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的三大战役，决定了我国的历史命运。离蒋家王朝“首都”南京最近的淮海之战，更使蒋党蒋军遭到灭顶之灾。我作为“华野”四纵一兵，不仅亲历了这场大战，还是在战场上“火线入党”的，也是本人历史的闪光一页。对于这一战役的大事伟绩，早已有人写过并载入了史册，我这里只说点战中小事，让后人知道些当时实况。

先说吃饭的事，战役开始时，我刚过17岁，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最能吃的时候，曾经一顿连吃12大碗，约有三斤米的饭，创造了此生的最高记录。在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后，敌军大兵压境汹涌而至时，我军被迫先向苏北再到山东，几年中再也没见过大米。淮海战役一打响，由山东、河北、安徽和江苏等老解放区，纷纷赶来支援前线，特别是我老家苏中，竟用小车推来了成千上万担大米。我一见那白花花又香喷喷的米饭，第一顿一口气就向口中倒进了四碗，都是能装二三两米的磁铁碗，大家也是几年没见过米饭，都吃得不少。第一锅一下吃光，炊事员马上烧了第二锅，我还是四大碗，一会儿又刮到锅底。逼着伙房再烧第三锅，这回虽吃得慢了些，不过仍然是四碗。总算吃过了瘾，肚子撑满了，鼓得成了“孕妇”。因为在炊事兵烧第二、第三锅之间，都相隔约半小时，我们趁这空档，又干了别的事，一直在活动着，吃下的就被消耗和消化了，所以才能吃那么多。不过我们能吃得过瘾，靠的是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军粮充足，才使我军取得了淮海大战的全胜！

第二件事还是说吃。就在我们吃撑了的同时，被我军包围着的蒋军人员，可是饿苦了！包围圈里早已绝了粮，所有的牛马驴骡猪羊兔狗以及猫鼠，更别说是鸡鸭鹅鸽等等，全被人几乎连毛带骨都吞进肚子。即使有吃的也没烧的，什么柴草树木和破房子烂木头，连地下的棺材都被挖出来，成了最佳燃料。逼得蒋介石派飞机来空投大饼等熟食，可飞行员怕死不敢低飞，在高空中就往下扔吃的，却大都落到包围圈外，反使我军发了“洋财”。有一些丢到包围圈里头，官兵们就从四面八方一齐来抢，没抢到的气得开枪打，没打死的又被扔下的大包砸死了，我军也“趁火射击”，便使他们吃不上又活不成。空投飞机一走，我军又“逗弄”起当面敌军来，有的战士把大白馒头戳在刺刀尖上，从战壕里举得高高的，向里头喊道：“蒋军弟兄们，看到我们的大馒头了吧，还有大米饭呢，老百姓又慰劳我们，送来了大桶红烧肉，还热乎着呢！你们要想吃，就快过来吧！……”馋得那边的人，先是三个两个，接着五个八个，冒着枪弹炮火，更不管什么军令军纪，后来竟整排全连地，一边拍着巴掌，一边向我们喊道：“共军兄弟，不要开枪，我们投降来了！”一来先要吃的，边吃边说：“谢谢你们，可救了命了！……”

因为战场起义逃跑过来的蒋军太多了，我们把他们先带下前线，到二线后面才给开饭。只见那些蒋军官兵们，见饭就一拥而上抢着吃，有的用洋磁碗，有的用钢盔，有的用帽子，什么也没有的就用手捧着吃。因为人多太挤，炊事员就用大竹匾装米饭送来，这些“饿死鬼” 就更来劲了，竟把一个兵挤倒在竹匾米饭上，他一爬滚就混身都是饭，索性起来站到一边，从自己身上抓饭吃，那副狼狈相和吃上饭的兴奋状，使我们都掩口大笑。哪知他们有的人一下吃得太多太急，再一喝水竟被胀死和撑死了，这才使我们又限制他们，第一顿先少吃些，让肠胃恢复一下功能，以后再逐渐让他们吃饱。这些为了吃而战场起义的人，加上大量被俘的蒋军官兵，被带到我军后方，有的人还是想吃，当地人就乘机发点小财，做了些杂面饼子卖给他们。开始是一个“袁大头”银元，能买二三个，后来是一块钱一个，甚至几个银元才换到一个饼子。当兵的没有银元，只有“金圆券”，票面都很大，几百万、几千万元才能买一个。国民党军队失败，连银行出的票子也成了废纸，可见这几次大战，对老蒋的打击是多么大！

