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曾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不久，他再次指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本文所述中共第一代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即中共七大选举产生的5位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其中，除了刘少奇之外，其他成员基本都长期在中央领导机关参与决策或担任较为重要的职务。唯有刘少奇一直是在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担负着某个方面（工人运动、白区战线）或某一区域（华北、中原、华中）的领导工作。为什么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能一跃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并成为中共第一代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成员？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共第一代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并试分析一下他与新四军的关系。

一、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中共第一代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形成的开始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他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从而使毛泽东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层，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第一代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由此开始逐渐形成。这一过程主要又是以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为中心进行的。

遵义会议后，无论军事指挥还是党的工作，毛泽东都不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党内负总责的书记由张闻天替换了秦邦宪,周恩来为“党内委托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只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同时还担任红军总政委之职,说明此时毛泽东在军内的地位在周恩来之下。毛泽东比周恩来年长，军事实践和经验丰富，能谋善断，指挥若定，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逐渐开始起关键性的作用，掌握了实际的军事指挥权。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于12月7日组成统一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最终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后，主要分管军事，但也参与了中央一切重大政治决策的制定，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与张闻天能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豁达贤明是分不开的。张闻天不大熟悉军事，便充分发挥毛泽东擅长军事谋略的长处和才能，二人配合默契。遵义会议后，基本形成张闻天总揽全局，毛泽东主管军事，二人各有侧重，分工合作的领导格局。随着日寇大举侵华和抗战的全面展开，战争和军事工作越来越重要。在中央领导核心层中，毛泽东愈益成为重心。1938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意见，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实际上在党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二、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合作是中共第一代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形成的雏形

刘少奇很早就开始了与毛泽东的合作。最初，他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被委派去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在党内，他从事工人运动时间最长，几乎参与了中国工人运动中所有重大事件，功绩显著，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他长期领导白区工作，是中共在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20年代末期和整个30年代，随后又在40年代的初期和后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修改，进一步说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合作很早就开始了，更表明刘少奇在中共第一代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中的地位。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报告中一些鲜明尖锐的意见，引发了他和一些与会同志的争论，会上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他受到很大的压力。这时，毛泽东站出来支持了他。毛泽东明确指出“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在他具体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也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这一回合的交锋和刘少奇坦诚的真知灼见，奠定了毛泽东同刘少奇以后长达将近30年合作的基础。

在12月9日至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刚回国的王明下车伊始，批评毛泽东、刘少奇过分强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进行敌后游击战争，并提出了“两个一切”的口号。对此，刘少奇明确表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需要具体解释”，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敢于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提出的“两个一切”口号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时，再一次肯定了刘少奇在华北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作法。毛泽东还与刘少奇合作，同王明违反组织原则的作法进行了斗争。刘少奇在华北的工作也得到与会同志的充分肯定。

由于刘少奇在白区工作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独特贡献，特别是在日本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毛泽东在事关党的抗战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往往是不谋而合或一拍即合，认识上高度一致。他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因而竭诚支持毛泽东，拥护毛泽东，大力宣传毛泽东。随着毛泽东在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也在上升，他卓越的理论功底和非凡的组织能力已开始显现并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刘少奇主政中原（新四军）并由此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此时，全国全面的抗日战争正逐渐进入时间最长、最残酷、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华中问题已成为全党全军工作的重点，敌后游击战场成为中国全面抗日的主战场，能否解决好华中问题是关系中共发展和领导敌后抗战整个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党又一次把“发展华中”的重任交给了刘少奇，任命他为中原局书记，负责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的工作。刘少奇临危受命肩负重任深入敌后赴华中。

中原和华中的工作，原属长江局和东南分局领导。由于受王明错误路线影响，形势的发展和局面与党中央的要求差距很大。本来，抗战初期华中与华北形势大体相似。国民党爱国将士虽然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终未抵挡住日军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丧，旧政权土崩瓦解，敌占区一时空虚。特别是国民党军溃退时，遗弃了大量武器弹药，广大群众又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此时，只要有人站出来登高一呼，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正是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的大好时机。可惜，这一机会被错误路线葬送了。

