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12月25日是新四军军部成立80周年纪念日。我父亲罗龙生曾先后在苏鲁豫边区、湖西总队、三师、华中军区军工部等部门战斗和工作，是新四军的一名老战士。值此新四军军部成立8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愐怀已经离开我们61 年的父亲。
早期的革命斗争
父亲罗龙生，1907年生于江西吉安岭下村，13岁开始随他父亲给人家锯板子，一直干到18岁。1927年受远族叔伯哥哥罗选清（中共党员）的影响，在北伐军打到江西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帮助送信、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国民党叛变革命后，7月间父亲在参加罗选清召集的一次会议时加入了共产青年团（CY）。入团后，父亲就专做交通工作，在吉安各地跑来跑去送信，秘密传递党的消息。
1928年2月受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进剿”胜利的影响，贑南数地发生农民暴动，父亲投身其中，仍担任交通员，在各起义队伍之间传递消息。反革命势力反扑过来，父亲随罗选清上山，参加了游击队，当时这支队伍仅有30多个人，3条枪。时间不长，队伍就发展起来了，有了100多人，枪多了，地盘也扩大了，在几个村子组织起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父亲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交通员任务，受到了肯定，9月被任命为少共区委书记兼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后来又专做纠察队大队长兼区的锄奸工作，负责调查反革命，及时向上级报告。
1930年10月红军打下吉安后，动员群众参军，罗选清叫父亲带头。于是，父亲带着工人纠察队700多人参加了红军。那时，父亲已经结婚，妻子是家乡的姑娘。父亲参军后不久，妻子来到部队看望，告诉说有孩子了，父亲答应等打下南昌后就回去看她。谁知这次见面竟成永别，1931年国民党第一次“围剿”时搞大屠杀，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和孩子都被杀害了。这种仇恨，更加坚定父亲跟着红军干革命的决心。
父亲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交通队担任电话员。由于父亲的经历和突出表现，到交通队后不久，就由团员转为党员，介绍人是交通队队长姚政。在交通队期间，父亲先后担任班长、排长兼支部书记，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士兵委员会主席。父亲曾被选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在肃反委员会秘书长罗荣恒（时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领导下参加打AB团，开始很积极，但当一个同来的电话员被捉起来时，让父亲感到不对劲，因为他太了解这位同乡了，根本不可能是AB团，所以站出来证明，救了这位同乡。打AB团扩大化让父亲感到恐慌，但这并没有动摇父亲跟党走、跟红军走的信念。
当时红军注重政治教育，成立了红军学校，1933年5月父亲成为红军学校第四期学员学习政治工作。红军也关心技术教育，办了通讯学校。父亲又调通讯学校第二期学习修电话等。经过10个月的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军委电话排当排长兼支部书记。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约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只可惜当时撤销了毛泽东的指挥权，红军仓促应战，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围剿，最终第五次反“围剿”输掉了战争，赔上了根据地。1934年10 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长征路。
长征中九死一生
长征开始时，父亲是红一方面军军委电话总队排长兼支书，1935年任军委会通讯连指导员。长征途中，父亲随着中央纵队行动，经历了突破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过草地……
过草地中途，总司令部指派父亲带一个排在后面收容，亲眼看到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一个个倒下，而又无可奈何，只能把他们背的枪取下来带走，心里特别难受。父亲回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看不到头，好像永远走不出去，粮食也没有，每天只有草根吃，当时真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后来，他在给部队作报告时经常提到过雪山、草地的事。并说他不怕行军、打仗，可没东西吃时，把草根皮带、皮包都煮了吃，还是饿得走不动，这是最主要的非战斗减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让父亲很高兴，感觉力量大了。