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为投降扫清道路，对于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迫命令我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我党除据实驳斥了他们所制造的谣言之外，为了顾全大局，坚持抗战，答应皖南新四军军部北移。 此时，驻皖南的国民党部队，却纷纷向皖南新四军部队迫近，并由苏南、浙西等地增调部队，逐渐形成了对我皖南部队的包围。 陆续查明的国民党部队有：40师、52师、62师、79师、108师、144师和新7师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等阴谋策划的一个巨大反共事变，已暗中埋藏在皖南新四军部队的北移道路上。

 1941年1月5日凌晨，我们从云岭防地开拔，部队循着羊肠小道，在崇山峻岭中前进。当我军渡过青弋江，进抵泾县茂林地区时，国民党反动派7个师的部队，便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

 皖南事变的战斗打响了，在丕岭一一我军东进的道路上，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钟。我们随军指挥部登上了丕岭高峰，俯瞰四周的崇山峻岭，到处是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封锁了我军东进抗日的一切去路。一座座碉堡的火口，向我们吐射着罪恶的枪弹。

 在丕岭山下一个小茅草屋里，叶挺军长草拟了两份电报稿: 一份给蒋介石和顾祝同，责问他们为何调兵围攻我军，要他们立即制止这种无耻的行动。另一份电文发向延安,请求党中央指示。次日晨，国民党军144师和79师沿着通往茂林的大路， 向我军军部进攻，一直打到离军部住的小村只有二三里路的地方。军直属队全部都组织起来参战，叶挺军长持着二十响驳壳枪，亲自指挥，激烈的肉搏战一直到天黑。

 外围敌人越集越多，敌我兵力悬殊，要实现原先的突围计划，已不可能。晚上，部队全部轻装，冒雨向青弋江方向转移。 9日拂晓，到达了石井坑。在这里，军部几个负责人会合，3团、5团和特务团的一部分部队，也会合在一起。

 我们刚刚把电台架起来，耳机里就发出延安的呼号。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来了，电文的大意是:皖南部队的一切军事指挥权，完全由叶挺军长负责。应高度集中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 坚决组织突围，设法多保存一些干部。

 副军长项英看过电报，把电报交给叶挺军长，说一切请你决定吧!

 叶挺军长看了电报，激动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我们的……”说着，泪珠掉在电报纸上。他接下去对大家说，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要坚决战斗下去。从我起，直到每一个战士，就是剩下最后一人一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

 叶军长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忠诚品质，使当时在场的同志都极为激动。

 眼前的处境，考验着每一个人，同志们都抱定牺牲的决心。 战斗从9日下午一直延续了整整四天四夜。我们顽强地守卫在石井坑这个小山村的附近，国民党反动派曾别有用心地公开广播过我军北上的路线，因而，在我军处于包围之中时，日寇的飞机以12架的大编队，飞临石井坑上空，为蒋介石罪恶的反共内战助威。

 12日黄昏，国民党反动派又发起一次总攻。军部指挥所的电话铃声不绝，五团阵地上，全团只剩下10几个同志。

天黑下来以后，敌人的进攻仍没停止。信号弹、曳光弹交织在空中，把石井坑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突然，枪声在离军部200 米处响起。敌人占领了指挥所东边的一个小庙。叶挺军长沉着地向周参谋长说：“子昆,左侧的小庙必须马上夺回来，不然不但我们指挥所难保，南山上的第3团也要陷入敌人的包围！”

 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同志上前请战，这位不满25岁的团长，曾经是坚持湘赣边区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他接受任务后，率领手下仅有的4名通信员，猛扑小庙，仅十几分钟，便把小庙从敌人手里夺回来。小庙夺回后，指挥所的威胁解除。我们刚松口气，对面南山的敌人和西面的敌人又发起进攻，指挥所只得向后山撤退。

