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2月6日，父亲阿英（钱杏邨）生于安徽芜湖。10岁进徽州小学，结识同学李克农并成为一生好友。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担任上海学生会《日刊》的编辑。1926年秋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回家乡和李克农等开展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初在上海和蒋光慈等组织创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1930年当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和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常委。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留在租界坚持斗争，创办抗日杂志《文献》，发表毛主席的讲话和新四军抗敌的消息；印发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等单行本；出版了《西行漫画》（即1962年再版的黄镇《长征画集》）；创作演出了《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宣扬民族气节的多幕话剧。1939年夏《文献》编辑部遭到日本宪兵和租界巡捕查抄，被迫停刊。皖南事变后，他创作了历史剧《洪宣娇》，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共的悲愤之情。

撤离“孤岛” 奔赴敌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上海“孤岛”沦陷。摆在父亲面前两条路：一是去国统区大后方；一是去敌后新四军。去新四军意味着要过动荡的游击生活，不但艰苦还时时面临风险，而且多年点滴积攒起的几万册藏书，都得忍痛舍弃。在这关键时刻，父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毅然选择了后者。

1941年年底，通过地下党的安排，我们全家分两批渡江来到了苏中新四军一师一旅，得到副师长兼旅长叶飞同志热情的欢迎，并留父亲在服务团帮助开展文艺工作。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父亲和同志们一样，睡稻草，吃杂粮，天天行军。在简陋的农村教室里，他热心地给同志们讲中国戏剧运动史，帮团里排戏，还改编、演出了话剧《小奸细》。

我们姐弟四人，大的19岁，小的11岁，也都参加了一旅服务团。姐姐钱瓔，哥哥钱毅过去在上海演过戏，进了戏剧组；我和弟弟钱厚祥则进了少先队。1942年元旦刚过，部队决定发起“靖泰战斗”，给破坏抗战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以迎头痛击。在父亲支持下，17岁的钱毅主动报名上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表现非常勇敢，得到了同志们的赞扬。

初见陈军长 朋聚文化村

1942年5月底，陈毅代军长电召父亲去军部。在部队护送下，父亲率我们穿过重重封锁线，先抵达一师师部，受到师长粟裕、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热情迎送；后又得到二旅旅长王必成和政委刘培善，三旅旅长刘先胜、参谋长梅嘉生和政治部主任姬鹏飞，二旅供给部部长黄志远，二旅特务营政委赵则三和营长范堂生、五团团长吴光明、六团团长刘史明和政委张潮夫、六团政治处主任陈伊等的一路帮助。由于要绕过敌占区，从泰州出发后经过泰兴、如西、南通、东台、兴化、盐城、建阳各地，期间于黄海中舟行10日，历时45天，7月14日到达苏北阜宁停翅港——新四军军部。

停翅港是个很大的村庄，中间有一片水塘，塘心有一个小洲，上边长了两棵挺拔的大树。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只凤凰飞来，在树上栖息了一会儿，从此，人们就叫这儿为“停翅港”。

父亲很快见到了陈毅。陈毅对文化工作的理解、重视，使父亲深受鼓舞。陈毅希望他今后集中精力写作，并安排他住在附近。晚上闲暇时，陈毅常常来父亲住处或请父亲去他处聊天，往往从国外到国内，从党政到艺术，聊到天色墨黑，繁星满天，才尽兴而散。

