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解放战争第一页的“中原突围”，已过去将近六十六年。当年随军参加突围的中原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虽汇集了众多艺术人才（含延安“鲁艺”、重庆剧专、育才、大学生文艺爱好者以及五师文艺工作者），由于该团组建后的时间较短，在我军文艺史上少有记载，他们参加中原突围的情况也鲜为人知。岁月悠悠，当年的战友已大多离世，我也耄耋之年，四年前曾将突围中一些印象较深的片段、参考史料写成回忆录，现修改成此文以献给读者和逝去的战友。

突围前夕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李先念为首的新四军五师（鄂豫皖边区）、以王树声为首的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和以王震为首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于11月上旬合并组成“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员王树声、王震（兼参谋长），下辖野战军和地方部队6万余人。中原军区成立后，国民党蒋介石即在“和谈、停战”的幌子下，暗中调遣30万大军，对驻防于鄂、豫边界的罗山、大悟等县境内，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人口仅40万的我军驻地，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制造另一个“皖南事变”。

为此，“停战三人小组”的我方代表周恩来副主席，会同美国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国民党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鸣等，以及中外记者共40余人，于5月初从武汉前来军区首府宣化店视察。在王震主持的欢迎晚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原军区致词后，白鲁德在讲话中，对国民党违背停战协定的行为视而不见，说什么“即便是亲兄弟也免不了会吵架”之类的胡言乱语；王天鸣则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矢口否认，当场受到台下指战员的质问，使其狼狈不堪，下不了台。主持人王震调侃地向台下说：“你们快鼓掌呀!鼓掌呀!”他才灰溜溜地走下台来。最后，周副主席讲话，他列举大量事实，义正辞严地指责国民党违背停战协定，要求美方代表尽责，以防止大规模的内战爆发。我们文工团的同志在幕后首次听到了周副主席那激动人心的演讲，大家兴奋不已。会后，演出了音乐节目和秧歌剧。演出结束后，周副主席来到后台看望我们，举行了座谈。在另一次欢迎中外记者的晚会上曾出现有趣的一幕，人们诧异地看到为外国记者讲话作中文翻译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外国人，讲的一口流利的标准汉语。当他为一位讲英文的香港记者作翻译之前，他向大家说：“今晚，我感到很荣幸，一位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讲话，请我这个美国人来作中文翻译。”这幽默而略带讥讽的话，引起场内一片笑声。后来知道，这位美国人原名悉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因喜爱中国，便以其姓的谐音改名为“李敦白”（在诗人“李白”两字间加一敦厚的“敦”字），他曾是美共党员，不久前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观察员的身份，来到宣化店。

 1946年5月8日，周副主席会同军调部停战谈判代表及有关人员前往宣化店视察。途径滠水河，因桥梁被山洪冲断，周副主席赤脚涉过100余米宽的河水，对方代表由陪同人员背负过河。

“停战三人小组”离开宣化店后，虽然签订了一份《武汉协议》，但国民党军仍肆无忌惮地对我区步步进逼，抢占地盘，修筑工事，对我区急需的粮食与物资进行严密地封锁，时刻威胁着我军的生存。后经党中央决策，我中原部队分路突出重围。

突围前四个月（1946年2月）才组建成的中原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全团六、七十人，除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鲁艺”师生和五师的文艺工作者外，大多是抗战胜利前后响应党的号召，投奔到解放区的文艺和知识青年，其中不少是重庆剧专和陶行知“育才”的学生，可谓人才济济。文工团成立后曾和原五师13旅、14旅、15旅的文工队共同在宣化店演出了近百人规模的《黄河大合唱》，本团曾演出过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中小型秧歌剧《周子山》、《兄妹开荒》等以及大型秧歌剧《阎家山天亮了》（根据赵树理《李有才板话》改编），受到李先念、王震等军区领导人的称赞，他们对这些“墨水瓶”（王震对知识分子的谐语）格外地重视。突围前夕，文工团进行了精简行装、缝制粮袋和编织草鞋等准备工作，并多次在半夜紧急集合，进行快速行军的演练。从和平环境转向战争环境，对大后方来的知识青年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大家都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不断克服困难的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

6月26日凌晨，我军获悉国民党军已从三个方向直扑宣化店，将在7月1日发动总攻，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全歼我中原主力部队。当天的深夜，文工团奉命紧急集合，随李先念、王震率领的军区主力部队（含军区机关、野战军二纵队、三五九旅、干部旅及其警卫团），约一万五千人组成的北路军，静悄悄地离开了宣化店地区，走上突围之路。

