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龙生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参加过农民暴动、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在革命最低谷及长征那样的艰苦条件下，对党都是忠心耿耿的，尤其是在1936年6月瓦窑堡战斗中更是如此。当时中央主力都不在，蒋介石接到告密，调动4个团，包围了中央驻地。关键时刻，我爸爸带领12名战士，英勇阻击了敌人的偷袭，冒死掩护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转移。在这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战后受到杨尚昆同志在全军大会上的表扬。

就是这样一位对党无限忠诚的人，在1939年却差点蒙冤丧命。这起冤案发生在抗战时期，许多同志没死在敌人屠刀下，却冤死在自己人手里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39年1月，爸爸奉命调苏鲁豫边区四大队一营当教导员兼书记，后又调大队部做副官主任，6月调边区办事处军事部任政治处主任兼总支书记，总共在湖西几个月时间。8月“肃托”开始了。事件起因于主凶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利用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的野心，借“肃托”之名，惨杀大批党政干部，王凤鸣利用军权与王须仁相互勾结，乱捕滥杀，成为王须仁的靠山。

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丧失党的原则，积极主持“肃托”，亲自进行刑讯逼供，对“肃托”事件负有领导责任。他们既不报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又不接受分局和115师的制止，大肆捕人，扩大事态。并假冒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将党政军干部约300人杀害，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刺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子弹头刮肋骨、压杠子等72种酷刑。逼受审人员承认是“托派”，否则就被活活整死；即使承认了还不行，还必须交待出“同党”，否则接着折磨。在审讯中，更加居心险恶的是威逼受审人员，要他们供出主力部队、山东分局以至中央的“托派”。这样他们又将矛头指向主力部队，逮捕了苏鲁豫支队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梁兴初、大队参谋长颜立荣、湖西人民抗日武装创始人李贞乾、郭影秋等。我爸爸政治处主任罗龙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罗友荣说成是“托派”而被抓（他也是被逼无奈乱说的）。爸爸在关押期间，被他们鞭打、上电刑，受尽折磨。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也不曾乱咬别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事后，他常跟别人讲要不是救得及时他早见阎王了。这种乱捕被逼乱咬的恐怖局面，使苏鲁豫边区党组织一度瘫痪，影响了抗战，损失极其严重。

当苏鲁豫支队司令员彭明治闻信，感到事态严重，率直属队、三大队等部队从芒砀山区返回湖西。他怀疑地问王凤鸣：“能有这样多托匪吗？”王凤鸣还说：“这里的党是托匪发展起来的。”彭更是不信了。当彭明治见到了被关押的梁兴初、罗友荣、罗龙生、李贞乾等被打得身负重伤，深感震惊：这都是久经考验的老战友啊！于是便对看管人员说：“你们要好好侍候，等罗（荣桓）主任来后再发落。”但是彭这次来没能扭转当时险恶局面。

1939年11月（在爸爸被关禁闭6天后），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115师政委罗荣桓、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人率领骑兵连，日夜兼程赶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肃托”，并作出初步处理，无条件释放被关干部。后来，罗荣桓、黄克诚、吴法宪、彭明治、郭成柱等同志都证明罗龙生同志立场坚定，政治上没问题。但我爸爸因为没及时向师部反映情况（他都被关了怎么反映），最终降级使用，这事才算完。

罗荣桓处理“肃托”事件不久，苏鲁豫支队政委吴法宪主持召开一次“肃托”善后会议。但由于当时战事频繁，军政委员会只开了两次会议，会议没有取得结果。不久吴法宪率部队离开，部队建制由八路军改为新四军，罗龙生调湖西纵队任政委。“肃托”善后工作不了了之。

1940年，“湖西肃托事件”调查报告结论是：“肃托”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扩大化。最后定了7个“托派”。报告对主持“肃托”的二王及白子明的处理意见是：王须仁是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和异已分子，押送途中畏罪自杀；王凤鸣其“主观动机是正确的”只是政治立场不坚定，组织观念淡薄，建议115师对其展开斗争，在教育后调686团任团长。1941年2月党中央认为王凤鸣已经触犯刑律，应该判处徒刑。王凤鸣得知消息后叛逃日伪，并改名杨步仁，任伪军营长。他不断骚扰我军，作恶多端…...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又投靠国民党。1948年，杨步仁在淮海战场上被我军击毙，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对白子明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撤销行政工作，从正式党员降为预备党员；而那些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人员却被看成“毫无气节、自首叛变”“失去对党的忠贞人格”。视不同情节给予“开除党籍”“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而那些被开除党籍的干部，精神上再一次受到严重刺激，个别人甚至精神失常，自杀身亡。

由于交通不便，加上战争，1940年冬，毛主席才得知“湖西肃托事件”详细情况并作了指示。随后中共中央1941年2月20日正式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刘少奇1942年、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943年、冀鲁豫分局书记黄敬1944年都曾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做过具体指示。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期间，郭子化、孙志谦再次向党中央反应“湖西肃托事件”的有关问题。“七大”后，中央专门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5人小组，重审了该事件。指出在刑讯逼供下被迫承认是“托派”的同志，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所有处分一律撤销。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限制，未能全面彻底解决。直到198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东省委再次进行调查，然后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1983年12月23日，中组部转发“经中央同意”的山东省委《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湖西肃托事件”的性质是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至此，“湖西肃托事件”及遗留问题最后得到彻底解决。最后定的7名“托派”，也得到平反，300名冤死的英魂，总算可以瞑目了。

罗龙生同志简历：

罗龙生生于1907年，江西省吉安人。1927年参加革命，并加入共青团。1928年2月参加当地农民暴动，同年9月调地方上当少共区委书记兼工人纠察队大队长。1930年9月红四军打下吉安，号招大家参军。于是他带着工人纠察队全部七百余人参加了红四军。1930年10月由团转党。参加过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委会通讯连指导员。1936年10月至1937年5月任军委会独立红五团政委。37年抗大第三期学员兼区队长。38年6月毕业分配到115师三旅组织科任组织干事，后调685团组织股任组织干事。1939年1月调苏鲁豫边区四大队一营任政治教导员，6月调苏鲁豫边区办事处军事部政治处主任。湖西纵队政委、七旅直属队总支书记。新四军三师政治部直工科科长，盐阜区盐东总队政治处主任。三师军工部政委，华中总军工部政委，苏北六分区二支队、三支队政委，苏北六分区政治部主任，独立旅政治部主任。解放军88师政治部主任兼政委、华东军区军需部政委、军委炮兵后勤部政委、总后绥芬河兵站政委，1953年调后勤学院学习，1956年9月病逝。

罗龙生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下都坚定不移，英勇奋斗。1936年担任军委通讯连指导员，在瓦窑堡战斗中，带领12名战士英勇阻击了敌人的偷袭，掩护了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同志们坚持敌后斗争，发展游击队，训练新兵，充实主力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在淮海战役和解放连云港等战斗中，因作战有功都受到上级的通令嘉奖。

                                                                         罗春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