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陈   雷

一、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           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

1940年3月，由国民党顽固派于1939年12月掀起的向山西新军、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等地区大规模进攻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①，便将反共的重心转向华中，矛头主要指向新四军。

1940年秋，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促使国民党顽固派加剧了反共活动。9月27日，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结成军事同盟，扩大瓜分世界的法西斯战争。德、意为利用日本在亚洲钳制英国、美国，力促日本南进，并力劝蒋介石对日本妥协和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日本为称霸亚洲，决心乘英、美无力东顾之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因而急谋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对蒋介石加紧了诱降活动。英、美从自身利益出发，力图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增加了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竭力拉拢蒋介石投靠英、美集团。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继续积极支援中国抗日。蒋介石集团左右逢源，待价而沽，把这一国际形势当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大好时机，得意忘形地重新树起反共的旗帜，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集团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与当时的国内形势也是分不开的。此时在华中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有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李品仙的第21集团军、唐式遵的第32集团军、韩德勤的鲁苏战区部队和苏南冷欣的游击区部队，总兵力在50万以上。“新桂系”和蒋介石又重新联手，形成蒋、桂、何联盟，增强了国民党在华中的军事实力，控制华中，旨在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战略联系。为遏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迅猛发展，1940年7月16日，国民政府不顾中共中央的反对，炮制了所谓“中央提示案”，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到10万人，且全部开到鲁北、晋北和河北省一带。企图利用黄河天堑及日、伪的夹击予以消灭。

2、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发动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发出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代电（即《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寇能往，我亦能往”的灵活游击战为“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在敌后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为“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为“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为生存和抗日而实施的自卫性反摩擦斗争是“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规定的地区。国民党顽固派拉开了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帷幕。

与此同时，又密令国民党当局所控制的报馆：“以泛指的口吻影射中共违反军令军纪之行为，督促政府严肃军令，贯彻政令”。于是，重庆的一些报纸先后发出一片反共鼓噪，反共浪潮一时甚嚣尘上。

11月9日（佳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力陈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收复失地的事实，驳斥“皓电”的造谣污蔑；又历数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的罪恶行径，揭露他们“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恶用心，申明长江以北的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其限令开赴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抗战大局、维护统一战线，同意江南新四军部队和军部移到长江以北。

新四军军部皖南部队北移之事一经确定，国民党顽固派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在顾祝同核准下达“堵击”新四军的计划之后，加紧了围剿江南新四军的部署。 11月4日，制定出《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同时，任命积极反共的上官相云为剿共总指挥，在军事、经济上积极暗做准备的同时，抢修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至重庆间的长途载波电话线路，加强上饶和重庆的密切联系。军事上调集第40师、52师、79师、108师、144师以及62师、新7师各一部，云集皖南，形成对皖南新四军大的包围态势。

舆论上，12月8日（齐日），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致电，坚持《皓电》立场；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限江南新四军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赴长江以北，八路军于次年也就是1941年1月31日前开赴黄河以北，进一步为“围剿”皖南新四军做准备。同时，利用报刊、电台故意泄露新四军北移消息，使日军加紧长江的封锁，妄图假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北移部队于长江之上。与此同时，国民党第31集团军总指挥、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下令在长江北岸布阵堵截新四军皖南部队；冷欣在苏南层层布防；上官云相在皖南磨刀霍霍。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和军部的南驱北堵的计划正式形成。

3、皖南事变的经过

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的路线原定有两条，第一条是经铜陵和繁昌间直接北渡长江到达无为；第二条是经泾县马头镇、宣城杨柳铺、郎溪的十字铺进入苏南溧阳、溧水地区，待机北移。但这两条线路均因日军的封锁和苏南冷欣部的层层阻挠而最终放弃。1940年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研究决定，部队南出茂林、过旌德三溪，沿天目山北麓的宁国，经郎溪到达苏南溧阳、溧水地区，待机北渡。这便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和军部的第3条北移路线。

