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左起）项英、周恩来、叶挺在皖南

漂泊的云

很多知道我身世的人，多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不一般。我时常想，从某种角度，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那些不平常岁月的一个缩影。

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上海劳工幼儿园开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一个孤儿院。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岁，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前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孤儿院里长大，所以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像我身边的那些孩子，所以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凄惨。

那时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爸爸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关于我的身世，我也是长大后了解的些许零碎片断：我1931年出生，妈妈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给别人，自己离开上海去苏区找爸爸。有一年，我碰到徐明清阿姨(注：前农业部部长王观澜的夫人)，她说她在上海时帮妈妈带过我，妈妈离开后，她把我带到了浙江，把我交给在浙江的地下党林迪生(注：前兰州大学校长)。可是大家也没办法养活我，最后只好把我送到陶先生的孤儿院里。那些阿姨们说，我的小名可能叫阿苗，我的弟弟项学成小名叫阿毛，还有一个在苏区失去下落的弟弟叫阿狗。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陶先生的孤儿院开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觉察到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英国人不让他再办下去。孤儿院要解散了，我记得女老师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里，坐了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她刚出门就被自行车撞倒了，陶先生很着急，赶紧叫人把女老师送到医院去。我听到后就在那里号啕大哭。

没人管我了。陶行知是名人，他不能一天到晚带着我。

陶先生曾在江苏淮安创办了一个新安小学，新安小学一位叫郭青的老师到上海来办事，陶先生便让郭老师把我带到新安小学。郭老师问：“孩子叫什么？”陶先生想了下说：“叫苏云吧，在江苏飘来飘去的一片云。”从此我便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张苏云。我也不知道陶先生为什么让我姓张，可能觉得张姓比较普遍吧，“项”还是太引人注目一些。

现在回想，陶先生应该知道我身份的。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施洋是父亲介绍入党的。父亲1930年去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名气很大。我记得陶先生很郑重地嘱咐郭老师：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好。郭老师对我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很紧张地问：“出了差错怎么办？”陶先生说：“你只要尽力而为，出了事你不用管。”

新安小学是陶行知先生为穷人办的一所学校，他的理念是穷人孩子也要受良好的教育。很多穷人交不起学费，拿袋子装点米交给老师就可以了。学校似乎是村里一个破庙，因为我还有在泥菩萨后面捉迷藏的记忆。晚上我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和他家大女儿睡在一起。

好景不长，不久抗战爆发，日本人很快占领了徐州。新安小学的校长叫汪达之，他把大一点的孩子组成新安旅行团，到各地演出宣传抗日。汪达之校长写信告诉郭青老师：形势很紧张，你带着张苏云去西安吧——除了我之外，学校还有一名孤儿，但汪校长只让郭青老师带我一个人走。我想陶先生应该跟汪校长交待过我的身份。

但是郭青老师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只是兑现对陶先生的承诺。他带上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前行。我记得，车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在风陵渡的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动。火车在黑暗中疾驶，所幸冲出险境。

我们到达西安，完全人生地不熟。在西安住了一个月后，郭老师身上没钱了。他告诉我，某学校有个孩子剧团，想把我送到那里，然后自己找个教书的地方。正在商议出路，郭老师收到了汪达之的信，汪校长这时候在信中交待了我的身份，他告诉郭老师：只要把张苏云带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

那时候在西安还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当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伍云甫，也就是伍绍祖的父亲。听说郭老师介绍我是项英的女儿，他让我们先住在那里，其实是在了解、审查我的身份。直到这时，我才对“项英”是谁有了点模模糊糊的印象。碰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与父亲很熟，见到我后，他亲自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问他是否有我这个女儿。得到父亲的确认后，我和郭青老师才被正式批准去延安。

那时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把很多投奔而去的青年学生送往延安，而且是用大卡车公开地送，一次大概有五六辆车。我是1938年4月出发的，送我去延安的那辆卡车有些特殊，除了我和郭老师外，还有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一家4口，萧劲光的儿子、刘志丹的女儿。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也在其中。他们原本准备去苏联，但是没能成行。虽然张国焘那时已经脱离共产党，但他儿子不相信，还是返回了延安。我记得他个子比较大，虽然路上比较颠簸，但他喜欢站着，扒着窗户往外看。

12天的父女

我从小到大就习惯了自己的孤儿身份，在延安能见到爸爸，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来了，说你爸爸到延安了，有人接你去见他。记忆中我又惊奇又高兴，急得马上要走，饭也顾不上吃完。