大提琴的命运

一夜的急行军已向西移动了六、七十华里，走在自己的防区，似一次部队的转移，人们不知前路的艰险，对突围形势的估计不足，特别是队伍轻装不彻底，影响了行军的速度和机动性。文工团虽经过轻装，仍留下一些难以舍弃的演出“家当”，如幕布、服装、乐器和灯光器材等，或用马驮，或请民夫担挑，它们已成为队伍的累赘。

两天后的下午，部队聚集在一个山谷中，大家席地而坐。神情严峻的李先念司令员和王震副司令员站在一块巨石上，向部队进行了突围转移的战前动员，要大家认清形势、严守纪律、誓死也要突出敌人的重围。王震举起拳头高声问道：“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你们答应吗？”“不答应!”“你们有信心突出重围吗?”“能!”回声震荡着山谷，气氛紧张起来。随后，所有非战斗单位就地再度进行轻装，在监督人员的授意下，文工团的演出“家当”必须全部扔掉，个人的装备也再度精简。我们看着那些来之不易的文工团“家当”被抛弃在荒郊，心中格外地惋惜。

这时，有人和监督员发生了争执，那是文工团的音乐组组长李季达，只见他像保护孩子一样的双手护着一只大提琴，坚决不同意将它扔掉。就个人而言，李季达的轻装是团内最为彻底的，他身上没有别人所有的背包和挂包，只背了一个布口袋，内装一把从延安带出来的、弦轴已断的小提琴，在腰带上挂着一个茶缸和一个比烟盒还小的记事本皮包，这便是他的全部行装，连换洗的衣物都轻装了。但眼前这只他亲自绘图、选料、带领木工制作的大提琴，在欢迎“停战三人小组”的晚会上曾用它为周副主席演奏过的、也是边区多年来唯一的大提琴，他执意要留下来。监督人员说：你现在不扔，到前面的检查站也通不过。李季达喊道：“我要找王震同志讲理……”团领导和监督员拗不过他，留下了大提琴，由民夫背它上路。果然，当队伍走到检查站时，检查人员瞅着这个“庞然大物”，勒令扔掉。李季达不再争执，他一气跑到司令部，竟然拿来了王震副司令员亲笔签发的大提琴放行令。

此后，无论是爬山涉水，或在枪弹声中过封锁线，大提琴都紧跟着它的主人。后来，环境日益恶化，部队的生存第一，这只大提琴仍然被扔进了一条不知名的河流之中，无奈的李季达只能望着他的“宠儿”孤零零地漂流而去。

突破平汉铁路

西向突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平汉铁路。国民党为防止我军向西转移，半年来在铁路沿线的要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据点和碉堡，自诩为“铜墙铁壁”的防线。我军为快速突破此防线，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决定将大队人马一分为二，从左右两翼同时通过。文工团随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下辖七一七、七一八和七一九团，简称七、八、九团）、干部旅和直属单位为左翼，从武胜关以北的李家寨突围。

29日傍晚，七团、八团分别在李家寨附近击溃了敌人，占领了制高点，将铁路两侧的敌人据点包围起来，为主力部队的通过创造了条件。30日午夜，我们急行军来到李家寨附近泥泞的田間小路上，距离铁路約有4、5华里的地方，队伍开始跑步前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只看见前面战友手臂上的一个白点，那是为防止夜间掉队而统一系上的白色毛巾；只听见“嚓、嚓、嚓”的脚步声和不时从前向后小声传达的口令：“跟上!跟上!”“注意，有沟!”平汉铁路的两侧是一片水稻田，当我们接近铁路时，四周还一片寂静，大家加速向前奔跑。突然，枪声大作，据点内的敌人发现我军穿越铁路，开始向我军疯狂地射击，铁路线上巡逻的装甲车也发来炮弹，指战员们全力还击来掩护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散开队形，冒着敌人的枪弹，冲上路基，跨过铁轨，跃入稻田，三三两两、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网，又蹚過一条小河，来到一片树林之中，直到枪声留在身后。

不久，后方传来嘹亮的军号声，表明我主力部队已胜利通过平汉铁路，突破了国民党所苦心经营的“铜墙铁壁”。这时，已是次日凌晨，文工团清点人数，有人因鞋子陷入稻田而光着脚丫，没有人伤亡。一位大后方来的青年看着他满身的泥浆，风趣地说：“我们经受了一次战争的洗礼!”