1941年1月4日晚，细雨连绵，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奉命踏上北移的征途。

北移部队编为了3个纵队：第1纵队为左路，由老1团、新1团组成，约3000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参谋长赵希仲，政治部主任江渭清。由南陵土塘到大康王地区集结，准备5日晚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开进；第2纵队为中路，由老3团、新3团组成，约2000人。司令员周桂生，政治委员黄水星，副司令员冯达飞，参谋长谢忠良，政治部主任钟德胜。由北贡里到凤村附近集结，准备5日晚经高坦、丕岭后向星潭开进；第3纵队为右路，由5团、特务团组成，约2000人。司令员张正坤，政治委员胡荣，参谋长黄序周，政治部主任吴奚如。以特务团为全军先行团，计划于4日夜到达铜山徐，佯出太平，造成错觉，使国民党顽固以为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南进太平、黄山，以吸引40师西顾，掩护大部队前进；第3纵队司令部率领5团进至茂林、章村等地区 ，充任全军后卫。军直属机关及教导队共2000多人随第2纵队行动。军部要求各部于5日拂晓前分别到达预定位置。

军部在云岭驻扎近3年时间，对这一带道路十分熟悉，出发时没有请向导。4日夜晚天空中的细雨渐渐变大，道路泥泞不堪，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云岭至章家渡15华里路都走错了，军首长及军直机关陷入没有去路的水田里。当部队行至青弋江边时，不料江水大涨，深达腰部，原来决定涉水过江已不可能，只好临时改变计划，全部转向章家渡，从搭好的浮桥上通过。

刚通过千余人，浮桥因河水又上涨等因素而断裂，不能继续使用。为了争取时间，指战员们纷纷脱掉棉衣，冒着凛冽的寒风，淌着冰冷刺骨的深水，分头涉水渡河。直到5日下午3点钟左右，各部队才先后到达指定的位置。由于雨夜行军，部队十分疲劳，衣服被褥被雨淋湿，军部通知不得不通知各部停止前进，就地休整一天，恢复体力，烘烤衣被。

6日拂晓及上午，第2纵队老3团、第2纵队特务团分别在高坦附近和大麻岭同国民党第四十师的搜索部遭遇，受到袭击。国民党顽固派打响了围袭皖南新四军奉命北移部队的第一枪。

6日下午，军部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氏宗祠召开了纵队首长以上领导参加的皖南事变中第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仍按原定计划行动，向苏南进发。第1纵队全部出球岭；第2纵队3个营出丕岭，两个营出博刀岭；第3纵队特务团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随第2纵队行进，同时命令各部黄昏前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原定山岭，中午之前会集星潭。此时，国民党顽固派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命令所部于7日拂晓以主力“围剿”皖南新四军。

7日拂晓，当新四军各路纵队分别通过各指定山岭时，即遭到国民党顽固派主力的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皖南事变全面爆发。

第1纵队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开进时，被 40师118团和52师拦腰截断，第1纵队从左翼攻打星潭的计划失败。新1团在球岭被顽40师118团重重包围，指战员们奋勇杀敌，打退了顽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占领了制高点，巩固了阵地扭转了被动的局面；第2纵队于7日晨按计划向星潭推进，在丕岭迅速歼灭顽军师120团一个排，并击溃其一个连，继续向星潭进攻时，在百户坑口受到敌40师强烈炮火的阻击。新老3团分别组织几次强攻，未能奏效，形成对峙；第3纵队特务团经高岭一路奋勇冲杀，接连突破顽第40师119团几处重兵设防的坚固阵地，消灭顽军一个营，俘虏200多人，7日下午，推进至距星潭仅六七公里的牛栏山岭一带。由于顽军密集而强烈炮火的层层阻拦，新四军3路纵队预定7日午前会攻星潭的计划未能实现。军部在丕岭东侧山脚下的百户坑召开军分会扩大会议。会议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决定：部队于7日午夜沿原路折回，经高岭向太平方向突围。其部署是：第5团由后卫变前卫，向高岭进发；军部和直属队、第2纵队随后跟进；老3团一部防守丕岭，掩护部后撤；特务团由牛栏岭撤回濂岭，随后跟进；第1纵队也撤回，随后跟进。

8日，新四军军部和第2纵队撤离丕岭向高岭进发。由于向导带错了路，误走濂岭。这时，得到报告，特务团在濂岭正与顽军79师一部对峙；5团在高岭遭顽军79师主力攻击，前进受阻。是日，第1纵队在回撤中与军部联系中断，陷入顽军52师的包围，在榜山、榔桥河地区激战终日。第3纵队特务团在牛栏岭、濂岭与顽军79师打了一整天。

8日下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严令上官云相务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12小时内一封而聚歼之，勿使逃窜分散”。当晚，上官云相即下达总攻击的命令：“务于明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

