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日伪的某些时局评论透露出对于新四军和中共一些无可隐瞒的客观说法。对于新四军的游击作战、军力发展和践行群众路线等方面，不仅有我方的宣传，日方也在报纸、杂志等有同类估计和评述，反证了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优秀军队，以其卓越的军事能力和顽强不屈的抵抗精神，真正使日方恐慌、信服。中共始终坚持抗战，践行马列主义中国化，坚持群众路线。即使从日伪的言论中，也揭开了抗战中国的真相。

【关键词】新四军；战时舆论；抗日真相

   抗战时期，新四军深入华中，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在中共领导下顽强坚持敌后抗战，为华中抗战乃至全国抗战大局立下了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战时的中国，几乎每日都有敌我双方的报刊参与评议战局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 战时报刊的舆论指向都有着特定的政治动因和内在因由。新四军的报刊宣传中共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根据地建设工作，其中很多文章出自党和军队领导人或权威人士之手，纵论战争风云，分析时局变化，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内幕及国内严重的危机，从而增强夺取战争胜利的信心；而日伪的报纸舆论则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充斥着对中国抗战的恣意攻击，尤其丑化歪曲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游击战争没有成绩”，甚至污蔑共产党实行“封建割据”等论调。然在日伪某些时局评论中，仍然可以看到与我方军队交战后，敌方的一些无可隐瞒的客观说法，对于我方抗战贡献从讥讽歪曲到无奈地承认、恐慌。从这些对比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一个真正的抗日中国的真相。

                  一、中日舆论褒扬的新四军游击作战

抗战爆发后的1938 年初，根据国共双方的协议，由南方八省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1万余人，先后到达安徽集结整训，在敌人侧后方广泛进行游击战争。在敌我力量悬殊、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的险恶环境里，新四军高唱着“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林”的军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据统计，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共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46万余次，其中对日伪作战 1.9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1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000余次，歼灭国民党顽军 14 万余人。在作战中, 新四军自身伤亡 8.9 万余人。”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通过报刊传播到全华中、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游击战的理论和原则。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和武装群众，广泛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并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不仅是中共军队，国民党军事当局也自 1938 年起划安徽各地为游击作战区, 而且当时的国民党报刊也经常发表各部的“游击”战果。国共两党领导的各种武装，在敌后都以游击战为主, 辅之以运动战、阵地战，充分说明了游击战术在当时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新四军先后取得过巢县东南蒋家河口战役、黄桥战役、车桥战役、泾县保卫战、皖南繁昌五次保卫战等诸多光辉战绩，这些战果在新四军政治部机关报《抗敌报》都被及时报道。其后新四军在长江南北作战略展开，捷报频传，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在抗战后期，新四军在萧宿永地区反扫荡、两次春季攻势、睢宁战役、双沟战役等战斗也在《拂晓报》、《团结报》中有真实的记录。《小消息报》适时转载延安《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重要文章。“《抗敌》杂志刊登陈毅《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 等文，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拂晓报》发表彭雪枫撰写的《平原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论证了在大平原上不仅可以展开游击战争, 也可以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新四军顽强的游击作战，日方也对其也有同样深刻感悟，1943年日本《东亚经济》杂志在战时报道“新四军以巧妙的组织和战术继续着顽强的抵抗，特别他们的最得意的强化民兵组织和巧妙的掌握农民，是今后新省政府应当大大注意的。”新四军凭借游击战术，实力在安徽省逐渐壮大，而安徽省也成为“和平派、重庆和共产系三者争夺的目标”。日伪媒体在对新四军的游击战术评价中以“机敏灵活”称道，称其是最让日军头痛烦恼的战术，甚至用“登峰造极”来表达对于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和游击战术的惊讶与痛恨。

“共军的境遇是极其艰苦的，要克服物质上的缺乏，对抗恶劣的环境艰险，巩固部队需要有异如常人之外的坚强意志与严密组织，共军对这方面的运用可算登峰造极，发挥无遗。……共军的战斗技术，在战斗生活中锻炼起来，他们很少从外面得到接济，必须珍惜他们的弹药，始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不致失败。在围剿之下稍有不慎，则有被歼危险，乃要求具有高度的运动性，这就是：中共军在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两项特长，即准确的射击与敏捷的行动。”

游击战使新四军在江南势力日益壮大，日军在南方的攻击战略甚至都要视新四军的影响区域而定。1943年陈毅率领新四军利用民船纵横游弋于长江，从大运河、江北密运武器，来威胁日军控制的京沪铁路（海南线）。日媒在当年极为重视镇江、苏州一带的产业地区，因其拥有江北、江南物资集散地，且受新四军的影响浓厚，尤其以武进县西北、丹阳、金坛县境等地最为甚。故此当年日军特意调整了作战区域，选定新四军活跃的“长江和大运河交叉着的重要交通地区作为新工作地区” 。

