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泰国，童年时家住佛统埠火车站附近，父亲是仓库老板。仓库工人大都是从中国远渡重洋来此谋生的穷苦乡亲。母亲是个勤劳俭朴、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乡亲们经常来我家串门，叙谈怀乡之情。我进校读书后，老师教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等歌曲，召开国耻纪念会。华侨思念故土、忧国忧民之情，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萌生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一、别了泰国的亲人 女儿归国去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家迁居曼谷，经历了泰国当局欺压华侨，强迫推行“同化”教育。这期间，我曾随母亲回国安葬祖父，在香港目睹连英国儿童都鄙夷中国同胞，处处受到欺凌的情景。回到家乡，更是满目疮痍，看到父老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心境难以平静。

我小学毕业后，因泰文较好，华侨学校为应付泰国当局有关“同化”的苛刻规定，特聘我为名义上的教员。在此结识了几位热血青年,经常阅读邹韬奋先生主编的进步刊物，视野的开阔使我对祖国的危亡忧心如焚，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极为愤恨。由于校政腐败，我参加了抗议和罢课的学生运动。随后又转入泰京的中华中学继续读书。在这里我认识了邱及老师，他思想进步、热情正直，给我极好的印象。我追随邱老师投入紧张的抗日救亡活动，还做推行世界语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邱及老师是侨共总支局的领导人。有一次我和同学在进行抗日救国募捐时，被泰国政府以妨碍“日暹邦交”的罪名拘捕，后经侨领伍左锋先生斡旋和家里担保释放。在邱老师帮助下，我开始懂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道理，愿为抗日救亡而斗争，为真理而斗争。我的家庭尚称富裕，但在广大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情况下，奢侈的生活使我有愧于心。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我决心回国参加抗战。为了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我谢绝哥哥用小汽车到学校接送的安排。每天从家里带午饭，早晚打赤脚步行往返20余里，将零用钱节省下来捐给国内的抗日军民。私下交谈，得知哥哥、二姐和大姐夫都支持我回国参加抗战，父母则顾虑甚多，始终没有松口。我乘哥哥结婚的吉庆日子，破例让妈妈给我戴上手镯和项链等金饰，准备作为回国奔赴延安的路费。我知道已不可能得到父母的应允，只好留信告别。

1939年1月15日下午，暹华抗联安排郭树青同志送我和许可、林苹3个姑娘登上太古公司的轮船，还把我们介绍给几位海员叔叔，请他们帮助照料。哪知轮船刚刚驶到阁世浅岛海面，正逢落潮而停下，必须等到第2天上午涨潮时才能继续起航。海员叔叔怕洋老板巡查，叫我们到甲板上的牛栏里躲一夜。晚上我们睡在牛群中，奇臭扑鼻，牛蝇袭扰，但一想到即将奔赴抗日战场，倒也不以为苦。次日清晨，当我们对着地图再一次议论去陕北的路线时，哥哥和父亲公司里的总管炳秋叔叔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和妈妈租了小船追到大轮船上来。哥哥无奈地说：“妈妈找你来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抱怨他，妈妈就进门了，乍见我先是狂喜，接着又伤心地哭泣起来，一定要我跟她回家。我先讲道理后哀求都不行，急得嚷了起来：“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家，那我就跳海！”妈妈也急了：那你跳吧。你回国去还不是……她突然顿住不忍心说出那不吉利的话。我乘机连忙央求：“妈妈，我去了还会回来的。”这时炳秋叔和哥哥也在一旁劝说。最后，妈妈抹着眼泪问我：“你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一年半载就会回来的。”妈妈于是把身上带的泰币全给我留下，然后抽泣着下了大船换乘小船走了。我看着小船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雾中。万没想到，这是我和妈妈的永别。

轮船抵达香港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同志前来迎接，安排我们住下休息几天，并且告诉我们，国民党顽固派重重封锁了去延安的道路，到处扣留和迫害奔向延安的进步青年。办事处让我们先到东江游击纵队，我们知道东纵是抗日的，又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表示同意。从此我的生活有了彻底的改变。

记得到东江纵队的第一晚，副官李家富同志安排我们在民房的一个稻草铺上就寝，盖着我们自带的毛毯，倒不觉得寒冷，只是地铺上跳蚤奇多，我们浑身搔痒，再加充满新奇，根本不能入睡。天还没亮，李副官就把我们叫起来，说是敌机来了，快到村外竹林隐蔽。没过几天，组织上分配工作，我们都光荣地成为游击队员，我还是政治战士，并于1939年2月2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和行军都在晚上，新战士身佩大刀和佩枪的老战士搭配到树林潜伏或游动，寻机袭敌。生活虽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斗志強。我把参加抗日队伍的情况写信告诉母亲,让她和家人放心。

二、千里跋涉投奔新四军 “皖南事变”被俘

1939年秋天，我们奉命离开东江游击纵队，途经香港、越南，再由镇南关（现友谊关）入境，千里跋涉，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局面，一切都比较正规。我们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服务团工作，团里人才济济，热气大，朝气足，生活很愉快。服务团还请陈毅同志作形势报告，我听了更是热血沸腾。

家里给我汇来了钱，我悉数交公。军部战地服务团的简易浴室，就是用我家汇来的200元修建起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华侨之家为抗战出的一份微力。                                                                                                                        

在1941年1月严寒日子里，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我的人生道路进入了最严峻的考验。

我和汤惠民（化名唐秋明）等3人，被国民党军一四四师所俘，转了几个地方后被押解到安徽歙县的定潭集中营。路上，国民党一四四师一位士兵说：“我们的工事已修好几个月了，就等着打你们。”又一个传令兵悄声说：“这次中央（指国民党的中央）和鬼子订了密约，3个月不进攻、不轰炸，让国军专打新四军。”我想起在连续几天的血战中，确有日本飞机在低空盘旋，不轰炸不扫射，转几个圈就扬长而去的事实，心头怒火难抑。

