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安
六合区(县)是南京市11个市辖区之一,位于长江以北,隔江与南京主城遥望,是南京市的北大门。六合北接皖东天长市(县),西临皖东来安县,东连扬州市属的仪征市(县)。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是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汪伪国民政府的“首都”。1939年夏,罗炳辉率新四军5支队在六合、天长、来安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皖东抗日根据地)。皖东根据地位于日伪“首都”南京的卧榻之侧,扼守着中国东部铁路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犹如插入日伪心脏的一把利剑。
日寇铁蹄蹂躏皖东
1937年10月,日军攻占上海后,又相继攻占苏州和杭州,并迅速北上,12月初,日军进攻民国首府南京,总指挥唐生智逃离战场,守城部队进行抵抗后,于12月12日撤离南京,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同日,日军第6师团国崎支队由当涂慈湖附近渡过长江,沿西岸北进,攻占浦口。
六合县位于长江北岸,与南京市区隔江相望。由于浦口被占,国军的主要过江通道被日军切断,20多万国军只能经过六合城,通过“来六公路”(来安县——六合县公路) 经滁县撤退……
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4天(12月16日),日军第11师团步兵第10旅团(天谷支队)的渡边大佐率数百日军,分乘16艘汽艇,在六合南门登岸。日军在六合城见人就开枪射杀,先后打死群众多名,还奸淫妇女、烧毁城南老十字街和县政府的大部分房屋,所到之处无恶不作,六合古城顿时变成人间地狱。
12月17日上午,日军向葛塘扑来。当人们发现日军时,日军的机枪就开火了。倾刻间10余名赶集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赶集的人群乱作一团,人们慌张地向四方逃散。日本鬼子在街上见人就杀、逢房就烧,集市上空浓烟滚滚,大街小巷枪声不断,到处是受害者的惨叫声和侵略者的嚎叫声。一场血醒屠杀,使50多名群众惨遭杀戮,全街三分之二的民房化为灰烬。
日军追至六合县西的雷官集(今属来安县),发现一大宅大门旁贴着“往东北收复失地,与倭奴不共戴天”的对联。渡边大佐抽出指挥刀,日军在雷官集疯狂屠杀,恣意纵火,见人就杀,遇屋便烧,枪杀民众近百人,把雷官集街道和周围的民房几乎烧尽。
渡边大佐率数百日军出六合,沿着“来六公路”追击溃败的国军。当日军追入来安城时,当地的老百姓早已逃光,日军见无人可杀,就开始放火,东一处,西一处,没有几小时的工夫,来安城的房屋以及一切生财皆化为灰烬。
不久,日军就占领了滁县,日军占领滁县后,设了一个杀人场,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了无数无辜群众。因此那里被称为“万人坑”。
日军攻陷南京后,从南京溃败的国军经过“来六公路”向来安、滁县逃窜。竹镇在“来六公路”以北15公里,所以,日军没有进袭竹镇,大量难民涌入竹镇避难。
1938年4月20日,驻扬州日军130余人到樊集到,日军把抓来的群众当作枪靶子射杀取乐。仅在金牛山南侧的山黄和张公坝一带,就有11人被绑在树上当靶子射杀。有的一枪没被打死,鲜血淋漓,发出痛楚而凄惨叫声,其状惨不忍睹。而日军却在旁拍手狞笑,发泄兽性。
1938年6月15日夜零时左右,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300余人乘日舰2艘、汽艇3艘,从长江驶至九里埂上岸,分三路将水家湾包围。进入街头就纵火烧房。正在熟睡的人们被惊醒后,纷纷从大火中跑出,但又遭日军的机枪扫射,很多人刚出门便倒在血泊之中。居民马玉祥才跨出门槛,就被一日军用指挥刀将头颅劈成两半;日本兽兵欲强奸陈老九女儿二珠子和邻居李家姑娘老巴子,遭到反抗,即将她们剖腹剜心。日军两个多小时的烧杀抢掠,使水家湾30余人遭杀害,150余间房屋被烧毁,数十名妇女遭强奸,38头牛、马、驴被烧死。被日军抓走的73名群众中的3人先遭严刑毒打,后用铁钉将手脚钉成“十”字形,吊在西厂门“示众”,直至将他们活活折磨而死。
