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宁波有人说，在党史革命史中只有一个“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没有什么“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但是，革命斗争历史的事实却是，1941年5月开始，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军部和六师、一师抽调了一批干部。浦东抗日武装南渡杭州湾，相继到达三北，逐步打开局面，与当地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相结合，建立各地办事处。形成政权组织的雏形。所以，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是浙东最早开辟的一块根据地，也是后来形成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与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好比是浙江全省与宁波地区的关系，提及二个名称决不相互矛盾，更不对立。

这里还需弄清楚为什么要称之为“敌后”“根据地”？大家知道，浙东宁波地区各县都是在1941年4月间沦陷的。在日本侵略军侵入占领后，这里才叫“敌后”，在这之前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区。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新四军不会在国统区建立“根据地”的。至于可称之为“根据地”的，也应该是当地已建立起一个得到群众拥护支持的政权机构。如果我们党的武装力量仅在那里开展游击活动，而无自己公开的政权机构，那只能是一个游击区。从当时三北的实际情况看，那里已建立政权，实实在在的形成为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了。

有人说。在正式公开的文件中，从未见到过有“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称谓，上级党史研究部门也不认可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名称，决不是我们今天所提出的，而是有文可找，是有史可查，是有根有据的。首先是浙东区党委于1942年12月15日发出过一个重要文件。标题为《浙东区党委关于准备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对三北部队及地方党的指示》，此文件是浦东部队南渡至三北，与日伪军打了一系列反“扫荡”战斗，在三北地区建立了10个部队办事处，已有了政权的雏形，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并建立了各级党组织，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

1942年冬，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队，从海北渡海至三北余(姚)上(虞)地区进行反共战争，我军一再呼吁要共同抗日不要打内战，可是艾庆章置若罔闻，抢我被服，杀我人员，我军被迫进行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我军追到上虞北部将艾部歼灭，艾庆章仅个人逃走，被俘平湖县长，经教育后释放。我们取得了第一次反顽自卫战斗的胜利。而日伪军又要进行“扫荡”和“清乡”，为此，浙东区党委决心“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就在这个文件的第十点，明确指出：“全党全军同志。必须认识三北是我们坚持斗争的中心战略支点．是我党我军向南发展的跳板，是我今后向南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控制沿海沿江与甬杭等重要城市的前哨阵地，它有丰富的物资资源供我抗日之用．特别华中局曾经号召全党全军要用一切的方式方法来坚持每一个阵地，……谁忽视了坚持三北的斗争的意义，谁就会犯错误。” (此文件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再有，2005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史》，该书由陈安羽老同志等23人组成编审委员会，他们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老同志，其中也有一部分是省党史研究部门的原主任、副主任，应该说他们都是我省党史研究的权威人士了。该书的第二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P42一P48)。可见，在党史的正史中已有专门论述“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章节，在该章节最后的结论中也指出：“三北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控制了三北．就控制了从浙东通往浦东、苏北的海上通道。并打开了向南发展，挺进四明的通道。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宁绍地区沦陷后浙东最早开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浙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抗日武装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是向南发展，开辟四明、会稽地区的重要基地。”

而且有很多实物（主要是文字）也可证明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生动地印证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三北的战斗和工作。

1941年起，在慈北古窑浦这个出海口，就成为浙东敌后的海上门户，我海防大队的基地，不仅留有许多驻地遗址，而且1944年8月21日海防大队一中队就是从古窑浦出发到大鱼山岛，8月25日八倍于我的日伪军海、陆、空军围攻，一中队血战七个小时，日伪伤亡二倍于我，海防大队一中队43位英雄血洒大鱼山岛，被新华社称为“海上狼牙山之战”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民政部批准为“英雄群体”。1944年9月，《战斗报》主编丁柯同志（今年96岁，健在）和《新浙东报》记者巴一容同志（已故），1944年9月在古窑浦对突围出来的陆贤章排长等30几个指战员进行采访，丁柯写出了《血战大渔岛》的脚本，《战斗报》美编洛井花了三个月刻了42幅木刻连环画，彩色套印正式出版，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找到了仅有的一本，按原样尺寸印制格式，复制了几套。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还从《新浙东报》先后查到了“血战大鱼山”报告文学连载四期，当时的编辑楼适夷先生写了热情洋溢的按者编，这也应该是革命文物了。

在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谭启龙布置搞“减租减息”，到1944年在三北全面铺开，三北地委组织部长黄知真很重视调查研究，亲自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论三北的减租”长篇论文，对三北的土地关系，如何正确执行中央的减租政策，团结工商业者都有很实事求是的分析。解放后黄知真同志曾任江西省委书记，他很重视这篇调查报告，曾托沈宏康同志寻找，可是当时找不着，是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才查找到的。现在都复制复印寄上。这对“弘扬光荣传统、保护红色文物、打造强军文化”可能有一定作用。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周雅飞  王泰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