当我们被关在敌四十师师部时，他们竟然设了“军事法庭”审问我们。由于我在前一天路上，在对敌人进行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挺身而出，敌人马上实行报复，首先审问我：“你是华侨为什么不在暹罗舒舒服服过小姐的生活，却要远道来参加穷新四军，吃苦受罪呢？”我回复：“华侨在国外受尽帝国主义欺侮，都是热爱祖国的，希望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新四军英勇抗战，所以我才来参加新四军。这是每一个爱国华侨的心愿，你明白吗？”敌法官冷笑道：“新四军抗而不战，游而不击。”又说新四军不服从“军令”时，我当即怒斥：“新四军一贯坚持团结抗日，在皖南前线，在大江南北打了多少胜仗，歼灭了多少日寇汉奸，大家都知道。在皖南，保卫繁昌之战、保卫铜陵之战、父子岭之战、何家湾之战，威震江南。新四军一直打到南京城外，汪精卫吓得要死。全国老百姓都拥护新四军。难道这就违反了你们的军令政令？新四军有全国人民拥护是永远消灭不了的！抗而不战的是你们，你们国民党五十二师丟掉了泾县县城，是新四军血战夺回，又交还你们。你们恩将仇报，在皖南打过几次鬼子？”我继续愤怒回击：“我们新四军个个都是坚决抗日的战士！谁污蔑新四军，他就是和日本帝国主义、汪精卫一个腔调。”可能这句话触到了他们的痛处，“法官”恼羞成怒离座冲过来，用拳头对着我的头和身上连连捶打，我被突然袭击打倒在地，马上挣扎站起来，愤怒地斥道：“你们打抗日军人多么勇敢！为什么不敢去打日本鬼子？”那“法官”声嘶力竭地喊：“马上枪毙”。我把身上仅有的一个挎包取下来交给一同“受审”的顾鸿贞同志，准备去赴死。顾鸿贞说：“不，要死我们一块死！”这时李关玉同志也站出来厉声责问“法官”：“钟时是抗日的，为什么要枪毙她！”在场的所有被押解来的新四军战士齐声喊道：“不准杀害抗日战士！”“法官”气急败坏，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王八蛋”，将这场“审问”丑剧草草收场。

第二天，男俘中的王仍在别的同志掩护下，来到我们几个女同志跟前说：“你们的斗争精神好，但这种斗争会是长期的，我们不能一拼了之，要注意斗争策略。”王仍是位好同志，后来在赤石暴动中英勇牺牲。

就在这次“审问”后的次日，我们被拆散分押各处，有人继续关在敌四十师师部，有人被送去“步兵补充大队”，我和汤惠民等3人被押解到安徽歙县的定潭。

国民党顽固派在定潭设了一个临时集中营。在这里，有曾在火线上与我一起编入军部教导队，并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党小组长李捷同志（化名吕明），有当年和我一同从海外回国参加革命队伍的许可同志（化名陈云），还有在新四军服务团一起学习和工作的顾励（化名林村）、冯秉（化名顾新）、朱平（化名王洋）等同志。从斗争策略考虑，她们多数改换了姓名并编造了假履历。在敌人面前我们装着互不相识，实际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凡事商量，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我们面临的更加艰苦和残酷的斗争。

被关押在定谭的女同志，我记得有29人。敌人把我们编在一起，美其名曰“女生队”，实质是“女囚队”。在这个队里，李捷、翟淑（化名徐明）、戴庆哲（化名陈月霞）等几位大姐，由于斗争经验丰富、坚定沉着、有威信，自然形成一个临时的领导核心。特别是李捷同志，在皖南事变的火线上表现得非常镇定和果敢，当时敌人的火力把我们压在一个山沟里都有点慌乱，是她挺身而出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带着大家迅速冲过一片开阔地，转移到了一个隐蔽地。如今我们落入敌人魔掌，她又关心着每位同志，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后来“女生队”建立党支部，推选她为支部书记。

起初敌人完全摸不到我们的底细，建“女生队”的时候，说要让杨瑞年担任“女生队”分队副。当时杨瑞年和我们都不知道采取何种对策为好，李捷等几位大姐碰头研究后认为：如果我们拒绝不干，敌人势必要另外物色他们的人，插到我们当中来监视我们，所以，只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我们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去占领这个位置。事实证明，这一招对以后的斗争是有利的。

三、集中营内斗智斗勇 党支部作用无处不在

“女生队”的对敌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大姐们担任班长后，很有利于掩护党组织的活动。经与男队同志联系，李捷等同志决定，在定潭成立女队党支部。当时纪培陵来和我串连，告诉我：支部在这特殊环境里的任务是把原有的党员组织起来，带领群众共同战斗；临时支部不负责发展新党员；党员的组织关系，由在部队时同过组织生活、被捕后表现坚定的原有党员互相证明后确认；党支部书记为李捷同志；我们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个别联系等。我为从此能置身于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而激动不已。

在定潭期间和以后向江西上饶的转移途中，不断有人越狱。当我们被押至上饶途中，在八都暂住的时候，汤惠民巧妙地越狱了。前一天，她以棉衣被雨淋湿作借口到老百姓家的灶边去烘烤，悄悄向一位老妈妈打听，不久前她投奔新四军时路过的龙溪保在哪里，老妈妈说距此仅20里。汤惠民知道，龙溪保的小学校长徐旭庭是地下党员，他那里应是新四军的联络点。汤惠民回来跟我说了这条线索，想带我一起跑。我因剪了短发，不男不女，口音又和当地太不一样，怕跑不脱连累汤惠民，没有立即做出决定。哪知第2天一早，她果断抓住一个时机，把棉军服脱在厕所角落里，一个人越狱了。当时，女队巳由女特务吴德光充当队长，她一进厕所发现有人跑了就大声闹开了，在女队看管我们的特务、中队副桂祖华立即把我们集合到“中山室”，由一个当大队副的特务训斥我们。与此同时，特务们四出追捕，两天后空手而回，却打肿脸充胖子，吹嘘汤惠民巳“捕获枪决”。我们看清这是敌人的诡计，党支部又领着大家旁敲侧击，用提问揭穿敌人的谎言。事后知道，汤惠民这次越狱非常成功，她机智勇敢地爆响了女同志越狱斗争的第一炮。