竹镇是六合县西北的大集镇,位于六合城西北约30公里,与安徽省来安县、天长县毗邻。是一个鸡鸣两省三县的地方。虽然竹镇的陆路交通不便,但是,水路交通发达,船运可直达上海。所以,竹镇历来是天长、来安、六合三县农副业产品的集散中心。抗日战争前已有商号1000多家,并有私营发电厂一座,享有“小上海”的美誉。
1938年5月23日,日军飞机轮番轰炸竹镇,街道一片火海,当日镇民被炸死69人,伤千余人。7月2日、7月17日、8月11-13日、8月17-19日,日军飞机先后九次对竹镇狂轰滥炸,竹镇几成废墟,房屋被毁90%以上,死伤不计其数,居民纷纷到农村避难。
南京沦陷后,日军在浦口车站附近建立了占地4000多亩的大型战俘营,先后关押的战俘达5000多名。战俘们先后举行了三次暴动,千余战俘惨遭杀戮。
……
一时间,皖东一带“谈虎色变”,无论军队和老百姓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恐日症”。部队认为日本军队武器好,战斗力强,打不过它。老百姓怕日本兵报复,杀人放火。
据老8团团长,后来的5支队副司令周骏鸣回忆,一天晚上,刚从皖西东进到舒桐公路附近的4支队老8团,在树林里休息时,有一匹马惊了,弄得小树林哗啦哗啦响。大家误认为是日本鬼子的坦克来了,就往舒桐公路跑。跑到公路边,看到山上有人,又误认为是日本鬼子,又回过来跑。跑得乱七八糟,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部队集合起来。老百姓也是如此。一次打鬼子,有个老太婆抱住营长的腿不让打。害怕打了鬼子以后,鬼子来报复,杀人放火。
……
津浦铁路由北向南穿过皖东地区,皖东地区分为路东(津浦铁路以东)和路西(津浦铁路以西)两块。路东地区东有运河、扬州;西有津浦铁路、滁县,南有长江、南京;北有淮河、盱眙。一半是平原,一半是丘陵。方圆不过100公里。路西地区东有津浦铁路;西有淮南铁路、合肥;南有长江、南京;北有合(肥)蚌(埠)铁路。丘陵地貌。方圆只有50公里。
日军的陆军建制模仿德国,最基本的独立作战单位是师团,相当于德国的师。每师团下辖两个旅团。一般师团的标准人数为1.8万人,精锐的师团可达2到3万人。随着战争的发展,日军又产生了一种新的独立作战单位——独立混成旅团,主要执行守备等辅助任务,驻守地点固定。师团是移动的部队,独立混成旅团是固定驻守的部队,每个独立混成旅团的人数在7千至8千人之间。日军在中国共组建了20个独立混成旅团。独立第12混成旅团的旅团部驻扬州,主要负责从仪征到南通长江北岸、大运河扬州段的守备。独立第13混成旅团的旅团部驻合肥(庐州),主要负责淮南煤矿、津浦、淮南、合蚌(合肥到蚌埠)铁路的守备。这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占日军在中国组建的20个独立混成旅团的10%。
滁县距南京浦口38公里,是津浦铁路的一个大站。日军为了保证津浦铁路大动脉,日军独立第13混成旅团在津浦铁路南段(蚌埠到浦口)一线驻有一大队日军(1000多人),大队部设在滁县。伪军的数量约有2万人。
日军独立第12混成旅团主要负责从仪征到南通长江北岸、大运河扬州段的守备。
日军在浦口专门驻有几百名官兵看守战俘。
南京沦陷后,南京的警备任务始终由一个最精锐的步兵旅团担任,如,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第11师团步兵第10旅团(天谷支队)等。南京机场是侵华日军主要的空军基地之一,常驻几十架战斗机。南京距路东、路西都只有几十公里,飞机一天可以飞五六次。
皖东地区,无险可守,附近常驻日军1个步兵旅团(南京)和2个独立混成旅团(扬州、合肥),近3万日军,10多万伪军。所以,国军不敢在皖东驻军。一时间皖东变成了土匪、小刀会、红枪会、恶霸的乐园,皖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9年3月6日,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新四军发展的三项原则: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