（一）中共中央、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早就有过明确的指示。由于种种原因，基本上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刘少奇到华中（新四军）后，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遗余力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他指出，苏北属敌后，又靠近山东，可以同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因此，苏北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方向发展” 并发出“东进，东进，再东进”的号召，还亲赴皖东北，深入敌后，实施东进计划。刘少奇做出的一系列有创见性的部署，提出的指导性意见，全面的工作安排，为最终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起到了主要和重大作用。对豫鄂皖苏边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具有重大的意义，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

在确定发展苏北的战略方向后，刘少奇非常希望能借助皖南的力量共同发展，多次致电项英详细解释自己贯彻中共中央的计划：“中央在11月电告我们，要我们在华中发展新四军之十万人枪并须注意部队的巩固与筹措给养，要我们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一分钟也不要停止。我计划在半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对华中一切工作计划与布置的中心思想，这也是我们决定一切的决定因素。”“望你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刘少奇在部署叶飞部开辟苏北时，项英几次致电中央和刘少奇，坚请叶、张（张道庸，既陶勇）部南调，以加强皖南力量，并几次电令叶飞速回江南。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他致电项英：“中央决定江南部队立即向苏北发展”，“请暂缓调动叶张两团”。并致电中央和项英、陈毅：“为了解决苏北问题，现需要叶部速回苏北积极行动，然后我与八路去增援在政治上才更好说话。我意叶部应不调江南。我们不久将去苏北，请中央考虑苏北地方党拨中原局指挥（原属东南局），最好叶飞部亦暂时归中原局指挥与补充。”接着，又致电中央：“江南与顾（祝同）的谈判中心问题是江北部队南调，这是准备消灭我军之毒辣计划，我坚决不同意江北任何部队南调”。“向北发展是久已决定的江南工作方针，不能随便放弃”，请中央速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支持了刘少奇的意见。

（二）坚持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刘少奇用通俗的比喻说，打鬼子要有枪，有枪就要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何不好？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依靠群众创建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理念。新四军最初进入敌后时，曾经帮助国民党恢复过旧政权，把国民党在日军进攻时丢失的县城收复后，先后让4名国民党县长复任。可是自己却没饭吃，靠借粮、筹粮、打“资敌”来解决。刘少奇批评说，这是木匠打枷枷自己；替别人家抬轿子，帮人家整顿保甲，结果自己连立足地也没有，被人家赶出来。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再也不用向“人家”讨饭吃了。有人问，建立政权国民党不批准怎么办？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党承认，人民承认，我们的政权就可以存在。军部株守皖南三年都没能建立根据地，刘少奇到华中不久，皖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正式成立，“在华中敌后第一次树立了新民主政权的旗帜”。很快又建立了十几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皖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不久，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下辖5县、16区104个乡镇，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建成。由于端正了路线，弄清了方向，明确了方针政策，江北新四军放开了手脚，大力地发展人民武装，经过短短几个月，皖东新四军兵力就翻了一番，第4、第5支队的人数由原来的7000余人很快发展到15000余人，为建立巩固的皖东根据地和向苏北发展，准备了基本条件。

（三）敢于反摩擦，坚决自卫。在华中，面对国民党的限制、防范甚至武装进犯和攻击，刘少奇等明确指出：“我们之方针，是绝不向进攻我之顽固势力让步”，必须“准备给以坚决回击”，“借此肃清皖东顽固武装，以便进一步巩固我们的阵地，建立政权”。国民党顽固派以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为名，对活动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津浦路两侧的新四军实行东西进逼不断制造摩擦，企图消灭或驱赶新四军至江南，强占第4 、第5支队开创的淮南抗日阵地。面对顽军的进犯，刘少奇指出，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起而自卫，消灭他们。刘少奇运筹帷幄，亲自指挥和指导了定远自卫反击战、半塔自卫反击战及苏北的郭村保卫战和黄桥决战。刘少奇在主政中原（新四军）期间，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坚持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的策略方针和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为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以及尔后的反顽斗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就在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向新四军发动大举进攻时，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八路军南下增援华中。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一部由黄克诚率领南下，与刘少奇率领的华东局机关会合后同抵海安与陈毅、粟裕会合。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我华中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重大战略任务，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格局的出现，也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把新四军、八路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华中敌后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观。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的所有新四军和八路军。