抢渡唐河、丹江

我军西向突围，使将主要兵力布防于东部的蒋介石大出所料，他急忙向西部调兵遣将，责令第四绥靖区主任刘峙的机械化部队迅速对我军进行追堵。为摆脱敌人，我们日夜兼程，有时一天要行军七、八十公里，用自己的双腿和国民党的机械化拼比速度，曾使刘峙的两次围歼计划破产。7月初，我们进入豫西南平原。适逢雨季，队伍冒雨前进，经常是全身湿透，只能以体温将衣服暖干。偶遇晴天，就有国民党的几架二战时期的侦察机或战斗机在头顶盘旋，盲目地扫射，我们经常向一人高的玉米林中疏散隐蔽，趁机稍事休息。

豫西南多河流，有唐河、白河、丹江等，属汉水流域。蒋介石斥责刘峙“作战不力”，下令务必在白河东岸地区全歼我军。7月6日，天色晴朗，我前卫部队抢先一步，在敌军到来之前先行占领了唐河的几个渡口，部队同时渡河。我们来到渡口边，只见河宽约百余米，水流不急，只有几只木船来回摆渡。人们心情急切地聚集在岸边，等待上船。正当文工团上船时，突然出现两架敌机，大家迅速疏散隐蔽。先上船的同志已驶往河中，只能加紧向对岸划去，敌机发现后俯冲扫射，子弹在河水中掀起一片片水花，我们为船上的同志提心吊胆。由于河中的船只不多，敌人的枪法也不准，几轮扫射过后，没有一只船被击中，一场虚惊而已。次日，我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搭浮桥又顺利渡过白河。敌人的围歼计划再度落空。

13日下午，西行的队伍冒着滂沱大雨来到丹江，大家以为唐、白两河已顺利通过，丹江也不在话下。岂知一到江边，人们都怔住了。只见江中波浪汹涌，水流湍急，奔腾的洪水“哗哗”地拍打着两岸，水面上漂浮着各种被冲走的浮物。因连日来的暴雨，引发了山洪，平常可以徒涉的河道，如今让人望而却步。由于后面有追兵，必须尽快地过江。文工团决定将体弱的同志、女同志和身高体壮的男同志混合编队，相互手挽手组成七八条人链，由身体强壮的同志带头和殿后，依次涉水过江。人链在江中被波浪和漩涡冲击得左右摇摆，有时一个大浪拍打过来，人链被击断，眼看有人要沉入水中，“不能松手!不能松手!”大家齐心合力又接上链条，继续冲浪前进。我因个头矮小，行至江心，洪水淹及头部，身体漂浮起来，喝了几口浑浊的水，幸有前后两位战友相托，我们终于战胜了丹江的洪水，没有一个人被冲走，文工团团结互助安全过江，受到政治部的表扬。同时，在另一渡口过江的干部旅没有我们幸运，一些同志被洪水吞没了。

鲍鱼岭被围

鄂、豫、陕交界处的荆紫关，是通往陕西的咽喉，山势险要。左翼部队原计划从此出关向陕甘宁边区靠拢，王震命令八团前去占領。已知我军意向的刘峙、胡宗南部，依赖其机械化的速度，抢先赶到荆紫关及其附近地区，欲在该地区消灭我军。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急行军至荆紫关地区时，遭遇敌军阻截，难以通过。在前卫部队掩护下，后卫变前卫，迅速撤离大道，向左侧的山上攀登。因天黑无路，又是大雨之后，攀登十分困难。当我们攀至山腰，忽听对面的山脚下有人喊道：“你们是哪一部分？口令!”我方没有回答，对方即开枪射击，有人被击倒了。我们竭力攀登到山顶，找好地形掩蔽起来。次日凌晨，我军已被敌军包围在荆紫关以南、郧西县东北的鲍鱼岭地区。天亮后，只见王震将军在山顶用望远镜观察四周，我向山下望去，隐约可见穿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敌人不知我军虚实，不敢贸然向上进攻，就盲目地向山顶发射迫击炮弹，我们随着炮弹的落向，不断地改换隐蔽地点。