路东地区无疑属于危险的地区,而且没有国民党军队驻守。
罗炳辉临危受命,率领5支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平时多流汗 战时少流血
罗炳辉,云南省彝良县人,42岁,高大魁梧,出生于贫苦农家,读过两年私垫,会读不会写。17岁入滇军。1929年领导吉安起义加入红军,历任红12军军长,红9军团军团长等职,毛泽东称其为“牵牛鼻子的能手”,荣获二等红星勋章,是十个著名的红军将领之一。长征时长期担任后卫,1935年2月9日,蒋介石系颁《赏格》,以“生擒类八万元,献首级五万元”这样仅次于毛泽东、朱德、徐向前三人的重赏,买罗炳辉的生命。周恩来称其为“战略骑兵”。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他和红军干部张明秀在延安结婚。年底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到武汉辅佐周恩来、叶剑英做军事统战工作,和董必武共同负责为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招生工作,并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参加各种民众救亡活动。他那粗衣布履、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与国民党官场的骄奢淫逸形成强烈对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将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长江以南的游击队在皖南汇集,长江以北的游击队在皖西汇集。
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5月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新编的第5支队等。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铁路西抗日根据地(路西根据地)。第5支队东进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六合县竹镇为中心的津浦铁路东抗日根据地(路东根据地)。
4月底,罗炳辉随叶挺军长来到安徽庐江县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组建新四军5支队和准备东进路东地区。
新四军5支队是由4支队老8团为基础扩编而成,老8团的前身是河南桐柏山游击队。老8团衣衫褴褛,武器、弹药严重不足,每人只有3发子弹,老百姓称之为“叫花子部队”。
罗炳辉视察老8团后,忧心忡忡地对其妻子张明秀说:“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武器,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对手,搞不好就可能全军覆没啊!”。
老8团从来没有打过大仗、硬仗;老8团只有一半人有包括鸟铳在内的落后的武器;路东地区“恐日症”十分严重,谈虎色变;日军在路东附近驻有包括精锐部队在内的3万日军和10多万伪军。
罗炳辉彻夜难眠,终于开出了三副药:单兵训练、战术训练和大刀。
老8团团长、5支队副司令周骏鸣回忆,5支队刚成立的时候,部队军事素质很差。大多数战士是刚拿起武器的农民,从来没有经受过系统的正规的军事训练,有的战士枪卸擦后不会复原,有的连子弹都不会装,更谈不上掌握运用战术了。在平时,炳辉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一上了操练场,他就变得非常严峻,一点差错也不放过!他常常亲自带操,呼喊口令声如雷鸣,有一股逼人的英气。
罗炳辉提出每个指战具都必须掌握个人“五大技术”:射击、投弹、拼刺刀、劈刀、土工作业。罗炳辉在训练中设置“五大障碍”:独木桥、矮墙或板壁、铁丝网、水沟、壕堑。这些训练都很适应江淮间丘陵地区作战和水网地带作战的需要。