第三件事说说抓俘虏。淮海战场上俘虏多得不用抓。我军发起攻击后，因为敌军火力还猛，一个班十几个人上去，很快就打的剩了一两个。这最后的战士继续向前冲，一下逮到个敌兵，就把对方帽子一摘，换上自己的帽子，让他调转枪口，跟着自己冲锋。再有俘虏却没帽子换了，只把他们的“青天白日”帽花摘掉，让他们都听自己命令，最后竟抓到几十个，上百个甚至几百个。战斗结束时，他带着自己的大队人马，向指挥员报告并清点人数，再一一登记和编成班、排，成了我军的新连队。原来那个班的最后一位同志，也就成了新任的班长、排长甚至连级指挥员。我们部队有位后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战斗英雄，最初就是这么上去的。他的“部下”主要也是他的俘虏，不过都被称为“解放战士”。我所在的四纵，就这样在战斗中“即俘即补”“以战养战”，虽然伤亡不少，人却越打越多，全纵队“解放战士” 的比重，达到了2/3甚至4/5，这使我们这支原来只有上千人的新四军游击队，到淮海战役后，已成为几万兵马的野战大军和正规陆军。等于是蒋介石不仅以自己的新式武器装备，更以自己的士兵与人员，充实和加强了我军，最后反而把他们自己几乎全歼并赶出了大陆。这一巨大的发展变化，正是我亲目所见并亲身参与的。

第四件事仍与俘虏有关。大战后期我奉命去收容和管理俘虏，主要是已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根本不用武装押解，我们只要招呼一声，就几百人和上千人自动跟了过来，大都是军官，尉官不算，各种校官甚至将军就不少。他们有人问我是什么“阶级”，我说当然是“无产阶级”，他说问的是军阶级别，我笑道反正比你大。他说我是中校，你就是上校了。我说你就是个将军，我也照样管你，因为你们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他们只得叹气苦笑了。我带的这支队伍有军有民又非军非民，可谓“丰富多彩”“无奇不有”，有的裹着破毯子或烂被子，有的柱着拐棍或搭着别人，有个小个子却拖着件军大氅，有个老爷们儿竟套了件娘们儿小花袄，有的哭丧着脸，有的贼眼直转……他们随我走出包围圈时，看到一路都是其“弟兄”们的尸体，不少人的衣服被扒光了，看来还被野狗什么的啃过，只剩了骷髅和骨头架子，当时正是冬天，倒是没有腐烂，只有股臭鱼似的怪味，闻到就要作呕。我对跟着自己的人说，你们运气还不错，要不也是那样了。有人就拍马屁地道，你们“八路”救苦救难，也救了我们啦！正是这支队伍，出徐州时裹挟了大批政府人员和学校师生，有的还带着妻儿老小，在包围圈中也死伤饿冻毙了不少，这时才真的被解放了。其中有个十来岁小姑娘，既可爱又可怜，被我们十师文工队留下了，动员她当了我军的文艺小兵，长大后竟成了很受欢迎的歌唱演员，大家一直叫她“小俘虏”，竟成了她的“爱称”，现在已作为离休老干部，定居在上海。我们纵队文工团，也去挑选了一些有文化和艺术专长的人才，他们后来也都成为我的文艺战友。