由于敌人的强势，我军必须在敌军完成部署发起进攻之前突出包围。九团率先出动，向正面的敌人进行攻击，战斗异常的激烈，一位连长双臂受伤仍在指挥战斗。直属机关的干部和勤杂人员也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斗，拼死向外突围，文工团随旅直机关一起向山下冲去，周围山石重叠，没有道路，人们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前进。当我们冲出包围圈后，紧随于后的干部旅和警卫团又被敌人包围起来，干部们都拿起武器和警卫团一起和敌人拼杀，终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鲍鱼岭一战是突围以来最严酷的一次战斗，敌我伤亡都比较大，我左、右两翼部队也未能预期在荆紫关回合。此后，由于敌军已知我军西行意向，部队的处境日益艰难。为避开强敌，左翼部队在王震的率领下进入了陕南地区。

“七十二”道水  十一座山

我军进入陕南后，经常日夜行军于荒山野岭之中，行军的方向无定，逢山翻山，逢水过水，可谓走不完的路、爬不完的山、蹚不完的水，大家十分疲劳。在一次黑夜行军中，我忽然看见前面的战友海啸离开了队伍，独自向左前方走去，我将他拉了回来，他喃喃地说：“唉，我睡着了。”由于日夜行军，缺少睡眠，人们不仅习惯于坐着睡、站着睡，也能够边走边打瞌睡。加之敌人采用当年我军对付日寇的“坚壁清野”策略，使我军所到之处不仅荒无人烟，也找不到食物。大家为疲劳和饥饿所困，文工团开始减员了。

    7月16日，我们急行军在一条漫长的山谷之中，谷底是一条弯曲无尽的小河，只有一条小路从中穿过，当地人称“七十二道脚不干”，形容此地需蹚水之多。河水最深处至大腿，河底为沙石。起初，每走到河边，大家都脱鞋而过，一些男同志还脱去外裤，过河后再穿了起来。队伍行进的速度很快，一脱一穿，就会跟不上队伍。后来，大家只好穿着鞋子、提着裤子过河。穿鞋蹚水，便有沙石积在鞋内，原本已有伤的脚，整天在水中连泡带磨，一些同志的脚磨烂了，还有个别同志因食物不当而泻肚，她（他）们跟不上队伍，不得不离开部队去自寻出路。

为了解决食物问题，文工团派人带着钱到四处去寻找粮食，偶尔只能买回少许麦子，煮熟后大家分食。适逢陕南的农作物玉米和山药蛋（土豆）成长的季节，为了生存，我们本可以它们来充饥，但路边的玉米已所剩无几，大多被前卫部队摘食了，战士们决不能饿着肚子打仗。文工团随旅直机关行军于后，饥渴时只能去嚼玉米秆。王震知情后，立即让我们随前卫部队行军，大家都很高兴。次日，文工团随七团的团部先行出发，穿梭于崇山峻岭之中。那一天，从早到晚都在爬山，每以为所爬的是最后一座，当你气喘吁吁地爬至山腰，前方又冒出来一座，一座接一座，一座比一座高，一连翻过了十一座山头。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文工团的许多同志难以跟上队伍，纷纷掉下队来。傍晚，随军到达宿营地的只有我和海啸等几个人，围坐在土豆地里用干草烧土豆充饥，等待掉队的同志。由于当天没有敌情，掉队中的部分同志陆续到达了宿营地，其他人也被后卫部队收容了。第二天，文工团又奉命回到旅直机关。

红岩寺宰猪

每当部队在穷山僻野中行军一段时间后，又会走出山沟，打下一个由地方武装镇守的乡镇，让饥饿、疲倦不堪的指战员能稍事休整，补充营养。7月30日，部队占领了柞水县的红岩寺镇，敌人被赶到附近的山上去了。我们住在一户人去楼空的大院子里，同志们倒下便睡。领导发下话来，文工团今晚可以自行宰猪一头，但不能让猪叫，以免惊动四周。让知识分子杀猪，一无工具，二要噤声，实属困难，但为了让大家能吃到多日不见的肉食，团里的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于行前等，自愿牺牲睡眠去完成任务。他们手拿绳索、刺刀和斧头，来到猪圈，看准目标，一拥而上，将一头肥猪按倒在地，迅速以绳索将猪的长嘴和四肢捆绑起来，用刺刀像对付敌人那样将其刺死，再开肠破肚，分解成若干小块，清洗后放入锅中白煮，准备第二天全团饱餐一顿，他们精疲力竭地忙到深夜。

次日拂晓，忽听镇外枪声大作，夹杂着炮弹的爆炸声。我们从酣睡中惊醒，提上背包，来不及整队就奉命向外奔跑。黑暗中，大队人马拥向镇外，炮弹落在附近，大家迅速卧倒。原来是被赶跑的地方武装，又组织力量从山上打回来，被我警卫部队阻击于镇外。战斗结束后，我们未返回镇上，大家不禁想起那一锅未能品尝的炖肉。当我警卫部队打退敌人后，来到文工团的住地，那一锅喷香的炖肉，正好犒劳了他们。