罗炳辉组织部队练习射击瞄准,摆开一字“长规阵”。战士们两腿叉开,八字步,丁字形,前弓后箭,端起枪,对着目标瞄准。罗炳辉在队列前后左右观察,看到哪位战士手摇腿动,他就纠正动作,一次、两次、三次,到第四次他就不客气了,看谁腿摇,上前一脚,如不注意就被打趴在地上:看谁手抖,上前一巴掌,如不当心,枪便打落在地上。战士看司令盯得紧,满头大汗。罗炳辉不下命令,谁也不敢把枪放下,一场瞄准训练,个把小时下来,战士们的衣服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湿。罗炳辉还亲自做示范,他举起轻机枪,平举悬空,20分钟,手不动,枪不摇,然后稳稳重重放下枪,面色如常,气不喘,一滴汗珠也没有。
罗炳辉根据每人三发子弹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只有近战才可有一拚。而大刀是近战的有力武器。于是,根据地的军民用扒下来的铁轨制作大刀,铁轨坚硬,制造的大刀锋利无比,罗炳辉还根据实战需要把旧军队的刀法改变了一套40多个动作的大刀操。起初他亲自教授大刀操,后来,请来了一位冯玉祥部队的教官王志文担任学兵连长,教授大刀操。
大刀刀种很杂,有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长柄大刀,也有单面鬼头刀(又叫一块肉大刀),还有双面阴阳刀。刀柄子上都系有二三尺长的红洋布。罗炳辉亲自做示范动作,只见他那挺立的英姿,犹如一座高塔,粗壮的臂膀,挥刀旋转,如银蛇飞舞,红光闪闪,真有点滴水不进的功夫。他还将十个铜板摞起,一刀劈下,两瓣纷飞。有时,罗炳辉用雷鸣般的口令声,和全连战士一起列队布阵,劈刀对刺,那翻腾跳跃、杀声震天的英雄气概,真有点山不可挡、水不能阻的气势。谁看到这惊心动魄场景,都深信劈刀是近战慑敌的法宝。
系有二三尺长红洋布的大刀成了罗炳辉部队的象征。有一次,5支队一个连守一个山头。打退了伪军的进攻。子弹快打完了,连长说:“准备大刀!”。战士们把大刀从背上抽出,竖插在战壕前面,刀上的红布飘动,大刀被太阳映着,亮得炫目。敌人知道这是罗炳辉的部队,不好惹,连忙撤退。
罗炳辉从严治军、严格训练是出了名的。他经常说:“练兵多吃苦,战时少受罪。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格治军才是真正的爱兵。不严,爱是假的、空的”、“训练不严,上战场就要吃亏、流血、送命、掉脑袋!”、“新兵必须经过严格训练,才能送往战斗部队,不经过训练,等于去送死!”……
罗炳辉练兵十分严厉,常常到极限的程度。战士们在翻障碍时,往往腿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有的战士受不了,反映到5支队政委郭述申、5支队付司令周骏鸣处。
郭述申,湖北省孝感人,35岁,个高,大学生,稳重。中共早期党员。鄂豫皖边区第一任特委书记。郭述申襟怀坦荡,尊重客观事实,刚直不阿。1931年,因抵制张国焘肃反扩大化,受到批判,被撤销了职务。
郭政委根据具体情况支持罗炳辉的及其严格的训练。
20多年后,周骏鸣回忆说:“炳辉同志治军极严,当时部队意见很大,我就说,皖东地区敌强我弱,如果不这样训练,你们的脑袋可能早没了。”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第5支队在安徽省定远县藕塘附近的安子集宣告正式成立,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5支队下辖8团、10团、15团3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共3000余人。5支队的任务是:东进到皖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路东根据地。罗炳辉在5支队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誓师东进的讲话。他说:“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新四军第5支队正式成立了!我们这个支队,虽然国民党不承认,但人民群众承认。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为了更好地完成东进抗日任务,必须搞好整训,提高杀敌本领。”