1941年4月，我们被押解到江西上饶的周田。从此以后，集中营变得“正规”起来，特务控制更为严密，“感化教育”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他们给囚徒下的第一道命令是：男的一律剃光头，女的一律剪短发。说是为了清洁卫生，其实是防备我们越狱。还把照相馆老板召唤过来，要给男女囚犯逐个拍照，这当然是为日后通缉我们做准备。女队党支部立即决策，让我们在摄影师按快门的一瞬间猛然扭头，我们都照办了，结果给我们所拍像片全报废了。

重新编队之后，我们女队被编为第五中队的第三区队，另关在上周田的一所四面不靠的庙堂式的房子里。他们首先推出所谓“预备教育期”，强迫我们做苦役，修牢房、砌围墙、平操场、堵门窗等。而后，对女队采取一种怀柔政策，软化腐蚀我们灵魂，要我们自首变节，并沦为他们那些反动特务、军官的太太。党支部及时戳穿了敌人的阴谋，要大家持久地保持革命警惕和革命气节。

在这里，管理我们的除特务中队长曾恭生和女特务吴德光外，又派来一个外号“臭咸肉”的副队长程英。徐韧、施奇、朱秀华三位女同志也先后被押来女队，此时女队的总人数为32人。徐韧在押到女队之前，曾在别处关押了两三个月，同志们不了解她这一段情况，接触时自然与她保持一定距离，为此她很痛苦。有一天我见她独自伏在床铺上哭泣，便向她问明原因，又向李捷作了汇报。党支部立即对她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知道她虽然不是党员，但对敌斗争毫不含糊，在特务面前始终是一副傲骨。她的爱人、著名的音乐家任光同志在皖南事变的战斗中牺牲了，她也负了伤，胸中积蓄着巨大的悲愤。于是党支部派纪培陵等同志与她谈心，大家安慰她、鼓励她，从此她毫无牵挂地投入了战斗，处处以实际行动表明她是一个经得起严峻考验的非党布尔什维克。1942年6月，她在福建崇安赤石仙姑山虎山庙旁的大屠杀中壮烈牺牲。

施奇同志被抬到女队时，下身因被国民党兵蹂躏而溃烂，日夜痛苦呻吟。抬来女队后又被抬到无人照料的“医务所”里。为此，女队的几位班长去向特务交涉，坚决要求把她安置到队里。她来队后，同志们轮流护理她。对她身下流淌的脓血及时更换所垫草纸，后来因买不起草纸，改用布袋装上草灰逐日换灰洗袋。后来因队上无医无药，施奇病情继续恶化，班长又去向特务交涉，把她送到上饶医院去医治。

有一天，敌人把集中营里的全体男女囚犯集中到诸葛祠堂里“听课”。我们借机观察集中营里还关着谁。忽然瞥见“特训班”里有个女犯和新四军服务团的孙石长得很像，猜想此人是孙石的妹妹。看见她进厕所时，沈锐立即跟了进去，看她胸章上的名字是“孙子遂”，更有了把握，轻声问她“你是无锡人吧？”“是的”，孙子遂惊讶地看着沈锐。“你是不是有个在新加坡的姐姐叫孙石？”“是呀！”“她现在在新四军，工作很好，进步很快，已经入党了。”孙子遂被这意想不到的喜讯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后来听说孙子遂从此斗志更加高昂，并在1942年初，利用被调剧团的机会越狱了。

女队迁入下周田不久，敌特拿来“学员登记表”叫我们填写。为此党支部明确地提出两个“不”，即：不对敌人暴露我党、我军内部情况；不说与我党政治主张相违背的话。同时针对敌人采取的“怀柔”政策，明确提出对策：全体同志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加强战斗团结，严防敌人用腐蚀手段在我们队伍中打开缺口进而各个击破，任何时候在政治上都要坚持我们的正义立场，不自首，不悔过，不说和不做任何反党、反新四军的言行。在生活上，对非原则问题，如内务公差、操场队列动作、劳动勤务等，尽力按其要求做好，以显示我们新四军女战士的威武形象，以防止敌人打击迫害。敌特找我们个别谈话，要尽可能少说话，问一句答半句甚至不答，以防言多语失。

党支部提出的对策，在对敌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使我们的行为有了遵循的原则和应掌握的分寸。

这时候，敌人宣布了一项“规定”：“学员”可以与家里通信，接受家里汇款。条件是往来信件必须经他们检查，汇来的款项由他们“保管”。由于我们长久和外界隔绝，的确需要和集中营外的世界通通信息，了解当前的时局，也让外界了解我们的遭遇，争取一点必要的经济上的援助。于是党支部向大家提出：家在蒋管区的，应避免暴露关系，尽量不通信；家在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可以通信，但要注意隐晦，不要让敌人钻空子；家在海外的，可争取多通信。