 第二天早晨,一些被冲散的同志又三三两两聚集起来。在一个杂树丛中，我遇到了参谋周绍坤、秘书陈烙痕同志。我们一面走,一面呼喊:“同志们，随我们上山去！ ”隐蔽在密林里的同志， 顺着我们的呼声，一个个跑上山来。这时山下到处是敌人，到处插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教导总队一个同志，把随身带着的一面红色的信号旗打起来，许多被冲散隐蔽起来的同志，看到红旗，奔上山来。很快，我们3个人的战斗小组，扩大成一支50多人、40多枝枪的队伍。在四面都是敌人的枪炮声中，我们召开了一个党员会，选举了党小组长，把全体人员整编成5个战斗班，又继续战斗了。

 在一个山头上，我们坚持了一整天。敌人冲上来，被打下去， 一直到天黑。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在当晚的突围中，我们这支队伍又被冲散了。与其他同志冲散后，我忍住饥饿，不停地向前走，逃过反动派的搜捕。一天黄昏， 来到了一座山下的小村庄旁，出乎意外地碰上了机要秘书顾雪卿同志。我俩悲喜交加，几乎同声地说:“到江北去! ”我们手拉着手，摸到一家茅草屋门口，经过一番耐心的解释和宣传，房门开了。老大爷披着件破棉袄，端着盏小油灯，从上到下把我们照了一遍，惊讶地叫了一声:“新四军同志，你们……”话没出口，叹了口气，拉我们坐到铺上。老人家听我们说几天没吃饭了，一面叫儿子起来弄饭，一面又担心地说，同志，你们快点吃了饭走吧，刚才保长带了 3个人，提着马灯挨门挨户查，还说见到新四军要向他报告。他儿子端出一盘包米做的大饼和一盘霉豆腐。我们边吃边向老人说，反动派查得很紧，要求老人家帮我们换两套便衣。老人沉默了半天，为难地说,他家实在没有多余的衣服。我看他两个儿子个儿和我们差不多，就说:“把你家这两位老弟的衣服脱给我们，我们留给你一些钱，明天烦你老人家出去再替他们买两套衣服吧!”老人思谋了片刻，也认为眼前只有这个办法，可是他又担心保长天天叫出差。正在为难，老汉的大儿子说：“爸爸，我们还是把衣服脱给这两位同志，要不他们走不出去。明天不一定有差出，真的要出差，我们就躺在床上装病。” 说着他便坐到铺上，和弟弟一道把衣服脱给了我们。我们掏出足够四套衣服的钱，给了老汉。老人说什么也不收这么多，我们硬塞给他。换装后，我们感谢大爷，大声地说：“我们永远忘不了你们！ ”然后向门外走去。只听那兄弟俩在铺上说:“同志，我们不能送了，你们要小心!”

    走出老汉的家，我们俩心情都很激动，人民群众和我们一条心，我们依靠群众，一定能冲出重围，找到党，找到自己的队伍。

不幸的是，走到青弋江一条支流过渡的时候，碰上一群国民党军队，我和顾雪卿同志又被冲散了。接连跑了 3个村庄，也没有找到他。青弋江两岸，国民党军队警戒森严，没法通过。我辗转到了泾县二十里铺，小街上挤满了国民党兵。我在街外一个小摊前停住，想买些麻饼。卖东西的青年妇女仔细地打量我一番，低声说，快到屋里去。我随她进了草房，她闩住门对我说，从这里到泾县一带，都是52师的宪兵队和便衣，现在到处封锁，快从这房子后面的稻田向北走，那里有只小船。我又惊又喜，她塞给我一筒麻饼和一瓢花生。我留下10块钱，顺着她指点的路，迅速地向北走去。快到渡口了，路旁歇着一个挑担子的人，我立刻认出来，是小岭造纸厂的工人张大哥。他帮助我渡过河，并告诉我有很多同志已从这里过河。我心里一阵温暖，立刻就想到顾雪卿同志，他现在哪儿？