在我的要好战友中，就有这么一位，这是第五件事了。他叫宫超，也是淮海战役中过来的，并且是连人带机枪和整箱子弹，真正战场起义而来。他是山东莱阳人，那儿原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他父亲是农会会长，自己也是儿童团的。1946年土改时，他父亲带头分了地主的地，国民党军带着还乡团打回来，父亲在阶级报复中被杀害了，才是娃娃的他也被当壮丁抓了，先关在青岛师管区，后被送上战场。淮海开战后他被编在机枪班里，他见班长也是苦出身，就悄悄对他说，八路和共产党都是为穷人的，我们不能打他们，接着又说服动员了班里几个信得过的人，就在夜里连武器弹药都带着跑过来了，机枪和子弹与其班长、弟兄们，被部队留下了，因为他年龄小个头更小，并且已有阶级觉悟，与敌人还有杀父之仇，就把他送来文工团同我在一起。有人以为他也是“解放战士”，他就庄严声明，我家在老解放区，我爹是革命烈士，我是带着班长和武器，战场起义过来的，从来不是俘虏兵。他与我一起呆了几年，成了最要好的哥们与伙伴。我在北京时，他转业后带全家来京住在我家。他在莱阳城的家，我也去过多次。如今他也八十多了，我们常常电话谈心，只是他老伴已不在，身体也不如我，自己出不了远门，但我们在心里仍然常常思念紧密相连着。

“华野”司令兼政委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我就能证实这句话，我们吃到的大米饭、大馒头和打的大量炮弹、手榴弹等等，就是乡亲们拼着命送上来的。不过，我还想为陈司令这话再补充一句，算是第六件事了。这场大战所以胜利，也是我们文艺兵唱出来的！当时各部队在战斗中，都是战歌声伴随着枪炮声,既鼓舞了我军士气,又动摇了敌人军心；刚打了一个胜仗，马上就唱出一支新歌，这也成了淮海大战的一大特色。首功应属“华野”文工团，我们纵队刚打进碾庄，收拾了蒋军一个兵团，他们就唱出了 “捷报，捷报，消灭了黄伯韬……！”徐州守敌一看援兵无望，通往南京的津浦线已被切断，只得吆喝着全部兵马，不分军政文武与男女老少，倾巢出动，弃城逃命，仅有的一个“空档” 是河南永城方向，便几十万人马一齐奔了过去。我军一见敌人要逃，马上紧跟而上，就在这时，追击部队又唱开了：“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逃掉，不准他们喘气……！”歌声如战鼓似的，振奋和激励着追击的部队，“华野”和“中野”几路大军十几个纵队，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将逃跑敌人前堵后追，在永城陈官庄一带十几平方公里地面上，密密层层地截住又围上了，形成了一个巨大又拥挤的包围圈。正当敌人被打和挤得鬼哭狼嗥时，我军阵地上又扬起了既生动有趣地嘲笑了敌人，又使我军开心欢乐的新歌：“三个兵团，挤成一团，妄想逃过，长江南……！”歌中把他们的“剿总”司令杜聿明，还有几个兵团司令都点了名，要他们为保住老命，都向我军投降吧！淮海战役每一阶段的主要战斗，都由“华野”文工团以歌声作了“记录”和“总结”，更宣扬了我们的胜利。这批战斗歌曲，后来汇编为《淮海战役组歌》，

“华野”文工团也应召去了刚解放的北平，在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上，全体登台演唱了这一“组歌”，听得毛主席也大鼓其掌说道：“华野”部队仗打得好，歌也唱得这么好！认为都太不简单了。

当时我们也是这么干的。四纵文工团编成了几个小队小组，分到各个战斗部队，进行战场鼓动和活跃部队，编导组顾宝璋领我们去了十一师，我自己不仅编演了几个小节目，如为蒋介石的《瞎子算命》，嘲笑国民党的《猴戏》，还写了几段“三句半”打油诗：如“咱们打了胜仗，老蒋气得发狂，抓住茶杯出气，‘咣当’！/咱们打得漂亮，老蒋急断肚肠，宋美龄也挨骂，冤枉！……/老蒋老蒋别凶，还有几天发疯，马上你就垮台，送终！……”我又将这些

