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江苏省东台县富安镇东约20里的农村. 1940年10月8日，新四军在黄桥战斗胜利后乘胜北上，占领海安、东台、盐城等通榆公路上的大小城镇。这是东台城第一次解放，10月15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亲自宣告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1941年春，日军为了全面占领苏北、苏中，从江南调来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接替第十七师团一个联队在苏中的防务，以加强对新四军进攻的力量。同时,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依附敌人，继续反共。于是国民党武装进一步分化，除小部尚保留国民党旗帜外，从1940年底到1941年3月，大部与汪伪合流，叛国投敌。被编为伪军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使苏北伪军迅增到十三个师、三个旅、四十二个正规团和十一股杂牌部队，共达三万七千余人。

日伪军靠这支强大的队伍向新四军发动进攻。1941年春, 日伪军先后占领了海安、东台、盐城等通楡干线(即现在的204国道) 上的大小城镇，并经常下农村“扫荡”“清乡”,妄想消灭新四军。敌寇每到一处都是大肆烧杀淫掠,烧房子,抢财物, 强奸妇女, 无恶不作。使我根据地群众遭受严重摧残，在我军民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熊熊烈火。

新四军由城镇转入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粟裕为首的新四军一师师部和苏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长期驻在东台三仓地区(在我家东北十几里)，指挥全苏中(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2万3千多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的抗日斗争，三仓区成为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区。日军企图占领三仓, 消灭新四军一师师部和苏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发动了对三仓的多次进攻。以主力部队为主进行的三仓反复争夺战先后共七次，敌人每进攻一次，都以惨败告终。当时，我们在家经常看到战争的烟火, 听到打仗的枪声。1941至1944年间, 苏中新四军反击日伪军“扫荡”“清乡”几百次,大小战斗几千次,消灭日伪军几万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苏中军区机关尽管一直是日寇寻歼的目标，却没有遭到过一次袭击。

1940年底至 1941年，新四军来到我的家乡，与之同行的还有专做群众工作的民运工作队的同志们。他们向穷人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组织民兵, 建立地方武装, 打击日本鬼子,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访贫问苦，组织农会，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利，还实行了减租减息，让百姓异常欢喜。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新四军民运工作队的两个女干部——郭南和李敏。她们都在20岁左右，性格直爽，胆大无畏，据说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下来的。她们访贫问苦，串门宣传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闹革命的道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 抗击日本侵略者,她们教我们小孩子唱歌、扭秧歌、玩游戏，我特别喜欢她们。她们教我们唱的歌，有两首我至今仍记忆深刻。一首是《黄桥烧饼歌》,“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的烧饼慰劳忙。烧饼要用热火来炕，军队要靠老百姓来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黄桥烧饼是当地有名的小吃，现在甚至卖到北京来。当时的老百姓支持新四军，盼望他们打胜仗，担心新四军没有粮食吃，就烤大量的烧饼送给他们，歌曲唱的就是这个内容。这是我学习的第一首歌。还有一首歌唱的是：“天上有个扫帚星，苏北有个韩德勤。多少鬼子不去打，专门欺压老百姓。”歌词唱出了百姓对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这样欺压贫穷百姓的恶势力的厌恶，更表现了心中对新四军到来的期盼。

新四军的女干部和我们农村的妇女大不一样。农村妇女都是不识字，穿大襟的衣服，缠足小脚, 头上梳个鬏。新四军的女干部则穿对襟衣服，短头发，显得十分利落干练。新四军的纪律很严明，绝不拿百姓的一针一线。他们平时就在附近的百姓家借住，吃饭都会给钱。他们每人都背一个包，带着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小时候我们还都用毛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钢笔，心里十分羡慕，立志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党的好干部。

我父亲是一个貧苦的老农民, 年青时因患红眼病没有药治, 加之住的房子小, 家里烧炉子, 双眼被浓烟熏瞎了。父亲虽然眼盲，但在大亊大非方面立场很坚定，我常说他是眼瞎心明。国民党统治时期, 老百姓受到压迫还无处讲理。 新四军一来，不仅打跑了欺压百姓的国民党, 还密切联系群众，组织民兵打日本鬼子, 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父亲非常拥护。新四军的干部来到我家,他便热情地接待，高兴地和人家聊天，与对待国民党的态度绝对是天壤之别。

我记得新四军来之前,有一次国民党抓壮丁，强令我二哥去，父亲便把二哥藏到了几十里外的我姑奶奶家。国民党的保长见父亲不配合，就把他扭送到囯民党的富安区公所, 父亲也硬气，将自已的小辫子往头上一盘,说：“要我这条老命可以，想要我儿子去给国民党当壮丁？没门！" 区公所对我爸没有办法, 只好放他回来了。三哥年轻时不懂事，和村里的年轻人商量好,去国民党那里当兵。父亲听闻此事，拄着拐棍走了二十多里路把三哥拉了回来，坚决不让去。父亲常对我们讲述国民党是如何欺负受苦老百姓的，只有新四军会为穷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新四军来到我家乡，哥哥嫂子们就都出去参加抗日的活动, 帮新四军办事，父亲举双手赞成，立场非常鲜明。大哥丁国华从小身体不好，有些哮喘，父亲就下定决心送大哥去读书。父亲说： “我一辈子大字不识一个，受人家欺负，再苦再穷也要让我儿子念书。" 大哥一读就是十多年，算是个知识分子。1941年新四军来到我们家乡,大哥很快就参加了革命，成为新四军的税务干部, 后来当税务所长。我三哥在乡里当民兵, 经常背着一把一米多長的大刀去参加巡逻和集训。