爸爸在武汉搞工运时有一位战友叫林育英，革命时期化名张浩。张浩派警卫员把我、也把张浩的两个儿子带到延安城里一个院子的一间平房里。

见我们来了，张浩伯伯一一做了介绍：坐在床上的是朱爸爸(朱德)；抱着小女孩坐在那的，是刘爸爸(刘少奇)，怀里抱的孩子是刘爸爸的女儿刘爱琴。我记得刘爱琴只有六七岁的样子，穿一件小花布旗袍，梳着一个童花头。张浩告诉我，等一会儿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参加欢迎你爸爸的欢迎会。

我后来才知道，爸爸这一次是从皖南根据地来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的，延安为外地来的成员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欢迎会是在八路军大礼堂开的，记忆中我乖乖跟着大人们走了进去。大礼堂条件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跟进去以后，大人们都相互招呼，可我谁也不认识。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转身面对着整个会场，找我爸爸。陈云走过来叫我：“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指着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记忆中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虽然我一直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可以撒娇，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来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长到了7岁半才第一次见父亲。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要先回学校去。于是爸爸派警卫员把我送回了学校。

直到第二天放学，爸爸来学校接我，带我到他住的窑洞，又带着我一起到保育院见弟弟，弟弟是早我几个月到的延安。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比我小4岁的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可惜弟弟到了晚上拼命哭，要找保育院阿姨，吵得爸爸没法休息，又给他送回了保育院。

记忆中爸爸对我很好，白天他去开会、工作，晚上接我回来，早上送我上学，有空时还给我洗脸、洗脚、洗衣服。有一天，爸爸请郭青老师吃饭，我记得爸爸亲自给郭青老师斟上了酒，但我却把郭老师的酒杯抢了下来说：“郭老师不喝酒，不喝酒！”两个大人相视而笑。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与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我戴的帽子，就是父亲去延安时送给我的。爸爸在里面笑得特别开心，后来有人说，这是项英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爸爸特别高兴，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了好多朋友。我是上世纪50年代去邓妈妈那里看到了这张照片，邓妈妈赠给了我。

有一天晚上，郭老师来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任务，马上要离开延安，所以他白天来学校，想再来看看我。但是，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躲进山里上课，于是我和父亲还来不及告别，就这样分开了。

虽然爸爸不在身边，但我还能感觉他的牵挂和怜爱。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捎来父亲给我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很多新四军的人到延安来，都会到学校来看我。薛暮桥的夫人罗琼到延安看到我时说：“有这样一对儿女，项军长可满意了！”很多年后我去拜访陈丕显伯伯，他还特地把夫人喊过来见我，原来爸爸告诉陈伯伯说，我长得很像陈伯母。陈伯母当然长得比我漂亮。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便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直至今日，我对父亲的性格没什么直接印象，但一个“慈父”的形象永远深植于我记忆深处。

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万元边区币。

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伯伯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见他。陈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变”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

对于母亲，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但究竟是四川哪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也无从去追寻她的家族、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与父亲是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相爱的，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在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

延安岁月

1938年到了延安后，我被送进了徐特立创办的鲁迅小学学习，1939年学校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也称延安保育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学生是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高级干部的后代。郭青老师则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他后来当上了保育小学的校长，成为很多孩子的大家长。

刚到延安时，我只有7岁，独立生活比较困难，有一个保姆专门照顾我。那时还没有窑洞，我们在平原地区住的平房，房间里用大木板桌搭的床，一张床能睡十二三个孩子，像一个大通铺。我们这些孩子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过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延安，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们采了一大捧山花，我们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老师答应了。于是我们一群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有时候想起来，还挺怀念那时候的延安气氛。

我因为记忆力好、胆子大、不怯场，经常被老师骑马带到附近参加会议或代表学校演讲，延安的报纸还称我为“小小演说家”。有一次老师带到我学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给赶集的老百姓讲“行动纲领”。我背得很熟练，正在哇拉哇拉地讲时，突然发现台下站成一圈的老乡中，从怀里摸着什么，然后摸出一个小东西，放在手上一掐，很清脆的一声，然后他又把它放在嘴里一咬，好像吃得很香。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他在干什么呢？他吃的是什么？想着想着，我走了神，把自己背熟的纲领也忘了，演讲卡了壳，台下一阵轰笑。回到学校，我还被老师批评了一顿。

我后来才知道，延安地区缺水，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身上长了虱子。他们习惯边晒太阳边抓虱子，那个老乡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当地老乡还认为，虱子吃了我的血，我就应该把虱子也吃了，所以刚才那个老乡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没有爸爸妈妈的生活，让我从小养成了自立、好强的性格。带过我的大人都喜欢我，像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任弼时的夫人。但他们对我再好，也不是自己的父母，我还是要规矩一些，这一点，我始终是很清楚的。