8月2 日，前卫部队八团又打下镇安县城，县长弃城逃跑。当天下午我们随旅直机关进城，只见县政府衙内狼藉一片，空无一人。该城虽依山傍水，但交通不便，市面萧条。我军入城后即开仓济贫，释放监狱囚犯，并进行短暂的休整和补给后，于次日主动撤离。

音乐“怪才”李季达

从延安来的李季达，是“鲁艺”的音乐老师、文工团的音乐组长,一个常被邀请参加党内会议的党外人士。他一口标准的四川话，讲起话来似放机关枪，行起军来速度很快。他不仅有科学的头脑，而且是心灵手巧。童年时，他用自制的独弦胡琴，演奏出动听的乐曲，被音乐老师发现，从此涉足乐坛。抗战初，他参加了肖崇素等组织的“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和演剧队，演出抗战戏剧，担任音乐指挥。他不仅能演奏钢琴、提琴、笛子等多种乐器，也能制作乐器。在边区物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除前面提及的大提琴外，他还亲自设计、绘图、选材和指导木工制作了小提琴、中提琴、单簧管、板胡、扬琴、木琴以及半音竹笛等一大批中西乐器。以往豫鄂边区的文工团队只有口琴、二胡、笛子之类的简单乐队，何曾见过它们，特别是西洋乐器。突围前夕，随同“停战三人小组”到宣化店采访的中外记者们，拿起李季达制作的小提琴，看到琴体内标记：“中原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制作于宣化店 某年某月某日”时，对我军自力更生和创造性的精神称赞不已。

突围中，李季达的趣事一桩接一桩。他没有行李，晚上睡觉时，脱下身上那件自己设计的长筒型夹袍，解开衣扣，夹袍变成一床夹被；再将左右两只裤腿上的系带解开（未像通常那样缝死），使上、下系带分别连在一起，两条裤腿又变成一只睡袋。每晚宿营后，我们都以稻草铺地相邻而睡，李季达为御寒，他会在夹被上再堆放一层稻草…… 他虽“古怪”，却为人随和，富于幽默，在紧张疲劳的一天之后，他常常能给大家带来轻松与快乐。突围中，由于难得洗澡和换洗衣服，许多同志的身上长了虱子，我们戏称为“革命虫”。某天早上，与李季达相邻睡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李季达，昨天夜晚，你身上的‘革命虫’，都爬到我的身上了!”他歉意地回答：“喔、喔、对不起，对不起，以后不会了，以后不会了。”大家疑惑不解。第二天夜晚宿营后，只见他不声不响地在自己的铺位两边，用稻草垒起了两个高高的草垛，然后一本正经地对相邻睡觉的同志说：“我计算了一下，在一个晚上，我身上的‘革命虫’是爬不过这座高山的，你们可以放心地睡觉。”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和李季达在一起，不仅增长知识，也有无穷的乐趣。遗憾的是，这位曾随三五九旅南下征战的李季达，不久也掉队了。

最后的冲刺

    8月初，根据中央指示队伍停止西进，就地在陕南展开活动，以牵制蒋介石向其他解放区投放兵力。三五九旅决定以团为单位，分散打游击，旅直机关和文工团改为连队建制，随八团活动。入陕南以来，由于减员不断，党组织考虑将难以坚持的同志，陆续化装转移。王震召见了这些同志，对他们说：这次突围很艰苦，你们的表现很好，经受了革命的考验，这一段历史，将来我会为你们证明的。以后的日子会更艰苦，你们走不动时，可以自行离队，无论走到哪里，我相信你们都是革命的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随后，给大家分发了离队时必要的路费和便服。

在敌人重兵追击下，部队向西至宁陕一带游击活动。文工团掉队的人增多，经常是清晨出发还有一面，傍晚露宿不见人。在一次通过敌人在制高点上以机枪封锁的地段时，文工团指导员、支部书记胡代伟被击中，生死未明；随后连长（文工团团长）徐苓、陆滨夫妇也掉队了。国民党唯恐我军在当地立足，调动九个旅对我軍日夜进行追堵，为摆脱敌人，部队拖得很苦。8月9日，经军区领导李先念、王震向中央汇报后，决定三五九旅离开宁陕，返回陕甘宁边区。