我7岁开始读私塾,10岁时母亲早逝，11岁时读完《四书》。12岁时, 由于战乱,私塾停办，我不得不停下学习的脚步回家务农，学习生存的本领。同时，我积极参加新四军组织的各种活动，民兵训练、站岗放哨、玩花灯，我比哥哥们还积极，是村里小辈中的积极分子(一般人家, 这么小的孩子, 是不让出去参加这些活动的, 但我没有母亲, 父亲开明, 哥嫂进步, 都支持我的活动)。母亲去世后, 哥哥嫂嫂对我都很好,我们家兄弟四个, 我是最小的一个, 哥哥嫂嫂们出门都带着我这个小弟弟。1944年秋天,我12岁时, 大哥带我到他工作的地方(富安镇西场村)和他在一起生活。此地离日伪军据点富安镇只有三里路, 我们住的村子南面有一条大河,河的那边有通榆公路(即现在的204国道), 是敌人的主要交通要道。在我们村南边有一个渡口,是解放区通往日伪据点的必过关口，我们常看到新四军的游击队摆渡过去, 打击敌人的汽车, 破坏敌人的公路。

平日里，日伪军不敢出来，只能开着汽车从公路上边向我们这里开枪边快速走过。我常和村里小男孩一起站岗放哨, 天热时的夜晚, 我们睡在玉米地里用玉米秸秆儿搭成的棚子里, 天冷时的夜晩,我们就睡在草垛的空洞里。有一次，我和两个小朋友在南边的渡口值夜班，那天晚上也是大意了，摆渡的老汉点着煤油灯给我们这帮小孩子讲故事。那天夜里日伪军突然偷偷地出来了。他们在河对面看到我们屋里的灯还亮着，连续数枪打过来。我们看到打枪时的亮光，听到枪声，立即关灯, 赶快趴在地上，快速爬出去，躲到玉米地里监视敌人。渡船在我们这边, 敌人过不来, 其实他们比我们更害怕，见屋内没有动静，很快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值班室的地上有许多散落的子弹头。

母亲去世后，我变得更稳重，比同龄的孩子要懂事、能干许多，有点小大人的模样。1945 年春天,我刚满13岁,开始跟随大哥出去工作。当时，大哥是新四军安丰区粮食供应站的站长，供应站只有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于是带我去帮忙。大哥负责处理外部事务，组织农民将玉米、稻子、小麦加工成米面送到粮站来,我负责内勤, 机关、部队的同志拿着提粮证来换粮的时候，我便按照粮证上的数量称粮食给他们。那时，我吃住都在附近的老乡家里，受到了老乡的不少照顾。后来，为了减轻老乡的负担，我开始自己煮饭吃，早晚都是稀饭咸菜，中午可以蒸一个鸡蛋。在这段时间，我算是个享受供给制的新四军的正式工作人员，每月发给定量的口粮和买毛巾、牙刷、牙膏等的零花钱,到了夏天发给两块布。我用一块做了一身新衣服，另一块做了一个床单。

大约在7月，日本鬼子要下乡“扫荡”，我们的粮站就停办了，人员也跟随区政府一起转移。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本县的新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公路两边向安丰、富安镇的敌人打枪、甩手榴弹，鬼子吓得连夜逃往东台，然后和东台的鬼子一起乘汽艇逃往泰州。“二皇"更加害怕，有的溜掉了，有的则拖着枪向我们投降。东台、安丰、富安镇很快解放了。我们粮站的几亇人都没有上过街, 不知道富安镇什么样子, 我们高高兴兴走了十几里路,到富安街上看看。不久，区政府和粮站的同志们都高高兴兴地进城接管安丰镇了。

本来我也该随行的，但不幸的是，我在这个时候生病了，高烧不退，只能留在农村的老乡家里，还有一个小伙子留下来照顾我。后来我烧得越来越严重，腿变得红肿，人也开始说胡话，照顾我的人没有办法，雇了个小船把我送回了家。家乡没有医生, 我只有痛苦的拖到第二年夏天病才好。1946年秋天, 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 我积极参加村里的土改, 我是我家所在小组的翻身小组的副组长(正组长是地主家的长工, 不识字), 同时还负责全村土地的分配账目, 将全村各家现有土地登记造册，根据全村土地总亩数和人口总数, 计算出平均每人几亩地，交领导小组讨论, 确定地主、富农各家分别拿出多少地, 贫下中农各家分别分进多少地。土改结束时, 乡里开大会庆祝土改胜利完成，我作为儿童团长到全乡大会上发了言。

1947年, 我初小毕业后, 又出来参加革命, 投入解放战争的宣传工作。

                一师分会 丁民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