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北京解放70周年，也是我们这批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的万余名平津大中学生，参加革命70周年的日子。我们纪念它，因为我们的一生是和新中国的诞生、成长、壮大同步而行；是和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革命历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回首往事, 我们依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七十年前，我们还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我们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毅然决然告别母校、告别亲人，不顾个人安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随第四野战军从华北奔赴江南，踏上了为解放、开辟新区和军队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的征程。在建设和巩固革命政权、发展经济及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我们用所学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七十年间，我们逐步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或领导者，我们和新中国同甘苦、共患难，经受了各种挫折和磨难，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和胜利的荣耀。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而今，我们都已是九十岁上下的老人，我们把最宝贵的青春、精力和才智奉献给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这七十年的奉献，祖国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平津学生有革命传统

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的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指出：“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号召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平津大中学生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发扬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革命精神，在第二条战线（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很多学生都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以及“反对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北平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已很活跃，北大、清华、燕大、辅仁等校的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就在各大中学举办各种革命宣传活动，如：组织读书会、歌舞俱乐部、演剧队等，吸引了大量进步同学参加。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十月》等，一直在同学间偷偷地传阅，他们都是地下党组织发展的进步学生，确保不会向校方告密，不会让国民党、三青团发现。1948年夏，在北大红楼民主广场上，党组织通过各条系统组织了成千的学生参加营火晚会，大家畅快地扭起秧歌，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和从解放区传过来的带有乡土气息的革命小调，使我们长期受到压抑的苦闷心情尽情地释放出来。这些活动对国民党、三青团等特务组织震动极大，他们已无力禁止进步学生集会。此外，地下党还组织“民联”、“民青”等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去撒传单、贴标语，宣传革命思想，积极准备欢迎共产党解放北平。

平津地下党在大中学校里组织的这些活动，使广大青年深受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党，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推翻“三座大山”，使贫穷落后的中国获得独立和富强。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出卖国家利益，压迫广大人民，搞独裁统治，因此要坚决打倒它。“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信念，在平津青年学生的头脑中已深深扎下了根。

天津是1949年1月14日解放的，北平是1949年1月31日解放的。其实，早在1948年11月底，四野的部队已包围了南苑机场、南口、丰台、昌平、密云等地，把北平的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围得水泄不通。市民在城里有一个来月天天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但不知在哪里打仗。北平在寒冷（缺煤）、饥饿（缺粮）、物价一日三涨的日子里，伴着隆隆的炮声度过了一九四九年的春节。国民党的部队以及达官贵人，则靠着美蒋的飞机把用厚厚的牛皮纸袋装的加拿大“利郎粉”和各种物资空投到北海公园的冰面上进行补给。由于机场被解放军控制，国民党在东单体育场（现北京医院对面）开辟了临时机场，供达官贵人南逃。这时北平，城门紧闭，禁止通行；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所在地已是解放区了，城内的平民百姓都在急切地盼望解放军早日入城。

解放军对北平“围而不打”，就是为了保护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免遭战火破坏，也为了保护北平200万人口的生命安全。我党通过和傅作义反复、艰苦地谈判，边打边谈，最终争取傅作义同意和平起义，把他的部队开到城外，接受解放军改编。

2月3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那天，全市万人空巷，各条大街都挤满了人群，老百姓热烈地欢迎解放军入城。从东北开来的四野部队穿着厚厚的棉军装，戴着大棉帽子，精神抖擞，迈着胜利者的步伐，向热情地迎接解放军入城的百姓致敬。解放军驾驶着在战场上从国民党败军手中缴获的美制坦克、装甲车、拉着大炮的十轮大卡车……轰轰隆隆地从大街上缓缓行进。不少兴高采烈的青年学生跑到马路中间和解放军握手拥抱.......这种军民欢庆的盛况至今还历历在目。

