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离开我们已48年了。每想起他，追悼会上那幅遗像总会在脑海中浮现。从照片上那特有的悲怅、坚毅的神情中 ，我看到的是一个在漫长岁月里，以坚定信念忍受巨大屈辱的心灵。
一、我们慈爱的爸爸
爸爸对我们非常慈爱，记得很小的时候，他在难得的工作闲暇，常把我和弟弟高举过头，然后用他的硬胡茬扎得我们又叫又笑。爸爸被错定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后，我们从济南举家迁至保定，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那段日子里，爸爸成了我们的朋友，他带我们到大自然中漫游，在河边垂钓，爬上高高的砖窑讲故事……然而我们哪里知道爸爸为了我们能和其他孩子一样有个幸福的童年，在极力掩藏内心痛苦的情况下为我们做这一切。
记得那时，他最爱讲忠臣和奸臣的历史故事。杨家将、岳家军、文天祥、苏武等英雄人物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听多了,发现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天津上中学时,爸爸被解除隔离审查回到家里。有一次在看完京剧“潘杨讼”回家的路上，我问爸爸，为什么历史上忠臣总是受陷害，奸臣却总是得宠呢？爸爸说，凡是封建帝王，本质上都是压榨人民的，忠臣劝他为国为民自然是忠言逆耳，奸臣投其所好，怂恿他为所欲为却正中下怀，因此忠臣就倒霉了。他还说，现实生活中的忠臣、奸臣可不像舞台上那样脸谱化。并用实例给我们讲解了古往今来大奸似忠的道理，还咏诗为证：“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若当时身便死，一生真假有谁知”。也许正是由于命运驱使，他对忠奸之辨的问题较早进行过思考，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盛行时，爸爸的头脑却异常地清醒。
爸爸刚分配到保定工作后不久，1955年又因山东省委错定他为“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而被责令进行隔离审查。自此失去了工作和人身自由，过着受限制的软禁生涯。当然，这些事情当时对我们几个子女是瞒着的。1963年，爸爸被解除隔离审查回家后，心情一直不好，平时也很少说话。我不明白的是，爸爸屋里的灯光经常很晚还亮着，早上倒簸箕时，常发现有烧过的纸灰。他每天夜里在做什么？直到“文革”中的一天，爸爸让我把他写的一些材料送到大伯家的时候，这个谜底才揭开。当时，看着放在我面前的这些材料，让我惊呆了。一个被迫害，身心交瘁的人，需要怎样的毅力才能写出这么多申诉材料啊！这哪里是申诉材料，分明是爸爸向党剖示的一颗赤诚之心！记得爸爸曾对我说过：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希望能早日洗清不白之冤，一来可告慰受我牵累的同志和家人，二来能在晚年再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1963年，因在山东诬陷他的人畏罪自杀，爸爸的问题终于有了部分进展。然而，当昼思夜想为党工作的夙愿即将实现时，爸爸却不得不面对自身健康状况极差的这一残酷事实。在长期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使他患有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病、视力极度减退等病症。这对于他，将是一种怎样深切的悲哀！一次我们去逛卖鸟的市场，在一只绰号“猛张飞”的鸟面前，爸爸注目良久，看到那鸟在笼中乱撞，头都碰出了血。我问道：它怎么了？爸爸深深地叹息着说：它想飞呀！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爸爸的工作终于有了着落。组织上先让他去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但由于他视力太差，做文字工作有困难，就又分配他到石家庄农研所任副所长。
在我记忆中，爸爸初到农研所半年的时间里，是他受迫害以来，难得的一段生活充实、心情开朗、平静的时期。记得我第一次去农研所时，他高兴地领我到实验田去参观。那年实验田获得了有史以来的高产，在玉米地里，我看到了爸爸脸上那很久以来未出现过的笑容。
爸爸的一生十分坎坷，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支撑他在人生道路上走下去的是他对党的坚定信念。他给我们讲家史：旧社会我们祖辈十七口人的大家庭，除了他和大伯参加革命获得新生外，其余的人不是死于地主的压榨，就是死于敌伪的“无人区”。他用事实教育我们相信一条真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生活中，爸爸总是把自己视为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待人处事质朴、平和。无论在保定、天津，还是石家庄，秉性善良的父亲，常常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送给烈军属和邻居们品尝。平日里，还喜欢做些诸如扫楼道，给人理发之类的“小事情”。爸爸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是建立在深切理解和同情上的。有天在集市上，爸爸和一位卖鸡蛋的老奶奶攀谈起来。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你看，刚才那位老奶奶，家里养了几只鸡，下了蛋都舍不得吃，跑很远的路来城里，换点儿钱，买粮食。解放十多年了，很多地区还是这种状况，我们的老百姓苦啊！党是有责任的。”