“诗”配上漫画，由团里油印小报发表了，和我编演的小节目一样，看得同志们都哈哈大笑。在将逃跑敌军都围上后，包围圈外的一线阵地上，挖成了四通八达的战壕，又深挖了几个加固的大隐蔽部，洞口挂上“火线俱乐部”的大招牌，按班、排轮流进去看表演节目，什么快板、说唱、活报、相声、对口词等等，一个接一个地上。我们的幻灯组，还及时搜集材料，表扬所在连队的战斗英雄和好人好事，一一画成了幻灯片，各班排轮流来看，洞口上也挂了牌子，标明这是“战地土电影院”。常常是上午才发生的事，下午就上了“电影”，引得战士们都想也到“电影”上露露脸。1949年的新年元旦，我们就是在淮海战场上过的，我们在战壕交通沟胸墙上，贴满了红绿油光纸的标语口号，又让战斗英雄和立了功的同志，都戴上了红花，甚至披上了彩带，还找来不少锣鼓乐器，使阵地上不仅锣鼓喧天，又歌舞音乐演奏声不断，把战场也搞得红红火火又热热闹闹，与对面被围蒋军阵地的死气沉沉，成了鲜明对照。把战场鼓动与战地文化搞得如此活跃丰富，特别是在大战同时，又出现了那么多优秀作品和节目，这应该也是淮海战役中的一大特色。不过这已经不是小事，而是应予大书特书的了！淮海大战最后有件大事，即被蒋军称为“徐蚌会战”的最高司令官，也是当时刚刚公布的国民党战争罪犯之一的杜聿明，被我们四纵十一师后勤卫生科的通信员，仅凭他一支步枪和一个徒手的战友，把这个“头等战犯”级的司令长官，及其随从副官卫士等一伙人，一声吆喝后就全部活捉了！第一个审问他的我军首长，是十一师政治部陈茂辉主任，从杜聿明等人那里缴获的武器之类，也由陈主任验收了，这都作为我所在部队的历史功勋荣誉载入了史册。生俘杜聿明的故事，几十年来在各种书刊报中，翻来覆去不断见到，我也不再炒这“冷饭”了。不过这一大事后边，另有一件“小事”，并且是个除我以外，可能从来不为人知的军中秘闻，为了不使此事就此湮没，我只得在这里予以披露了。

原四纵十一师政治部陈主任，后来一步一步一直升到了23军政委，他与其夫人薛峰同志，

同我一向友好密切，我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回我又去时，只有他夫人在。她悄悄问我，会不会拆卸擦洗手枪，我说可以，她就拿出了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宝贝”东西，打开一看，竟是一支奇特的手枪，全部镀成银色，十分小巧精致，她说这是杜聿明专用的防身武器。从淮海战役杜被俘后，这些东西先放在他们家，这支手枪很特别，也很好玩，就被她收藏起来。她让我帮她拆开，好好擦洗一下。哪知我接过后，怎么也摆弄不了，连弹夹都取不出来，枪身更根本拉不动，原来它早已锈成了一个铁疙瘩。我和她为此都很遗憾，她怪自己一直没有拿出来，也从来没有擦过，竟锈为废铁一块；我既为她让我见识了这件珍奇武器而高兴，又为自己对此无能为力而惭愧。当时北京正建造军事博物馆，已向全国全军征集文物，我建议她捐献给“军博”去，她说只能这样了。但我后来再没与他们提过这事，只是几次参观“军博”，并未再看到它，军博收藏的各种武器，特别是中外各式手枪的图录中，也没有这件重要的“文物珍品”。在徐州的“淮海战役纪念馆”中，我看到关于“战犯杜聿明”的收条，却也没有这支手枪。我估计是当年陈主任夫人悄悄留下的，别人包括首长自己可能就没留意，而薛峰同志这么做，已违犯“三大纪律”的“一切缴获要归公”，过去没有交，以后交没交，就很难说了，好在除了我，谁也不知此事。如今陈政委与其夫人都已去世，这件文物的下落，就更成为历史之谜了！只请陈政委老俩口在天之灵，原谅我这个老部下，在这里“泄”了他家这个“密”。