但后来两个方面军分手，还听说四方面军要打一方面军，心想他们是不是叛变了，后来听毛主席说明这件事，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毛主席解释说：“张国涛要逼中共中央南下，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不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只是意见不同，不是真要打我们。” 经历了一年的艰苦跋涉， 1935年9月父亲终于随川陕纵队先期到达陕北。从苏区出发的几万人马，此时只剩下几千人。由于长征时体力消耗过大，抵抗力下降，加之水土不服，积劳成疾，父亲病倒了。当时病倒了一大批人，医院里缺医少药，又有不少同志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那时父亲特别想家，想亲人，但他挺了过来，一个月后出院回到通讯连，继续担任政治指导员。红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存下了这一批火种，日后都成为解放中国的中坚力量。
1935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的元气尚未完全恢复，便同西北红军一起，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区的“围剿”，发起直罗镇战役，取得了歼敌109师和一个团的胜利，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同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及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略方针，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并且坚决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
瓦窑堡率队突围
父亲担任指导员和政委的工作经历，加上到陕北后经常听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做报告，眼界开阔了许多，因此从军官队回到组织部后主动提出去抗大学习。1937年八九月间成为抗大第三期学员，入学一个月后被任命为区队长。父亲学习非常努力，理论水平提高了一大块。参加挖窑洞劳动，父亲还得了斯塔汗诺夫奖，奖品是《列宁选集》1册。1938年五六月间学业结束，父亲被要求留校任队长。但他不愿意留校，想上前线，于是去找毛主席。毛主席给罗瑞卿副校长（主持工作）写了一封信，请他考虑父亲的要求。
父亲多次找毛主席解决问题，是因为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和毛主席很熟。他参加红军后当电话员，电话就设在父亲家里，毛主席还曾在他家住过，所以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时把家里的房子烧掉了。父亲原名叫罗兰清（音），毛主席说这像女人的名字，给改成了“罗龙生”。长征途中，父亲在通讯连当指导员（那时没有警卫连），中央首长的警卫员由父亲负责分派，他常把自己分派给毛主席，白天留在毛主席身边，晚上给毛主席打洗脚水，喜欢听毛主席讲故事。特别是父亲在瓦窑堡战斗中的突出表现，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36年6月中旬，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第67军和第105师主力由延安向北进攻，企图占领瓦窑堡。当时，红军主力正在实施西征战役，瓦窑堡地区空虚。党中央预计瓦窑堡守不住，同时为避免和东北军直接冲突，安排中央各机关撤出瓦窑堡向西转移，同时决定周恩来副主席留在东线，调动和指挥部队抗击进攻之敌，不让国民党轻易得手。周恩来急令红30军集中于延川城，红29军集中于延川城与冯家坪之间地区，同时秘密与东北军接触，要他们遵守早些时间签订的互不侵犯协议。东北军停止了进攻，向后撤退。然而，国民党汤恩伯第13军从绥德杀了过来，周恩来又急令红30、红29军转到老君殿方向阻击汤恩伯部。不曾想，陕北地方军阀高双成第86师两个营800多人乘红军主力渡黄河西征之机，于1936年6月21日下午从榆林方向偷袭瓦窑堡。当时瓦窑堡除了父亲带的一个通讯连负责警戒外只有红军大学三科的学员。三科长周昆带学员队伍出城后占领北山制高点，希望阻击敌军，却没有碰上敌人。原来敌人已经利用树林沟坎隐蔽前进，摸到了城边。城边有个小山，原有一个赤卫队十几个人把守，全被敌人打死了。因这时天色已晚敌人未敢贸然入城，只是守住城门阻截我军。此时偌大一个城只有通讯连的兵力分散防守，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首长还在城内尚未动身，情况万分危急。幸好通讯连官兵大多是长征过来的，军政素质好，战斗力强，父亲立即率领通讯连12名战士打阻击，在周恩来副主席直接指挥下，掩护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撤离。撤离中父亲不幸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直到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安全撤出瓦窑堡。
战后，父亲住进了医院，周恩来曾两次探望他，还带来了鸡等慰问品，让父亲感到非常光荣自豪，觉得就是牺牲也值得。1956年父亲病重时，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他，总理始终没有忘记父亲在瓦窑堡战斗中的功绩。因为瓦窑堡战斗，父亲受到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杨尚昆主任在全军大会上的口头表扬。
整风运动自我解剖