新四军经百战而愈坚，历艰险而不衰，到抗战反攻阶段，“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发展为运动性的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攻坚战、阵地战。在大江南北、淮北两岸， 津浦、淮南铁路沿线，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克复皖省 12 个县城，解放大片国土，迎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二、中日舆论中新四军的军力发展

新四军在抗战之初，在安徽地区只有1万余人，各支队就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挺进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牵制、分散了向华中内地侵犯的日军兵力，积极配合了国民党军作战。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方针，新四军各部队先后东进、北上，开辟抗日根据地，军队实力进一步壮大。至皖南事变前的1941 年初，新四军“总数约达9万，到年底发展到 13. 5万余人。”而日伪《新民报》在统计1941年中共抗战兵员总数时，指出中共已有“正规军约二十四万之众”，除了二十万八路军，日方统计认为华中方面新编第四军人数为“四万之众”。日军低估了新四军发展的速度，他们的估计很明显与我方的统计数据相差甚远。

历经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惨重。事变后新四军在中共领导下重新组建，陈毅、刘少奇等全面制订建军计划，整训和扩大主力兵团，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新四军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此外，“提高全军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在此基础上努力扩大地方军，大力发展人民的抗日武装。”在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与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协同配合，用军事战役的胜利来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源自日本防卫厅的资料中记载，日军重视到新四军的发展态势，认为新四军是“根据党政军一元化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尽力向日军占领地区扩大势力。”日方报纸《朝日新闻》提及新四军创建的解放区，到1944年就已经包括了“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皖中区、鄂豫皖区、浙东区及华南的东江区、琼崖区”，“淮海省……现在新四军仍然盘踞在内……”日伪《中国青年》报也在惊讶与新四军的发展迅速：“（华中新四军）自中共委陈毅主持以来，已增三倍实力，有正规师六个，湖北襄阳以东，湖南长沙以东，福建厦门以西，广州以东等等，无不大小零星散布其势力。”

新四军的壮大是中共军队逐渐成长的重要表现，随着抗战的深入，中共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抗战力量，并使自身得以不断充实力量。中共领导下的除了正规军队，还有日方预计到的“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另外更有国军地方纵队、挺进支队、民兵游击小组、武装宣传队、少年先锋队、明目繁杂……真是不可统计……中华社曾称：已有一百二十余万……”日方惊于中共实力的不断壮大，开始重新看待中共，预言日本想要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求得中国事变最终的结局，必须在于“解决中国共产党军，此乃当再加确认者也。”

              三、中日舆论中新四军的群众抗战

抗战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新四军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能够保存自身并不断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新四军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人民战争”的思想，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并积极为老百姓改善民生，以作为广泛发动群众的根本动力，增强全民抗战的积极性。《江淮日报》作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第一张大型党报，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在发刊词中就指出党报也是人民的喉舌, 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纽带，充分说明了抗战发动群众的重要性。

兵民是胜利之本。新四军的兵民策略为“寓兵于民，战时集民为兵，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平原、水网、河湖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自卫军、民兵和群众组织，动员人民参军参战，猛烈扩大主力，逐步建成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所有的这些部队成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铜墙铁壁。”广大人民群众拿起武器，直接配合主力作战，“参加拆桥破路、侦察敌情、传递消息、传送粮弹、抢救伤员等战场勤务活动。有了人民群众的配合和掩护，新四军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得以充分发挥作用”，新四军也才能对日军的战略部署和机动情况了如指掌，提高了作战胜算。而日军则在新四军面前处处被动，日军称中共军队的游击战术“以少数之兵，于广大地域中以与敌军相周旋，更以扰乱为第一目标……攻敌于不备，来敌于围凭，易致敌四面受敌之境地，使之立足不易。敌兵于广博深奥之山区中，可利用山地之隐蔽，而进行以出没无觉之游击战。”

新四军扎根群众之中，形成了人民军队的本色。1942年1月日方《关于“清乡”区内的新四军概况及对其采取的对策》的调查报告里，关于新四军的特点第一条就是“土著性强”，且“藉巧妙之组织力，自深入农村至今，已完全土著化。工作人员到达时,看来都系善良农民,但一瞬即化为民兵,以手榴弹袭击区公所，烧毁竹篱。”且游击战不单纯只是军队作战，“共产地区中无论老幼男女皆被彼等所训练，于情报、探听及传达更为特长，以此与游击战斗相配合，实有不可漠视之点。1942年日方《东亚新报》中，日伪对中共群众路线的强大优势就有比较客观的分析：

