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四军5师和中原根据地重视知识分子的原因

新四军第5师及中原根据地自建立以来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整个抗战时期，一直花大力气抓知识分子工作。成效十分显著，收获颇为丰盛。

据统计，5师和中原解放区937名县团级干部和相当于县团级的干部中，以大学生为主的高级知识分子干部约占9.5%，中学生（包括中级和高级师范生）约占33.4%，两项相加，知识分子约占干部总数的43%。如果再加上人数更多的小学文化程度的干部，这个百分比要超过70%。在教育落后、文盲占国民总数90%以上的旧中国，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它说明5师和中原根据地有一支力量雄厚的知识分子干部队伍，同时说明知识分子在5师和中原受到重视，得到重用。

为什么中原根据地知识分子那么多，并且得到信任呢？？笔者认为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先看内部原因。

一、中原有一个思想开明的领导班子。5师的前身豫鄂挺进纵队及中原根据地的前身豫鄂边区，在创建初期就形成一个共识：抗日力量要发展壮大，就必须重视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和根据地不可能长盛不衰。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根据地领导班子在这个问题上观点高度一致，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环境中都没有动摇过。这与根据地领导人的成长经历和文化素养有关。

当时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曾是清华大学学生，因此十分了解知识分子，对他们的长处和短处都有深刻的认识，非常善于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5师师长李先念生于贫苦农家，从小务农，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丝毫没有某些工农干部根深蒂固的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心理和偏见。在革命队伍里，他努力学习，使自己的文化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解放后，他拜陈云为师，掌管全国财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内经济专家。五师政委任质斌是高级知识分子，曾就读于北平的中华大学，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是我党少有的参加过长征的知识分子干部。他在根据地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以后又搞地方工作，并到马列主义学院深造，知识和文化修养十分全面。根据地的另一位领导人陈少敏曾长期在青岛、天津和唐山等大城市搞地下工作，从事过妇女运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在丰富的实践中，她对现代城市、现代产业，对知识分子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对大量吸收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深刻的认识。

二、中央有好政策。在豫鄂挺进纵队成立的关键时刻，中央于1939年底，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文件批评了某些同志惧怕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情绪，号召“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同时实现起来”。在政策上，还规定了如何使用、改造、帮助和保护知识分子的若干规定。这就为中原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工作和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左倾”思潮泛滥的时期，这个决定是不可能制定的，它的出台是党内正确组织路线成熟的标志。

重视知识分子的外部原因也很重要。其渊源是豫鄂两省深厚的文化传统。地处中原的豫鄂两省，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大省。豫是仰韶文化和商文化的摇篮，鄂是八百年楚文化的中心。历史上就是文盛艺兴之地，享有“惟楚有材”的美誉。武汉大学、河南大学都是著名学府，河南的男女师范、男中女中，湖北的男一中、武汉中学都是进步学生的大本营。 我党经营多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抗战兴起，大批爱国学生和文化人投笔从戎，誓死保卫家园。                

原因之二是武汉会战时，大批文化人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从事抗日活动。武汉战役结束后，他们都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爱国学生深受共产党员周恩来、董必武的影响。他们看到国军在强大的日军进攻前面节节败退，而看似弱小的新四军却在敌后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风清气正，真正实践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官员的贪腐形成鲜明对照。经过比较分析，他们毅然选择了共产党和新四军，决心投奔革命，参加抗日。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了新四军，形成一个参军高潮。著名学者范文澜、嵇文甫、杨显东都对中原根据地给予大力支持。优秀学生大批倒向新四军，国民党在人才争夺战中没有占到便宜。例如主要由河南大学学生组成的光明话剧团，是很有影响抗日团体。其团长林亮参加了新四军。主要由中小学生组成的开封孩子剧团、由张执一领导的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抗敌演剧社、华北流亡同学会等学生爱国团体内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参加新四军。

其中比较有名的知识青年群体有以河南大学著名历史教授范文澜为首的、以共产党员刘子厚为实际领导的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战教团由200名左右青年学生组成。很多是开封女中和女师的进步学生，学历多是初中生、高中生和师范生。在文化落后的旧中国，这批学生的学历已算相当高了，是根据地宝贵的人材资源。此外由共产党员陶铸和党外民主人士李范一、孙耀华开办的汤池训练班也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知识青年到根据地。方毅领导的七里坪训练班也输送了不少人才。