爸爸做人正直，耿直。他经常告诫我们：做人要诚实、正直、有骨气。有次，我和弟弟跪在地上玩，爸爸看见了，十分生气，说他一生最不愿意看到下跪和落泪，做人不能当软骨头，要有骨气。文化大革命时，我在石家庄二中上学。一天早上，我在学校里听见同学们正在议论火车站广场开的批斗会。有位同学说：“那个老家伙还真硬，几个人按住他、打他，就是不下跪，还高喊，毛主席万岁！”，另一位同学说：“这样的人会是叛徒？还真有点儿让人想不通。”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所议论的人正是我可怜的爸爸。
爸爸常教导我们要敢于坚持真理。他说，真理的标准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事物，“是”即客观规律，“求”就是研究探索。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事物出发，研究探索其规律。要真正理解，往往要在实践中付出代价！爸爸的这一番话，现在看来，含义深刻。他的一生为了坚持真理，不正是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高昂代价吗。
1967年春，为照顾孤身一人、年迈体衰的父亲，我从天津转学来到石家庄。爸爸所在的省农研所位于石家庄市郊区，四周都是农田。然而，一场疯狂的、失去理智的、灾难性的运动，打破了这里田园般的宁静。
刚开始，爸爸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一场反对党内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运动。爸爸以坦荡的胸怀，遵循主席关于“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教导，主动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去看大字报。随着运动不断地升温，特别是揪斗当权派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后，他的态度由理解到不理解，到担忧。最初他多是通过评论历史，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对周围的人们讲述苏共党史，说斯大林同志晚年犯了刚愎自用、猜忌多疑的错误，导致了肃反扩大化，为赫鲁晓夫颠覆政权，客观上创造了条件。针对林彪吹捧毛主席，爸爸就大讲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他说，好话说尽的人也能坏事做绝。赫鲁晓夫称斯大林为天才的父亲，给斯大林跳乌克兰的狗熊舞，结果正是他挖了斯大林的坟。
还有一次，爸爸突然莫名其妙地讲起了隋文帝，称赞他不愧为一代明君。说他奉行“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搞息事宁人的“无为政治”，缓和了统治阶级的矛盾，使久经战乱的国家得以发展，恢复了元气。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爸爸曾详尽地给我讲解过黑格尔的一句至理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他告诉我，这句话充满革命的辩证内涵，把它反过来叙述，即：凡是非现实的都是不合理的，凡是不合理的都是非现实的。爸爸说，这就说明一切非理性的事物，无论看起来多么盛极一时，终归是会消亡的。时至今日，林彪的叛逃，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无不印证了父亲的预言。尽管这些事件都是父亲辞世很久后才发生的，但父亲是很早就预见到这些历史事件结果的人们之一。
一天晚上，当我念报上一篇关于“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历史造就英雄”的文章时，竟引起了他的无名之火。他厉声道：哪里有什么英雄创造历史，一旦英雄想人为地创造历史时，英雄就不成其为英雄了。还有一天，我问他，戚本禹是谁？父亲说：“和姚文元他们一样，不过是些御用文人。这种人，一不会务农，二不会做工，三不懂经济。以笔带刀，杀人不见血是他们的特长。”又说“中国不是有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吗？我看他们成不了气候。” 爸爸还曾指出，近年来，党内有种怪现象，一些人忘我地拼命工作，而另有些人自己不工作，却挖空心思算计工作的人。结果，工作者成了有罪，整人者反而有功。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随着“向明十大罪状”的大字报在农研所贴出，爸爸被彻底剥夺了发言权，成了专政的对象。这张大字报不仅罗列了“高饶反党联盟主要成员”、“叛徒”、“野心家”等老罪名，而且又增加了“刘少奇的忠实走狗”、“国民党特务”等骇人听闻的新罪名。当我看了这张大字报后，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跑去告诉爸爸，谁料他知道后，神情却异常平静，不以为然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用大量的事实有理有据地对这十条罪名进行了批驳。父亲平日很少谈到自己，通过这次谈话，我才得知爸爸曾在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身边工作过。也第一次了解到，爸爸曾在任作民同志的领导下，在狱中进行过殊死地斗争，他严重的胃病就是在狱中连续七天绝食斗争后，突然进食而留下的后遗症。