父亲曾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两首诗赠给陈毅：

将军只手定苏北，

勋业争传大江南。

会看白门传羽檄，

丰功端合勒蒋山。

融合马列成巾纶，

敌后坚持贼胆丧。

五年功成反扫荡，

长驱倭寇出雄关。

1942年9月，为了将从延安、上海和大后方等地来的文化人集中一起，更好地开展全军文化工作，经陈毅建议，在西边3里的卖饭曹建立了“文化村”。

卖饭曹是个十分清雅、幽静的村庄，据说明朝洪武年间，有曹家兄弟3人来这儿定居，老大在阜宁通淮安的大路边开了个饭店，因此，人们就称这村为“卖饭曹”。

文化村的成员有父亲和范长江、贺绿汀、胡考、黄源、徐雪寒、扬帆等。大家常在一起研究，探讨部队的文艺工作。陈毅代军长也常来和大家畅谈，下棋。

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在陈毅倡导下，父亲和彭康、范长江、王阑西及进步士绅杨芷江、计雨亭等，发起成立了“湖海艺文社”。父亲并亲自起草了“临时社约”。后来，父亲又在《新知识》上增辟了“湖海诗文选”栏，发表过陈毅《大柳巷春游六绝》及一些民主人士的诗词。父亲很喜爱陈毅的诗文，认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他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汇集到20多首，用毛笔工整地抄录在毛边纸上，装订成册，扉页题了“阿英手录”，并盖上印章，赠送给陈毅留念。这个手抄本的《陈毅诗集》，后来一直保存在陈毅家中。

这期间，父亲还给军部和三师的鲁迅艺术工作团讲了课。三师鲁工团将他写的话剧《碧血花》和《海国英雄》各抽出一幕，改编成《郑家父子》，在钱瓔、钱毅帮助下排练、演出。后来，姐姐、哥哥和我都参加了三师鲁工团。

“海边三记”和《新知识》杂志

1942年年底，为了粉碎日寇第二次大“扫荡”，盐阜区军民作了紧急准备。精兵简政，疏散非战斗人员，军部也转移到了淮南。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下，三师师长黄克诚问父亲是否回上海暂避一下，父亲表示宁可在根据地牺牲，决不去沦陷区。

12月19日，父亲经东坎来到阜东海边的华成公司，在这里住了一年半，直到1944年6月21日离开。

华成公司是1917年由民族资本家创办的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有60余万亩土地。经理张仲惠是个爱国民主人士，为人豪爽、热情，在上海读书时听过父亲讲课，为此，对我们一家十分关心，专门让出两间屋给我们住，还准备了家具。不久，父亲将哥哥和我送到三师东海大队，下连队锻炼。

1943年2月中旬，规模空前的春季大“扫荡”开始了。两万多敌人分成5路窜进根据地，沿海港口全被军舰封锁。敌人用骑兵、警犬在荒凉的草原上到处搜索我主力部队。父亲凭着以往打游击的经验，带领华成公司的群众一起度过了这场风险。敌人扑空后，慌忙分十几路撤退。我主力部队当即勇猛反击，陈集一仗全歼日寇一个中队，八滩一仗又消灭了大批敌伪。父亲得到捷报，十分振奋，连忙赶赴现场访问，后来，他根据耳闻目睹的许多生动素材，写了一组《“扫荡”别记》。

1943年春荒非常严重，盐阜区军民又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父亲通过对周围灾情的深入了解，把人民政府救济灾民的动人事迹，写成《春荒及其救济的断片》一文。

父亲早年即听说原阜宁县县长宋乃德同志率领万余民工修筑起90里防潮大堤，为海边几十万人民解除了海啸威胁。他感到战争年代能这样做，意义很不寻常。来海边后，他便进一步访问有关人员，实地考察，并查阅修堤档案，写出了《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宋公堤》。

以上3篇作品，都是反映海边人民生活的，父亲统称为“海边三记”，就是《“扫荡”》《春荒记》和《海啸记》。

此外，他还写了《唐朝掘墓盗的故事》《岳武穆与共产党》《气节与黄冠》《关于盐阜区的儿童戏剧问题》《关于〈军事宣传〉的一个注脚》等，分别发表在三师《先锋》杂志和《盐阜报》副刊《新地》上。

1943年6月，他开始主编《新知识》杂志，从组稿、看稿、选稿，到写“发刊词”、“编后”，画版样，几乎都是一个人承担，唯一的助手就是钱毅。当时印刷厂在西北几十里外盐阜报社的驻地——头庄附近，每次付排，钱毅便带了大叠稿子住在那里，帮助校对，直到装订成册，才带着样书回来。有时，父亲也亲自骑马涉水去厂里处理临时出現的问題。《新知识》前后一共出了6期。父亲在《新知识》上发表的文章有《为着战死者的忆念——回忆彭雄同志》《盐阜民族英雄传》等。

