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世时，每到8月1日，她都要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同庆贺自己的生日。其实，母亲的生日不是建军节，她出生在安徽花鼓戏之乡的凤阳。凤阳自古就穷，然而穷则思变，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从那里开始打下了江山,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也出自凤阳，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我的母亲是在1924年８月的某一天来到了这个世界，她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上面已有了两个姐姐，重男轻女的姥爷便狠心地将她放在一只破竹筐里，丢在了山路边。那时正值夏季，她侥幸没被冻死，也没让狼吃掉。哭声被她的一个寡妇婶娘田尹氏听到，或许是想让自己惟一的儿子将来有个伴，善良的她把母亲带回家，用稀面汤喂养，使这个小生命活了下来。母亲长到3岁时，抚养她的婶娘不幸病故了。母亲不得不回到了那个把她遗弃的家。刚刚10岁，就被送到远房亲戚孙百万财主家去给他带孩子，受尽了打骂和欺辱。在母亲17岁那年，家里为她包办了一门婚事，母亲不从，便深更半夜地逃出了家门。

我家还在南京军事学院时，母亲的姐姐、我的姨娘常来家里住，她跟我提起母亲的往事来，那神情充满了佩服，她说：“你妈妈的胆量，在我们那个田家苇子，可是出了名的，她逃婚走的那天晚上，你姥爷带人打着火把去追她，要是追上了，非把她打个半死不可！”每当回忆起姨娘说的这段往事，我的眼前便会出现这样的镜头：母亲放开了被缠足布裹住的双脚，在山野间的小路上狂奔着，头上的长发被树枝扯开，在山风中飘逸着，身后那几个闪着光亮的火团在远远地跟着……

1942年，刚满18岁的母亲听说家住凤阳山区的姑妈家驻扎着共产党、新四军，还得知在定凤怀县的县委会、县政府、县总队、县妇女抗日理事会内都有妇女。她仿佛看到了希望，随即翻山越岭几十里，跑到凤阳山区棋盘路附近，找到妇女抗日理事长臧家珍，经过她的介绍，于1942年8月参加了新四军，在定凤怀县总队被服厂当上了一名军工，从此走上了光明的革命道路。当时，在登记她的出生年月时，这个曾经被遗弃的人怎么能知道自己确切的生日呢？她想，是部队给了她新生，于是，在登记簿上填上了８月１日。

母亲参军后，相继在县总队和津浦路西军分区被服厂做缝纫工作，当时和她在一起工作的女同志，大多与她的处境相似。在革命的大家庭里，母亲过上了男女平等、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生活，她感到眼前一片光明和幸福。由于她各方面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嘉奖，并于入伍的第二年，1943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在这一年，冲破封建婚姻加锁的母亲，在19岁时，经部队领导的介绍，与我23岁的父亲相识了。那时的父亲高大英俊，19岁就任新四军二师十七团政治处主任，可以说是才貌双全，母亲一见便喜欢上了，她终于在革命部队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爱人。他们相识了两年后，1945年4月，在战斗间隙，母亲与父亲在定合县占鸡岗结为革命伴侣。

母亲最初是个文盲，组织上安排她到当地的一所小学学习文化，母亲十分努力，在我从父亲留下来的与母亲当年的书信往来中就能看出，母亲为何那么用功了。那时父亲在前方作战，他们很少见面，只能书信往来，母亲不能总让别人为她读自己的心上人为自己写的信，她也要向父亲表达自己的感情。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常言道：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的确，母亲的文化提高得很快，日本投降后，母亲相继在新四军第六旅第十六团卫生队和改编为解放军的华东江淮军区医院、第四军分区政治部担任护士、收发、干事，后来又在皖北军区军政干校校部担任专职支部书记。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母亲虽然没有正面与敌人交锋，但为了配合主力部队，要不分昼夜地随时转移，不能带走的缝纫机，就把机身藏到水塘里，背着机头前进。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母亲在两次怀孕的情况下，跟着部队多次经过封锁线，转战南北，长途跋涉，曾多次遭遇到封锁线上敌人的扫射和飞机轰炸。

母亲曾跟我们提起战争年代出生的两个姐姐是如何命大的往事。那还是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全军将士浴血沙场，誓把老蒋摘取的“桃子”夺回来。大姐很有点凑热闹的劲头，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生了。父亲在前线作战，还顾不上看一眼自己唯一的女儿。虚弱的母亲拄着根棍子随后勤机关不时地向前推进，大姐被当地请来的挑夫放在挑担一头的箩筐里，跟着队伍一路奔波。 

    那是个少有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对于行进在大平原上的军队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好天气。大姐像往常一样躺在挑夫的箩筐里，在扁担上下的晃悠中睡得正香。忽然，天边传来了一阵嗡嗡声，几只“大鸟”飞过来了——是敌人的飞机！“赶快隐蔽！”有人在下令。

在路边的几十米处有一片玉米地，如果动作慢是跑不到那儿的，挑夫被眼前的突发情况弄得失魂落魄，他丢下担子，没命地向玉米地跑去，母亲此时正搀扶着一位有身孕的女军人向那里奔去。

随着敌机的掠过，洒下一片弹雨。等一切都恢复平静后，人们从玉米地里三三两两地走出来，母亲看见挑夫空着的双肩，感到了有什么不对劲，突然，她像疯了似的向敌机刚刚扫射过的地方跑去。真是万幸，那副担子还在，她一眼就看见了放在担子一头扣在文件箱上的搪瓷盆底已被子弹穿了个窟窿眼，再看另一头箩筐里的大姐，正睁着大眼看着她笑呢。母亲事后说，要是挑夫在放下担子前调换了方向，大姐的小命就没了。