1941年父亲所属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由苏鲁豫支队编成）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7旅，隶属皖南事变后重新成立的新四军军部，父亲自此成为新四军的一员。1942年4月间父亲入华中党校学习，思想理论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党校学习结束后，父亲于11月调到盐东总队任政治部主任。盐东总队是我们党创建和领导的县级武装，父亲刚到这支部队时，人数不多，没有几条枪，而且靠近海边，喝的水都是咸的。父亲很快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积极开展工作。这支部队很快发展起来，人多了，枪也多了，具有了团的规模，有了正规部队的样子，成为我们党领导的盐阜地区九个县中武装力量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父亲看到自己参与创建的部队发展壮大，由衷地感到高兴。
1944年7月1日，父亲调到第三师军工部任政委。军工部隶属师后勤供给部门，负责兵工厂以及部队武器弹药的发放供给。当时部队武器弹药主要靠前线缴获，但也有少部分自己制造，同时还要进行维修。军工部管理了一些工人和知识分子，父亲长期在部队工作，很少和工人打交道，特别是和知识分子比较陌生，所以刚到任时有些担心和他们相处不好，但时间不长父亲就和工人、知识分子们打成了一片，关系搞得很融洽，这对于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到1945年初，父亲参加了第三师的整风学习，目的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端正思想作风。在我们保存父亲的文字资料中，可以了解到父亲起初对开展整风学习并不很理解，认为“整风是整大官，下层干部没有什么可整的”，所以“上课、听报告、看文件都是表面应付，没有兴趣”，经过一段时间学习父亲打通思想，懂得了整风学习是为了端正思想作风，是为了改进工作方法，不仅大官要整风学习，下层干部也要整风学习。
这些文字资料虽然是记录稿，比较简单，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父亲是按照要求逐条进行对照检查的，既有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也有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既有历史上的问题，也有现实工作中的问题，无任何隐瞒，向党抛出一片真心。如检查“认识问题与处理问题的片面性、狭隘性”，父亲列了自己的缺点：（1）对三三制认识片面，认为我们创造的根据地，为什么要他们（指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等）参加，靠不住；（2）对精兵简政认识不够，减自己的牲口不愿意（指配发的马曾被取消）；（3）长征时在草地一、四方面军分裂，以为四方面军力量大，如果他们叛变，会打我们，有些悲观，到陕北后经毛主席解释后才了解；（4）西安事变时，释放蒋介石，大家有气；（5）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取消土地革命，戴青天白日的帽子，不高兴，讲过多次怪话，报告（指首长作报告）后才认识；（6）皖南事变后以为国共要分裂，主张打到重庆去。又如父亲检讨自己在盐东指挥攻打划船港陆村林时，不慎点燃了街上的房子，“虽然军事上胜利了，但政策上受了损失”。
在每个检查项目下，父亲都是如此认真地列举自己现存和曾经有过的错误认识，不放过任何对党的大政方针的偏离，没有躲躲闪闪，直截了当，率真透明，朴实无华，让我们感受到父亲那泥土般的质朴和松柏般的坚定。
淮海战役受通令嘉奖
解放战争时，父亲参加了淮海战役。在战役第一阶段，乘国民党黄伯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围歼之际，父亲任职的苏北军区部队发起解放连云港作战，把苏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切断了国民党军的海上联络线。父亲任职第12纵队（第30军）第88师时，正是淮海战役进入到围歼杜聿明集团之时，部队作为北集团（当时华东、中原野战军将围歼杜集团的兵力划分为东、南、北三个集团）主力之一，承担了歼灭李弥兵团并策应东集团的任务。父亲在解放连云港和围歼杜聿明集团等战斗中的优秀表现和功绩，使他受到了上级的通令嘉奖。
父亲在离开华东军区时，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委对父亲的评价是：“龙生同志在军需部一年来，在工作上表现积极负责，平时能深入下层，一般思想情况比较熟悉，能亲自动手处理问题，工作作风上表现果敢有决断，因之处理问题较迅速及时，尚能坚持原则，对干部较关心热情，能给适当的照顾，个性直爽，对自己的文化学习认真，亦有显著提高。”这个评价字数不多，时限也仅仅一年，但却使我们看到父亲作为军队高级干部对革命事业的忠心耿耿，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下属的关心热情，对文化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以及果敢决断的领导风格、讲原则而不苟同的做事品格和直爽坦荡的为人性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61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军部分会 罗春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