9日，新四军军部获悉了这一情报，立即决定，迅速脱离现地区，改道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仍由铜陵、繁昌间直插江边北渡。当新四军前卫部队通过高坦距茂林10余华里时，即与顽军144师展开激战，突围受阻。是日夜，项英带小部武装自行突围。此时，顽军52师、108师、40师、79师、62师、新7师加紧了对新四军的收缩包围。叶挺军长临危负起全面指挥重任，在高坦召开临时紧急而短暂的会议，决定甩来144师，当晚率部向东北开进，翻越东流山，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城、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仍由铜陵、繁昌间北渡。

第1纵队在榜山坚持到9日晚上，终因寡敌众，阵地失守，司令员傅秋涛率领老1团向东南突围；新1团则向东流山撤退。5团机智勇猛地打退了顽军79师一次又一次进攻，胜利完成掩护任务。9日黄昏撤离高岭，随军部行动。

叶挺率部沿东流山西麗丘陵地带向北突围途中，由于山路崎岖，雨天路滑，行军速度很慢，同时又遭顽军不断袭击，混战一夜，仅行进10公里至石井坑。10日拂晓，前锋部队刚翻过石井坑北面的山岭火云尖时，即遭到顽军108师的伏击，几经冲杀，未能突破，不得不退回石井坑，突围计划再次落空。

10日上午，先后来到石井坑的有老3团、新3团、特务团和军直属部队各一部分及建制完整的第5团，共约5000人。此时，项英等人归队。叶挺决定在石井坑四周控制制高点，构筑工事，休整部队，防守待机。其部署是：第二纵队老3团占领石井坑西南东流山北高地、石井坑西北香炉墩高地，向西、向北坚守；新3团占领石井坑东北白山（火云尖）高地、石井坑北部为狮形山高地，向东、向北坚守；第三纵队第5团占领石井坑东南边的东流山山头，向南、向东坚守；特务团和教导总队为机动队。军部指挥部设石井坑大园村一所民房内。

石井坑，是一个东西宽约3000米，南北长约4000米，四周被大山环抱的一个山冲，零散住着近百户人家。

10日近午，顽军对石井坑进行了局部性进攻，被新四军打退。顽军第一线部队第40师、第52师、第108师、第79师、第144师已从东南西北对石井坑形成重重包围。

11日，顽军从四面八方对石井坑发动全面进攻，战斗异常激烈。一些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晚上，顽军第40师攻占了石井坑东南面的东流山主峰，军部及所属部队处于顽军炮火的威胁之下，情况十分危急。叶挺军长命令教导总队不惜代价夺回主峰阵地。教导总队的指战员们奋勇冲向主峰阵地。一次冲锋，一批倒下。经过浴血奋战，夺回主峰阵地。

12日下午，顽军第40师由东南、第52师由东、第108师由东北、第144师由北、第79师由西，采取向心合击的战术，凭着火力、兵力的优势对石井坑发起总攻。新四军指战员面对数倍于已的顽军，毫无惧色，前赴后继，英勇反击。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刺弯了，就用石头砸。有的战士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战士抱着敌人滚下万丈悬崖。阵地上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杀声震耳。阵地上，山坡上遍布血肉模糊的尸体。

血战到12日黄昏，新四军指战员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东、南、西三面阵地相继失守，双方进入胶着的混战状态，情况万分危急。叶挺军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呈放射状分散突围。总目标有两个，一是经铜陵、繁昌渡江北上；一是经苏南渡江北上或就地坚持打游击。命令一下，广大新四军指战员从四面八方向外冲，突围大血战拉开了。一时间，号声、枪声、喊杀声、炸弹声响成一片，撼动天宇。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

皖南事变中先后突出重围的新四军约2000多人，近3000人壮烈牺牲，4000多人被俘。军长叶挺于14日和108师谈判时被无理扣押；在皖南事变中牺牲、被叛徒杀害、被俘后遭杀害的新四军团以上干部多达25人，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辗转突围中，于3月14日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第2纵队司令员周桂生、第3纵队政委胡荣英勇牺牲；第3纵队司令员张正坤被俘后，于1941年秋越狱时牺牲。第1纵队司令员傅秋涛化妆突出重围；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通令”和“谈话”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声称将叶挺送交“军法审判”，从而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峰。

4、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建新四军军部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共两党在第二次合作时期政治军事力量的一次大较量。此时，国共合作虽面临破裂，但中共中央为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审时度势，决定在军事上坚决自卫，在政治上展开猛烈反攻，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1月13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恶行径，痛斥其1月17日反动的命令。