一年多后，我的二姐追着大姐出生了，母亲怎么能在行军途中同时呵护两个幼小的生命呢。组织上为她在江苏阜宁县找了一个农民家庭，这家只有夫妇俩，男的姓梁，名中安，结婚几年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把二姐当自己的女儿来养。

一天，一小股国民党残兵进了村，他们闯进了这家，要夫妇做饭给他们吃。当俩人在锅边忙着时，一个国民党老兵走到床边，对躺在床上的姐姐产生了兴趣，他问道：“这是你们的孩子？”夫妇忙回答是。那个兵一定是在想念自己家乡的骨肉了，他抱起姐姐与她逗了一会儿才放下，那夫妇俩紧张地出了一身冷汗。这一切真是映证了母亲的那句话：“姐姐们的命大”。冥冥之中，上苍为这对夫妇保全了姐姐的生命，而让他俩在后来的岁月里连生了三个儿女，他俩对我的二姐就愈加珍爱了。全国解放后，母亲一直在思念着这个离开她5年的女儿，可这夫妇俩早已把二姐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几次交涉都不舍得让她走。最后，父亲带着一些钱和物品，用他擅长做政治思想的口才说了许多动情的话，才把一口苏北口音的二姐接回到身边。二姐很长一段时间不把母亲叫妈，不高兴时还会哭叫着：我要找姆妈！

我出生在和平年代，当时，有一对军人夫妻没有生育能力，看到母亲已经有了3个孩子，就请求把我送给他们。母亲答应了，可送过去没几天，就又反悔给要了回来。长大后知道了这件事情，当时我哪里懂母亲的心思，一旦母亲为我的顽皮指责我，甚至动手时，我心里就在嘀咕，母亲当初为什么不把我送给那对夫妻呢，要是给了他们，我还不知道怎么被疼爱呢！后来才明白，她是不想像自己狠心的父母那样，随便把亲生骨肉给“遗弃”了。

解放后，在皖北军政干校工作的母亲任军区干部疗养所副指导员。1953年，她随父亲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并离职到南京建新小学学习。1955年，母亲和许多阿姨一起，响应中央号召，脱下了军装。那时我刚4岁，可至今还能记得当年身穿军装的母亲是何等的英姿飒爽。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裁军时集体转业脱下军装的，我能体会到母亲在脱下军装时的那份不舍，尤其是这身军装给了她新的生命，但她毅然决然地服从了组织的命令。

母亲虽然不再是军人了，但她却承担了军人家属委员会的工作，在主任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那时，家里虽说有保姆，但是对于父亲的饮食，母亲事必躬亲，谁也不能插手。尽管如此，她还时常骑着个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往来于各个家庭之间。家里也会有哭哭啼啼的阿姨突然闯入，向母亲掀起身上的衣服，展示刚刚被丈夫打过的伤痕。这时，母亲就得放下正在忙碌的家务，好言安慰，过后还得陪着去找那个伤痕的制造者。

记得那时，我们的家里常聚集着一些阿姨们，有时她们在一起过党组织生活，有时学唱新歌、练习交际舞舞步。大院举行文艺演出时，我们就会坐在台下，观看母亲带着她的家属演唱队在台上表演。

母亲的辛苦换来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1963年至1965年，母亲连续三次受到南京军事学院张震院长、王平政委的嘉奖：一次授予“先进分子”，两次授予“五好家庭”的称号和奖状。

1965年的春节，我们全家随父亲迁到了北京。从此，母亲一生都没回过家乡。我们居住在南京时，她的老家来人不断，面对从小就被抛弃和排斥的家乡人，刀子嘴豆腐心的母亲，一边叨叨他们不好好在家务农，就知道跑到城里吃闲饭，一边给他们安排食宿。等他们离开时，不但要给他们买车票，还要他们大包小包地拿走我们的许多衣物。20世纪60年代的自然灾害饿死了很多人，母亲的家乡安徽尤为严重。我们的大姨娘逃荒来找母亲，要不是母亲用本来自家都紧张的口粮接济了她，她也会跟村里的很多人那样，口吐黄水倒在路边。

2001年，父亲和母亲的金婚已过了6年，在谓之“绿宝石婚”后的一年，总参老干部管理局在军事博物馆为所有金婚夫妇举行纪念仪式，还照了婚纱照。77岁的母亲第一次穿上了红色的婚纱服，手捧着鲜花，与一身戎装的父亲幸福地依偎在一起，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瞬间。

母亲79岁时，因医院三次误诊，延误了膀胱癌最佳的治疗时间，301医院的泌尿科主任说要亲自为她动刀切除膀胱，保证她至少还能生存5年。可她说不愿意那么活着，她也不想拖累别人。任凭我们子女和她的老战友前来劝说都没有用，她说她与家乡人比已经很够本了，她的家人没有一个活过60岁的。在非典袭击北京之时，她离开了医院，回家等待她最后的日子到来。她的身体一向强壮，60多岁时，我们跟她上街都赶不上她的步伐，70多岁了还从楼里提水给她种的葡萄浇水。谁也想不到，她会走在父亲的前面。

母亲的一生平平凡凡，但她的故事却耐人寻味，让我们永远铭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走向光明。

       王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