《盐阜大众报》创刊后，父亲对这份以工农为对象的通俗化小报十分关心，报纸创刊一周年时，还热心地写了一篇《关于〈文化娱乐〉版》的稿子。

父亲几乎每天都要伏案写作，三九严寒手指冻僵了，也不停笔。有时，笔砚冻了，他就改用铅笔。实在没法写了，也要坚持看一些书。他先后读了《太平广记》《坚瓠集》《水浒》等大量借来的线装书，写了不少笔记。

1943年冬天，阜东县成立文工队，县长唐克特地请父亲帮助培训。这些农村青年大都只有高小水平，有的连一次戏也没演过。父亲不厌其烦地花了20天时间，给他们讲课，排戏，组织演出。

华成公司地处人烟稀少的海边，然而，父亲并不感到寂寞。代军长陈毅时有音信来往，师长黄克诚、张爱萍等也常从工作、生活上给予关心，年节时还给他送来烟、酒、香肠，火腿。县长唐克更常常给予多方面照顾。地委宣传部长王阑西、《盐阜大众报》主编赵平生，以及音乐家贺绿汀、美术家胡考、芦芒、沈柔坚等，都是父亲志同道合的好友。除此之外，报社通讯员每隔一两天就送来大批的报纸、信件，给父亲带来了国际、国内的各种消息……

1944年夏初，根据地形势越来越好，各机关、单位都向中心区阜宁一带转移。父亲也奉命和报社同志一起向那边集中。他又来到了久别的阜宁。这时，抗战已进入第八个年头，日寇已到强弩之末。姐姐钱璎在盐阜报社电台作译电工作，常给父亲送来一个又一个好消息；哥哥钱毅也调到盐阜大众报社任编辑，工作很有创造性。父亲继续编《盐阜报》副刊《新地》，每6天出一期，编了20多期。他在副刊上发表了《为祖国、为革命而流的中国新闻记者的血！》《〈华中新闻事业概况〉续录》等文。

配合整风学习 编演《李闯王》

根据地过去仅仅部队有文工团，后来各县成立了文工团，随着各乡都有了农村业余剧团，各村都有了秧歌队。每逢文工团演出，父亲便注意搜集群众的意见，并提醒搞戏剧工作的青年同志，要特别重视群众反映。

为了提高全区戏剧演出水平，1944年秋和1945年夏，苏北区党委宣传部两次集中各县文工团，进行大规模集训。父亲积极参加制订训练计划，并给文工团干部和团员讲解党的文艺政策和戏剧基本理论。他还根据工作中的经验，写了《论农村剧团组织、训练与演出》《敌后演剧四讲》等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对培养业余作者和供给农村剧团剧本的刊物《农村戏剧》和《盐阜文娱》，他也常给予热心的支持。

1944年3月，重庆《新华日报》刊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主席、党中央非常重视，将其列为全党整风学习的文件之一。父亲当时正协助三师八旅文工团排戏，三师副师长张爱萍托文工团同志转告父亲，为给部队做些进入城市的思想准备工作，希望父亲能写一部李自成剧本。父亲很兴奋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从1944年11月中旬起，他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着手进行五幕历史剧《李闯王》的创作。当时，身边资料十分缺乏，但他克服种种困难，先搜集历史资料，进行考证、分析和研究，再拟出剧本的分幕、分场提纲。用一个半月时间写出了初稿。随后又反复修改，1945年3月初剧本定稿。接着又和八旅文工团的同志通力合作，白天排戏，晚上修改，有时甚至整幕剧重写。经过近两个月修改排练，1945年5月6日晚上，在阜宁县益林镇广场上正式演出。部队、地方首长、参加阜宁战役的营以上干部、机关群众等来看戏的达2000余人，不少人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戏从晚上9时一直演到深夜2时半，观众反映异常强烈，认为是一出“教育意义很大”的好戏。父亲坐在群众中间，边看边收集反映。戏散后，他又在豆油灯下连夜修改剧本。第二天，黄克诚师长亲自来信，肯定了这个戏，并提出要组织全体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观看。

《李闯王》集中写了农民军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几十天时间，展现了李自成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居功自傲，堕落腐化，脱离群众，搞宗派闹分裂，妒贤嫉才，打击报复……最终从内部瓦解的惨痛教训，使观众通过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受到形象化的深刻教育。