1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要求各地应采取多种方法提出严重抗议和无情揭露，并在政治上充分提高警觉性，在军事上做好作战的充分准备。

同日，《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新闻机关的封锁，刊登了周恩来的题诗：“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在重庆街头广为散发，有力地控诉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是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经周恩来审定后印成秘密传单，散发到重庆的街头巷尾，让广大人民充分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

1月1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的社论。进一步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报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动暴行。并提出包括：惩办祸首，恢复叶挺自由，取消17日反动命令在内的处理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即老十二条）。

解放区军民纷纷举行游行，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纷纷通电全国抗议顽固派的暴行和致电蒋介石，责其解除对皖南新四军包围。

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义正言辞的斗争和处理皖南事变的严正立场，合理主张，以及以德报怨、团结抗日的决心，赢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国民党左派和国际进步力量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群起谴责国民党制造内战、分裂抗日阵营的罪恶行径。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要蒋“悬崖勒马”；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陈诚等国民党重要将领表示不愿内战，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战；各民主党纷纷提出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海外侨胞纷纷发表通电，文章谴责蒋介石制造分裂，呼吁国共团结抗战。

国际上，美、英处于自身的利益，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内战影响抗日。美国政府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苏联就皖南事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正抗议。

在中共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下，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陷入空前孤立，诡称“皖南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孤立困境，减轻各方责难，国民党蒋介石一再邀请中共参议院出席3月1日在重庆召开的第二节国民参政会。中共代表拒不参会，并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新十二条）。

中国共产党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立场，不仅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力量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广大国民党中间势力的同情与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陷入空前孤立和被动的狼狈境地。无可奈何地于3月8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演说中表示：“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皖南事变后，为反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新四军番号的1月17日的反动通令，同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中共中央针锋相对，于1月20日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将原来的新四军6个支队及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②。

二、       泾县人民救护新四军

1、           皖南事变前夕中共秘密皖南地方组织的成立

1940年12月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北移前夕，中共中央东南局对整个东南地区党的工作作了统一的部署和安排，并布置北移后皖南的地方工作。中共皖南特委于1940年12月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皖南新四军活动地区地方党组织相关人员的撤退工作。东南局决定撤销皖南特委，成立中共秘密皖南特委坚持领导皖南地区的斗争。秘密皖南特委由黄耀南任书记、副书记胡明，胡明、张伟烈、孙宗溶、崔思权为委员，下辖泾旌太、铜繁芜、南芜宣、徽州4个中心县委，由胡明、张伟烈、孙宗溶、崔思权分任4个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由胡明兼任，下辖泾县、旌德、太平3个县委。中共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副书记尹德光③。

2、           泾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救护新四军

皖南事变作战时，尽管当时战况非常紧张，当地群众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新四军，有的肩扛担挑给部队送粮食，有的牵着猪羊送给部队，有的争抢着为部队烧水、做饭，有的争着抬担架、运弹药，有的冒着炮火将饭菜、茶水送上前沿阵地。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由此可见一斑。

皖南事变后，皖南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国民党顽固派和国民政府在泾县大肆制造白色恐怖，云岭、茂林、章家渡、北贡、大成、田坊、孤峰、黄村、凤村、中村等十几个乡镇尤为严峻。民团、乡丁、特务到处乱窜，搜捕新四军伤病失散人员、新四军家属和地方干部，泾县上空阴云密布。面对极其恶劣斗争环境，泾县人民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冒着生命危险，在秘密中共泾县县委立即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营救、收容、护送新四军的工作之中。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1、收容、掩护新四军失散人员并护送至江北；2、迅速整顿恢复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④。

为了掩护亲人子弟兵，泾县人民面对白色恐怖，将生死置之度处，想尽办法与敌周旋，掩护救助新四军失散人员。有的为新四军探路、送信、查敌情、当向导；有的倾尽全力为新四军伤员治伤疗伤；有的甘冒被杀头的危险掩埋牺牲新四军、保护新四军干部战士；有的在僻静的山上搭个小棚让新四军住，一日三餐均用小竹篮送；有的宁愿自己吃糠咽菜，省下白米饭给新四军吃；有的宰杀自己家下蛋换油盐的老母鸡给新四军伤员补身子。泾县人民为掩护亲人子弟兵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1、中共泾县地方党组织掩护新四军突围