我在李捷的帮助下，积极设法与泰国家人取得联系。恰巧第五中队的司务长是个同情新四军、有良心的中国人，他曾冒险为我们办过一些事。我在一封信中向家里透露：“我正在国内吃免费饭。”“吃免费饭”是旅泰中国人惯用的一句潮州话，意即“坐牢”。然后就托这位司务长绕过特务捎到上饶市里直接邮寄。同时又用草纸另写了一封假信，内容是发牢骚，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都出自虚构，信封上写的“曼谷鸟肚社1199号”地名是根本没有的。这封假信由班长李捷替我交给特务曾恭生。过了几天，李捷又故意去问有没有将我的信发出，曾恭生板起面孔说：“我没叫她坐禁闭就算客气了。”而那位替我投寄真信的司务长，却在不久后被调走了，此后再没有见过面，我也不指望这封家信能起什么作用了。哪知七八月间的一个上午，曾恭生忽然传令叫我到中队部去。原来是泰国家里给我回信了，并给我汇来700元钱，送侨汇的差人正等着我去领款和写回执。曾恭生眯着老鼠眼问我：“你怎么会有家信？”我说：“我不是写信后请班长交给你寄出的吗？”曾恭生自知理亏，不好发作，当然更主要的是700元那笔不算小的款项吸引了他。事后我才知道，那天送侨汇的差人来到中队部，曾恭生拿出他们私刻的我的印章，要“代替”我收款盖章。但由于银信局有规矩，凡侨汇侨信（统称侨批）必须由送侨批的差人当面点交给收件人等规定，曾恭生才不得不叫我去领取。家信中告知母亲病故的噩耗，我没有当场哭泣，含泪接下了送批人点交给我的700元钱。曾恭生当即恬不知耻地提出要我把钱交给他“保存”，我乘着送批人在场的机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下300元，说我几个月没钱用了，还欠着别人的钱，必须立即还清。曾恭生当着办事认真的送批人不便动口动手，只好由着我拿了300元。我出来后经和李捷商量，把其中的200元严密地封在一个自制的厚皮本子里，以备越狱之用。其余被“强行代管”的大部分，则由党支部视需要支配使用，届时由我出面开条索取。

  敌人虽对我们实行法西斯式的严密控制，但由于他们的无知和愚蠢，仍有缝隙可为我们利用。这样的例子不少，如1941年的“七一”，是我们在集中营里迎来的第一个党的诞生纪念日，恰好是公休日，特务中队长曾恭生和指导员吴用辉等都忘了这回事，各自去上饶市游玩取乐，特务中只留下吴德光。她为了便于监视我们，早早把我们集中到门口的大树下，叫我们自己做游戏。我们就唱各自喜欢的革命歌曲来寄托对党的思念。当玩游戏“碰球”碰到徐韧时，我们知道她是同济大学的高材生，英、德文具佳，便要求她用德语唱《国际歌》，她高歌一曲引得我们各个热泪盈眶，在场监视我们的特务吴德光竟毫无察觉。

距离我们驻地较远的三队，被国民党特务认为是最顽固的。原来音讯隔绝，以后逐渐有消息传来，谁受酷刑了，谁越狱了，我们女队也能知道一些。特别是敌人进行“思想测检”遭到失败，决定先拿三队开刀，大搞严刑拷打，强迫“悔过自新”。三队党支部决定：一些身份已经暴露，被敌人认作重点打击的同志，让他们各自设法越狱。此消息传出后，一天李捷向我传达，三队同志要求经济支援，我便把藏在身上的50元钱交给李捷，让她设法递过去。恰巧一天我们被带到诸葛祠堂去上课，散场时各队按次序整队退出，当三队在我们跟前走过的时候，原在新四军与我同单位的林严丢了一个小纸团在我脚边，我连忙捡了起来。回来和李捷打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个和尚正用头撞钟，四周钞票纷飞，并有打油诗一首：“和尚撞钟，衷心要钱，济我其急，多多益善，相机授予，鬼神莫测。”林严在新四军时工作最为勤奋，经常通宵不眠，脸色总是蜡黄的，又剃着一个光头，所以我给他起了个“暹罗和尚”的外号。如今他递给我这个纸团，含意是明显的，要我在经济上帮他越狱。我和李捷商量后，拿出50元钱，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和尚出庵，西天取经，请留东道，以济后生。”意思也很明显，请他越狱前留下地址姓名，以便我们越狱时使用。我写完给李捷等同志一阅，她们看后笑我“真是个外国佬”，告诉我和尚住的是“寺”，只有尼姑的住所才叫“庵”。我把字改了，在下一次上课时，班长安排我坐在走道旁边，大家又用身体把我遮挡住，使我得以在三队走过的时候，顺利地把纸团和钞票交到林严手里。几天后，消息传来，三队的凌英（林严的化名）越狱了。

大约是1941年底，集中营又搞了一次“编队”。女队和残病班合编为第六中队，而李捷、杨瑞年、毛维青、程敦彦、李彩芝、陈丽霞和沈锐，被临时抽调到集中营里的剧团和球队。其实“剧团”和“球队”是国民党特务用来为法西斯集中营装点门面的，掩盖集中营是人间地狱的实质。但由于它活动空间大些，便于我们知道一点外界情况，甚至可乘机越狱。因此狱中党组织决定：调谁谁就去。果然，不久在剧团和球队先后发生了赖少其、邵宇两名画家和毛维青等八个男女成员越狱成功的事件。于是敌人又将剧团和球队解散，李捷、杨瑞年、沈锐、陈丽霞和程敦彦又回到了女队。她们在外面买了几本书，有“世界语入门”、“英文课本”等。有人提出学外文、学世界语、学新文字，党支部给予支持。我们买了些毛边纸、钢笔尖和墨块。多数人在室内学习，少数人在室外放哨，这种学习活动持续了不多日子，由于发生了一件事便被迫中断了。

一天，原来在新四军军部担任机要员的汪企求（化名黄兰）正在铺板上一张纸条上写着什么，突然鬼头鬼脑的特务指导员出现在她面前，她赶紧藏起纸条，那特务硬要抢过去看，她急忙把纸条塞进嘴里，立刻吞了下去。为此特务气急败坏，在审问无果的情况下，把汪企求押到茅家岭去坐禁闭，直到集中营又被编为“东南分团”时才被放回。赤石暴动后，汪企求同志被敌人杀害在赤石仙姑山虎山庙旁。

自1941年1月6日发生“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我们被敌俘虏投入集中营后，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越狱、暴动的事件从未停息过，我们不畏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各种劝降的手段，把集中营当成了我们脱离牢狱奔向抗日前线的新战场。