中组部对我们特别照顾，陈云、李富春常接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蔡畅妈妈待我们更像亲生儿女一样。当时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我到延安时，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在这里。我的弟弟项学成是在监狱里出生的，是周月林为母亲接的生。弟弟和我的关系很好，平时和弟弟去的最多的就是李富春和蔡畅家。

蔡妈妈很喜欢我，教我洗衣服、织衣补洞。蔡妈妈很爱干净，摆在桌上的东西别人是不能随便挪动的。她也嘱咐我：“小朋友来玩可以，但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有一次来了个同学，只是好奇地翻了一下，我都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蔡妈妈回来问我是否有人动了她的东西。

有时吃完饭，李叔叔、蔡妈妈带着我在窑洞后面的山坡上散步，我还牵着李叔叔的小狗“路路”。路上遇见认识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会过来逗我：“你家几口人呢？”我认真地看了一眼小狗，然后回答：“4口！”李叔叔与蔡妈妈的女儿李特特很嫉妒我，说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她长得多。

1943年，延安搞了个“整风运动”，后来康生又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弄得人人自危。我们保育小学也开始搞起了“抓特务运动”，老师不允许我们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要受审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经历，如果说不清楚，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同学之间也互相揭发。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学生到礼堂，听一些表现好的人现身说法，我们小学生坐在下面，跟着大人喊口号。

弟弟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的老师把一个小同学叫去交待问题，老师问他是不是特务，他否认。老师说不老实交待的话，就罚他站凳子上。小同学被罚饿得受不了，实在坚持不住，就向老师检举了一个人。他说，夏天大伯派一位姓李的年轻人来接他回去度暑假，途中遇到大雨，河水涨得很高，骑在马前的小李叫我抱紧他的腰，他在马背上猛抽几鞭子，硬是从河里冲了过去。小同学怀疑小李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为大家险些连人带马被洪水冲走，肯定是不存好心。

老师很仔细地拿本子记下了小同学的揭发，然后很满意地告诉他，过关了，可以回宿舍睡觉了。小同学后来听说靖边县真的把小李打成了“特务”，被整得很苦。长大后，他很后悔自己9岁时的无知，伤害了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

整风期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准回家，过了几个月后，紧张的气氛才慢慢缓和下来。

夏天，我和弟弟去李富春和蔡畅家。李叔叔问：“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来啊？”我说：“校长说大家都在整风，整风不能回家。”李叔叔很奇怪地问：“一群娃娃，整什么风呀？”他这一问，弟弟可来劲了，他不顾我劝阻，马上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学校整风可热闹了，还把人吊起来打呢！大家跟着喊口号！”李叔叔很认真地听着弟弟的话，很生气的表情。他马上拿起电话给中共西北局的负责人高岗打电话：“怎么我们大人整风，娃娃里面也在抓特务，还打人？！”结果一周后，西北局就派人来学校调查，学校领导还向几位被错整的老师道了歉，承认过去的错误。

李富春与蔡畅去了东北之后，把我交给了任弼时。有这些叔叔阿姨的照顾，在延安时，我从不觉得孤单。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高岗的儿子高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和我一共21人。给我们送行时，领导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们打了，由我们来打，你们去努力学习，回来好好建设新中国。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角度挑选的。叶挺是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林汉雄的父亲死的时候，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于是他就学了水电。但是“文革”期间，中央成立了一个“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4821”名称也就从那时被叫出来。现在，我们“4821”的成员还是会定期聚一下，虽然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位居高官，但是相聚时，大家没有身份差异，感觉又回到了老同学的温暖回忆中。

我的丈夫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也是我留苏时的同学。现在很多人把林育南、林育英与林彪放在一起，称他们是林氏三兄弟。林家是一个大家族，林育南是林彪的哥哥，是林家第一个出来革命的，他与董必武是同一时期的，资格比较老。林育英是林育南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在革命时期化名张浩，而林彪又是林育英带出来的。他们确实是从林家大家族出来的，但单纯从血缘上讲已经没那么近了。

项苏云，摄于2008年

张浩早期在湖北参加工人运动，资格比较老。1942年去世前告诉身边人，死后要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意思是要天天看着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共在延安还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安葬，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沉寂这么多年的“项英”，最近几年也走进学术界和大众评论的视野，对那段历史的评价也日趋客观。我不会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与其中，我想，还是把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接受历史的评价。我相信历史最终会还原其真实面貌，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我和父亲两代人的这些往事，是共和国的一代记忆。

                                                          军部分会 项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