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发生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第四个年头的1941年1月6日，也正是日寇铁蹄践踏了大半个中国、中华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奉令北移的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歼灭。这一事件在当年的国内政治生活中产生严重影响，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全面破裂的危机，因而震惊中外。由于中共中央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一方面通过报纸等媒体向外界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方面在苏北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继续领导华中军民抗击日伪军，同时挫败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进攻，才将国民党的反共势头压了下去。这段历史在我国近代史中是不可遗忘的严重事件。

这一悲剧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在中国为了实行独裁专制，不容主张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压力，不得不勉强答允国共合作，将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整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但是蒋介石仍暗藏阴谋，企图以此来限制中共的发展，并实施“借刀杀人”之计，即利用日军之手来削弱和消灭中共军队。全国抗战初期，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和华中大片国土很快沦为敌后。但敌人因兵力不足，只能占据城市和交通线，八路军和新四军先后乘机挺入敌后农村。为保卫敌后人民利益，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牵制抗击大量敌伪军并不断取得胜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共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因此引起国民党的妒忌和恐慌。“借刀杀人”之计未能得逞，“图穷匕见”随之而来。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抛出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此后国民党军直接出面来打击中共武装，发生了多起亲者痛仇者快的摩擦战，但接连遭到失败。蒋介石因此恼羞成怒，在1940年10月，下令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退到黄河以北。中共为照顾大局，决定将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和6个团的兵力共9000余人北移，并通知了国民党当局。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已通知下属不得阻挠，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还赌咒发誓：“以人格担保决不阻挠”。但就在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奉令北移的途中，国民党军队竟背信弃义，预设包围圈，以8倍优势兵力围攻新四军北移部队。新四军被迫反击，经7天7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新四军除英勇突围或走散外，其余都牺牲或被俘了。这就是皖南事变的简要经过和根由。

皖南新四军虽然在北移途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因为在北移前夕，新四军军部已先将1700人的非战斗人员（包括绝大部分的女干部、教导总队的教职员、军医处医务人员、修械所人员及身体较弱的干部等）组成先遣支队，由军需处长宋裕和、军法处副处长汤光恢和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率领去了苏北。军战地服务团（除军乐队外）的百余人也早由团长朱克靖率领去了江南指挥部。北移部队在被围攻时也突围归队（或走散）了2000余人。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将原分散在华中各地的苏中粟裕部、淮南张云逸部、苏北黄克诚部（八路军）、淮北彭雪枫部、鄂豫皖李先念部、苏南谭震林部、皖江曾希圣部等原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分别编成7个师，不理睬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仍以新四军名义活动。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已发展到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部队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山东的八路军主力由罗荣桓率领去东北，又决定新四军军部从华中移驻山东接防兼管山东军区。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部奉命进军东北；第5师李先念部在国民党军进攻中原时分多路突围后归入八路军序列；第6师谭震林部在1942年11月已并入第1师，这三个师均不再列入新四军战斗序列。国民党发动内战后，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改称华东野战军，其中包括原新四军所属的1、2、4、7师、苏浙军区和华中军区的主力部队编成的8个纵队，另建了1个特种兵纵队，加上山东军区留下的部队编成的2个纵队，共有11个纵队，总数约36万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后又改称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这就是解放战争开始后有名的“七战七捷”、宿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豫东战役以及淮海战役等一系列著名战役的参战部队，也是解放战争中消灭敌军最多的部队，它本身最终发展成拥有4个兵团16个军共55万人的大型野战军。

回溯全民族抗日战争8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共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4万支、各种火炮1800多门。经过全国八年抗战，解放区人口由150万发展到1亿，人民军队的主力由5万—6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这就为抗战大后方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促使日本侵略者最终投降的重要因素。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新四军的成长是处在敌、伪、顽夹击的环境中经历了复杂艰苦的斗争才发展起来的。它从游击队成长为正规军，又成长为华中地区抗击牵制日伪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建立了多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对敌占的南京、上海、徐州、武汉、杭州等城市战略包围的态势，使敌人感受到很大威胁。由于敌我力量消长对比的变化，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战略总反攻的前一年就展开了局部反攻。这一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由被动转为主动，改变华中军事格局的变化过程，总共只用了约7年的时间。这一奇迹般的表现，使人们甚至敌人都感到惊奇和内心钦佩。