“他们依靠民众，能够整备运用动员民众的组织，这是他们超越了武力歼灭战之最大特长和优点，也是他们强固的基础。……中共的攻势绝不仅限于军队武力攻势，而是中共地区全民众对和平区之攻势……”

新四军的兵民政策和群众路线的成功，根源于重视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入手,积极改善民生，与群众建立了军民一心、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日本《东亚新报》的文章在分析华北战局时，认识到中国战场内的中共军队的通性，（中共军队）“与精强之日军相比较，当然不成问题，然能遂行游击战者，因有人民有力之后盾，换言之，即由强力之政治力，……即由政治、经济、文化诸工作常谋民众尤以大多数贫农利益之拥护，军方与民众谋求融和。”这就从反面证明了人民群众地位的重要性。而且日本也注意到中共在改善民生、争取民众上做的各种努力，“不可讳言的是中共党军无论上下级干部，对于中国的四万万劳农阶级都抱着热烈的同情心。而中国的知识阶层，了解中共这种诚意，更以此为媒介，使下层民众对中国抱着期待。”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新四军所处的敌后，大多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广大群众对于中共的主张开始并未全然理解和支持，但中共对群众抗战的宣传教育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由理论到实践的渐进过程，推动力就在于对民生的关照。像日媒分析的“中共对贫民生活面上，常讲求各种办法，其对彼等之生活欲的拥护的宣传，二十年来如一日，此千遍万遍之宣传，自能使人理解。”日本也无奈地用“两个凡是”总结他们看到的中共群众路线的巨大成就：

“凡是有人民生活的社会中，他们就一定发展他们的组织；凡是有他们组织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建立把握民众的政策。”

新四军群众路线的经济保障即在战时积极推行的大生产运动。为应对日军在华中的残酷“清乡”、“扫荡”，1943年起华中局就提出“必须广泛发动军民普遍开展生产运动。” 大生产得以广泛地开展起来。1944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华中根据地发出《中央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个团旅级干部、专员、县长、区长、乡长等，均要亲自下乡精细的去指导与组织一个村或几个村的生产，解决人民生产中的困难，发动群众高度的生产热潮……在不妨碍战斗和工作条件下，要使每一个战士与工作人员，适合个人情况的都去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为切实改善本部队、本单位的生活而斗争。”新四军的大生产内容形式丰富多样，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外，“还开办了织布厂、榨油厂、烟厂、纸厂等和各种手工业。除了开展部队自身生产外，还帮助群众从事日常劳动，挑粪、锄草、割麦割稻。”日媒资料也从经济角度分析新四军在敌后领导如火如荼卓有成效的生产运动：      

“（中共）为了增加生产，提高效能充实军粮，……他们要运用种种方法奖励最勤劳最精巧的生产者与生产法，他们用尽种种欧美原理，而最便利实行施肥法（如柴灰等）与耕种法，……除了动员所有的人来从事既有土地的生产农作外，他们还要想法增加耕种地亩……把完全坚硬的不毛之山，开拓出来，好种下谷物。……从军师部到下级战士，都积极发起一种农兵政策和代耕运动，他们亲身有计划的节约开支，来自己开垦经营喂猪种菜，这样使他们丰衣足食……有时连军马军骡也动员为民众耕种，并且吃饭一定回营自吃。他们这种殷勤实是欲达富民养兵国富兵强的手段。”

生产运动不仅冲破了日军封锁，解决了部队的给养，还减轻了人民负担，新四军从生产技术上帮助群众生产，提高了老百姓生产的产量，“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不仅远远高于沦陷区人民的生活，而且也远远高于国统区人民的生活。”1943年4月《淮南党刊》刊登罗炳辉的文章中指出，“我们生产是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更使军政民感到血肉相关，加强团结。……这种军民密切合作精神也就是粉碎敌人任何残酷扫荡的重要条件。”为了战时的生存，新四军还灵活运用经济政策，在敌后开展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等等，获得地主、贫农阶级双方支持，日方评论也赞之为新四军灵活思考，创新政策的“长处”。

除了经济生活的改善，政治上新四军在华中根据地建立以“三三制”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重视政治革新，1940年华中许多根据地实行乡级政权民主选举。此举在日方资料中也有着重提及：“（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之实施，……民众之投票仍积极踊跃，人民意识到自己与政权有了关系，这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现象。”新四军在文化建设、群众教育也是有相当的成绩。1941年华中局制定了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普及小学教育，发展社会教育，推动抗日文化运动；此外，团结、尊重知识分子，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对有突出贡献的予以表彰；根据地还特备注意发展了医疗卫生事业，据统计，1938年5月到1945年9月，“新四军共举办各种训练班、卫生学校、医学院等102期，培养卫生技术人员4011次，药剂人员300人，化验人员51人，集训团卫生队长以上250余人。”