解放军入城不久，各个学校的师生纷纷到部队驻地联欢，请解放军作报告。很多学生当场就要求参加解放军，认为参军报国是最大的光荣。1949年2月15日，四野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给中央军委发电：“北平学生在与我军联欢之下，自动请求参加军队工作，同时军队急需知识分子，准备南下时间短促，等待不及，简单动员，是否允许我们在市委统一计划之内直接吸收一万人”。

2月17日，中央即复电，同意吸收万名青年参军：“林、罗、谭、陶并华北局、彭(真)、叶(剑英)：北平学生既有参军的要求，我们原则上同意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吸收一万个自愿参军的学生参加军队的工作。北平尚有一批东北流亡学生，是否亦能吸收一部分。吸收一万个学生参加军队工作是件大事，不容草率从事，请前委与华北局共同商定办法，定出计划进行”。

2月24日，林、罗、聂给中央复电：“来电批准我们在平津地区直接招收一万学生，经总前委与华北局和两市委协商决定：以南下工作团的名义公开号召动员，更能吸引青年参军，决定在平津两市动员七千学生，（平四千五百，津两千五百）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对理工科与医科一般不去动员他们南下”。随后中央任命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为南下工作团总团长，陶铸为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

争先恐后 踊跃参军

2月24日，南下工作团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刊登了招考团员启事。招生简章上说：“为解放南方各省人民，发动新区群众，开展新区工作和接管所有城市的国民党反动派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机构，和铁路、矿山等国营企业，积极地建设人民的新江南，特组织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

招生启事和简章在报上一公布，立刻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报名参军的巨大热情，平津两市各院校及中学立即热烈响应，掀起了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的热潮。清华大学从2月24日至3月1日，仅一周时间便有1000多名同学报名，约占在校学生三分之一。为了新中国的长远发展，理工科学生需要留校继续学习，清华最后录取了本科生198名，教授、讲师、助教和研究生11名，共计209名。北大、师大、燕大、辅仁、中法、朝阳等大学的学生也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不少大学四年级学生自愿放弃即将获得的学位，放弃成名成家的机会，毅然投笔从戎，参军南下。北平市先后有3241名大中学生榜上（报纸）有名，还有好多学生没有经过考试主动到部队报名，像这样未经考试参军的约有好几百人。北平女三中的学生，听了解放军同志到校动员后，当场就有三十多人报名，第二天坐上部队的大卡车到了南工团一分团二大队的驻地朝阳大学。同学们脱掉蓝色长袍（冬装校服），换上草绿色的军装，戴上红五星的帽子，扎上皮带，打上绑腿，瞬间成了飒爽英姿的女战士。从此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爱女梁再冰（北大西语系三年级）、堂妹梁思美、梁思聪都参加了南工团；著名学者和收藏家贺孔才（参军后改名为贺泳），在北平解放一个多月（3月25日）后，响应“向国家献宝”的号召，向政府捐赠了几代人二百年的家藏：12768册善本图书，5731件珍贵文物，多为无价之宝。随后他率子女贺侃、贺晖、侄女贺旭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武汉解放后，他负责文教系统的接管工作，并参加接管武汉大学。

此外，也有不少夫妻、情侣相偕参军。更奇特的是一个叫常淑静的小保姆，她不想再为富人做奴仆，自己跑到部队，央求首长破例收下她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女孩子。参军后，她表现特别好，觉悟高，能吃苦耐劳，很快就加入了共产党。50年她第一批随部队入朝参战，并立功受奖。回国后她分配到承德电厂，成为热电厂的劳动模范。

曾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院校同学，许多人放弃了“北上还乡”，随校迁回东北的的初衷，决定报名“南下革命”。

北平市高等院校的进步教授热烈支持和赞扬学生参军，有些教授自己也要求参加南工团，已报名的有清华大学教授盛澄华、化工系助教王喆、朝阳大学教授关世雄、华北学院女教授李淑清，铁道学院教授葛成悆等。一分团吸收了几十名坚决要求参军南下的教授、学者及研究生，组成了一个研究班。这批教授、学者专业甚广，从英法德日等外文，到金融财贸、海关、外交、土木、机电，科学技术等各行各业，可谓人才济济，是接管南方大城市不可或缺的宝贵人才。到三月中旬，南工团第一分团组建完毕。