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就到南容濂坑见到叶挺军长，并将军部一些重要文件分装在两个箱子里，悄悄挑到濂坑地方秘密党员殷木春家，挖山洞埋藏。新四军被打散后，县委立即布置濂坑党支部做好收容工作。支部党员殷木春先后收容了敖得胜、尹德光、刘奎、罗湘涛等，刘奎又找到项英一行，并将项英安排在地下党员姜启贵家里隐蔽，后又转移到附近的蜜蜂洞。事变后20多天，县委共收容的100多名新四军官兵，组成4个队，罗湘涛拿出部分钱款解决了收容人员的生活问题。安置以后，县委书记洪林立即到旌德找到秘密皖南特委副书记胡明商量对策。皖南特委派孙宗溶和李志高、罗湘涛、谢忠良、马长炎研究了突围计划，决定将这100余人送到江北。县委通过地下党员余本菊的父亲（时任国民党保长）搞到一张通行证，派人与江北取得联系，除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刘奎、李建春留皖南坚持游击斗争外，其余收容人员由地下党员带领，全部安全到达江北无为地区。

茂林樵山村（现属黄山市黄山区龙门）共产党员周文正，为了使新四军失散人员尽快突出重围，按照中共泾县县委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担任去江北送信的任务。沿途需经过顽军的重重封锁，为了不让国民党顽军查获信件，便将自己小腿戳了一个洞，用细竹子将信封好，塞进血洞，敷上膏药，安全把信送达江北新四军7师。返回时，再将7师的指示信塞进血洞，又顺利送回到失散人员手中。

2、陆绍泉掩护夏征农等新四军干部突围

陆绍泉（1882-1947），男，泾县茂林人。毕业于武昌神学院和南京天道学院。历任繁昌县三山镇圣公会传教士、南陵县圣公会会长兼乐育中学教师、繁昌县圣公会会长。1925年，任泾县茂林圣公会会长。

1938年5月，陈毅率新四军一支队挺进苏南途径茂林时，他率先欢迎，主动介绍当地社会情况及寻淮洲烈士牺牲经过和遗骸所在，积极参加陈毅召开的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新四军军部驻云岭期间，政治部民运队到茂林开展民运工作，积极配合夏征农等的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干部夏征农（政治部民运部长）和方联百在殷村涝得到群众掩护才未被顽军逮捕。为了突围，夏征农致信陆绍泉。陆绍泉接信后，立即与女婿吴寿祺密商，以教会福祥小学名义开出了通行证，将夏征农改名为刘青山，叫吴葆萼和吴寿祺两人面交夏征农，并安排圣公会教友和挚友冯染匠、柳遇春、周璞堂护送夏征农等三人由芜湖转苏北根据地，回到新四军。吴葆萼回来后，即被顽固派逮捕入狱，惨遭多次拷打，坚贞不屈，拒不承认，后经保释。

新四军军部机要员周临冰突围后，在中华茂林圣公会教友的帮助下来到陆绍泉家隐蔽。他将周临冰安排住在阁楼上，一日三餐均用竹篮提上提下，精心保障安全。40多天后，在他的安排下，由可靠的圣公会教友以以父女的身份为掩护，安全将周临冰送到浙江其舅舅家。

1947年9月，洪林率泾旌太游击队进行解放茂林的战斗，国民党一小部分驻军在茂林街头的碉堡内负隅顽抗。为减少部队伤亡，游击队决定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召请当地知名人士对敌喊话。陆绍泉勇担此任。在行至距敌碉堡约100米时，不幸被敌枪弹击中，经抢救无效牺牲。游击队随即向敌发起猛攻，一举歼灭守敌。史称：茂林小解放。

3、赵允葆血洒烟墩铺

赵允葆（1906-1941），男，泾县茂林镇石井坑赵家岗人。家境贫寒，务农之外兼做豆腐。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石井坑支部书记。同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径泾县茂林时，留李步新在泾县开展工作，赵允葆积极主动地配合其从事革命工作。1938年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任中共泾县县委委员、泾县农民抗敌协会主任。期间，四处奔波积极创办农民夜校、动员群众读书识字、发动农民入股合作社、动员青壮年参加新四军、组织群众参加各种抗敌协会，拥军支前。

