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抗日的洪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北京芦沟桥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全中国怒吼了。这时，十九岁的乐群，刚刚在上海爱群女子中学高中毕业，正好回到自己的故乡镇海小港镇度假。她穿着一身浅蓝色的旗袍，留着一头不太长的女学生式剪发。她和堂姐乐成一道，几乎天天都到小港镇的阅报室一面看报，一面和一批从上海、宁波等大、中城市回乡的青年学生谈论着战事的进展和祖国的命运。

在这群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中，政治上比较成熟的要算二十二岁的汪波。他家境贫寒，父亲早亡，在上海的一家商店当过学徒，一年后升为会计。还参加了进步群众团体“蚁社”。在镇海，他和李祖平、乐群、李幼兰、虞亦博、林昌全、金涛、林圣纬（我那时的名字）等共同商讨，发起了“镇海县小港抗日救亡宣传队”。乐群在宣传队中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和多方面的才能。无论书写壁报、标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都很尽力，又很能干。当时她的家乡还很闭塞，不仅家境较好的女孩子不允许上台演戏，就是贫困人家的女儿也从来没有演戏的传统。但乐群竟十分勇敢地向传统挑战。她大方地担任了《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姑娘”这一角色，很多同伴也一起登台大唱抗日歌曲。

宣传队在小港镇、江南道头、长山乡、黄梅堰、李隘等地的演出，引起了当地各阶层人士，尤其是农民群众很大的反响。“香姑娘”放在地上的铜锣，随着“笃啷、笃啷”的响声，一会儿就被群众抛掷的铜板盛满了。人们真把她当作关外来的逃亡姑娘。

十月间，日本军舰开始炮击镇海沿海一带。小港镇上落下了不少炮弹。一幢幢房屋被轰塌，不少百姓遭伤亡。但当地国民党驻军仍然处在醉生梦死之中。人民对于守军失去了信心。

汪波、乐群等主张武装抗日，并公推宣传队队长李祖平向老同盟会员、镇长唐爱陆借来了几枝破枪。乐群第一次拿到步枪，望着这几枝连枪栓也拉不动的破枪直摇头。操练几天后，这几枝破枪只得还给了镇长。他们决定还是到宁波东乡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离开家乡，这可不是一种简单的事情。许多人家庭阻力重重，最后只有十几个人跑了出来。

在宣传队的十几位青年中，汪波、乐群成了核心人物。队长李祖平已经转道海外到西南大后方上大学读书去了。汪波的家境贫寒，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妹妹的生活问题不好解决。临出发时乐群慷慨地从自己身上拿出零用钱交给汪波说：“这些钱你留给老母亲吧！”汪波说：“我家里是有些困难，但要抗日救亡，就顾不得这些了。我怎么好要你的钱哪！”乐群诚恳地说：“我们都在一道做抗日救亡工作，你母亲生活有困难，等于我们大家有困难。我的钱虽然是父亲给的，但这也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应该用在劳动人民身上。你可别客气了。”她把这叠钱塞在汪波手里。

船经过长山桥、五乡碶，于傍晚进入东钱湖。初冬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红了清澈见底的湖水，成群的野鸭安静地浮在水面上休憩。宣传队的青年们无心去欣赏这黄昏的湖景。待船到莫枝堰，就去找乡公所交涉，找住处、做饭，准备第二天的宣传活动……

乐群到宁波东乡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在上海的父亲耳中。她的父亲着急了：“她在上海买了这么多共产党的书，我就怕她在上海闯祸，将她送到乡下去。谁知她竟到处乱跑。”于是她父亲坐上黑色小轿车经杭州、宁波来到了东钱湖畔的陶公山，在一个祠堂里找到了乐群。他眼光落到了女儿和这批青年睡觉的稻草地铺上，紧蹙着双眉说道：“我们家已经搬到了法租界，你现在就跟我回上海去，你应该升大学了。有了学问再谈救国！”

“不！我不去上海！”乐群涨红了脸，睁大了眼睛，用严肃的口气说，“现在近半个中国被日本人占去了，中国有着灭亡的危险，我是一个中国青年，我不能自己到租界避难，眼看着国土遭沦丧，同胞受屠杀。”她激动地提高了嗓音，一点也不客气地批评父亲，“你这么有钱，可以坐小汽车从上海到这里。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用来买救国公债！”父亲无言可答，摇摇头，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交给乐群，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这些钱给你，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回上海去!”说完，他走到小汽车旁边，打开车门钻了进去。