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耀华中学等[T1] 校，报名参军的盛况不亚于北平。据不完全统计 ，天津大中学生约有两千余名参加南工团，并吸收了一百多名青年技工，组成了南工团第二分团。      5月中旬，经中央批准又从正定华北大学调拨了1500名学员，脱掉灰色制服，换上绿色军装，加入四野南下工作团二分团的行列。华北大学的学员基本上也是平津的大中学生。其中一些人是在解放前因参加学生运动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他们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到达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的，另一部分是在平津解放后华北大学登报招生报考入学的。

总团要求三分团在离开北平前都不要停止招生，多带一名学员南下，就是对革命多做一份贡献。这说明招生的任务是迫切和重要的。一般说来，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经历和思想状况等方面的情况相对复杂一些。总团指出，要摒弃传统偏见，唯物辩证地看问题：家庭出身看本人，社会关系看影响，历史问题看现实表现，对生活细节上的缺点不多要求，在政治上予以信任。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影响招生任务的完成。因此，在三个多月中，三分团总共录取了三千多名学员，圆满地完成了招生任务。

出现这一大批知识青年踊跃参军南下的热潮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其一，这批青年大都成长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亲身感受过“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因而都怀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倾向进步，倾向革命。其二，这些青年长期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许多人亲自参加过游行示威等学生运动，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其三，参军的学生中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更多的是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这些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在学校中有较大的影响。总之，这批大中学生具备了参军南下，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的思想基础，这也是后来他们经过半年的革命教育取得重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党的关爱和谆谆教诲

南下工作团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诞生的，又是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成长的。在刚刚解放的平津，要在几天之内解决这万把大中学生的驻地、军粮、军装，并不是易事。当时负责后勤的一位红军老干部杜立裕同志（一分团二大队副大队长），在40年后聚会时对我们说：“当年四野首长一再叮嘱我们，要把你们这帮大城市的学生兵照顾好，‘待遇从优’，使你们感到革命军队的温暖。光为了给你们寻找睡地铺用的稻草，就让我们用大车拉了好几天。中央首长真把你们当宝贝看待呀！”杜大队长的话使我们深受感动，终生不忘。

南下工作团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总团相当于兵团级单位，以谭政任总团长，陶铸、邵式平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并成立了南工团委员会，由陶铸，刘仁（北平市委）、肖向荣、黄松龄、王阑西（天津市委）5人组成。总团下辖三个分团，第一、第三分团设在北平，第二分团设在天津。分团下设四个大队，大队下设四个中队（相当于连）。

中央军委对配备南下工作团的各级领导干部，从政治思想、文化素质、品德作风、工作能力、工作态度等方面要求很严，都是经过筛选任命的。大队以上的干部都是长征时期和抗战时期的干部，长期做政治思想工作。所以他们和学生兵相处很好，深受知识青年的敬佩和爱戴。

学员们进入南工团后，便开始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享受副排级的供给制待遇。早上六点吹号出操、跑步，早点名；白天学习、讨论、写心得；下午7时晚点名，10时熄灯。部队生活锻炼了学员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观念，使我们逐步克服学生时代自由散漫的缺点，逐渐习惯了十几个人一起睡地铺，吃高粱米饭和缺油少盐的大锅菜。

 三个分团编队完成后，于4月8日齐聚中山公园音乐堂（露天），隆重举行开学典礼。会上四野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等先后讲了话。林彪在讲话中指出：南工团学员的任务是解放江南的人民……、新区政权接管工作，需要大量干部发动人民去做。一万学生参军，就是为了做这件发动工作。从前，学生在城市里和反动派斗争，解放军在外面打仗，现在这两支“军队”会合了……。政委罗荣桓在讲话中指出：“南工团的任务是在消灭有武装的敌人之后，在江南各城市和广大农村，发动工人、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肃清没有武装的敌人，进而恢复和发展生产。学员们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但缺少革命斗争的经验，所以要努力充实自己，克服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难，百炼成钢，成为坚强的革命干部”。学员代表张辅枢、肖玉向党和人民表决心，一定响应首长的号召，丢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包袱，学习再学习，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解放江南人民的光荣任务。

