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季方。父亲的工作，父亲的功绩，自有党和人民评说。我想说的是，父亲不仅为人方正，刚直不阿，廉洁奉公，勤劳俭朴，如人们所赞美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而且是个“性情中人”，是我有着深挚爱心的“阿爹”，是这个世界上我所最爱的人。

当我在襁褓中——或尚在母腹中时，阿爹跟好爹（我母亲）说，“太阳是我，月亮是你”，为我起名“明”；可是在我童年，一直径呼“爱儿”，以至我误以为是我的专有名。记得解放初，与阿爹在书店看到《爱儿历险记》一书时，我大感诧异：“他怎么也叫爱儿？！”阿爹微笑，为我买了这本书。

好爹经常讲起，1939年春，阿爹由重庆经港回沪，当时我刚周岁，事先说得好好的同去轮船码头接阿爹，走到半路却突然大哭，横哭竖哭，怎么也哄不好，好爹只好抱我回家，而阿爹竟在码头被捕——在他箱子的夹层里搜出了文件——这难道是冥冥中心灵有着感应么？后来好爹得悉他被关在大自鸣钟法国巡捕房的洋牢里，那是不许探视的，只得抱着我悄悄去看他—一我们站在洋牢楼下的空地上，他在楼上铁窗内可以看到我们。突然我也看到了他，大呼：“阿爹！阿爹！……”好爹怕被人发现，连忙抱我走了。我当然大哭，而阿爹也深感“可望而不可即，情何以堪！”这是我最早痛感的生离！……

1940年以后，我随阿爹好爹在苏中打游击。有一次缴获到一箱桔子，阿爹给了我一个。但我不识桔子，却以为是球，扔到地上拍，阿爹竟因而流了泪……我今回想，他一定暗暗发誓，要为孩子们赢得整个世界！在艰苦危险的战斗环境中，为了怕被敌顽或土匪绑票（确曾险遭），也为了怕受到不好的教育，他们一直把我带在身边，这该多不容易！而我竟习以为常，视为当然。1943年将我“打埋伏”在东台三婶家，他们到军部后即派郭凤岐同志来接我，我还赌气不去。

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最幸福美好的！每天早上起来，阿爹叫我跟他学打“八段锦”、“抬水”—— 一个饼干筒大小的洋铁罐子，用一根短竹竿“抬”着，一头放在我肩上，一头搁在他手里。学写毛笔字，他要我必须坐正、坐直（甚至解放后，整个中小学期间，都不许我坐沙发——偶然坐坐，也不许把头靠在沙发背上）。“课余”，可以和小朋友阿留一起去“放”羊“喂”马；也可以找罗炳辉伯伯玩，到他地图上去印鸽子；或找李俊民伯伯下象棋——阿爹早就教会了我“马”别不别“脚”。真是无忧无虑啊！——哦，也有过“愁”人的事，一次找李伯伯下棋，但他要写东西，我就“抢”了他的钢笔跑去埋在屋后树下，待拉了他的手来“挖”，却不见了！真愁人哪！告诉了阿爹，他却不敢告诉好爹——那时钢笔太宝贵了，买都买不到！他先和好爹“约法三章”不许打我，然后才告诉她。两个人心急如焚，却耐心地让我慢慢回想当时周围的情况，使我能清晰有条理地讲出来。后来在屋旁种菜的“小鬼”（小战士）很坦率地承认，笔是他藏起来吓我的，真是一场虚惊！

我真是被阿爹“惯坏了”，我曾多次拉着战士去找宋激法官“打官司”——他们踩死了我的“小鸡”，踏坏了我的“小狗”——好爹用香烟纸做的，很好看，脚上“穿”了钮扣，可以用线拉着走。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小鬼“倒了楣”—— 宋法官“判”他赔我香烟纸——那时大家抽的都是自卷烟，害得他跟各个首长“讨”缴获来的香烟纸，我却“因祸得福”，“赚”了好多。但是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我在高等法院（那时日寇已投降，我们已进了淮阴）雪白的粉墙上用毛笔写：“X X X大坏蛋！”被阿爹拉了耳朵，关了两个小时的“禁闭”！这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处罚。

