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北京新四军一师分会组织的“纪念新四军军部重建暨一师成立70周年鲁南苏北行”活动。我们这些新四军后代通过这次红色之旅重温了新四军的光荣历史，追思了先辈们为创建新中国所作出的业绩，瞻仰并祭奠了革命先烈的英灵。这次红色之旅对我来说更具特殊意义。我是1943年8月28日在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医院出生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因此，对我来说这更是一次难忘的寻根之旅。

这天午餐后，我们从淮安出发前往盱眙黄花塘，上车后大家都充分利用时间休息，但是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没有一丝困倦之意，妈妈常给我讲的故事又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

我母亲钱骏是江苏如皋人，出身于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医生），她幼年丧母，家境一般，高小毕业后家里就不能供她继续读书了。于是跟着家中从医的长辈干点活，初步学会了一些消毒、打针、包扎等医护常识。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黄桥决战的胜利在苏北造成极大的影响，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一时成为青年人的普遍向往，母亲也毅然于1940年10月参加了新四军，在一师三旅卫生部当医务员。参军后，她刻苦学习医疗知识，努力救治伤病员。虽然新四军的战斗生活紧张而艰苦，但她却感到革命大家庭特别温暖，精神上很愉快！因此工作干得很出色，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我父亲朱传保是江西吉安人，出生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僱农家庭，他幼年丧父，没有上过学，七岁就去学徒，学过裁缝和篾匠。工农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吉安地区后，怀揣着翻身求解放愿望的他，作为家中的独子，瞒过母亲，毅然于1929年8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闹革命，上了井岗山。先后参加过中央苏区1—5次反围剿。后因头部及身体多处负重伤未能随主力部队长征，在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的领导下，在闽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任福建永定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组成了新四军，他任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营长。曾随粟裕、钟期光选调组建的先遣队深入江南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韦岗战斗。新四军挺进苏北后，他参加了著名的半塔集自卫反击战、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斜桥伏击战、石港攻坚战、谢家渡战斗等。1941年，我父亲在一师三旅七团当参谋长，当时的团长是严昌荣，政委是彭德清。该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陶勇旅长、卢胜政委夸他们特别能打险仗、恶仗，多次受到军部通令嘉奖，并被陈毅军长授予“老虎团”称号。

1942年我父亲已30岁了，组织上很关心老同志的个人问题，就给我母亲做工作，介绍她与父亲相识，他们说：朱参谋长是个工农干部，打仗勇敢、为人老实，就是文化程度低点。可是，我妈妈觉得自己还年轻（刚20岁），不想过早结婚、生孩子，怕影响自己的工作。当时，妈妈在司令部门诊部工作，爸爸在团里，不能经常见面。有一次，妈妈收到爸爸托别人带来的一封信，开头写着：“亲爱的侬······”，分明是苏南人的口吻！妈妈一看就气得不想谈了，心想：哪有恋爱信还让别人代写的？原来，这是团里的文书怕我爸爸的字写得不好看，好心帮忙写的，不想反而弄巧成拙了。后来经过组织再三做工作，加上妈妈经常听到领导和同志们夸奖爸爸如何如何好，终于同意与爸爸结婚了。

1942年9月25日正好是中秋节，那天日本鬼子为报斜桥一仗惨败之仇，纠集200多日军和100多伪军，由大队司令保田中佐亲自指挥，从南通地区的三余镇出发，企图利用中秋之机对七团实施突然袭击。在粟裕师长和刘先胜旅长、吉洛（姬鹏飞）政委的亲自指挥下，七团指战员凭着机智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一举歼灭保田中佐以下日寇110多人，活捉18人，取得了辉煌战绩。这一仗就是震撼苏中战场的谢家渡战斗（又叫二窎战斗），解放后被我父亲写成文章“痛歼保田大队”刊登在《星火瞭原》第6辑上。妈妈在谢家渡战斗中带头抢救、运送伤员，表现也很突出。中秋节后，严团长亲自为我父母主持了最简朴的婚礼，营以上干部都参加，大家乘机热闹了一下。