5月3日，邵式平副总团长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向一、三分团全体团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给南下工作团的赠言：“忠诚团结、革命到底，今天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全场群情激动，欢欣鼓舞。

除了总团和各分团的领导按学习计划安排讲课外，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李立三、叶剑英、彭真、薄一波、谢觉哉、王明等，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们上大课。此外还有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以及著名的学者、作家、民主人士，郭沫若、艾思奇、李达、邓初民、刘白羽等，也被请来作报告。南工团邀请中央领导同志作报告的人数之多，在解放区教育史上是罕见的。这种优越、特殊的学习条件应该说对南工团是得天独厚的。老一辈革命家期望年轻的知识分子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在即将解放的中南广大地区，成为接管城市、肃清匪特、建立政权、建设新中国的得力干部。

开学典礼之后，紧接着开始了紧张的学习活动。第一阶段的学习以形势教育为主，贯穿革命传统教育，以启发学员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作《关于群众路线问题》的报告，帮助学员认识党的优良传统，认识人民群众是党的伟大力量的源泉。郭沫若作《谁领导北伐与抗战》的报告，澄清了国统区的学生受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头脑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和模糊认识。四野宣传部部长肖向荣作形势报告，讲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从历史上分析国共两次合作，两次分裂的经过，启发学员学会用阶级观点分析形势，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场看问题。四野宣传部副部长陈亚丁作了《改造学习方法》；民主人士邓初民先生也从个人的经历讲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问题。陶铸同志作《中共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取得接近全面胜利的原因》。指出共产党取得的胜利，是由于牢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正确的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与动力等实际问题；是由于中共28年来的英勇斗争，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这些报告深入浅出，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使人心悦诚服，解开了学员认识上的主要“疙瘩”，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增强了对共产党的热爱和革命必胜的信心。

第二阶段的学习是以政策教育为主。学习的文件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社会发展史》、《中国土地法大纲》、《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文件。陶铸首先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强调在学习中要弄清土地改革的正确性、正义性，弄清地主与农民“谁养活谁”的道理。不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同志联系实际讲自己家庭剥削农民的情况，表示与家庭划清界限，坚定地站到农民一边，参加土改运动，为农民翻身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之后，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谢觉哉作《关于新法与旧法》的报告；北平市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作《接管法院和监狱的情况》的报告；中央妇委张琴秋作《关于妇女运动》的报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作《关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报告；中央青委宣传部长杨述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4月底，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作《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报告。通过学习，使南工团的学员们了解党在各方面的政策，初步了解各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政策武器。为后来参加新区工作按党的政策处理各方面的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5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给南下工作团学员作《革命青年的修养和目前形势》的报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了新旧观点、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国际主义观点等五个基本观点。在报告中，周副主席以“五四”以来参加革命的切身经历，亲切生动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28年来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他热情欢迎学员们投身到南工团这个革命大熔炉中来，自觉改造世界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希望广大学员辩证地认识“新”与“旧”的观念，永远站在新生事物一边，与腐朽反动势力作不屈的斗争，同时要牢固地建立“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国际主义”观点。

最后，周副主席说：“同志们，大家很勇敢、热情地来参加南工团，大家都要求前进。你们不仅要随着第四野战军到武汉去，而且还要到广东、广西去，到海南岛去！”周副主席举起左手高呼“前进！南下工作团”。顿时全场沸腾起来，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的讲话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周恩来同志的号召：“前进！南下工作团”是永远照耀我们革命征程胜利前进的灯塔。