7月,中共路东工委书记李世农和一批民运工作干部先行进入路东。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训练,又补充了几十位一、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5支队面貌一新,单兵素质明显提高,服装也换成统一的新四军军服。
8月下旬,罗炳辉与郭述申一起率5支队越过日军控制的津铁路封锁线,挺进路东。“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罗炳辉的地形改造计划
1939年8月20日,罗炳辉、郭述申率5支队司政机关进驻六合县竹镇西北的送驾村。据传送驾村是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返京途中地方官送别皇帝的地方。
路东地区虽然国军不敢驻扎,但是,县、乡各级政府还是完备的,每县还有一支150多人的常备队(相当于一个连),常备队武器优良,远胜于5支队。国民党各级政府对于5支队的到来是很不欢迎的,私下到处散布“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谣言,5支队的武器装备犹如游击队,近一半的战士手执大刀、长矛等冷兵器。一时间谣言传遍路东地区,5支队在路东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
面对着这种局势,罗炳辉认为只有与日军打一胜仗,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新四军的抗日立场,才能粉碎谣言,打开局面。郭述申政委十分赞同。
罗炳辉首先分析了路东附近日伪军的分布情况。南面是六合、仪征,日伪军在六合城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800多人。在仪征也驻有日伪军500多人。竹镇南10公里的程桥是日军据点,常驻日伪军200多人;西面津浦铁路沿线是日军是独立混成旅第13旅团第2大队的防区,大队部在滁县,该大队部是津浦铁路南段的指挥中心,驻有日军一个中队(200人),另外还有伪军2000人左右。张八岭是津浦铁路滁县北50公里的一重镇,驻有日军一个小队(54人)和伪军500来人;东面大运河沿岸更是重兵把守,日军独立混成旅第12旅团的旅团部就在扬州,天长驻有日军一个中队(200人),伪军500余人。
罗炳辉是有名的“坐不住”,平时喜欢下部队,接近群众。现在到了路东新区,民情生疏、地形陌生,罗炳辉更“坐不住”了。为了迅速做好与日军作战的准备,罗炳辉到送驾村的第二天,就由5支队政治部主任、先行到路东进行战略侦察情况的方毅(23岁,福建厦门人)陪同视察路东各地。罗炳辉一行先到竹镇附近察看地形,罗炳辉发现日军据点程桥到竹镇的公路要经过一座叫老古墩孤立的山包,这里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然后,罗炳辉来到来安、滁县附近。滁县是津浦铁路一重镇,日军在滁县驻有一个大队部和日军一个中队(200人),另外还有伪军2000人左右。来安城距滁县15公里。张八岭驻有日军一个小队(54人)和伪军500来人,张八岭距来安城也是15公里左右。来安城被国民党占据,县长张北非,原任天长县县长,老百姓流传“天长不长,来安不安”。
罗炳辉发现滁县、张八岭到来安城的公路在梁庄附近有一个较深的凹地,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1)这里距日军据点津浦铁路上的滁县、张八岭均是8、9公里,日军增援至少需要2小时以上才能赶到;(2)梁庄凹地的地形不利于日军掷弹筒的发挥。掷弹筒是日军的一种便携式“迫击炮”,它发射的“炮弹”被称为“榴弹”,榴弹也可以说是一种可以发射的手榴弹,发射距离在60~600米之间,美国称其为“膝上迫击炮”,老百姓称其为“小炮”。日军平均每个班配备一具掷弹筒,16枚榴弹。二战期间,中国部队伤亡的1/3是掷弹筒造成的。梁庄凹地伏击阵地距公路平均只有50来米的距离,位于掷弹筒的“盲区”,日军的掷弹筒有劲无处使。