乐群把这叠钞票交给当时管宣传队经费和生活的同志。这位同志数了一下，整整三百元。乐群坚决抗日救亡的行动给了全队十几位青年以莫大的鼓舞。

此地不是留人处

东钱湖畔的宣传活动，使大家认识到群众是拥护抗日救亡的，但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更没有人把他们武装起来，这样，日本鬼子打进来还是不行。有一天，记不得是谁拿了一张《时事公报》嚷道：“丽水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招生了！”大家读了招生章程后决定去报名。

来到了丽水，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才成立，他们十三个人被编在社会青年部、高中部、初中部和女生队。

几天后，训练团搬到了碧湖。团长由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兼任。训练团仍然按国民党旧军队一套办法训练青年，没有一点民主。乐群从书店买来了一本《西行漫记》，看得津津有味。有天下午，女生队队部的女军官把乐群和李幼兰叫到一个小房间里，责令她们把衣服解开。这个女军官竟然动手搜身。乐群和李幼兰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

一天，乐群、李幼兰、李采芝从女生队出来，按照预约到碧湖的溪边，和汪波、虞亦博等聚会。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国民党还是搞的法西斯一套。虞亦博还买到了骆耕漠主编的《动员》周刊。大家如获至宝，悄悄地传阅起来。其中一篇文章不仅介绍了延安抗大的生动活泼的工作情况，并且介绍了各地青年投奔延安可以经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这么一条路线。这给了他们一线光明的希望。于是，大家商量决定：先由乐群、李幼兰写信回家，要家里寄钱来，准备好到延安去的路费。然后借口便衣没有用了，要寄回家去，从储藏室取出来，放在老百姓家里，以随时备用；由林昌全负责租好一条船，下个星期日，仍在这里上船，经丽水到金华，再坐火车经南昌转火车到九江，改乘船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这一计划顺利的实现了。因为当时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开学不久，还没有什么人逃跑过。国民党特务的控制也不是那么严密。一九三八年春节后的一个星期日，十个人来到原定的溪边集合，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个包裹。林昌全已经租好一条木船。十个人挤上船，踏上旅途。

到达武汉后，李幼兰找他父亲的朋友唐先生。唐先生把他们安排到宁波旅汉同乡会难民收容所。那里有两粥一饭免费供应宁波籍的难民。

十个人住在一间空荡而又冰冷的水泥地房子里。地上只有一层稻草，为了御寒，大家只得先到旧货店去买几条旧被子。三月初的武汉，纷纷扬扬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冻得人直发抖。乐群、李幼兰、李采芝穿着不厚的旗袍，不久，手上就长起了冻疮。

地生人疏地要寻找共产党办事处谈何容易，正当她们到处碰壁，无计可施的时候，有两位从陕北公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乐培文、应书庭）也住进了宁波旅汉同乡会里，他们的手臂上挂着“回乡服务团”的臂章。交谈中，那两个人知道他们想到延安抗大去，十分支持，就说：“八路军办事处就在日租界大石洋行内。”

汪波和乐群等同志听了喜出望外，立即派汪波、李维贤去那儿接洽，就说我们十个青年要找王明、周恩来同志面谈。

汪波、李维贤回来后面有喜色，说：“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很客气，把我们的来意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答应一个星期后，上午九时，仍在办事处会见我们。”

这个消息使大家兴奋极了。大家整夜合不上眼睛。第二天晚上，来了一个穿黄色毛料衣服、身穿武装带、腰间挂着手枪，年约三十岁的青年军官，他脱下手上的白手套，从右胸小口袋中抽出一张名片来，递给大家。上面写的是：“武汉卫戍区司令部情报科科长乐济书”。这位镇海同乡认真地对大家说：“我奉你们父兄的委托，来看看你们。他们对你们很不放心。现在浙江方面在通缉你们，你们可不要忘了民国十六年的教训。将来国共还是要分手的。我是看在你们父兄的面上，希望你们不要到那边去。还是在我们这里工作，你们愿到哪儿，包括香港在内，都可以，待遇从优。这两位（指李采芝、林圣纬）太小，还是留在汉口读书。”接着，乐济书就找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同志个别谈话。

“你愿意到那里去？”乐济书问乐群。

“我那里也不去，我们是到武汉来读书的。”乐群斩钉截铁般地回答。其余被找去谈话的几个同志也作了类似的回答。这位国民党军官只得怏怏地回去了。

周恩来同志接见

汪波、乐群等十位抗日青年敢于直接找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同志竟然在百忙中安排时间接见他们，这件事本身就产生了巨大的教育力量，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他们对待青年的态度截然不同。