高学历的大学生也有进入根据地的。他们中有一批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加入地下党组织，是成熟的布尔什维克。曾担任5师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刘放，1933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第二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刘真，1936年秋考入武汉大学。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王翰，193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入党。须浩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刘西尧，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10月在武汉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吴祖贻，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领袖，到中原后，很快提拔到根据地领导层，任民运部长。创立鄂中抗日根据地的扬学诚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另一个组织者大学生李昌也参加了新四军。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夏农苔1937年11月回国参加抗战，曾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新四军第5师14旅政治部主任、《七七日报》社社长。

          二 抓紧知识分子的教育，培养坚定的革命战士

青年学生进入根据地后，立刻显示出知识和文化的优势。很多人参加了抗日宣传队、文工团。师有文工团，旅设文工队，团有宣传队，连建救亡室。他们编剧本，排节目，下部队，到基层，唱歌跳舞，演活报剧，讲演宣传，出黑板报，画宣传画，向广大群众讲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道理，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李也作词的《伪军月下叹五更》发挥了瓦解敌军的作用。有人听罢歌后，拖枪参加新四军。楚剧团演《赶杀记》，对伪军影响极大。歌曲《新四军真快乐》好记好学好唱，迅速在根据地掀起参军抗日的热潮。应山县的一个日本小队集体逃跑，与宣传工作有关系。

面对知识分子工作的大好局面，领导班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分管知识分子工作的任质斌，更是对从旧学校出来的知识青年的缺点和弱点有全面的认识。通过对自己的成长过程的反思，他意识到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战士必须经历复杂艰难的改造。为此，他和根据地其他领导成员同心协力，对知识分子工作做了精心的部署。

首先，为来到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办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和抗日政策，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清除错误意识和糊涂观念。

1939年，任质斌到信南地区以豫鄂边区党委特派员的身份办干部训练班、党员训练班。他亲自讲授党的建设。每期训练班大约20天左右，一共办了三期，许多到边区不久的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接受了最初的革命理论教育。类似的训练班，例如青训班、党训班、政训班、教导队，在汤池、竹沟和七里坪都开办过。尤其是竹沟，一度是中原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知识分子向往和集中的地方，号称“小延安”。五师于1942年在原来随营军校的基础上成立抗大十分校。“要求各部队应根据培植人才的远大眼光出发，有计划地挑选干部到抗大受训”，并特别严肃指出：“对培养干部工作任何的消极怠工，都是对革命的犯罪。”与此同时，洪山中学、建国中学、抗日民族中学都纷纷建立。

豫鄂边区党委花大力气抓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开展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让知识分子干部在斗争的烈火中脱去杂质，变成好钢。

1940年5月9日，担任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代理政治委员不久的任质斌就在湖北的姚家山作了一个“内容丰富，发人深省”的政治报告，号召“开展干部中的不良倾向的斗争”。他尖锐地指出在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八种不良倾向。其中除“本位主义倾向”主要发生在“长期脱离领导，独立发展游击战争”的老干部外，其余七种都或多或少存在于没有经历长期革命锻炼和战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中。这七种不良倾向是“苟安偷懒，不负责任，疲沓懈怠的倾向”、“自由主义的倾向”、“贪污腐化，颓废堕落的现象”、“骄傲自大的倾向”、“不顾一切，任性妄为的现象”、“气量狭小，不能涵养的倾向”、“英雄主义、锦标主义的倾向”。这一切恶习的根源是把私利置于革命利益之上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因此必须在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把个人主义扫除，让民族的命运，党的利益成为一切言行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任质斌用六个“必须”全面部署了这场触及灵魂的学习，比延安的整风运动要早两年开展了“反不良倾向的斗争”。第一个“必须”是明确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干部，发展部队，而不是排斥或打击某人。方式上应该说服多于惩罚。第二第三是必须深入动员干部积极参加运动，克服惧怕与消极情绪，反对拒绝帮助和互相攻击。第四是提倡大公无私，反对感情用事。第五要在党的组织生活内进行，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第六，干部要加强学习，党要加强教育。

这些规定和要求确保了1940年的学习和整顿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既不混淆两类性质矛盾，不搞扩大化，同时又治病救人，树立正气，纠正不良倾向，使知识分子干部在思想和作风上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在灵魂深处萌生了向工农大众和工农干部学习的愿望。他们纷纷要求下基层，在工作第一线磨练自己。

对知识分子的初步变化，边区领导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们趁热打铁，把知识分子放到基层磨练，让他们的誓言在实践中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针对知识分子新干部中有些轻视基层工作，轻视事务工作，轻视劳动等问题，有意识地安排他们到基层，从事事务工作，使其得到锻炼提高。