蒋军“徐蚌会战”的最高指挥官，“头等战犯”杜聿明被活捉了，也就以我军的全面胜利，宣告了淮海战役的正式结束。围歼敌军的各部队陆续撤离战场，我们纵队奉命到徐州北面集结待命，文工团的人也一一回到了原单位。当我们通过徐州要去新驻地时，团里的司务长“黄大炮”，不知走了什么门路，竟去火车站联系到一节车厢，说是让我们都开一回“洋荤”，坐火车去不用行军走路了。我们连续奋战了几个月，都正又累又困疲劳极了，特别是我从长江边乡下来，从没坐过火车，当然喜出望外，异常兴奋地随队而去。哪知上的只是一节棚车，里头什么也没有，顶上还有破洞。我们团原有五六十人，这次战役又增加了一批“解放”来的新同志，总共已近百人，加上不少东西，一节车厢怎么也挤不进了，有的同志就爬到车顶棚上面，开始还以为很“风光”，天黑后一开车，个个冻得直叫唤，可是又下不来。顶上的人还划了火柴，从破洞中往下扔，说是放“照明弹”了，虽有乐趣却很难受。我们这节车厢挂在一列货车上，走一阵又停一阵，一路叮里当郎又摇摇晃晃，既被挤着又被尿憋着，还不如行军来得痛快。走走停停好容易天亮时，在一个叫韩庄的小站全部下车，一问离徐州才几十里路，要是行军来也走到了，白白地受了一夜罪，都说上了“黄大炮”的当。可是这是我生平首次坐上火车，应是本人的“历史大事”之一，也在此记录如上。这篇回忆的开头处，提到我的“火线入党”，这对个人确是件大事，但在全军却算不上了。当时我正在前线连队，确确实实是在淮海战场上，于1949年1月1日一大早，极其庄严认真地打了入党报告，可是我的入党手续，必须由纵队文工团党支部来办，这就得到战役结束，我回到纵队部以后，才能被正式接受办理。大战一完，我部开赴徐州北边的峄县，将在那儿休整，更进行了全军的大整编，各部队都统一成为正规军，我们四纵被编为第23军，“华野”也改称为“第三野战军”，仍由陈毅、粟裕指挥。在此期间各单位抓紧评功庆功，调整人员并速办大量入党申请等等，其中就包括了我的。让我马上填写了正式的《入党志愿书》，是个只有64开大的小本本，封皮上印着大红色有镰刀铁锤加五角星并有“中共”二字的党旗，我工工整整用蝇头小字写上了自己的姓名、籍贯、家庭情况、个人经历等等，更重申了入党愿望。介绍人和小组意见都说，我在战斗和工作中主动积极，受到了大家和连队好评，又迫切要求入党。接着，又让我列席支部大会，再次重述志愿，检讨自己的不足，并听取大家意见。后来，大会一致通过，还由支书签署定论，既肯定了优点，又指出了毛病。最后，呈报上级党委审批。这时已过2月，一到3月就接到命令，焕然一新又兵强马壮的23军，浩浩荡荡挥师南下，直奔我老家苏中泰兴，驻扎在长江边，进行渡江训练，准备“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了！就在这时，忽然通知我参加支部大会，原来我已被批准入党了，日期是“1949 年4月6日”，距我在淮海战场打入党报告，已过了3个月零5天，我也在新的“火线”，即渡江大战前线上，终于如愿入了党！

我的入党，其实已晚，只因我的“死脑筋”，才耽误了自己党龄。从我十岁上下，稍懂事

时起，就在已是地下党员的父亲指导下，和我的堂兄表姐与私塾同学一样，分别为党放暗哨、贴传单、转情报、搞侦察和作宣传，他们在十四五岁时就秘密入了党，又大都是我父亲发展的，也许因为我还小，他只让我偷读了革命书刊小册子等等。到他不幸被捕，我家又被敌人烧了，自己逃到新四军后，由于原是个乡下野小子，不只自由散漫，还常调皮捣蛋，后来又有了什么“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不断作检讨挨批评。我从党章中看到，年满十八才能入党，就死记了这一条，心想到时候肯定入得了。所以直到1949年元旦，我正进入18岁年限，这才立即提出申请。哪知又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好在是在生我养我的家乡土地上，使我这个老战士，又成了个新党员，正是以此身份职责，终生是解放大军一员。这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当然算不得什么，可是对于我个人，怎么也是大事一件，所以才在此也记上这一笔。

                    一师分会 洪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