据统计，全民族抗战八年间新四军共作战246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47万人。但单纯这个数字尚不足以全面反映新四军在抗战中所取得的综合成绩。从华中来说，16万日军和35万伪军分散驻扎在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徐州、合肥、安庆、扬州、连云港等大小城镇和交通线上的据点里，兵力分散。其中80％被新四军包围着或牵制住，从1943年对新四军的大“扫荡”和“清乡”遭到失败以后，已没有进攻的力量，只能龟缩在据点内固守，基本上处于守势地位。所以，新四军是华中抗日力量的真正代表者和胜利者。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新四军理应在华中接受日军投降，名正言顺获得抗战胜利果实，但由于蒋介石与日伪合流，又得到美国的支持，他以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向日军下令，只准向国民党政府投降，因此使新四军未能进入南京、上海受降，这是很不公平的事。

新四军对抗战的主要贡献，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都很显著。

新四军在华中抗战中对军事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开始阶段以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的斗争策略打击敌人，鼓舞人民抗战的信心。以后逐步发展到攻坚战、运动战，牵制了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侵华日、伪军主力，支援了全国主要战场的对日作战。新四军是由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而成的。在1938年4月集中时，总人数只有1万余人，6200条陈旧的枪支。开始组成的4个支队，3个支队在皖南和苏南，1个支队在皖中。这样的队伍上战场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交锋，力量对比悬殊。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当时确定以分散打游击为主的作战方针，采取积小胜为大胜的斗争策略。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三个连兵力）进入江南打的第一仗，就是在镇江附近的卫（韦）岗伏击公路上日军汽车队的游击战。该战取得击毙敌军官2人、士兵10余人，缴枪10余支，击毁汽车4辆的胜利。在挺进敌后的第一年里，这样的游击战虽战果不算很大，却使敌军很恐慌，对新四军这样“非正规”的战术非常害怕。自新四军打了几个胜仗后，敌军少数人再不敢离开据点下乡来奸淫抢掠了，这在敌后人民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增强了人民抗战的信心。人民群众还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新四军纪律严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民不扰民，和老百姓见过的其他军队不一样，此后人民群众开始信任新四军。新四军也通过广泛宣传抗日，开展统战工作，集聚抗日力量。江南茅麓公司老板主动将300名装备精良的自卫武装交给新四军陈毅部收编，有数百人的丹阳自卫总团和自发的民间武装等也纷纷找上门要求接受领导，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在这有利形势下，陈毅等不受国民党规定不许扩兵的限制，武装力量有较大发展，战斗力也得到提高。在挺进敌后第二年的1939年，在茅山地区，新四军就能以两个团的兵力集中打运动战，经24个小时的战斗，将下乡“扫荡”的日军170人全歼，并生俘3人，这次空前的胜利被称为“延陵大捷”。以后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升到能攻击筑有坚固工事的日伪军据点。那时新四军虽然还没有火炮等重武器，但由于开展“军事民主”，发动基层以上官兵献计献策谋划克敌制胜良策，部队上下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采用挖地道逼近敌人然后用炸药、地雷爆破等方法突破，很有成效，所以能把根据地周边的据点逐一攻克，扩大了根据地。

1941年至1943年间，日伪军以千人至万人的规模频繁向苏中、淮南、淮北、苏北、鄂豫皖等根据地进行短暂的“扫荡”，均被新四军一一粉碎。1943年日伪还在苏中的南通地区搞“清乡”，用500万根毛竹筑成总长有150里的竹篱笆，以竹篱分割成块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剿”，但被我军民在一夜间全部烧毁，同时摧毁几十个日伪据点，使敌人的幻想完全破灭。在敌人历次“扫荡”中，尤以将新四军军部为目标的对盐阜区的两次“扫荡”规模最大。第一次“扫荡”是在1941年6月，由华中的日伪军1.7万人从南面分四路直扑盐城，但军部已转移到阜宁西乡，使敌人扑了空。这时新四军1师在苏中发动攻势牵制敌人，围攻敌人后方老巢泰州和泰兴，并收复黄桥，使敌人首尾难顾，不得不回撤，留下盐城等几个据点就结束了扫荡。第二次“扫荡”是在1943年初，敌人接受上次失败教训，以华中和华北（徐州、海州）方面共2万余人的日军协同从南北两面以及由海上向西同时围攻，企图一举将新四军军部和残留在苏北的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全部消灭。但新四军军部早已先转移去了淮南，韩部也在我军帮助下通过我区去了淮北，敌人又扑了个空。敌人在根据地内建了几个据点，企图建立伪化区。由于淮海、淮北、苏中等新四军的配合，发动进攻敌军后方，扯了敌人后腿，盐阜区我军也开始反攻，拔除敌人安插在我中心区的据点，使敌人不得不撤走，历时63天的“扫荡”即被彻底粉碎。这次“扫荡”是日伪对我华中抗日根据地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也是最后的一次“扫荡”。此后（1943年年底）敌我斗争形势发生转折，敌人再也没有力量向我大举侵犯了，几个根据地基本上处于相对平静状态，被新四军用作休养生息、养精蓄锐、预备反攻的准备时机。