四、抓住越狱和暴动机会，经受生死考验

进入1942年，在各队屡屡发生个别人越狱事件后，敌人对我们越狱的防范越来越严密。尽管如此，越狱事件还是不断发生。在我们女队，先是刘秀祯完全自发的越狱，党支部和其他同志并不知晓。但她一跑出去就被跟踪，跟到鹰潭见她狱外并无关系，就给抓了回来，然后被绑到队上游街，继而被押到茅家岭。敌人企图杀一儆百，但同志们并没有被吓倒。没过几天，纪培陵、李彩芝、陈丽霞、施品兰等同志又接二连三地越狱。她们的越狱是得到党支部的首肯和其他同志配合，自己也尽可能地做了准备，但由于人地生疏，应付盘查、化装隐蔽等方面的经验不足，都先后失败了。

这时六队调来一个外号叫“狼”的特务，接任指导员，此人凶狠恶毒。他一来就给女队施以“下马威”。一天下午突然把我们集合到“中山室”，然后把一字不识、老实忠厚的王素贞叫了出来，拎起一根杯口粗的木棍，劈头向王素贞狠命打去，罪名是：“有人要自新，她在当中讽刺打击。”根据当时的迹象，同志们估计可能是王素贞讽刺过变节者蒋彩云，被她告密。王素贞此番被打得遍身青肿，党支部立即领导大家设法找来鸡蛋和烧酒，用蛋清调着烧酒给她敷在伤处。王素贞不但没有从此畏缩，反而更加自觉地投入和敌人的斗争中。

敌人继续加紧对女囚的迫害。把李捷、翟淑、沈锐、戴庆哲、杨瑞年、胡珍水等几位大姐叫去，出了个反动题目：“日暮途穷的中国共产党”，强令她们做文章。大姐们一致坚决拒绝，于是又把她们关进谷仓禁闭。谷仓里原已关着越狱失败被捕回来的陈丽霞、施品兰，加上她们有8人之多。每天两餐，只给她们盐开水和糙米饭。我们就设法给她们“送营养”。一天同志们弄来一包炒黄豆，叫我利用在墙上书写美术字的机会，借口到“指导员室”取墨汁，把那包炒黄豆塞到谷仓的一个小洞口里。开饭时，同志们又把托人买来的红腐乳埋在碗底送进去。狡猾的敌人起了疑心，一次故意让我们去送饭，却又在将要送到洞口时把我们叫回，抢过我们手里的饭碗往箩筐里一倒，埋在饭底的菜全暴露了。这时禁闭室里传出沈锐痛骂特务的吼声，我们也跟着大喊大闹。但是“狼”铁青着脸不理睬，最后是特务中队长江仲先出来打圆场式地说了几句“劝架’的话。我们听出敌人内部有派系矛盾可以利用，接着送饭，暂时休战。

几位大姐都被关在谷仓后，我们这些年纪小、经验少的遇事就要自己拿主意了。在商讨中，徐韧说：“敌人打骂我们，侮辱我们，我们就让他们狗咬狗！”她建议让我利用其存款被中队长“代管”，别的特务都想染指的内部矛盾，有意向中队长去支钱，并告诉他，特务“狼”、“瞎子”在散布中队长把我的钱拿去作赌本的流言等等。我说这样的戏怕演不好，徐韧说：“怕什么！这些家伙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就是你不咬他，他也要咬你的。”她说得有理，我就去照办了，的确加剧了特务之间的矛盾。

到1942年的四五月间，上饶集中营的名称由“集训总队”改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不久，从茅家岭押来了张远昭、吴佩贞、甘玉珍三个女“思想犯”，告知我们茅家岭暴动成功的消息，参加暴动的还有我们女队出去的纪培陵、李彩芝同志。茅家岭壮士的英雄行动，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6月4日，集中营离开江西上饶。这时，女队的王轩、李虹、李玉梅乘去医务所看病的机会越狱了。

日军大举进攻，浙赣线吃紧，国民党军非常恐慌，集中营要迁福建的消息传了出来。我们知道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个别越狱或集体暴动的机会同时摆在我们面前。于是党支部把我们编为几个行动小组，准备在迁闽途中参加暴动。我和许可、顾励编为一个小组，小组长是顾励。除了编组之外，党支部安排大家利用敌人命令编草鞋的机会，把灰色棉被拆开翻一个面赶制便装。徐韧还设法弄来一些大蒜头分给同志们，说在暴动路上吃不致闹痢疾。

酷暑烈日，我们被押解在浙闽的山道上。同志们大多身体羸弱，掉队的很多，虽有特务、宪兵持枪监视，但偶尔擦身而过，小声交谈一两句还有可能。此时得知行前施奇同志被活埋在茅家岭的消息，我悲痛欲哭，但在敌人面前强忍住了眼泪。

到浙江石塘之后，囚徒中一直悄悄流传着即将暴动的信息，敌人似乎也觉察到一点风声。一天，听说敌人在男队搜出几把剪刀，有同志遭了毒手。又听说叶挺军长的侄子叶一舟越狱了。集中营里笼罩着一种恐怖氛围，同时也弥漫着一种迎接大战的紧张空气。

我们被押离石塘继续向浙闽边界走去。刚在车盘住下，就听说有几个新四军战士被捆绑着从门口走过。第2天集中营的队伍被押在一个空场站队准备出发，看见王铁夫等几位同志被五花大绑站在那里。后来杨瑞年告诉我，王铁夫同志曾点头向她告别，那眼神是明白的：他们要去赴死了，但都无所畏惧，正像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们既为反抗而来到人间，还怕什么流血牺牲！”据男队的同志说，王铁夫还不是党员，但是他一再建议我们党员要迅速建立党支部，党支部要像堡垒一样，领导大家和敌人英勇战斗。

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更大的斗争在酝酿着。在大安宿营的夜晚，我们突然听到了几声枪响，弄不清是有人遭了毒手，还是有人越狱？第2天我们一路都在等待暴动号令的下达，可是走过车盘、大安都未见动静，接着又到分水关，我们踏着山岩石阶走上下山岭，虽然这里地形似乎不错，但依然未见动静。