皖南事变发生后，将家中所有油盐粮食提供给被困的新四军将士，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新四军失散人员，为他们带路突围。1941年2月21日，赵允葆不幸被捕，顽军将他押到赵家祠堂吊在房梁上，用柴火烧脚心、香火熏五官、刺刀戳胸脯等各种酷刑逼迫他交出新四军、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交出共产党文件。赵允保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七孔流血，几次晕死过去。顽军无计可施，连夜将赵允保押到云岭，第二天押送到南陵烟墩铺顽军师部驻地继续审讯。面对顽军的种种酷刑坚贞不屈，始终不吐露新四军将士隐蔽的地方和党组织的秘密。2月23日拂晓，被国民党顽军杀害。时年35岁。

4、勇挑重担的徐兆棠

徐兆棠（1890-1948），男，泾县铜山人。家贫如洗，世代务农。10岁时，随长兄在太平县大河岭摆渡谋生。19岁时，返回家乡种田务农。1938年，经新四军干部杨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徐兆棠不顾生命危险，勇挑重担，秘密寻找、隐蔽、掩护新四军失散人员，想尽办法妥善安置。除夕前后，分4次护送50多名新四军干部战士到达江北，重返新四军。

后来，中共泾县县委书记洪林率游击队到铜山活动，徐兆棠积极帮助安排隐蔽地点，秘密为游击队筹集粮款、布疋、药物等所需物资，主动为游击队提供情报。在此期间，徐兆棠6次被捕，每次都被国民党军用酷刑折磨的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他始终不吐露党的机密和游击队的消息。有一次，被国民党用铁丝穿透锁骨吊打两天两夜；有一次，被国民党用竹签猛刺其尿道。每次保释后，继续为游击队秘密工作。

1944年，徐兆棠以铜山、麻岭等三个支部为基础，建立中共铜山中心支部，任支部书记和联络员。积极搜集情报、采运军需物资，支持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5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高潮，蒋家王朝岌岌可危，国民党在皖南加剧反共“清剿”。国民党军13旅开进铜山，关押当地群众1000多人，并威胁说如不交出徐兆棠，便血洗铜山村，同时悬赏1000大洋捉拿徐兆棠。徐兆棠闻讯后毅然挺身而出，解救了被国民党关押的1000多名群众，自己则被国民党军残酷地杀害。

5、坚如磐石的凤志旺

凤志旺（1909-1953），男，泾县茂林石井坑人。务农兼做木匠，为人勤劳诚实。皖南事变发生后你，凤志旺积极主动掩护新四军第3纵队5团2营正、副营长陈仁洪、马长炎等指战员30多人。在僻静的山上搭好山棚给新四军住，将自己家仅有的粮食煮熟后送给新四军吃，利用外出做木匠活的时机想方设法为新四军打探消息。这些指战员在他的悉心照料下，隐蔽在石井坑和倪坑一带安全度过3共多月，并养愈了伤病。1941年4月底，新四军干部战士70多人（其中营以上干部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军部侦察科科长谢忠良，新四军第3纵队5团2营正、副营长陈仁洪、马长炎等十余人，连级干部刘奎等十余人）在凤志旺家集合后，由他引路经章家渡，从铜陵和繁昌之间渡江，安全到达江北新四军第7师。为此，凤志旺4次被捕，顽固派对他施以酷刑，如：用绳子拴住他的两根脚拇指，头朝下吊在木梁上用皮鞭抽打；将他的双手困死，顺着手指缝钉松树钉等，逼迫他说出新四军的隐蔽处，但他坚贞不屈、至死不渝。后经保释出狱。1953年，凤志旺因遭敌摧残，旧伤复发，不幸逝世。

6、红色军医凤秀峰

凤秀峰（1893-1953），男，泾县茂林凤村人。幼时曾读过5年私塾。19岁师从外祖父学中医。22岁独自行医。精于外科、皮肤科、骨伤科，尤善治疗疔疮、骨髓炎、外伤出血、扁桃体炎等症。凤秀峰医德高尚，经常为贫困患者往返数十里送医上门，不收珍费，甚至无偿给药。

皖南事变发生后，主动为新四军伤病员医治伤病，并冒着极大的风险想方设法保释7名被捕的新四军战士。后来，经常为游击队筹措粮食、购买物资、医治伤员。1947年，凤秀峰摆脱国民党的严密监视，毅然携带医疗器具和药品率医友汪海洋、外甥焦鹤鸣参加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泾县解放的2年多时间里，凤秀峰医治游击根据地军民达数百人。泾县解放后，随军行医，曾任泾县县大队营级军医、宣城军分区卫生训练班教习。1950年，被评为皖南军区“战场救护模范”。