和八路军办事处相约的日子来到了。8时多十个人分成三人、两人一组，从不同路线来到了大石洋行门口。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礼貌地带他们到二楼一间房子里。房中间摆好了一盆熊熊燃烧的炭火。围着火盆，周围放了十一个圆凳。门左边是一张条桌，上面放好了四只热水瓶和十几个玻璃杯。

工作人员和蔼地说：“请坐！请坐！周恩来同志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喝水！”他拿起热水瓶在每个玻璃杯里倒上热气腾腾的开水。

不一会儿，周恩来同志果真进来了。他那浓黑的双眉，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蔼的笑脸，使人感到异常的亲切。大家全站了起来。

“请坐！请坐！”他摆了一下手，走到那张空着的圆凳前，和大家一道围盆而坐。

“你们都是那里人？”周恩来同志亲切地问。

“浙江镇海，”汪波代表大家回答，“我们为了抗日，想到延安去。我们都是从丽水碧湖浙江省战时青年训导团逃跑出来的。”

“我的意见你们还是应该回去。国民党需要新鲜血液。”周恩来同志严肃而诚挚地回答。

“我们是从那里逃跑出来的。”乐群重复着说道，“现在浙江省政府正在通缉我们。如果再回去，我们是要受惩罚的。所以请您一定让我们到延安去！”

周恩来同志用他慈祥而又锐利的目光重又向坐在他面前的这群青年学生扫视了一遍。除了汪波二十三岁，其余都是不足二十岁的青年。他笑了起来：

“那怎么办呢？现在潼关吃紧，去延安的路很不好走。而且延安的人口已经太多，粮食也很紧张。你们又都是南方人，到那里吃小米也不习惯！你们是不是愿意到新四军去?”

“到新四军去？”这可没有想到过。新四军是什么样的部队呢？大家面面相觑。周恩来同志看他们不声不响，知道是在疑惑着。他接着解释说：“新四军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原来是南方几省红军游击队，目前正在集中整编中。军长是北伐战争时的名将叶挺同志，副军长是项英同志。你们都是南方人，到那里去参加抗战，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好吧！那我们就到新四军去吧！”汪波看了看大家，代表大家爽快地作了回答。大家都表示赞同。

“那我们就向南昌新四军发个电报。”

大家又向周恩来同志提了一些最关心的问题，如关于抗战的前途；统一战线将会怎样发展……他都明确地作了答复。

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谢谢您在百忙中接见我们。”于是告辞了出来，周恩来同志又热情地和每个人握手。在这群年轻人的心中，从此深深地印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那种平易近人的形象。以后他们还设法请沈钧儒先生给叶挺军长写了封介绍信。

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好不容易在南昌找到了新四军军部。接待大家的是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余再励同志。他看了沈钧儒先生给叶挺军长的信后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电报，决定把你们安排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新四军的生活比较艰苦，每个月给你们的津贴费不多。”

“战地服务团有戏剧组、舞蹈组、绘画组、民运组，你们到团部再分配工作。”余再励同志叫一个“小鬼”把大家带到巷子对面的九江中学内。

分配的结果是：乐群到了戏剧组。四月初，正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新四军军部率教导营和战地服务团离开南昌，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六月的皖南，竹木茂盛，溪水潺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驻在泾县中村。一天下午，胡明同志找乐群谈话：

“你知道新四军是什么队伍吗？”

“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呀！”乐群不解地望着胡明。

“你想参加共产党吗？”

“想是想，我找新四军就是为了找共产党，不过我不能参加。”乐群坦率地回答他。

“为什么？”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我怎么能参加呢？”乐群反问他。

胡明同志是党支部成员。他耐心地向乐群介绍党的知识。听罢胡明介绍，乐群严肃地请求：“请党相信我，我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过了几天，胡明拿了油印的《入党志愿书》让乐群填写。对她说：“介绍人是我和方休同志。”再过些日子，胡明同志又通知她到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参加入党宣誓仪式。

在庄严的红色党旗下，乐群和绘画组副组长梁建勋等三个人一道，高举右手宣誓了。

当了女生队政治指导员

一九三八年九月，乐群参加新四军才半年，入党才三个月，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找她谈话，要她到教导总队担任女生队副队长，同时，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当时乐群还是个二十岁的女战士。当干部，她可从来没有想过。她说：“不行！当副队长可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当法呀！”