我们都估计暴动的核心和主力在六队，为了设法靠近六队和摆脱两个担任班长的变节分子，沈锐、施品兰、顾励、杨瑞年、许可、朱平和我一共7人，借口经期走不快，要求脱离四队行走，四队派分队长彭发兴监管我们。这样我们就在一旁缓慢走着，敌人嫌我们走得太慢，便把走在四队后面的五、六两队调到前头，衔接在一、二、三队后面走。这样，等我们到达赤石时，看见六队已经走过街道到了崇溪河边，河上有竹木筏，供摆渡，六队准备渡河。敌特彭发兴命令我们先到街旁的面店里休息一下，等六队过完我们再渡河。

就在这时候，河上响起了枪声。我看到河对岸的小山上有不少六队人的身影，他们跌跌撞撞地要翻过山去：暴动开始了。枪声越来越紧，我和朱平本能地在街上找路向外冲，可是迎面赶来的宪兵把我们赶了回来，往左往右都无路可走。接着，走在四队前面的大特务张超也赶到了。他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叫我们回到四队的队列里去，四周宪兵的长枪短枪冲锋枪都用枪口对着我们。

那天从下午到晚上，敌人在赤石一带进行了大搜捕，忽远忽近枪声不断。我们四队被关在赤石小学过了一夜，没有一个人能入睡，都挂念着六队参加暴动同志们的命运。不知何时杨瑞年摸出门去探听消息，回来告诉我们，她弟弟杨青年和王仍同志牺牲了。再晚些时候又传来消息：翟白同志为了掩护难友突围，抱住特务区队长夏惠中，夺下了他的枪，但随后又被敌人摔倒，用大石头砸得头颅崩裂、脑浆尽流，壮烈牺牲。

1942年6月17日，六队80余人在敌人荷枪实弹、四面警戒、两边监押的情况下，终于乘渡河之机发起了英勇的暴动，而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许多同志突破搜捕网，回到了武夷山区我党领导的游击队。

赤石暴动后的第2天，我们被押解着渡过崇溪河到下梅村住下。这时听到消息，昨晚敌人出动了一个宪兵团和更多的保安队进行搜捕追剿。在下梅村，我们看到有被敌人追捕回来的壮士，无一不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半死不活。但没有一个屈服求饶的，看到他们，我们眼里流泪，心里流血，都从心底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革命敬礼。被敌人抓来的人中，更多的是老百姓，有的还是老公公老婆婆，显然都是在山村里掩护了我们的壮士，被敌人以“窝匪”的罪名抓来。他们为革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是伟大的无名英雄。

在下梅村住了一宿后，敌人又把我们押回赤石。这次关押我们的地方，是曾被用作东南联大校舍的一间平房。为什么把我们押回赤石？后来才知道敌人要在这里进行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四中队男同志中有个黄瑞环，原是旅美华侨，抗战爆发后回到国内参加新四军，不幸在皖南事变中被捕。曾和越南华侨黄瑞祥（黄迪菲的化名）关在一起，两人姓名、经历相似，互相以兄弟相称，许多同志以为他们是同胞手足。集中营重新编队时，他俩一个分到六队、一个分到我们四队。赤石暴动那天，黄瑞环被差去扛米，暴动过后才回到队里。在东南联大校舍的那间平房里，我悄悄用广州话告诉他：“你阿哥走成了！”他兴奋地回答我：“已经知道了，真好！”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他对话。哪想到当天晚上他就被杀害了。在那个法西斯集中营，哥哥参加了暴动，血腥的镇压就必定落到弟弟的头上；尽管他当时仅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同志。

6月19日下午4点多，凶神恶煞的特务中队副桂祖华忽然吹起哨子，说要宣读一个命令：“奉分团部主任命令：王大宏、汤振、黄瑞环……（还有4位男同志，因相处时间较短，名字记不清了。）吕明（即李捷）、徐明（即翟淑）、杨瑞年、陈月欧（即戴庆哲）、黄兰（即汪企求）、凌鸿（即胡珍水）、徐韧等14人，调补充第六中队。”接着，特务桂祖华不容谁有一点迟疑，立刻点名整队，把他们带走了。

由于我的幼稚，当时并不懂得把这个突如其来的调动和刚刚发生的赤石暴动联系起来；更没有想到“第六中队”发起了一次暴动，一个队走的走、死的死了，现在敌人宣称又要重新“补充第六中队”，怀着怎样的歹毒用心。直到第2天，我们又被押解着向建阳方向行进，走到黄土渡口的时候，一位在另一个队当炊事员的同志走过我们身边时轻声说：“昨晚从各队被调到‘补充第六中队’的同志们，被敌人押到仙姑山虎山庙旁的一个废茶园里，全部被枪杀，无一投降，无一幸免。”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全都惊呆了。我的好战友徐韧，优秀的、才华横溢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非党布尔什维克，在就义前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在敌人这次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同志牺牲，只是根据各种迹象判断，应在80多人。我们日夜思念着他们，每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他们各个浑身是血的身影。

 五、 沿着牺牲战友的足迹，继续抗争              

    此后在长途跋涉中，集中营里的我们成了一支无声的队伍，每个人都有一种随时准备和敌人一拼的念头，特务们怕我们报复，也显得十分紧张，戒备森严到了极点。

屠杀实际上还在继续着。朱平和我亲如姐妹，这些日子心中的悲愤郁积太深，痛经越来越严重，不要说走路，只要一蹲下连站起来都难，四中队的几位男同志要抬着她走，她不愿意。大特务张超看见后阴沉地命令说：“走不动，把她交给宪兵！”就这样，朱平被押走后再也没有跟上来，我们几次去找她，都被强行阻止。几天后宪兵中传出消息：朱平已经被枪杀在路旁，她的遗体是当地老百姓掩埋的。