梁庄凹地给罗炳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炳辉又来到天长、扬州一带。罗炳辉在这里发现有一种1米来深、1米来宽的沟,经询问才知道,这种沟当地叫道沟,是老百姓逃避土匪的一种方法。原来大运河两岸历来土匪集聚,老百姓发明了道沟来逃避土匪祸害。罗炳辉认为,道沟在平原地区的对日作战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可以避开日军飞机的侦察与攻击;(2)可以作为部队行军、转移的道路;(3)可以作为简易的战壕;(4)可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
罗炳辉认为,为了利于对日军作战,应该有计划地维护、挖掘道沟并绘制道沟地图供部队使用。罗炳辉还根据路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维护、挖掘道沟、“大路改小路,小路改田埂”等的地形改造计划。不久,一场地形改造在路东地区展开。
历史证明,罗炳辉的“地形改造计划”对路东抗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9月1日,罗炳辉正在天长县某地察看地形、检查训练时,突然接到消息,明天(2日),张八岭的400多日伪军要进犯来安。罗炳辉当即决定要与日军打一仗。罗炳辉与5支队政治部主任方毅马上召集8团团长成均(28岁,湖北省石首县人)、10 团团长吴华夺(22岁,河南省新县人)等开会。
罗炳辉指出,日伪军明日要进犯来安城,这是我们打击日军的一次好机会。(1)日军没有遇到过对手,骄傲、轻敌,防范不足;(2)我们5支队经过几个月的训练,部队素质有较大提高;(3)日军到来安必经梁庄凹地,梁庄凹地十分适合打伏击。
最后,罗炳辉布置了任务,(1)晚饭后出发;(2)行军时要避开村庄;(3)明晨2时到梁庄附近汇合,具体任务到梁庄分配。
晚饭后,5支队各部队纷纷出发,由于各部队距梁庄平均有40来公里,所以以急行军的速度进发。不久,天空下起了蒙蒙秋雨。一条条黑影向来安方向运动,土路在战士们脚下沙沙作响。
一打来安
9月2日凌晨2时,在梁庄附近一座被废弃的房子里。方毅、成均、吴华夺等参加了会议。大家的衣服均被淋湿。
罗炳辉指出,来安县县长张北非已经率常备队弃城而逃,我们5支队要迎难而上,要保护群众的利益。打胜这一仗的意义重大。路东的老百姓看着我们。你们一定要向部队反复说明这一仗的重大意义,保证争取胜利。
这是我们5支队东进路东地区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梁庄是滁县、张八岭至来安的必经之路,公路在这里要经过一段凹地,像一只大碗,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前两天我就看中那里了。这次我们就在梁庄凹地伏击日军。这里的日军还没有遇到过对手,十分轻敌、这样我们就可以打他个出其不意、措手不及。
一定要听命令,一定要等敌人靠近了再打。鬼子的掷弹筒是他们最厉害的一种武器。不少战士们害怕掷弹筒。掷弹筒的射程60米到600米之间。如果敌我之间的距离在60米以内,掷弹筒就无用武之地,所以要近战。掷弹筒没有瞄准器,射击确性全靠掷弹筒手的经验,老掷弹筒手的命中率很高,几乎百发百中,新手的命中率很差,所以,要组织特等射手,首先打掉鬼子的掷弹筒手。
如果敌人离你很远,你就打枪,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你是个胆小、怕死鬼,怕敌人靠近你;二是你可能是敌人派来的一个奸细,早一点告诉敌人好让敌人用掷弹筒打我们。
我们每人只有3发子弹,一定要节约子弹,两发子弹要打掉一个鬼子。
由于我们的新兵多,所以,这次伏击只求击溃,不求全歼。
10团随我在梁庄凹地埋伏,准备打伏击。8团隐蔽于八仙山,放过张八岭的日伪军,准备打击滁县方向的日伪援军。……
会议结束后,8团、10团各自前往伏击地点。
凌晨4时,罗炳辉、方毅与10团来到梁庄凹地埋伏,10团的指战员们纷纷进入伏击点,挖好掩体。由于新战士多,罗炳辉亲自检查掩体,并告诉新战士要服从命令,沉着应战。
不一会,黎明来到,太阳出来了。敌人没有动静。太阳升到半空,过了中午,敌人连影子也没有,有的战士着急起来,嘀嘀咕咕说着什么,有的啃了点干粮。
一直到下午4时半,从张八岭方向慢慢吞吞地过来500多日伪军。
战士们趴在山坡上,在草丛中隐蔽着,眼看着日伪军近了,更近了,罗炳辉还不发命令,战士们紧张得手心汗都出来了。
转瞬间,罗炳辉命令“打!”