到后来，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干部越来越多，又将他们充实到各级司令部机关，连部队也换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这样，我们干部队伍的构成更加适合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

对于知识分子中比较普遍的理论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通病，边区党委给予了特别重视，重点予以纠正。1941年8月1日，任质斌与师政治部副主任王翰以师政治部名义发出训令，提出“关于加强知识分子新干部对于繁琐日常工作锻炼的问题”。这个训令不长，但内容丰富，抄录全文如下：

今天我们党和部队内存在着一种言过于行的空谈家，他们满口天花乱坠，空谈领导工作，但自己并不来参加实际活动，耐烦的解决日常所发生的问题。这些清谈家高谈阔论，善于谈论人家的是非，但并未花一分钟的时间来检讨自己的工作，使其更深入更实际。正因为这样，所以有许多干部不愿做事务工作。或者当他们工作环境比较麻烦的时候，就用种种理由来要求调动工作。

这些都表示着知识分子新干部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它们有剥削阶级的意识，轻视下层工作，轻视事务工作，轻视劳动，这些现象有其普遍性，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

为着更彻底纠正这些不良现象起见，各级政治机关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必须开展工作中的实际主义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了解除掉下层的事务工作以外，革命工作是没有内容的。并鼓励和帮助他们克服实际工作中的困难，使他们受到更多的锻炼。

（二）奖励埋头苦干、耐烦刻苦、任劳任怨的干部，对于言行不一致的空谈家，严格的开展斗争，并予以处分。

（三）在工作中不要受这些漂亮的、口头的、一方面的工作报告的迷惑，而要多到实际工作中去检查其是否切实负责。

（四）必须抓紧这些干部，不要让他们偷闲，多叫他们处理日常生活的繁琐事宜。

（五）知识分子新干部的提拔，最好经过事务工作，或繁琐的下层工作锻炼。

反对空谈，用繁琐的事务工作磨练心性，在基层培养耐烦刻苦的性格，这些措施至今仍是考验青年才俊的方法。

经过细心的考察，文化水平高、擅长宣传和教育，又经过基层磨练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主要被安排在重要岗位上。豫鄂边区在使用知识分子干部上非常放手。政治部历任正副部长，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0%左右。这个百分比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都是相当高的。

但是工农干部毕竟比知识分子干部多。在政治工作干部缺乏的情况下，根据地领导采取多种形式，大量培养和选拔工农干部从事政治工作，从而缓解了政治工作干部的不足。同时，由于工农干部特有的脚踏实地、刻苦深入的工作作风，也促进了政工作风的转变，有利于知识分子干部向工农学习。他们互相取长补短，加强了彼此间的团结。鄂豫根据地的干部队伍主要由红军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构成。根据地把他们放在适当的岗位，发挥他们的特长。在精心的安排下，5师和根据地的干部队伍三位一体，紧紧拧成一股绳，齐心合力，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

后来，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越来越多，相当多边区干部成了能文能武的人才，兼有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优点，更加适合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

                  三 关心爱护知识分子

边区不但信任知识分子，教育知识分子，重用知识分子，而且爱护知识分子，必要时，挺身而出保护知识分子。

1943年，依据中央部署，边区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审干工作开始进行。负责这项工作的总学习委员会反复鼓励干部，尤其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自觉检查。运动贯彻不追不逼，实事求是的方针，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时，边区党委不断从上级来电中收到康生转发的所谓“抢救运动”的“经验”，但总学委不为所动，坚决执行中共中央1943年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认真吸取了土地革命时期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教训，正确划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没有在边区搞“逼供信”，没有搞“冤假错案”，没有伤害同志。尤其对某些背景复杂的知识分子干部，更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延安保卫部门有时来密电，说某某人有特嫌，应及时清除。边区保卫部门不妄信，不盲从，而是展开缜密的调查取证，实事求是作结论。事后证明，并没有什么内奸。

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王翰毕业于上海交大，1932年参加革命。，是学校党总支书记。早年在上海搞文化工作，与周扬、胡乔木等有来往。他博古通今，知识丰富，文化水平很高。到豫鄂边区后他善于学习，思想敏捷，工作能力很强。任质斌很欣赏王翰的才华，认为他比自己强，多次向上级推荐他担任政治部主任，自己不再兼任了。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原因是王翰一次躲空袭时，丢失了一个装有机密文件的箱子。组织对他产生了怀疑，一直控制对他的使用。但是任质斌凭着与他多年的交往，相信他的忠诚。后来，设法把王翰送到延安，终于把丢失箱子的事搞清楚了，是由于不慎，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上级解除了对王翰的疑虑与误解。任质斌知道后衷心为王翰同志高兴。解放后王翰担任过国家监察部常务副部长，一直在司法部门工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级派郑位三到中原根据地是带着肃反整风的命令来的。但是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5师及中原根据地的干部基本是好的，他没有对知识分子搞人人过关，保护了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团结，做了一件好事。