自李捷等同志在虎山庙被杀害后，女队党支部基本停止了活动。然而，同志们对党的忠诚，对真理的信仰，依旧像火炬一样在心中燃烧。这把火促使我们爬起来继续战斗。

1942年6月23日，集中营还剩下的囚犯被押解到建阳的徐市镇。集中营里敌特横行，狗腿跋扈，我们所住的庙里，阴森潮湿，瘴气扑鼻，蚊蝇跳蚤成群，加上山里阴风阵阵，使人感到如入18层地狱。镇上东岳庙里关着十几位赤石暴动后被搜捕回来的负伤壮士及未参加暴动即被扣押的同志。他们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如田经纬同志就是这时被摧残成疾，一直拖到集中营垮台前才咽气。还有《民族日报》主编王闻识，冯玉祥将军的侄子冯辉，被敌人叫做“小顽固”的音乐指挥家章福全等同志，都是在那个时候，因重伤又加重病，被拷打和虐待至死。只有吴必成一人，从这个虎口里越狱了。

在徐市镇公所的牢房里也关着一些重病人。那个满脸横肉的狱长曾说，来到这里的人注定要“立着进来，横着出去”。事实上，关在这里的病人多因饥渴而死，根本无人过问。有的因发高烧喝不到一滴水而惨叫，有的死了好几天也没人去收殓，死去的和还活着的就这样躺在一起。

有一天徐市镇上突然响起了数声枪响，事后知道，住在天后宫的一位同志越狱，当场被敌人打了四五枪才断气。镇压与反镇压、屠杀与反屠杀的斗争，还在激烈进行着。茅家岭暴动、赤石暴动和敌人的虎山庙大屠杀，宣告了敌人标榜的“施仁政感化青年”彻底破产。为了掩盖他们的血腥罪行，改善他们声名狼藉的形象，在“集中营”迁移到徐市镇不久，举行了一个所谓的“结业典礼”。而在这个“结业典礼”之前，特务要我们填写所谓的“悔过自新”、“奸党线索”的表格，特务和狗腿班长多次向我们游说，都被我们骂回去，结果除个别叛徒外，无一人填写。“结业典礼”也就草草收场。

接着是一段疫病流行时期，本已虚弱到极点的我们，到徐市镇后喝不洁的水，一天两餐吃糙米饭加朝天椒，在又无医无药的生活条件下，大家都病倒了。各队的病号剧增，每天都有我们同志的尸体被抬出，送到荒郊乱岗。再后来，连一向身体不错的我，也患上伤寒，差点送了命。在我发高烧时，很担心自己因失去知觉而说出什么机密，于是强迫自己用泰话说呓语，直到后来完全神志不清，仍说的是泰语。病中，同志们的阶级友爱使我永世难忘，她们也都有病，白天劳役很苦，夜里还要轮流照料我。特别是沈锐同志，我闹肚子时她一次又一次背我上厕所，我奇渴难忍，她就设法瞒过宪兵岗哨到老百姓家给我要来清茶；我一听到敌特宪兵拉胡琴唱京戏就烦躁得要发疯，她便跑去怒骂制止；也是她，支持我拒绝让集中营里的医官给我看病，争取到让难友毛鹏仙大夫给我诊断并开处方的一点权利，随后又设法筹钱给我买药。在她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已经走到死亡边缘的我终于活了下来。

由于敌人手段不断变化，强调因人而异搞“心战”，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譬如那个最阴险的“训育员”、特务王宽找我们一个个谈话，说我们是受共产党的骗，应当“悔过自新”，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参加新四军是为了抗日救国，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所以无过可悔。又譬如那个外号“猫头鹰”的中队长黄席隆找我谈话就很狡猾。他说：“你是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学生，本来是来抗日的，现在你想抗也抗不成。眼下战争已经发展到东南亚，到了你海外的故乡，政府正在组织远征军，要派人到那里去打日本，只要你肯办个手续，我们可以保荐你到远征军去当个军官，你就是个威风凛凛的钟时。”我当时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需要！”这时，“猫头鹰”看利诱我不上钩，便更狡猾地换个话题问我，“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我答：“我是拥护三民主义。”他又问，信仰不信仰？我仍说“我拥护”。他断章取义地逼我，你就写一篇信仰三民主义文章吧，即使是简短的一百多字也行。我说：“我根本没想写，也绝不会写。”至此，他狰狞地笑着说：“钟时！我可以断定你一定是个共产党员。像你这样老实、忠诚，共产党一定会要你的。”我见他来这一手，便不慌不忙地说：“不错，像我这样老实，共产党可能会要我，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到新四军时，一个和我同住的伙伴，被新四军查出是个托派而叫她走了。我和她同行，新四军能信任我吗？”弄得“猫头鹰”无孔可钻。过后，听说他们议论我，“钟时这个人不简单，要找她一点纰漏难啊。”感叹女生队是个谜，为什么她们参加新四军才一两年，就那么顽固，我们感化她们4年多都没被感化过来。

由此，深感党支部当初对我的教育：教我们与敌人斡旋的方法和原则，坚决不说党和新四军半句坏话，站稳立场，坚决不违背党的抗战言论与政治主张，使我们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六、历尽磨难脱离牢笼，回到党的怀抱

1943年11月间，集中营迁到福建省崇安县一个叫“老鼠牌”的地方。

多时以来，我们总在伺机越狱，苦于无机会。这里的营房四周虽无围墙，却是一片开阔的田野，稍远处是光秃秃的山峦，近处则布满宪兵的岗哨。想从山路越过敌人的警戒线，没有可隐蔽之处。走大路吧，从以往女同志越狱的情况看，几乎百分之百都因模样、服饰异于当地妇女，又没有通行证，而被沿途军警宪特捕获。这使我们不能不感到，越狱的希望非常渺茫。

到“老鼠牌”不久，敌人放出空气，说即使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不申明反共，只要填个登记表，办个简单手续， 就可以“结业出团”。特务王宽还派已经“办了手续”的李玉梅来向我们作“说客”，结果无一人填写登记表。之后，敌人又采取更卑鄙的欺骗手段，于1944年3月的一天，在《东南日报》上刊登“集体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几个较早办过“手续”的男难友发现，在这个“脱党启事”里竟有他们的名字，个个气得直跺脚，向集中营提出严重抗议：我们既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没有在任何启事上签过名。但敌人就这样卑鄙地强奸了他们的政治生命！