解放战争初，随军北撤，我和阿爹不在一起。一次他接我到他那里去玩，路上翻过一座山，他问我：

“遇到老虎怎么办？”

“怎么办？”

“我有枪，你呢？”

“……”

“你就说：你是老虎，我也是老虎；你是大老虎，我是小老虎（注：我的绰号）呀！”

“嗯——它又不是你（阿爹也属虎）！”

到了目的地，阿爹说：

“记好，屋脊上有鸽子，下次自己来就找得到了！”

正说着，鸽子“呼”地飞了，阿爹也不禁失笑，我却噘起了嘴；但细看，屋脊上确有“瓦鸡”，这种房子，我还真是初次见到。

阿爹，一般人对他的印象是和蔼严肃，其实他很幽默。譬如，他晚年有时尿频，即自嘲：“唉，真是‘乱世英雄出，天寒小便多’！”

马桶水箱用后常常漏水，他并不责怪我们，却说：

“记住，‘三看御妹’嘛，怎么可以‘不顾而去’呢！”

一次他还与我“讨论”：

“你们学外语分阳性名词、阴性名词，其实中文也分的。”

“中文哪里分的？”

“中文的‘子’就是阴性名词词尾，像‘车子’、‘轿子’都是阴性名词——否则何来‘车夫’、‘轿夫’呢？其实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好像‘妻子’都不配有，只能配‘车子’、‘轿子’！”

十三陵地下宫殿刚开放时，我暑假回家，阿爹带我们去玩，巧遇我的同事林伍一老师，阿爹非常高兴：

“想不到我们在‘阴间’见面了！”

什么“死”啊“活”啊，用他自己的话说：

“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但是有一次我却犯了他的“忌讳”。那是在南京，他领我们去看未经修葺的莫愁湖，我说：

“这有什么好看？破破烂烂，还不如玄武湖！”

不料把他气坏了，劈头一句：

“你们就是嫌贫爱富！”

这，哪儿和哪儿啊？我当时感到非常委屈，竟顶撞了他。但过后静思，我亲爱的阿爹，他一辈子——几乎一个世纪，确实一时一刻也没有忘了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大概从九岁开始，我就住校过集体生活，不常在父母身边了。阿爹教育我，要服从组织分配，哪里需要哪里去。但是他的爱，仍时时温暖着我的身心，甚至连我自己都做了母亲，我仍是他的爱儿，并且兼及他的外孙——“文革”开始，我恰生长子。产假满，阿爹促我归去。但奶水很好，不忍给婴儿断乳。阿爹就叫好爹随去照顾我们：

“这是我们唯一的女儿生的第一个外孙，我们虽然不应据为私有，但在婴儿期（在未能送托儿所以前）的保育，在我们这样的条件，总还有协助明儿和志坚的责任，也不可能要求邵、徐两老（注：我的公婆）和我们分担。你不是对健健和小牛等都还尽了很大义务么，何况是自己唯一的女儿所生的孩子呢？况且你已退休在家了，我想你完全可以多呆一个时期，待小造反（注：孩子的绰号）可以解奶，或改食牛奶时，就把他带回北京来。当然这要志坚和明儿舍得，这倒不是‘好玩’‘不好玩’的问题，而是对孩子负责的问题。你的意见怎样？当然我也幻想：这孩子既然身体和智力都发育得这样快，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明儿的成长壮大，也还有可能看到小造反的成长壮大咧！你说，这是幻想么？”