路西南和路西北的两支部队一齐开火,机枪、步枪、手榴弹,在敌人队伍中大开花。日伪军遭到突然袭击,一时没闹清怎么回事,只得到处躲藏,日军的掷弹筒手刚准备发射,就纷纷被击毙。日军指挥官看看地形不利,又近黄昏,就命令伪军掩护日军逃进了来安城。
1营长要求出击,罗炳辉说,我们队伍新兵占绝大多数,而且敌强我弱,所以,只求击溃,不求全歼。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不要出击。
这次伏击战短促而有力,阵地上几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受伤的敌人士兵连连哀号。共缴获了长短枪100多支、子弹无数,还有三挺歪把子机枪,5支队无一伤亡。
罗炳辉马上把指挥所移到来安城北5公里的一村庄里。这时天已黑,侦察员回来报告城里日伪军的情况。罗炳辉对10团团长吴华夺说,今天的伏击战敌人吃了大亏,夜里我们也不会让他们太平。让你们10团的侦察排担任夜扰城内日伪军的任务,让他们一夜难眠,最好能让他们内部互相打起来。如果夜扰成功,明天城内敌人很可能要向滁县逃窜,等他们出城后,你们10团就从后面追击。8团在八仙山已经等急了。不等罗炳辉说完,方毅、吴华夺等人的脸上露都出了笑容。
夜10点,10团侦察排的30多个侦察员,身着便衣,携带短枪,摸进城里,在日伪军驻地袭扰了一阵,然后迅速撤出。日伪军白天惊恐未息,晚上又遭到偷袭,吓昏了头,惊破了胆,谁也不敢轻易出动,竟自相交起火来,急骤的枪声、小炮(掷弹筒)声响了一整夜。
罗炳辉在指挥所听到城里猛烈的枪声,欣慰地笑了。
天亮以后,日伪军才发现自家人打自家人。
第二天上午,一位骑兵通信员跑来报告:“滁县日军出动了,增援来安。”罗炳辉微笑着点点头。敌人的这步棋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他已命令8团守驻八仙山,阻击敌人增援部队。通信员走后,罗炳辉来到张山集附近的一座山头,观察着来安城内日军的动静。
下午2时许,来安城内忽然腾起一股浓烟,接着又有四五处同时冒出黑烟,烟浓风紧,霎时整个来安城笼罩在沉沉烟雾之中。
“城里起火了!”罗炳辉举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一阵,猛地放下望远镜,对陈参谋说:“马上告诉吴团长,准备追击,敌人可能弃城逃跑!”
原来,在梁庄凹地受到严重挫伤的日军,逃入来安城后,又中了我侦察排的计,如惊弓之鸟,军心惶惶。增援部队又迟迟不到,最后点起几把大火,弃城向滁县逃窜。从滁县出动的增援敌军,当听到来安的同伙已撤离来安城后,就退回滁县去了。
从来安城撤退的日伪军,离开来安城不远,就受到10团的追击,日伪军急急忙忙逃跑,刚跑到八仙山,憋了一天一夜的8团就用密集的火力“迎接”了他们。追击的10团和阻击的8团前后夹攻,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24小时内,罗炳辉的伏击、夜扰、痛击一气哈成,5支队只有几个人伤亡,缴获三八式步枪200多支,日伪军伤亡200多人。
在这次战斗中,还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在击退日伪军的反扑后,大家都舒了一口气,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突然,只听到罗炳辉大喊了一声“卧倒”,随着喊声,罗炳辉把正站在自己身边的政治部主任方毅一掌推出了一丈多远,自己也顺势倒地滚到一边,与此同时,一枚炮弹正好落在了他们刚刚所站的位置,一名警卫员来不及躲避光荣牺牲。1979年9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在与来访的罗炳辉家乡的同志谈及这件事时,仍充满感情地说:“那可真是千钧一发呀,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该去见马克思了。是罗司令救了我一命,否则今天我就不能坐在这里与大家说话了。罗将军在千百次战斗中练就了一双神耳,他能够从炮弹在空中飞行的声音中准确判断炮弹的着落点,距自身的距离有多远,所以他能多次躲过炮弹,从没负过重伤。没有千百次的战斗生活的积累,没有高度的警惕和敏锐,会做出这么准确的判断吗?”
罗炳辉命令把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展览了三天,让老百姓参观。附近的群众争相观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打来安后,在“恐日症”严重的路东地区,人们奔走相告罗司令痛击日寇的消息。由于罗炳辉姓“罗”,皮肤黝黑,身体高大魁梧,圆圆的脸很像罗汉,于是一个“老天爷看到我们这里太苦了,就派‘罗汉’下凡来打鬼子。”的消息以含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传说的形式以更快的速度、更深层次地传遍了路东地区的千家万户。于是“罗司令”家喻户晓……
“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谣言也不攻自破。
5支队在路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迅速打开。
一打来安距罗炳辉到皖东只有94天,距5支队成立只有63天,距5支队进入路东只有13天。在短短的93天里,把一支“叫花子部队”训练成一支能战胜日伪军的劲旅,充分体现了罗炳辉的军事才能。
2师分会 罗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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