综上所述，新四军在华中根据地的群众路线以大生产为基础保障，积极开展和落实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工作，关照民生，从而获得广大民众的鼎力支持。正如日方所惊醒的：“当考察大东亚战争和抗日意识的关系时，所不能忘却或看轻的是，（中共）政权（建立在）中国民众抗日意识的源泉热土。”

四、“一贯始终”与中国抗战的真相

我们惊讶于当时日本对于时局发展和中国未来走向近乎真实预测的能力，然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优秀军队，以其卓越的能力和顽强不屈的抵抗精神，真正使得对手心服口服。即使从日伪的言论，也揭开了抗战中国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坚持抗战。日伪《新民声》杂志认为中共最先有抵抗的意识。“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感到民族的危机，乃向全国提出‘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呼号……发出《八一宣言告全国民众书》，同时停止苏维埃运动，而展开所谓‘抗日救国’的大活动。这一转变，纯由中共本身所计划……”中共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是中共始终坚持把中日矛盾放在首位，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始终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早在1943年，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报》就在国共合作中预见了中共的力量：“如果有人以为只要重庆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还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在抗战中始终践行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既准确地判断了历史发展趋势，制定了科学的对敌斗争战略策略，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受了腥风血雨的战争考验，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工作。中共创建了敌后根据地。日方也承认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之下，集中中共一切工作与理论的大成”，（中共）“励行其新民主主主的政治建设，其理论的创造及斗争经验的积累，亦均是中共本身根据中国具体情形所创造。”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推出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新民主主义》三大论著，不但成为抗日战争的理论依据，且被苏联视为“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及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发展” ，苏联积极评价中共的实事求是作风，“中共号召干部学习，了解中国具体社会，并鼓励干部力求实际，将马列主义及其辩证法灵活运动到中国具体情形上去，中共所倡导的整顿三风运动及调查研究工作，即可说明中共在日益走向中国化的过程中。”日军在剿共文件中还透露出对中共的民主化理论和实践工作的谨慎思考：

“中国共产党无论国际情势如何激变，国共合作关系如何浮动，绝不稍缓其民主化工作之努力……现在中共之民主主义工作，即已超越理论的阶段，而入于建设的阶段。中共二十年来永远忍耐如一，其沉着胆大与忍耐性，其勇敢与执着，可谓异常，决不容吾人轻视之。”

中共在抗战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日本在分析中国抗战的情形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擅长于理论联系实际，依靠群众，武装群众，重视民众的力量。 “我们如彻底观察抗日中国的真相，第一，不能忽略的关键，便是中共的现实主义，现在在我们的周围，每一谈及中国问题，陶醉于大言不惭或如轻言一样的高谈阔论者，颇不乏人。但中共方面则坚决反对此种倾向，其干部每临指导时，则言必须以现实为可贵，并非站在群众之上，二是常在群众之中，不是应该命令群众，二是听纳群众的希望与意向。如此种种，成为中共实践的指南。”中共的抗战宣传多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号召全民族抗战；作为敌方的日伪言论除了多是对中共的“极端诅咒，恣意诋毁”，然其中很多分析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在抗战中日益壮大的事实。随着战局发展，日军认为中国的抵抗力量中最强的就是中共的军队，他们眼中的中共“相当的有思想、有组织、有力量，而且他们是党政军一体，力量是集中的”，而日方反观自己的阵营，“固为革新思想与革新势力，未能渗透于政治和军事，所以一切新的工作，新的组织，新的斗争技术，不能顺利展开，而且因为受封建残余的障碍，收效极难……”

艰难百战御重敌，高歌慷慨写传奇！也正是在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铁军打击下，日本甚至早在1941年言论中就透露出对战争的渺茫，日方无奈于中共自土地革命时期就屡剿不灭、迅速成长的实力，与之对比感到巨大的落差和绝望。“今之谈建设新中国者，孰不曰在铲除共祸，……但从实际上言之，谓灭共祸谈何容易，共产党在中国已经有相当的历史，往者之溶共反共，昭昭在人耳目，当事变未发生前，政府以中国的全军力讨伐共匪，犹且不能克奏居功，何况时至今日……倘使共祸足以铲讨根绝，在事变前早当不见于中国……何止反复扫荡，共祸仍无肃清之一日。……所谓清乡军，所谓靖国军，是否是以铲除共祸，令人不无几分疑问。”故抗战的真相和结局，日本的非正义反人道的侵略必像日方自己要预言的 “不能灭共，便将为共灭……”

作者：李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