医疗秩序。她还狠抓医护人员的业务学习，提高其业务水平，从根本上改善医护质量。同时，办起较好的化验室和手术室，从敌占区购买来药品、器材，改善了医疗条件。

    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休养所的面貌焕然一新，成功地做了几个中等手术，治疗了几个久治不愈的伤员，成为淮海区一所较好的战地医院，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1944年，我军接连打了4个胜仗，每次战斗都有成百名伤员，医护人员日夜不停地做手术，出色地治疗护理工作，很好地完成了救护任务。1945年，淮海区召开群英大会，妈妈被评为“模范医务工作者”。

在辽沈战役中救死扶伤

    1948年3月，妈妈在兴山中国医科大学学习结业，在外科理论和技术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分配到东北军区第二纵队任野战医院院长。

为落实解放全东北的战略部署，卫生部门进行了组织整编和业务技术的训练。在第二纵队野战医院，妈妈组织全体人员进行战前技术练兵。她着重抓医护技术训练，政委负责政治思想教育，副院长负责行政管理和物资供应。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和训练，模拟实战收治伤员的演习，大家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在辽沈战役中，部队主攻锦州时，野战医院设在离锦州15华里的李子屯，连续奋战6昼夜，救治伤员3000余人。锦州解放后，她率领部分医护人员，又随部队向沈阳急进，跋涉10多天，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沈阳解放后，部队稍作休整，旋即挥师入关。刚进入山海关，妈妈患了痢疾，仍一不骑马，二不坐车，坚持徒步行军。她领导的女同志班获得了“模范班”的光荣称号。

    天津解放后，妈妈组织力量，对留治的伤病员进行突击治疗。经过38天的紧张工作，在留治的800多人中，有640多人基本治愈归队，创造了最高的治疗效率。1949年“三八”妇女节，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授予她“女同志模范”称号。

为革命鞠躬尽瘁

妈妈从事医疗卫生工作40余年，为无数战士医病治疗，却很少顾及到自己的健康。战争年代，她积劳成疾。新中国成立后，虽时常感到不舒服，仍不肯花时间检查、治疗。直到1963年，她患了结石性胆囊炎，在做摘除手术时，才发现患了严重的血吸虫病。

妈妈没有被血吸虫病和肝脏的变化所吓倒，没等血吸虫病治好，又忘我的工作。那时，她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兼一部主任，经常身不离病房，每逢抢救危重病人，她必亲临现场指导，即使夜晚休息，遇有病危报告的电话，她就马上起床赶到病房去。有一次，一个农民患鼻疖肿引发败血症，住进医院，从白天一直抢救到第二天拂晓，她始终留在现场，全神贯注，寸步不离。

由于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致使妈妈的病情不断恶化，在工作、学习时，常用手顶着腹部。医院同志几次劝她住院治疗，她都以“病房有重病人，没有时间”为由，继续坚持工作。后来，总医院党委做出住院治疗的决定，妈妈只好服从住院，仅住两个月，病体尚未痊愈，又带病出院工作。

    妈妈担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时，因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身体更差了。1976年秋天，她为了消除“四人帮”的破坏结果，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到一个医院蹲点。当时她的白血球和血小板指标已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但仍坚持和医护人员同吃、同住、同工作，亲自给病人打开水、倒痰盂，坚持查病房。

    这个期间，妈妈还担任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对计划生育工作，历来抓得认真，过问具体。当她知道广州军区某部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好，就亲自前往了解情况，并请该军的领导在全军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推动全面工作的开展。对计划生育工作搞得较差的单位，就给予具体指导，提出改进措施，促使这个军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成为全军的先进单位。

妈妈的生活艰苦朴素，始终保持“大灶”的水平。1979年，她在住院期间，医生按病情给她开了标准较高的饮食，她怎么也不肯吃，总是说：“不要搞特殊化”。她从不讲究穿着，总是公家配发什么，自己就用什么，一把梳子，用了30多年，已经断了几个齿，还舍不得丢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在笔记本里写着：“我们的薪金是党和人民给的，要省吃俭用，也不要全留给孩子。他们自己有薪金，钱多了反而害了他们。节省下来的薪金，可以作为交党费和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生前将整万元的人民币交党费、整万元地支援灾区，前后捐献达25900多元。她从没向别人说过，家里也只有我爸知道这件事。

妈妈是一位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的医务工作者，她一生是南北征战，一贯以白求恩为榜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情。不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战线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女战士，更是优秀的高级干部。

      刘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