1949年7月15日清晨，南工团的干部、一、三分团的学员约6000多人早上5时起床，早餐后打起背包，由各个驻地集结到北大民主广场。事先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行动，六点三十分，我们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迈着矫健的步伐、笑容满面地来到广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朱总司令为我们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学习与工作》的报告。朱总司令站着讲了三个小时，学员们坐在背包上专心地听，并认真地记着笔记。

朱总司令在报告中说：知识青年要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自觉地完成党中央所给予的南下任务。他指出南下有利和不利两方面的条件；有利的是人民群众的支持，不利的是北方人到南方作战，语言、生活、气候、地理等不适应。大家绝大部分是北方人，不大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惯，容易打摆子、中暑、生疮长疥、长脚气，这些都要一一预防，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

他还谆谆教导：要注意政策纪律问题，正确执行政策和严格遵守纪律密不可分，要靠纪律保证政策的执行。军队的纪律就是三大纪律。第一是群众纪律，做到“三不走”、“四不进”；第二是经济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第三是指挥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朱总司令向我们提出严格要求：做一个好的工作队员，南下工作团主要是执行工作队的任务，野战军打到哪里，南工团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而要解放的地区还很大，干部不够用，虽然准备了包括南工团在内的工作队员近六万人，但还远远不够分配。南工团员一定要带头做一个好的工作队员，模范地做好群众工作、政治工作、接收工作以及一切必须的工作。

朱总司令一再告诫说，知识青年必须和工农兵紧密结合，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不应有爱、恶、生、熟之别。必须甘当群众的学生。他殷切地提出了希望：要像杨柳一样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像松柏一样春夏秋冬四季常青。他千叮咛万嘱咐，从大的原则到生活细节，无不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使每一个同志都感到格外温暖，有的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在酷热的七月中旬，我们却在旭日初升的早上，沐浴着朝阳，微风拂面，心旷神怡地聆听总司令的亲切教诲，至今记忆犹新。

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学习，南工团员的收获是多方面的，而归结到一点，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心里扎下了根，初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开始时，有些学员认为参军南下是短期的，干一两年再回到平津继续完成学业，（参军时，各大中学都给我们发了“休学证明”，即随时可以返校读书）或找适合自己的工作。现在则树立了长期革命的信念，决心干一辈子革命。过去有许多糊涂思想，现在明辨了是非，如共产党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尤其是城市里的学生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认为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学习后弄清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因而明确了革命目标，坚定了革命斗志，懂得了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

随着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地南进步伐，有的省份国民党和平起义，有的省份被解放军打得土崩瓦解。革命形势要求南下干部尽快接管解放了的城镇。南下工作团结束了学习阶段，奉命随军南下，广大学员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7月18日，北平市各界群众1万5千人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南下工作团大会，一、三分团学员6千多人参加了大会，天津二分团也派代表来北平参加了欢送大会。

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讲话，祝贺南工团的同志们以几个月的时间学习到了百余年中国人民才学到的成果。他欢送同志们南下去完成解放祖国江南的任务，勉励大家准备吃苦，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之作为行动的指南，成为人民的优秀干部。

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南工团是你们参加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开端。你们比前辈们动身较迟，但你们走得更远，前面的路更长。我们的先辈百年来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进行的解放事业，快要完成一个历史阶段。同志们赶上了这个机会，将来你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儿女，你们曾英勇地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伟业”。

到农村去 到部队去

前方捷报频传，南工团的学习任务和行军等军事训练即将结束，一些学员陆续离开平津南下。在分赴各地，各个不同的岗位之前，南工团副总团长陶铸同志亲到河南鸡公山（一分团驻地），武昌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二分团驻地）和开封市河南大学（三分团驻地）看望大家，并语重心长地嘱托这些让他费尽心血培养的生力军：“你们要继续发扬延安抗大精神，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可没有知识分子参加。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否则是一事无成的。你们总算是很幸运地赶上了最末一趟列车，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你们也有一份功劳呀”！