在此期间，先后又有18位女同志被押到女队来。其中有被国民党当局从地方上抓来的；也有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的被俘人员。令人欣喜的是，三五支队被捕的9位同志带来了许多流传在新四军中的中国和苏联歌曲。这些新歌是我们没有听到过的，她们轻声把《黄桥烧饼歌》《共产党的队伍真雄壮》《活在苏维埃国家多么好》《卡秋莎》等歌曲唱给我们听，感到无比的亲切，好像又回到了新四军和同志们一起战斗的情景，经常听着唱着就落下了泪。李义同志还把这些歌曲的歌词用新文字记下来，让我们跟着学唱。我们一唱起这些歌，好像回到了伟大母亲的身边，母亲给了我们鼓舞、安慰和斗争的力量。

从这一天起，我再次准备越狱，但敌人戒备依然森严，一时还找不到机会。1944年8月底，我和许可认为此时越狱是个机会，恰好出外砍柴的吴可仁和陈子明两同志也来商量此事，大家意见一致就下了决心。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时刻我和许可越狱而出。但集中营特务控制甚严，对我们早有防备，再加上我们毫无经验，语言不通，服饰与当地群众不一样，没有跑出多远就被敌人追捕回来。这次越狱失败，使我们被关了整整7个月的禁闭。被放出禁闭室已是1945年的4月。此时女队已和男队完全分开，成为一个独立分队。

我们这次越狱打破了集中营一年无人越狱的沉闷局面，跟在我们越狱行动之后的，还有陈子明、陈施安、徐元芳、方布等同志，结果全被抓了回来。表明集中营女队并不是一潭死水，在看似平静的水面底下依旧有潜流在涌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我们完全忘记了自己身陷囹圄，情不自禁地雀跃欢呼。这时站在一旁看管我们的特务“臭咸肉”程英冷冷地说：“中国的胜利并不是你们的胜利，你们还得关着！”吴瑞莲同志气愤地骂道：“你这是汉奸言论！”“臭咸肉”见我们怒极，佯装没听见跑开了。

紧接着，国民党各机关报在我党与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被迫登载了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当我们在《东南日报》上看到这封措词强硬的电报时，感到党对我们的深切关怀和党的发展壮大。大家眼里噙着热泪连连呼喊：“党啊，我们纵然九死也心甘情愿。”敌人看到我们异乎寻常的表现，吓得连忙把报纸都收了回去。

10月，传来了即将释放政治犯的消息。正当大家欣喜之时，突然又传来国民党拒不释放我们，要将我们押到杭州反省院去长期幽禁的消息，如此一日数变。最后国民党顽固派终于顶不住我党的抗议和人民的要求，宣布释放我们。

在离开崇安的前一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在“老鼠牌”安葬了患难五年的田经纬烈士。他是在徐市东岳庙“特别班”被敌人毒打，断了两根肋骨，从此成为残疾，长期卧床。在他病势危重时，每当狱友给他送去一些营养品和钱的时候，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希望恢复，再多的东西用在我身上只能是浪费。你们的身体还能恢复，应该好好保重，以便出狱后更好为党工作。”当他病情稍稍缓和时，便挣扎着坐起来一针一线为同志们缝制布袜和鞋垫，还利用旧牙刷柄和当地的猪鬃为同志们做牙刷。他原是上海的摄影师，在新四军军部也是做摄影和暗房工作，此时只要能稍稍坐起，他就托人带口信给崇安街上的照相馆，送一些底片给他修版，这样赚到的几个钱他都用在同志们身上。我和许可越狱被追捕回来并被施刑时，他正在大吐血的重病中，却把自己积攒的10元钱让林明永同志送到禁闭室交给我们，还写字条鼓励我们：“我已接近最幸福的时刻（意即快死了），你们的精神和勇敢行动是可贵可敬的。仅有的10元钱数目虽小，但可供你们买点蚊香，熏走蚊蝇。”我们实在不忍心收下他送的血汗钱，但又怕引起他的剧烈反应，只好收下。1945年4月我从禁闭室出来，找个借口去看他，只见他像一段枯木似的，躺在门板上喘气，死神不让他很快结束这痛苦折磨。一直拖到双十协定期间，他又一次大吐血，真到奄奄一息的最后时刻。这时传来了即将释放政治犯的消息，他为此询问前去看望他的蒋泽连同志，泽连怕他为自己无法出去而难过，不敢肯定回答他。他竟为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放心不下，一直没有断气。最后因集中营已宣布释放囚犯日期，再也瞒不住了，才告诉了他。听到这一消息，他含笑咽了气。第2天，同志们筹款买来棺材去收殓他时，他的眼、耳、鼻已被老鼠啃了好几个窟窿，令人欲哭无泪，悲愤到了极点。他临终前曾托人给女队同志送去便衣、牙刷等物，浸透血和泪的革命情谊，使我们铭刻于心，终生难忘。此外，他还留下一本纪念册，托一位同志捎到上海送给他的妻子何月英同志。如今，在上饶烈士陵园里存有他的遗照。    

集中营的罪行并没有因我们的被释放而终止。即以我们女队来说，在皖南被捕的金铃同志、浙东被捕的方布同志，在集中营都受过酷刑，越狱跑出后又被捕回。虽说她们也被释放了，却几十年未见踪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集中营里曾有消息透出：对有的囚犯，国民党明里释放，暗里又追上去捕杀，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脱离牢笼之后，又走上了革命的征程。我和许可、鲁兴、刘锦标等同行，历尽艰辛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尽管以后的道路仍曲折和坎坷，我们身上的创伤也经常作痛甚至流血，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为真理而战斗，为人民而战斗，为在中国大地上永远消灭上饶集中营这样的魔窟而战斗。

军部分会 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