《李闯王》在盐阜区先后演出了30多场，又到苏中东台等地给一师部队演出。1946年，东北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同志调集东北4个文工团联合演出，1955年，东北军区翻印该剧本40万册，作为学习材料。新中国建立前后，这个剧在华东、东北、华北及北京、南京、上海、昆明等地演出了400多场。1955年，还由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民族剧院公演，并列为该剧院的保留节目。

内战危急 撤离苏北

日寇投降后，父亲怀着胜利的喜悦，来到古老的淮安城，住在夯轮寺巷一个大院里，除了写作和开展文化工作外，还遵照组织的指示，开始了搜集古字画等抢救祖国文物的活动。

1945年11月初，苏皖边区政府建立。接着，父亲参加了华中文化协会的筹建和领导工作。1946年3月，华中宣传教育大会召开，他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会上结识了很多新同志。会后即主编机关刊物《江淮文化》。这一时期，他还被聘兼任了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6年秋天，内战的乌云笼罩着大地，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机关纷纷疏散、撤离。9月中旬，父亲也离开淮阴，回到阜宁。在益林镇，他意外地和我们几个儿女汇合在一起。大家兴奋地谈着沿路听到的各种消息及每人的经历，夜晚全家挤睡在床板及地铺上，別有一番情趣。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全家最后一次团聚。

这时，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两淮放弃了，涟水失守了，炮声越来越近。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同志来信、来电催父亲北上，父亲本来十分犹豫，后来得知敌人已占领了阜宁城，才终于下决心离开。

1946年12月24日，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停翅港乡亲都来送行，父亲带着部分资料，离开了生活5年多的苏北老根据地。沿途经过一些熟悉的村庄，想起几年前刚来这儿的情景，如今好友们有的去世，有的四散，不由感慨万分。

一路北上 转移胶东

1947年1月，父亲遵照华中局指示，匆匆越过陇海路，进入鲁南山区，日夜兼程，终于在鲁中追上华中局，见到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及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组织部长曾山等同志。不久，战局变化，又随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及李一氓、冯定等同志向胶东转移。

一路上，他看到整个解放区都沸腾了，每个村年轻力壮的男人都上了前线，妇女们毅然挑起了后方生产和家务的重担，连村长、乡长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妇女。一天，父亲在北撤的队伍中，看到一支乡干家属队，有老人坐车，年轻妇女推车的；有一手抱孩一手搀孩的；有挑着行李、挟着炕席，挎了篮子的……，他们虽然离别了家乡、抛弃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房屋、土地，却没有一个垂头丧气、埋怨牢骚、悲观失望，而是个个精神焕发地走在大路上。解放区人民这种破釜沉舟，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使父亲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5月初，父亲经过长途跋涉，翻越无数大山，终于从高密，跨过胶济铁路，进入了虎气生生的胶东老革命根据地。

当时，父亲遭受了极大的精神创伤。两个月前，他钟爱的长子钱毅，作为新华社盐阜分社暨盐阜日报特派记者深入敌区采访，不幸被俘，壮烈牺牲。消息传来，父亲感到“万把钢刀，直插胸膛，其苦痛，人间任何文字、语言，都不足以形容……（钱毅）一切自幼的形象，一一重现吾前，泪涌竟如流泉矣”。同志们接连发来了唁电、慰问信；陈毅、邓子恢等众多领导也多方对他安慰，但无法消除一个父亲失去爱子的巨大痛楚。恰逢此时，组织上任命他担任华东局文委书记，他强忍悲痛，擦干眼泪，全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在紧张艰苦的跋涉途中，父亲一路上仍然不忘关心、研究民间的群众创作。每逢在老乡家休息，他总不顾疲劳地留心观察农民墙上贴的年画、屏条、窗花、连环画，了解这些画的印制、销售情况。他写过《山东年画撮记》，还写了一篇《关于“侉画”》的短文。

在集镇的地摊上，在居停的废书堆里，他总是注意寻找、搜集各种旧版书籍，先后发现了北方坊刻巾箱册子《东汉记》残本鼓词和石印本《露珠缘》等，他都一一买了下来。沿途见到的古迹、文物，他也是处处留心考察、寻问。

1947年5月11日清晨，父亲坐汽车到达莱阳城，第二天，赶到西猪儿泽胶东区党委招待所住下。在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彭康同志那儿，他参加听取了胶东新华书店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较全面的了解了胶东书籍的出版、发行情况。