7、革命母亲张妈妈

张素珍（1885-1963），女，人称 “革命母亲张妈妈”。泾县云岭人。家境非常贫寒。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目睹新四军官兵平等、抗日爱民，打心眼里十分敬佩，遂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发动妇女参加识字班、唱歌、学文化、做军鞋、缝军袜，慰问新四军将士。不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云岭地区妇女抗敌协会主任。在她的带动下，全家11口人就有8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有的参军上阵打鬼子。

皖南事变前夕，张素珍全家除年迈的婆婆和幼小的孙子去亲戚家中隐蔽外，其余全部随新四军转移。皖南事变中，她积极主动地为新四军当向导。在突围中被冲散，与部队失去联系，她便化装成“乞丐”潜回云岭，不幸被国民党顽军抓住。由于当地叛徒出卖，身份暴露，受尽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被折磨的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始终不吐露新四军和党的秘密。在其婆婆变卖家中所有物品四处求人的前提下获得保释。后经泾旌太游击队秘密送来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慢慢康复。从此，她便假装疯疯癫癫，到处乱跑，而暗中为新四军游击队担任地下交通员，多方搜集国民党的情报、秘密为游击队传送信件。一直坚持到泾县解放。

建国后，年逾花甲的张素珍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土地改革；在村里领导群众兴办冬学、民校、小学，并带头捐资助学。在担任县各界人民代表后，积极参加地方政权建设和生产活动。1951年10月1日，应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到北京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并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1963年，因病去世。

8、革命母亲曹妈妈

徐嫦娥（1883-1968），女，人称“革命母亲曹妈妈”。泾县铜山麻川人。丈夫姓曹，很早就去世。含辛茹苦抚养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其中有三个儿子为革命牺牲。1935年7月，红军干部李步新来皖南开展革命工作，在石井坑遭国民党围捕时受伤，经赵允葆帮助脱险后转移到麻川。徐嫦娥将他秘密接到家中悉心照料，并掩护和帮助他进行革命工作。不久，当徐嫦娥得知地痞曹大毛告密后，立即嘱咐儿子将李步新送到蔷薇山上的炭棚隐蔽，使国民党警察搜捕扑空。从此，徐嫦娥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为保障李步新的生存安全，徐嫦娥常常在夜晚将饭菜做好后，叫儿子在白天佯装上山干活送给李步新食用。由于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李步新身患严重的痢疾，生命垂危。徐嫦娥想尽办法为李步新治病。在她的悉心照料下李步新很快康复，并安全转移。1937年底，李步新从江西致信徐嫦娥，告知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立新四军进行抗日的消息，徐嫦娥立即让大儿子曹传忠陪同赵允葆赶赴瑶里与中共皖赣省委取得联系。曹传忠回来后，母子数人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发动群众成立抗敌协会。

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她毅然让三子传孝、四子传义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不久，两个儿子相继阵亡。皖南事变发生后，徐嫦娥冒着生命危险，想尽一切办法掩护、帮助数十名新四军失散人员成功突围。其长子曹传忠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皖南特委交通员、区委书记，工作上一直得到母亲徐嫦娥的大力支持。皖南事变后，徐嫦娥又支持曹传忠参加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43年，曹传忠在谭家桥战斗中英勇牺牲。徐嫦娥强忍悲痛，亲自为游击队担任交通员，直至泾县解放。建国后，李步新多次前来探望这位革命母亲，并接到北京的家中奉养。她眷恋故土，执意返回。后由泾县人民政府安置在泾县城渡过晚年。1968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

9、泾县红嫂—陈六香

陈六香（1911-？），女，泾县茂林濂坑人。人称“泾县红嫂”，又称“陈嫂”，丈夫姓姚。全家以种茶、烧炭为生。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特务到茂林、南容、铜山、凤村等地，大肆搜捕新四军失散人员。陈嫂置生死于度外，避开国民党的耳目，四处寻找失散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新四军第3纵队5团2营正、副营长陈仁洪、马长炎等数十人由凤志旺护送转移到她家后，她叫丈夫安排他们到深山中搭建好的山棚隐蔽，为他们烧水做饭，照料生活，并杀掉自己家仅有的老母鸡给新四军伤员补身体。这批新四军突围到江北后，陈嫂一家遭到国民党的严重迫害，房屋被烧光，度日非常艰难。建国后，她从不提及此事。1964年，她被特邀出席安徽省贫下中农代表会，受到时任安徽省副省长马长炎的亲切会见和热情招待。