（五）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1万余人，活动范围仅限于安徽泾县和繁昌一带纵横不到100公里的狭窄地区，且北临长江和日伪据点，东、南、西三面有国民党重兵监视、封锁，长期处在日伪顽包围的危险境地。中共中央鉴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处境险恶，发展困难，以及集中力量向长江以北发展的需要，一再指示新四军军部和部队撤离皖南，渡江北上。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的副军长项英，毋庸置疑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工人运动和苏维埃运动中，是有重要贡献的；在新四军的组建、集中、整训、向敌后开进中，以及在党务和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着不可抹煞的功劳。但他对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和部队撤离皖南，渡江北上，实施战略转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早在1940年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就电示项英、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

刘少奇主政中原局后，很希望能与项英紧密配合，尽快率部转移，携手开辟苏北，共同綰毂华中。他多次告诫项英要注意提防国民党的突然袭击。1940年4月7日晨，刘少奇以十万火急的电报致项英、陈毅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醒项英“江北摩擦加紧，顽军必然要摧灭我江南军部”，“建议在军部附近之非战斗人员及干部尽可能迅速向苏南转移，伤病干部重要物品亦需转移，秘密文件清毁，竭力避免冲突事变中的损失”。中共中共和毛泽东更是频频给项英去电，敦促他率皖南新四军“速速过江”。12月26日，又给项英去电说：“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的警告言犹在耳，“吃大亏”的不幸事件果真发生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转移途中突遭国民党埋伏的7个师8万人的包围袭击。项英关键时刻离开军部，刘少奇接电大惊，立即复电军长叶挺、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要二人“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带领部队突围。他同时根据异常情况急电中共中央提议请中央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刘少奇寝食不安，谋划着为皖南新四军解围的办法。他和陈毅向毛泽东等去电建议，请山东八路军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然而为时已晚。皖南新四军经过7昼夜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惨遭失败，仅有2000余人突出重围。

“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共产党内，主张同国民党决裂、为皖南新四军报仇的呼声一度甚高。中共中央也发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的指示。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和客观冷静、全面慎重、细致的分析，又一次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给毛泽东发出一份很长的电报：“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望中央细心思考。”他提出，全国局面，国民党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建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中共中央经过认真讨论，赞同并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议，重新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

刘少奇还向中共中央建议重建新四军军部，同国民党妄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很快，中共中央军委就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任命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刘少奇又一次临危受命肩负起重建军部，指挥新四军的重任。他和陈毅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对新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全军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又重新对战略布局作了调整。从此新四军形成由刘少奇、陈毅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新局面，开创了新四军发展壮大新的里程碑，它以崭新的容貌纵横驰骋在中原大地苏、皖、鲁、豫、鄂5省的抗日战场，支撑起中国抗日敌后战场的半壁江山。

194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一些中央领导不约而同地赞扬和推举刘少奇。陈云提出，有些干部位子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任弼时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王稼祥讲：“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康生还检讨了自己在白区工作政策上同刘少奇的分歧，承认反对刘少奇反错了。他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不等会议结束，毛泽东就急不可待地发电要刘少奇回延安。他的工作业绩，他对新四军、对中国革命做出的独特贡献，中央高级领导人的共识，使刘少奇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成为大势所趋。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副主席。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毛泽东兼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会议实际上确定了刘少奇在中央处于第二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稳定的、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基本形成。

刘少奇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接连地在关键时刻，到关键地点担负起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且总能在非常复杂困难的情况下细致、谨慎、客观地分析形势，把握全面，总揽大局，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使局面迅速地得到改变，作出对党和革命事业具有战略意义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刘少奇独当一面、临危受命，深入敌后、深入华中指挥和领导新四军三年，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指挥和领导新四军圆满地完成了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又领导华中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还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富有政治远见的建议，提出了正确处理皖南事变的斗争策略和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建议，并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刘少奇在华中敌后的几年实践中，在领导和指挥新四军的征战中，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理论上更加全面地成熟起来。他的一系列主张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同，他的工作业绩赢得了党内越来越多人的赞誉。刘少奇为新四军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四军也成就了刘少奇，他是唯一一位从新四军走出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的。

                     作者:北京新四军研究会1师分会 黄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