5月14日，他和吴仲超、冯定同志坐车到烟台，见到了市长姚仲明，文协包干夫、张波，和李一氓、宋之的、匡亚明等同志。张鼎丞同志从前方归来，要他留此工作一个时期。16日早上，他去参观了集市经济的活动场地——小市，没有发现什么文物、旧书。下午，在电影院看了电影《苏德战争片断》。晚上，和宋之的同志冒雨参加了文协在光明大戏院召开的欢迎会，上台讲了话。17日晚，参加了市里的鸡尾酒会，姚仲明市长也挽留他多住些日子。19日，在市内同志陪同下，驱车游览了毓璜顶，看了烟台全景，访问了绵延30里的苹果园。晚饭后离开烟台，半夜回到区党委附近的夏格庄。

此后几日，他参加了区党委宣教会议，访问了省文协张凌青、胶东文协马少波、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加洛等同志，对胶东文协和烟台的文化工作，以及部队、地方剧团、画报社的活动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将搜集来的大批宣传品、戏剧集，作了详细的著录。他还先后会见了省文协雪苇、吴奚如、锡金、那沙、贾霁、方徨等同志。

5月28日，他参加了彭康同志召集的宣传部会议，专门研究了省文协的工作、对杂志、剧团的改组、人员安排、整顿、分工等，进行了讨论。当晚，参加了胶东文协的欢迎会。与彭康、奚如、凌青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6月初，在胶东文协郝成同志陪同下，父亲徒步50余里，去西鲁家夼——胶东图书馆，以四五天时间，对11万多册藏书作了全盘了解，摘抄了稀有刻本《留青日扎》等资料，并帮图书馆誊写了一份善本简目。14日，又与吴仲超、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薛尚实同志，去住了两三天，摘抄了《六一阁藏书目》等书，翻阅了杂志、报纸、新书及一些日本书画。归来，他给胶东行署主任曹漫之同志，写了一封4000字的长信，专门谈了有关图书馆的工作。

1947年6月下旬，他第二次赴烟台，与李一氓同志举办华东解放区宣传画展，后又去威海市展出。他还帮助文协同志进行京剧改革及旧艺人的团结、改造，编新唱词，画新洋片等工作。与美术教授刘汝醴、摄影家郑景康、名演员赵慧深等常在一起活动。他住在东山，每天经过海边，奔走于各机关、文艺团体、活动场所。9月下旬，战争形势越来越严重，父亲遵照华东局决定，坐车到威海市。一二天后，改换便衣，与几百名干部登上一艘大船，冒着茫茫的黑夜，穿越敌人海上封锁线，驶往苏军解放下的大连。

著述留世间 藏书归故里

父亲到达大连后，带领一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开展工厂文艺活动，培养了一批工人绘画、文学和戏剧骨干。1949年后，父亲历任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秘书长。和平环境使他得以完成8册《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17册《晚清文学丛钞》的编著出版，但在几次政治运动中也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线人物”，数万册藏书被全部抄走。1975年获得平反时已身患肺癌晚期，父亲1977年6月17日病逝。郭沫若、茅盾、何长工、叶飞、张爱萍、黄镇、唐棣华、陈昊苏等400余人参加追悼会为他送别。

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张爱萍将军题签的父亲遗著《敌后日记》，日记不仅记述了父亲个人的战斗、工作和生活，也记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新四军、华东野战军和苏中、苏北、山东人民与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伟大斗争。记述了这个时期，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情况。日记从1942年5月记到1947年6月，共80余万字，为后人留下了珍贵、丰富的史料。                                                 

父亲在苏北根据地花费很大精力搜集了很多革命文献资料，尽管遭遇火灾和霉烂损失，这些资料大都幸运的保存下来了。我们姐弟遵照他生前意愿，将这些珍贵资料和“文化大革命”后退还的12000多册珍贵藏书分别捐献给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和家乡芜湖市图书馆。

1987年芜湖市在风景秀丽的镜湖公园烟雨墩上建立了陈云同志亲笔题名的“阿英藏书陈列室”，现已成为芜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激励后人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把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继续奋斗。

钱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