 阿爹称我的丈夫为“甥”，问他出处，他说：

“这个典故出在《孟子·万章》上：昔唐尧以二女妻舜，‘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下面又说‘亦飨舜，迭为宾主’。这就是说，舜做了尧帝的女婿后，去见他的岳父尧帝，他的岳父以宾礼相待，称舜为甥，是又尊又亲，把舜招待在别院内请他吃饭，又互相还礼。如称儿则亲而不尊，也就不能互为宾主了。所以从前在士大夫的家庭中大都用这个‘甥’字来称女婿，这也是‘四旧’之列吧！”

确实，他们翁婿相亲相敬，甚为相得。

但“文革”即在初期亦已显露“峥嵘”。阿爹一方面逐渐认识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另一方面决心“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宽慰我们：“农工的造反组织也不过为我敲敲警钟而已，并没有给我敲丧钟。”他勉励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丁未春节，阿爹想念我们，盼望好爹早归；但他又用自身健康让好爹安心多照顾我们些日子，更竭力以自我批判来理解这场他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他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同时将赤诚的心真挚地坦陈在群众面前，并且劝勉我们“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我想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他当日的信，劫后犹存，今日捧读，真是百感交集！

一九七六年我休假回北京，适逢父母、婆母三位老人先后住院，使我深深感到他们已到了确需有子女在身边照顾的晚年了。我与陈同生伯伯的义子李钊同志谈及此事，深为忧虑，他说：

“写信给总理！我夫妻两地的问题就是向总理求援的。现在除了总理，没有人能帮助你！”

我于是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总理很快就批到了统战部。统战部打电话来询问阿爹的意见，正好是阿爹自己接的：

“我什么意见？——组织上对我照顾够周到了，我不需要再有什么照顾。”

没等好爹说话，甚至好爹还没反应过来，电话便挂断了。

此后我和阿爹打了好长一段“笔墨官司”：   

一是批评我为什么想回北京，而不想到边疆去，到农村去？

我回答：我并非一定要回北京，只是为照顾你们。你能去的地方我都愿去，但你“带”得动我，我“带”不动你。我并不怕吃苦——你能过的日子我还有什么不能过？

二是批评我有封建孝道思想。

我回答：我并不想托庇父荫。我已离京二十年了，从未提过要回北京，只为现在你们年纪实在老了（两人一百六十岁），我和你们，除了血缘关系，还有革命前辈和革命后辈的关系，我有照顾你们的义务！

最后我说，你有炊事员、服务员，组织上对你“照顾够周到了”，还有好爹照顾你；但是将来谁照顾好爹呢？

最后阿爹说，我年纪大了，同你打不动这“笔墨官司”了，随你通过组织去解决吧，但不许打我的旗号。

我亲爱的阿爹，虽被一些亲友认为“不近人情”，但我深知，他绝非矫情，他是绝对真诚的，因为他总是从严要求自己。

1987年12月17日，阿爹和我们永别了！当我送他进火化室，意识到这就是“死别”——我今生今世，永永远远，再也不可能见到他了！我失去控制，紧紧搂住他，似乎这样，别人——甚至死神，就不能把我们分开了！但我终于还是失去了他，没能留住他，他被夺走了，我最最亲爱的阿爹呀！只有你的话，你的音容笑貌，你的精神，永远留在我的心头，谁也夺不走！是的，你没有留给我财产，也没有留给我地位；你曾那样疼爱我，但这多是在精神上，而不是在物质上；然而正是这爱，才是世上最可珍贵的啊！

阿爹，你活了近一个世纪，但你不是个百岁老人，你始终富有朝气！我会永远记住你对我说的：

“我年轻时，要比太阳起得早，若太阳比我先起来了，就觉得不舒服！

有的人是为了做官而革命，我是为了革命才做官。但解放后，这些职务却成了一种荣誉、地位、待遇了，自己却没有考虑过。现在想，是否应当谦让些？度德量力些？——革命工作应当不度德量力（抢着做）；荣誉、待遇，应当度德量力。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阿爹，我最爱的爱我的阿爹，你“安息”了么？我求你来梦中与我相聚！

（一师分会  季明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