1944年2月，1师粟裕指挥的围点攻坚打援的“车桥战役”，是新四军从被动转为主动，进行局部反攻的一个标志。1师部队在3师部队配合下（攻打涟水城牵制敌人），历时3天，全歼日军大队长（大佐）以下460余人、伪军500余人，生俘日军24人，并缴获平射炮等大批武器。敌人遭此惨重的失败，按惯例日军是一定要报复的，但此次敌人没敢报复。所收复的车桥、曹甸这一新区，成为苏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一直到抗战胜利均平安无事。另外还可以举更有力的例子说明：新四军军部1942年12月从盐阜区移驻淮南根据地的黄花塘后，直至抗战胜利的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没有迁移过，在这里大办学校，内部整风学习，大搞生产运动，部队整训等等，屹然不动。这里距南京城日军总部仅100公里，距盱眙县城敌人据点只有30公里，但敌人未敢军事进攻或军事骚扰，这与车桥战役后敌人没有来报复是同样的原因——因为没有力量而无可奈何，怕捅了马蜂窝，引起我各根据地联合行动，切断铁路交通命脉，围点打援，导致华中形势全面动荡，得不偿失，因而只得采取固守据点不出，维持现状的下策。

新四军军部根据敌我力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新形势，于1944年部署了局部反攻，派遣1师粟裕率3个旅过江南下苏浙皖边区，建立苏浙军区，使苏南与浙东根据地连接起来；命令4师彭雪枫率两个旅越津浦路，去收复1943年日伪军进攻时国民党军占领的豫皖苏地区；抽调3师两个旅去淮南，配合罗炳辉的2师去津浦路西，收复被日伪顽占领的我路西根据地；同时着令将各根据地内残存的敌伪据点扫清，使根据地联成一片。新四军这一攻势，加之担心美军未来有可能在中国苏浙沿海登陆，与新四军联合进攻日军（这时曾发生美空军B29飞机从大陆湖南起飞轰炸东京，回程时飞行员因事故迫降苏北和浙东根据地，受到新四军援救的事件），令日寇惶惶不可终日。意、德法西斯相继战败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同盟解体，日本侵略者自知难逃覆灭命运，但又想捞根救命稻草，于是想与新四军谈判求得局部和平。南京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1945年6月间，秘密派三个军官到淮南根据地六合县竹镇找新四军联络，要求新四军派代表去南京与日方谈判，唯恐我方不相信，表示三人可暂作人质留下。我方为弄清日本人这样卑躬屈膝低声下气迫切要求的真实意图，经向上级请示，批准派扬帆同志去南京摸底。经摸底了解到日军拟以让出8个县城为代价，要求新四军停止向日军作战，其目的是应对可能面临的美军登陆，防止新四军与美军联合夹击日军。当然去人不会答允便回到军部汇报，后不久即因日本在“八一五”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此事再也没有了下文。问题是以前一贯骄横暴戾、傲视新四军的日本军人，为什么现在会低声下气主动向新四军求和呢？究其原因，一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不断取得胜利、国内抗日力量愈战愈强，令日军感到末日临近；二是新四军已在抗战烽火中成长为一支近在咫尺且又难以战胜、令日军食难安夜难寐的威胁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冈村宁次对新四军指挥机关不敢下手攻击，最后竟向新四军乞求的根本原因和历史背景。日军这一异想天开的拙劣行为，恰恰从另一面为新四军在抗战期间的军事成就做了注解。