部队继续西进，在秦岭丛山中寻道直奔川陕公路，于13日抵达秦岭南麓的华阳镇。华阳为千年古镇，坐落于傥骆古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即指此地）谷口的幽谷老林之中。1935年春，红军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曾率部至此，创建了苏维埃政权。胡宗南部觉察到我军欲夺路前往陕甘宁边区，派兵穷追不舍。我军连续数天翻越了数百里的荒山野林，于19日来到已被敌人封锁的川陕公路边，前卫部队冲破敌军的堵截，打开一个缺口，在弹雨中，我们快速跑步通过公路。但后卫部队遭到伏击，被夺走机枪，指战員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战，夺回了机枪，打退了敌人。随后，部队急行军，于次日深夜来到宝鸡和天水之间抢渡了渭河，又一鼓作气越过陇海铁路。此时，文工团减员已不足十人。。

我军进入渭水平原后，已接近陕甘宁边区。面对眼前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虽然饥肠辘辘，却没有一个人去掰玉米来充饥。在田间的玉米秆上，已悬挂着王震用红笔写下的命令：“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

蒋介石千方百计欲将我军消灭于边区之外，又令胡宗南快速调遣6个旅，在其最后一道防线——西兰公路沿线设防堵截。我军靠着坚强的毅力，冒着瓢泼大雨、在布满荆棘的荒山中与敌人周旋，于28日抵达西兰公路附近。公路沿线已被敌军控制，备有战车来往巡逻。我军腹背受敌，进退危难。此时，党中央已令彭德怀将军率兵前来牵制增援的敌人，接应三五九旅。在这关键的时刻，王震对全体人员动员道：“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天了，边区的兄弟部队就在前面迎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打过去!”说罢，他身先士卒，亲自率领八团，集中全部机枪和弹药，向正面的敌军猛烈攻击，打退了敌人，我大队人马冲过公路，渡过泾河，于8月29日在甘肃宁县地区与边区派来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当即发来贺电：“庆祝你们到达边区的胜利。”

从庆阳到延安

    我们进入边区后，内心极其兴奋“终于到家了!”由于两个月来精神高度地紧张，一旦松弛下来，便感到十分疲劳、十分困倦，腿抬不起来，眼睛也睁不开，一些同志身不由己地倒下来便昏昏入睡。

9月5日，队伍来到陇东的庆阳，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给我们送来了全羊、瓜果、蔬菜、烟酒以及全新的服装、被褥。部队在当地进行了休整，面貌焕然一新，我们不禁想起那些掉队后生死未明的战友们。9月15日我们离开庆阳，经过十余天的行军，这是一次愉快而轻松的行军，走在秋高气爽的黄土高原上，两个月来，我们第一次放声歌唱，也第一次听到陕北的“信天游”。

9月26日，部队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党政军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三五九旅胜利归来。29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了欢迎三五九旅返延大会，毛主席、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毛主席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三五九旅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

史料记载，中原突围历时六十三天，途经豫、鄂、甘、陕四省，行程五千余华里，浴血战斗九十余次。其艰苦境况，李先念司令员曾于7月24日电告中央：“自通过豫西南平原，进入豫鄂陕山地后，主客观的各种情况即进入严重阶段，部队困苦之况，不亚于红军长征后一阶段。”人们称之为“小长征”。

1948年，参加中原突围的文工团部分成员合影于晋察冀边区解放不久的石家庄市，前排左起：王燎荧、李吟谱、田庄、杜利，后排左起：程若、谷风、舒铁民

突围中，文工团的同志大都掉队了，到延安的只有原三五九旅和五师的海啸、李吟谱、王燎荧、杜利、傅思有和舒铁民六人。从大后方来的“墨水瓶”都未能走到延安，只有音乐组的程扶弱（程若）在陕南掉队后回到重庆，适逢我重庆新华社于10月撤离，他随之飞抵延安，与我们回合。后来得知，突围过程中除文工团指导员胡代伟受伤（后回到根据地）外，无人伤亡，但随文工团团长一起掉队后被俘的陆滨女士（重庆剧专高才生），在襄樊老河口监狱被敌人杀害了。其他掉队的同志，或投向我突围右翼军（李先念率领）在陕南开辟的根据地，或辗转到全国其他解放区。新中国建立后，他（她）们都在各地从事文艺或其他工作，其中一些同志走上领导岗位。如王震所说，他们是革命的种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注：文中部分史料参考湖北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篡室著《中原突围史》）

                                                              （五师分会 舒铁民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