10、其他部分新四军人员突围情况

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和老3团民运股股长杨明及其爱人马惠芳等几个人一起跟随部队突围到达泾县丁家桥后山附近，刚渡过青弋江，又突然遭到顽军的包围，李步新由于在突围中受伤被部队拉下，在这紧要关头，一位老大爷主动带领李步新和杨明夫妇三人一连翻越好几个山头，来到南堡村。马惠芳曾经在南堡村工作过，进村后她立即找到了村妇抗会、农抗会的会员合计了一下，会员们马上找来一件短棉袄和一些便装让李步新、杨明、马惠芳等人换上，派一位向导送他们脱离险境⑤。

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政治部宣教部部长钱俊瑞、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余立金等三人突围期间，当地群众极力掩护，千方百计弄吃的给他们。1月18日，由张氏兄弟安排到山坳草棚隐蔽，第二天将他们送过二道河到王家。20日晨，王家父子将他们送到五里外的山脚下草棚隐蔽。21日晚，王家父子取来便装，让他们换装取道屯溪突围⑥。

新四军第3纵队政治委员胡荣在突围中腰部等多处受伤。1月12日夜与妻子李秀英两人相互搀扶着，摸黑来到大康王的青龙山湖村岗的老乡鲁荣生家找吃的，鲁荣生见他俩满身泥浆，冷得发抖，赶忙端来火盆让他俩烤，找出干净衣服让他俩穿，又拿出锅巴让他俩充饥，并安排他俩在家里过夜。13日，天还未亮，他们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鲁荣生惊恐地说：“不好，国民党来了！”，他急忙打开后门，要胡荣夫妇向屋后山上跑。胡荣因身负重伤，难以跑动，遂取下文件包，交给李秀英，并将其推出后门，转身向顽军甩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后，拔出手枪自杀。胡荣牺牲后，他和其警卫员等烈士的遗体，由丁家桥青抗会会员王建民、王亨标、王文新掩埋。李秀英脱险后，藏在密林十余天，因饥寒交迫，双脚冻坏，行走困难，便以讨饭找丈夫为由，打听部队去向。在无法找到部队和党组织情况下，不得已与丁桥乡一贫苦农民结婚。

新四军政治部民运科孟星野和李辛夫妇，北移前将女儿孟皖留托付给云岭村詹顺子一家抚养。事变后，詹顺子一家和全村人极力保护孟皖留，直到全国解放。孟皖留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泾县。

泾县东乡涌溪村的吴金兰，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第1纵队司令员付秋涛等30多人到旌德县境内，再转交一位可靠群众护送后突围。临别时，付秋涛掏出几块银元给吴金兰，她坚决不收。后来，吴金兰采用同样的方法护送数批新四军战士突出重围，重返抗日前线。

新四军民运干部候蔚文北移前，将儿子候小毛交给丁家桥“工合”社员、麻袋厂工人丁从新抚养。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泾县地方政府将他逮捕，严刑拷打盘问。但他始终说是亲戚的儿子，叫他代养，并一直抚养到全国解放。1953年，才由泾县人民政府派人送到在北京工作的候蔚文身边。

北贡里一位姓胡大爷，不顾个人安危，护送新四军营长张振友到达江北无为。副参谋长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负伤后，茂林镇濂长纸棚的一徐姓老大爷，想尽一切办法掩护他，为他治伤⑦。

泾县人民对新四军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皖南事变后，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舍生忘死地掩护新四军失散人员突出重围事例不胜枚举。这体现了新四军与人民群众之间休戚与共、鱼水相依的革命情谊。泾县人民事掩护新四军突围的壮举将永载史册。

                            作者：陈  雷

2017年8月

注：①《中国抗日战争史（中）》p571 解放军出版社

②《新四军战史》p168—205

③《安徽抗日战争史》p253、《中共泾县党史大事记》p35、《中国共产党安徽省泾县组织史资料》p63

④《中国共产党安徽省泾县组织史资料》p64

⑤《泾县志  人物》p935—950、《中国共产党泾县地方史》p149-153

⑥《安徽抗日战争史》p262

⑦《中国共产党泾县地方史》p149-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