 真巧，一到渡口，在许多等船的人中，突然看见了老顾，他笑逐颜开地“嗳”了一声，怕被旁人发觉，又把头低下去。一天来我心里吊着的一块石头，总算放下了。我俩道了一番分手后的经历，便决定到前面小岭街上找些东西吃。于是，我们大模大样地走进了一个茶馆。一个小跑堂的问我们要什么。我说要两碗汤面，两个炒菜。他又问要不要烧卖，我说不要。小跑堂的大概发现我们不像个吃客，翻起眼皮直打量我们。老顾怕他识破，就摆出吃客的样子说:“有烧卖吗?拿来吧！ ”两盘烧卖端上来，我刚吃了一个，小跑堂进来，低声说:“你们快走，泾县县长带了 20多个人进街来了。前门出不去，我给你们开后门。”他生怕我们不了解他，又急促地说了句：“我认得出，你们是新四军同志……。”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们道了谢，就走出了茶馆的后门。登上山顶，只见一群穿黄军装的反动军闯进了小岭街，老顾感慨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茶馆的这个小鬼。”是的，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突围以来一路上帮助我们，掩护我们的人民群众。

 闯一关，又一关。在群众的掩护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山村。摸黑敲开了一家房门。小草屋里，住着老俩口。我们想问一下突围同志走的去向，可是那老汉一字不吐，总是摇头说不知道。当我们说是新四军时，老汉、老妈妈说话的口气立刻变了，还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拿出来炖给我们吃。老汉怕我们不是新四军，仍闭口不谈新四军的行动方向，只是老妈妈忍不住吐露了一句，说她女婿和儿子都当新四军。新四军在哪里，她望望老汉，又不肯说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告别了二位老人出门的时候，老汉送到门口，才指指一架山说：“孩子，你们从那里爬山，翻过山去就好了!”

 老人最后这两句话，给了我们希望。我们揣摩着这两句话，飞快地向山顶上跑去。到达山顶，见到滔滔长江，只要渡过长江，就回到我们部队了。我们新四军挺进游击纵队，就在巢县、无为一带。

 为了过江，我们先到山下小山村。来到村边，我让老顾隐蔽在村外，一个人悄悄向村里走去。突然，一个背着枪的士兵走出来，我迅速躲到一堆小树丛里。那个士兵走着、走着，轻轻地唱起歌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歌声，立时像电流一般，传遍了我的全身。“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这样叫着， 不顾一切地冲出小树丛，高声地接着那个同志的歌声唱起来: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和同志们。那个战士引着我们来到营部。营长袁大鹏，1938年4月，与我们一道从延安调到新四军来。老战友在患难中重逢，格外亲切。他告诉我们说，特务团也有一个营突围出来了，团政治委员张闯初同志就住在前面一个村里。当我们吃过饭，走进特务团同志们的驻村时，村里又传出了熟悉的歌声:“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当晚，我们几个团营干部在一块开会，决定暂在长江南岸铜陵、繁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继续收容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相机渡长江北上，到皖中与挺进游击纵队会合。我们2个营4个连，在日伪顽三面夹击中，坚持斗争了一个月，终于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在无为县境遇到了曾希圣同志和我军挺进纵队的孙仲德同志。当时军部指派曾希圣同志负责收容皖南突围的部队及零星人员，并筹划组建新四军第七师，我们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日寇也在长江沿岸加紧配合，进行封江。然而他们的梦想没有实现。许许多多突围出来的同志，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江北。我们的部队一天天在扩大。

 为了很快和江北指挥部取得联络，我们把突围出来的十几个电台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利用收音机零件，日夜赶制出一部电台。在突围那天，电台全部破坏的时候，我就把延安和陈毅、张云逸两个指挥部的电台呼号等通信联络规定，用笔写在两条大腿上和衬衣衣袖筒里。同时，我们脑子里还有一本密码，它更是不会丢失的。

 电台架起来，很快就叫通了。次日下午，我们收到一份电报，是江北指挥部转来的刘少奇和陈毅两位首长从苏北盐城新军部发来的慰问电。电稿从这个干部手里传到那个干部手里。曾希圣同志并把电文传达给每个突围出来的人。它鼓舞着大家，使我们更加坚强地站起来，投入新的伟大的敌后战争。

 不久以后，我们的新四军又编起了 7个师，在新军部的领导下，继续战斗在江、淮、河、汉广大的土地上。

                                                         军部分会 曹丹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