他希望我们服从组织分配，争取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做出成绩来。

在南工团中占大多数的党团员充分发挥骨干作用，表示坚决服从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自己。这说明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大家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经历了又一次战胜自我的过程，攀登上又一新的思想境界。

分配名单陆续公布了。一、航空学校和通讯学校，以培养新中国的飞行员和通讯人才。经体检合格后，分别北上。

二、留华中军区兼四野司令部、政治部、参训队、建团工作队及华中军政大学等。

三、分配到湖南军区兼12兵团、广西军区兼13兵团、广州军区和15兵团。

四、分配到地方工作的有江西工作队（三分团）、广西工作队（一分团）和广东工作队（二分团）。

分配到各军区和野战军部队的团员，大多数担任政治干事，建党建团；宣传干事、文工团员或文化教员。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后都随各军入朝参战，出了不少英雄模范人物。一分团李森同志是志愿军女英雄，被选为回国汇报团成员。

为了给部队培养高尖端科技人才，1953年在哈尔滨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该学院将培养研究、设计、制造方面的军事工程师为主。哈军工第一期学员大都是从各部队选拔的，南工团员中很多人入伍前已是大学生，参军后又经过3-4年的锻炼，政治觉悟也比较成熟了，因此很多人被选送到哈军工。有的同志于1957年毕业后，参加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这些毕业生大都成为各军兵种尖端科技的领军人物。如谢光中将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杨桓中将曾任二炮副司令；陈立衡少将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车颉少将是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赵宝箴少将是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部研究员。还有很多同志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很多成绩，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因年龄限制而没有授衔。如李瑛同志曾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是著名诗人，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在全国获过多种奖项；张辅枢同志曾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那启贤同志是军事科学院政治学部（院）研究员、是著名书画家启功的入室弟子，作品颇丰，被选为全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离休后担任军事科学院老年大学副校长，教书法和国画课，并被总政、总参、装甲兵部等老年大学聘为教师。

而分配到地方工作的面较广，包括城市各部门的接管工作，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收缴武器，打击匪特和黑恶势力等。在接管工作中还包括新闻、广播、电信、邮政等机要部门，在这些单位工作的干部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其中有不少南工团的同志分派到这些重要部门的工作。如广播电台，广州解放前电台天天讲国民党防线固若金汤，还不断造谣和污蔑诽谤共产党。而当我们接管后，南工团员用字正腔圆的标准普通话，向广大市民播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公告和新华社的新闻，使广东人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在广西剿匪战斗中，南工团的学生兵第一次拿起枪参加武装斗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光在柳州地区剿匪中就牺牲了七位南工团员，他们是杜敬斋、万家才、王成国、何至公、郑樵、张瑞云和郑家珣。在整个广西剿匪中，匪徒夺走了许多战友的年轻生命，这些烈士英名将永垂不朽。

1950年1月，南工团二分团几十人分配到了43军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他们和战士一起投入紧张的海上大练兵，学游泳、练划船、摇橹、观察气象、演习滩头登陆，女同志毫不逊色和男同志一样刻苦训练。每天除军事训练外，还要协助指导员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教唱歌、办黑板报等鼓舞士气。在渡海作战中，在距离海口市不远的白沙岛遭敌人的攻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南工团员寇毅之和王之极同志在此役中光荣地献出年轻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这些当年二十岁上下的知识青年，经过四、五十年长时间的革命实践的锻炼与考验，已逐步成长为身挑重担的革命干部。在地方工作的战友大多成为各部门的领导或骨干：周觉（北大）在外交部任部长助理和驻法国大使；谢启美（清华大学助教），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和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沈力（中央电视台首任广播员、主持人）；周蕴华（广州人民广播电台首位普通话女播音员）……几十年来，很多同志通过党的培养和个人努力，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教授、研究员、著名医生、高级工程师、大法官、律师、高级记者、作家等等。无论职位高低，大家都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数十年如一日，为祖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力量。