对于“参加高饶反党联盟”一事，爸爸坚决予以否认。他说，他与高、饶的关系仅仅是一般上下级的关系，接触也仅限于正常工作范围内。至于把他在工作中提出的不同意见作为判定反党的依据，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此，对于没有任何证据地指控他参加了反党集团，父亲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当社会上公开父亲曾担任过刘少奇秘书的历史后，一批批造反派对他进行反复地批斗，逼他交代刘少奇的反党罪证。面对轮番审讯、批斗、拳打脚踢，爸爸始终否认刘少奇有反党言行。我当时私下里问他，你作为刘少奇的秘书，难道对他的反党言行竟毫无察觉吗？爸爸却说，孩子，说心里话，少奇同志与毛主席、周总理是我内心最敬佩的三位领导人。他具有极高的党性和政策水平，全党有目共睹，是不能抹杀的。刘少奇同志解放初期的确主张过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政治上团结、经济上赎买的政策。那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倾向革命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挽救原本薄弱又遭受战乱破坏的民族工业。他还说，往往实事求是的政治主张不像极左口号那么动听，但却是解决问题的良药。
爸爸在后来的日子里，被揪到社会上批斗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以他的倔犟脾气，吃的苦头可想而知，但他回到家里却从不对我说。直到他被长期关押到铁路司机学校实行“群众专政”时，我才亲眼目睹了那灭绝人性的一幕。那天，我被通知可以给父亲送换洗的衣服，当我看到他时，完全怔住了。父亲脸上又青又肿，面如死灰，两眼出血，目光呆滞，似乎一下苍老了许多。我哭着问爸爸：你这是怎么了？便一头扑到他的怀里。爸爸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不要哭，爸爸昨夜上厕所摔了一跤，碰破了点儿皮，没那么严重，很快会好的。” 事后，我才从看门大爷那里得知真相，原来父亲是被造反派毒打后又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活埋。幸亏一位不知名的好心工人发现后救出了他，不然就没命了。
尽管父亲身处绝境，但他仍未停止与命运抗争。就在我去给他送衣物时，他两次在持枪执棒的看押人员身边，从容地把装有上诉材料的信塞到我手里，那是让我转交给住在北京的张云逸将军的。真想不出患有严重视力障碍的父亲在严加看管的情况下，是怎样写出这些材料的。也许是递给张老的信起了作用，后来爸爸被转送到部队“关押”，那里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变，之后又被送回原单位接受劳动改造。
父亲回单位后，当听说在他关押期间，我被扣上替他翻案的罪名，遭到造反派拷打逼供，还执行了假枪决时，他十分痛心。沉重的负疚感使他连夜失眠，眼窝深陷。他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不该让你小小的年纪牵连进来受这样的罪。可爸爸的问题连累了许多人，不得已呀！问题不解决，我死也不能瞑目！”他还表示，等他身体好点儿时，一定想办法向组织请假，去趟北京。他说，看来目前在中国，这类问题要彻底搞清楚，只有“通天”才行。“我要当面向党中央说清楚，相信组织一定会还我公道的。”
四、最后的诀别
当那年春天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后，爸爸便极力动员我和天津的弟弟一起去农村插队落户。看着日渐苍老的父亲，我怎忍心离去?更何况此时，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恐惧感，我怕年迈多病的父亲独自一人难以承受那种过于沉重的精神负荷。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便说：“你尽管放心走吧，爸爸不是懦夫，我相信，只要我活着，只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不变，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由于爸爸的劝说，我终于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临走那天晚上，在灰暗的灯光下，爸爸神色黯然。他帮我收拾好行装，催我先睡，之后便借故看书，呆呆地坐在灯前很久。那晚，他生平第一次抱怨年老，手脚怕冷要和我同睡一床。然而第二天醒来后，却发现爸爸并没和我睡在一起，他说怕吵醒我。
此生永远也忘不了爸爸送我上路的那一天。一向走路如风的父亲变得举步迟缓。天气阴沉，一路无语。快到车站时，他才强作笑颜，嘱咐我几句，到了农村要和弟弟互相帮助，要常给妈妈写信之类的话。然后说：“开车的时间快到了，你走吧，爸爸不送你了。”说着猛地扭过头，很快就走了。对离别时爸爸的反常举动，事后我曾反复思索，我猜想生性刚强的爸爸那是在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他不愿意让我看见眼泪，他或许哭了。
然而，我万万不曾料到那次与爸爸的分手竟成了永别。爸爸走了，饱经人世的沧桑与磨难后，带着屈辱和遗憾，带着亲情挚爱，带着对祖国人民的赤诚，永远地离开了。然而，值得告慰的是，活着的老一代革命家，终于拭去了玷污他英明的尘埃，他们在挽救了共和国命运的今天，又在撰文纪念他。爸爸走了，但他的精神却留在人们心里。
军部分会 巨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