婚后，父亲被调到一师三旅敎导大队任大队长，继而又到抗大九分校任三大队大队长，母亲也随之调动。后来抗大九分校从苏北迁移到江南溧水地区办学，那时母亲已怀有身孕，她跟着部队昼夜行军、跋山涉水，经常一夜要走100多里路。到江南后不久，情况又紧张了，敌人想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消灭新四军在苏南的骨干力量。因此，上级决定抗大九分校撤回苏北淮南抗日根据地。父亲带着部队突围出去了，母亲被组织上安排就地“打埋伏”。后来，打埋伏的老百姓家也经常遭到敌人搜查，母亲只好再转移。曾经找到友邻部队，跟着他们在高淳的石臼湖上漂泊了三天三夜，几经周折后到了茅山地区，遇到16旅的张开荆参谋长，他是我父亲三年游击战时的老战友。他说，老朱临走时拜托过他关照一下钱骏同志。在我母亲离开江南时，他个人给了我母亲200块伪币，说一路上留着备用吧！后来每当我母亲提起此事都很感激。她随交通员过江到苏北后，又走了许多路才到达淮南抗大九分校住地与我父亲团聚，一颗悬着心终于放了下来。母亲快临产时，又是自己走了80多里路去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医院的，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想像！

母亲生我可是吃了大苦头，我是第一胎，头又特别大。生了一夜也出不来，疼得她直哼哼，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生下我。医生将我抱给妈妈看时把她吓了一跳，我的头被挤得长长的，像两个脑袋。住在隔壁治病的乔信明首长被我母亲闹的一夜没睡好，早上还过来看我母亲。他说：“女同志生孩子、当妈妈不容易啊，母女平安就好！”妈妈说：“不好意思，影响首长休息了。”妈妈曾跟我说过，军部医院有个“大鼻子”医生，他来查房时说：“这个孩子很漂亮啊！”妈妈还说过，张茜阿姨生孩子后没奶，她的孩子还吃过我妈妈的奶呢！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孩子就是“陈丹淮”，去年听丹淮说，那个大鼻子医生叫罗生特，是奥地利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我们抗日，是新四军队伍里的白求恩。这次在黄花塘看到他的照片，倍感亲切!

父亲曾告诉我，在我出生的第二天他就赶到医院来了，并自豪地说：“你的第一块尿布还是我洗的呢！”父母在商量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妈妈说：“从怀孕到生下这孩子，我起码走了几千里路，就叫‘千里’吧！”爸爸连声说：“朱千里，好！这个名字好！”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体育比较好，在南京市、江苏省中学生运动上“三项全能”名列前茅，短跑成绩更为突出。熟悉我的同学就开玩笑说：“那可不，她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锻炼了，跑了几千里路呢！”

由于我父亲从小没有上过学，参加革命后才在部队里学了一点文化知识，所以他经常敎育我们子女要好好学习。他说：“我们这一代人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为此，我在学校刻苦学习，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德智体全面发展，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会文娱部长，团委会群众文化委员。1961年高中毕业时，被南京十中（现金陵中学）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学习。196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通信器材厂工作。1976年由于工作需要，被调到空军第三研究所（即后来的空军装备研究院通信导航与指挥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成为一名空军地空通信领域的高级工程师，为空军的新装备发展研究工作了近40年，于2005年退休。

四十年来，我参加过的科研项目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三次，三等奖九次；我撰写的论文在1996年、1998年两届全国军事通信学术会议上被评为优秀论文；我主编的几个国家军用国家标准在我退休后仍在使用中。另外，我曾被所里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受嘉奖多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这是党和人民对我所做工作的肯定，为此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时，那些飞过天安门上空的新型战机上，就安装着由我负责研制的新一代电台。当机群掠过天安门上空时 ，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好像自己也在天上默默地飞，正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现在，我可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女儿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而且弟弟妹妹们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很出色！你们的孙子女们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没有忘记先辈的光荣传统，铁军精神正在他们身上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

                       朱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