奋斗一生

当然，南工团战友们的的一生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在“左”的思想严重泛滥的年月，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大中学生，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思想比较单纯，又爱对时事发表独立见解 ，所以在部队或地方工作的南工团员，不少人都遭受过批判、斗争和不公正的待遇。如前面讲过向国家献宝的贺泳（贺孔才）同志，从来未加入过国民党，而且坚决不接受国民党的聘任，却在政治运动中被逼承认是国民党骨干分子、历史反革命。他拒不承认又无处申辩，最后含冤自尽，1991年获得平反昭雪。一分团一大队政委舒赛同志（女，又名王藕）1966年12月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西单国务院门口、中组部门口和北京火车站、海淀区北大、清华等大学附近张贴了全国第一张反林彪的大字报。她写出“林彪是口号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一只老虎……。林彪大量印发《毛主席语录》是非常有害的断章取义……”1966年12月7日她被北京市公安局拘捕，押送到山西临汾监狱，1971年在狱中去世，年仅54岁，1987年获平反昭雪。（详情见2012年10月1日《光明日报》）。唐仲隆同志（北大季羡林的学生），因说了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言论，被判死刑（未执行）。

南工团的战友们牢记党的教导，忠于党、忠于人民，在极其坎坷的逆境中，丹心不改，依然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千方百计地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虽鬓发斑白，犹壮心不已，发奋工作，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很多同志因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写过十几次甚至二十几次入党申请书都入不了党。“文革”后拨乱反正，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大多数南工团员都被党接受，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也有些同志已到了离休年龄，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们毫不松懈，继续发挥余热，无代价地为党工作。好几位老战友在七八十岁时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如关隽（燕大学生）。唐仲隆（北大学生）等。唐仲隆2003年6月30日入党，当时他已75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他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他兴奋地向老战友们报告这一喜讯。老战友永远忠于党的赤子之心使我们感动的流下了热泪。这种毫无利己的纯洁高尚的革命信念令人可敬可佩。

“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气象一新。分散在全国三十几个省市的战友开始互联互通，各地都组织起战友联谊会。1990年，经北京市委批准，成立“南下工作团团史、文献资料征集委员会”，发动和组织原南工团的各级领导同志和广大团员撰写回忆录，并由北京的战友发起南工团团员聚会。在纪念参军45年（1994年）、50周年（1999年）和60周年（2009年）日子组织了三次团员大聚会。全国各地的战友来到了举行开学典礼的地方——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当年的露天剧场如今已是一座现代化的剧场了。战友们回忆起五十年前聆听中央首长作报告的情景时依然激动不已，党中央对南工团的关怀与教导使大家受益一生。随后，战友们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开国大典时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的地方，真是感慨万千。远望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历史的长卷呈现在我们眼前，千百年来无数先烈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败和挫折，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我们这些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学生兵，在革命先辈的率领下，参加最后的解放战争，也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而今我们都已是暮年老人，建国五十周年时，能够联系到的南工团战友约有三千四百多人；二十年过去了，仍健在的战友可能不到七十年前参军的平津大中学生的十分之一，没有能力再到京津聚会。战友们在通信和电话中的共同语言是“献了青春献余热，献了自己献子孙”。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切都与在南工团受到的教育，打下的扎实基础是分不开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奋斗了一生，所以我们感到幸福、光荣。我们还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为党尽力，但愿能看到建党一百周年的光辉日子。我们这些七十年的老兵，党的忠实儿女，期盼三年后能和全党、全国人民一起欢庆建党一百周年的光辉节日。

                                作者   王婷

附言：

1、           作者王婷1933年4月19日出生，1949年3月12日由北平市女三中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后到广西工作队。近十年来在海南省档案局做义工。

2、           文中老照片是南工团战友张祖道（从清华参军）在八十年代送给我的几十张照片中选出来的。

3、           此文如被采用，请提前告之，一遍通知在京战友购买报纸并送京外战友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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