新四军在华中抗战中在政治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抗日，建设民主政权，保护根据地人民正常生产与生活等。国民党限定新四军的作战区域，其目的是“划地为牢”以限制新四军的发展，迫使新四军在与日军作战中被削弱乃至被消灭。但新四军还是大胆挺进到敌占区内去开辟游击区，以求发展壮大自己。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敌后游击区，最初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秩序。当时的敌后区域，除日军经常下乡奸淫抢掠外，各地盗匪蜂起，地痞流氓横行，有几条枪即自称司令，鱼肉乡民，抢亲成风，人民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有些青年为了自保而去投青红帮拜师或加入刀会等会道门，因此部队当务之急是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活。新四军所到之处，通过派出民运工作人员以抗日和减租减息等口号来发动群众、组建农会等群众团体，发展中共党员成立党组织，团结各界人士建立民主政权，组建民兵和地方武装等工作，使游击区变成抗日根据地，成为新四军可以依托发展的“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恢复与发展生产、设税所保证财政收入、办银行发行钞票等，使根据地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新四军在华中先后建立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豫皖苏、皖江、鄂豫皖、苏南、浙东等大小10多处根据地，至抗战胜利时各根据地合计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合计人口有3420万人。各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发展提供了人力和物质资源的保障，如果没有根据地，要取得抗战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新四军在建设根据地的过程中也积累了管理政权的经验，培养了大批政法、财经、文教等方面的干部，为后来顺利接管城市打下了基础。因此，新四军在政治方面的贡献是应予以肯定的。

新四军在华中抗战中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凝聚文化名人，活跃文化生活，在根据地开展文化建设并推行教育，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新四军的领导，非常重视文化活动，吸收东南各省和海外华侨知识青年参军，在军队中大办教导队、战地服务团、抗大分校、鲁艺分院和建设大学、雪枫大学、卫生学校等培训机构和学校，在根据地大力恢复与发展教育事业，设立文化委员会和文化村接纳从上海、香港和抗战大后方等地的文人学者来根据地开展文化活动。军中有不少著名的作曲家、戏剧家、美术家，以及经济、政治、新闻、医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在连队中知识分子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战士中开展识500字运动以消灭文盲，这些是其他军队中少见的。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及在战争中加以锻炼，新四军培养造就了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家财经、外交、文化、卫生等部门的骨干。在文化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是新四军的一大特色。

由于历史的原因，多年来人们对新四军过去的光荣历史和贡献渐渐很少提到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解放战争中英勇善战的第三野军的前身就是由抗战中有名的新四军发展起来的。尤其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意污蔑贬低几位开国将帅，制造散布了许多谎言，在社会上流传不少诋毁新四军的流言蜚语，如说历史上的新四军早已被消灭了，三野实是山东的八路军；还说新四军当年只会打小仗不会打大仗；对皖南事变的原因不强调是蒋介石的阴谋，而说是由于新四军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抗党中央造成的，还有人写了歪曲事实真相的纪实小说来佐证这一说法；甚至还流传敌人的造谣，说新四军不打日军专对国民党军打摩擦战；更恶毒地说新四军和日酋冈村宁次秘密勾结（这一谣言至今仍在网络上传布）。种种荒谬不实的传言，一时造成混乱，这是对忠勇报国的新四军的污蔑，也是对抗战史的歪曲。但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人公开站出来予以驳斥和澄清，使不少老同志思想上感到困惑，精神上受到压抑。

1978年6月，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的粟裕大将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视察，颇有感慨地提出“要正确宣传和研究新四军”的呼吁，自此以后军事科学院和中央党史研究部门陆续将新四军的文献资料等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特别是公布了皖南事变的有关资料，引起新四军老战士和社会上的关注。散布在全国十余个省市的新四军老战士也先后成立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开展对新四军的宣传和研究活动。1998年，中央有关部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项英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项英同志作了实事求是的全面评价（包括对皖南事变中的错误问题），澄清了一些传闻。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新四军老同志和史学界中涌现了回忆与讨论新四军的热潮，特别是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章较多。皖南泾县的《云岭》、上海的《大江南北》和南京的《铁军》等刊物还成为发表新四军事迹文章的平台，其中有不少原来鲜为人知的材料。北京、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还出版了许多有关新四军史料、图片、辞典、故事、个人回忆或纪念文章，以及开展关于皖南事变历史问题的讨论等。上述林林总总的信息涉及内容广泛，材料宝贵，对深入了解和研究新四军，重现新四军历史真实面目很有裨益。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军部分会 丁兆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