                      四 放手使用知识分子

爱护知识分子干部最好的方法就是因材而用，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根据地在使用知识分子干部的时候实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互相取长补短，发挥各方面所长”的政策，既有效地促进促进了部队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展，又有利于避免干部彼此之间互相排斥，也为干部团结战斗提供了良好条件。

技术含量比较高，要求一定的文化水平的特殊工作吸收了较多的知识分子干部。

首先是无线电通讯。繆纶1934年参加工作，奉贵州省毕节地下党之命，打入国民党省政府电台，学会了无线电通讯技术。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电台中队长，五师电台中队长，直至司令部情报处侦察科科长。为5师的通讯和情报工作作出了贡献。解放后，是我军无线电情报工作的骨干，任总参三部器材处副处长、技保局技术工程处副处长。曾就读武昌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高飞任豫鄂挺进纵队电台中队政治指导员。

医药工作技术性很强，必须有扎实的学业功底，医生是新四军最缺乏的人才。1928年考入南通医学院学医的叶果，进入豫鄂边区，长期从事医疗工作，曾担任新四军4师和5师卫生部长。

宣传工作要求比较高的写作能力，是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岗位。谢文燿，武汉大学毕业。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任豫鄂边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兼边区党报七七报副社长、社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社晋冀鲁豫分社副社长，后被土匪杀害。武石，1931年考入上海美专国画系，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七七报、挺进报、七七日报等报刊的美术编辑。解放后任湖北省美协副主席，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周立波，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七七日报社副社长。解放后，成为优秀作家，出版著名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名著。

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涉及大量文字工作，要求较高的政治水平，是边区和五师机关吸收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解放以后，许多知识分子继续留在政府各机关，发挥党政领导骨干作用，担负县处级、地局级，直至省部级领导。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出现在经济建设、工业战线、教育战线和财经战线上。他们因早年接受的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而成为党的宝贵财富，构成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人才骨干。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五师及中原根据地，不仅是人才的炼钢炉，而且是人才的储备中心。许道琦，出生书香门弟，在上海旁听艾思奇的哲学课。到根据地后在社会部工作。解放后任湖北省委副书记。1933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的刘放，抗日时期一直做宣传工作。解放后转到工业探矿部门工作，任国家石油部副部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庄果，复旦大学毕业，在根据地一直从事财经工作，解放后任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武汉大学校长。叶果，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卫生厅厅长，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丁冬放，曾考入上海劳动大学工学院。抗战时期，任豫鄂边区行署财政处副处长。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西尧，武汉大学学生。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党的政治工作，担任过边区党校校长。解放后转入国防科技和工业领域，担任国防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工办副主任，周恩来总理联络员，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为“两弹一星”工程作出了很大贡献，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张执一，曾是武汉美专的学生。他本是富家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文能诗，有战略眼光。他利用家族的关系和影响，在边区搞统战工作，卓有成效。后来调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策动多支国民党军起义。解放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昌，清华大学学生，曾任清华民先总队长。抗战时，任豫鄂边区党委秘书长。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

                             结    语

    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大多数国民是文盲。读到小学毕业，就是小知识分子，中学生就是中级知识分子，大学生留学生更是大知识分子，已属凤毛麟角。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自从共产党深入农村，领导工农，实行武装斗争以后，由于远离文化发达的大中城市，再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根据地的知识分子人数减少，少数人材多用在通讯、宣传、财政、医疗等技术性较高的岗位。

抗日战争中，在全民抗日的高潮中，共产党及时打开大门，大量吸纳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涌入抗日根据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使用。把他们改造为坚强的革命战士，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解放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沿用传统。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教育有了飞速发展。9年义务教育制得到普及。在城市，大部青少年都能读到高中毕业。上大学的青年也已近半数。然而，处于巨变中的中国仍需要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革命机器的螺丝钉，而且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引擎，指导国家航船的舵手。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文艺家等都应该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我们回头远望，新四军5师和中原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已完成使命，那一代知识分子已走进了历史，身影渐渐远去，但是先辈们为了救国救民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改造社会创新文化的智慧却依旧鲜明，永远照耀着我们的思想，鼓舞我们阔步前进。

 新四军第5师和中原根据地研究分会副会长 张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