“边干边学！大胆去工作。” 李子芳同志用浓重的福建口音鼓励着她。

当副队长不久，组织上又要她当政治指导员。当时部队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讲话！”可是乐群还是有点怕在队前讲话呢！当队长于晶同志和她商量点名讲话的事，她说：“我不会队前讲话呀！这样吧，上午你讲，晚上让我来讲。”她所以选择晚点名讲话，主要是怕自己会脸红，夜幕降临后再讲话，队员们就看不清她的脸色，就可以大胆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中午，部队在庆祝党的生日的会餐后正要午睡。这时日寇十二架飞机突然袭击了军部和教导总队所在地——云岭和中村。女生队的部分房屋被炸塌，一位学员牺牲，几位学员负伤。敌机过后，乐群向全队同志的讲话，激起了大家对日寇的无比仇恨。由叶挺将军直接指挥的保卫泾县战斗中，女生队的同志们在队长于晶、政治指导员乐群率领下，艰难地行军……。

出入敌占区

一九四○年十一月，叶挺军长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那里谈判回来，在皖南泾县云岭陈家祠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极其顽固。现在第三战区已经用重兵把我们包围了。医院、伤病员要先撤走。”

“三年的皖南，别了！……”部队唱着歌曲，忙碌地作北撤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天，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同志派通讯员把乐群叫去，说：

“乐群同志，李子芳同志要你去一下。”

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很多同志都知道，这位经过长征而又在学生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组织部长李子芳正和乐群恋爱着。乐群想不透在这种危急时刻李子芳会通过她的领导者叫她去，`究竟为了什么呢？当乐群踏进李子芳部长的房间门槛，他正坐在椅子上写着什么东西，看见她进来，就站了起来。他的脸色比往常更为严肃，但口气还是那样和蔼、亲切：

“组织上要你先到上海去！你在上海不是有些社会关系吗？你到那里先去建立一个联络点。有些年老体弱的同志，可以化装后经过上海到苏北去。”对着既是恋人又是组织部长的子芳同志，她深情而郑重地点了点头。想不到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的相见。

她被送到繁昌县三支队的驻地，在那里换了一身旧旗袍，对着小镜子，看着自己头上剪短了的头发和一身旧旗袍，很不相称的样子，觉得有点滑稽，几乎笑出声来。但在这个偏僻的皖南山村里，还有什么更合适的服装可供化装呢！

三支队政治部的罗克同志给乐群送来了“良民证”。她顺利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回到上海家里。她的父亲、伯父和嫂子都大为惊异，要她赶快换上新式的旗袍、丝袜、高跟鞋。但她的一头短发该怎么办呢？戴上一顶女式小帽子，也还是无法全部遮盖。

不久，上海各报刊都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皖南事变”的惊人消息。她惦念着新四军军部朝夕相处的同志们，更惦念自己的恋人李子芳同志。她用“皖南事变”这一铁的事实向家中宣传：“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恩来）”原先，她的父亲和伯父作为商业资本家，很容易接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一提起共产党，眼前就会浮现可怕的形象。但乐群用大量事实教育了他们。更重要的，从皖南出来的同志尽管衣衫土气，但他们一个个文质彬彬，说起话来显得很有学问。父亲和伯父心目中共产党人的形象改变了，原来这是一批忧国忧民、为真理而赴汤蹈火的革命志士！

几十位新四军干部先后来到乐群家里，她一一予以接待。春节，她回苏北新四军军部以后，当有人来到乐群家时，她的伯父会主动地请他们在纸上写上名字，然后打电话给地下党杨秉藻同志，请他前来接应，经过他们精心安排，几十位干部都安全地转移到苏北盐城新四军新的军部。

乐群回到由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后，重新穿上军装，在后方政治部任宣教干事。

这时，叶挺军长的夫人李秀文到了新加坡。组织上又要乐群带一笔钱到上海，请他的父亲设法换成外汇寄到新加坡给李秀文。乐群又急忙换了便衣，回到上海家里找她的父亲。父亲慨然允诺，为了凑成整数，还凑上了数百元钱。把钱汇出后，父亲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乐群。乐群说道：“你凑的钱，我以后还给你。”父亲说：“不用还了。你们都在那边，就给你们零用吧！”乐群想，我们在革命队伍里，大家同甘共苦，要钱干什么用，回到军部后，就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一九四三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泥足深陷在中国大陆，浙东地区成为日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角逐的战场。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加强浙东地区我党、我军的力量。于是一批批干部从苏中乘帆船由海路来到浙东。组织上要乐群经上海到浙东主要城市宁波建立政治交通站。这次连路费和建站的费用也全是她从上海家里带去的。

1944年春夏交接之际，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同志交给乐群一个任务：把在家乡镇海小港休养的李幼兰同志带到三北（镇海、慈溪、余姚三县的北部）地区纵队司令部来，以便通过海路安全地送回淮北张爱萍那里去。乐群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李幼兰和她自一九三七年夏相识以来，一道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一道参加新四军，又同在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工作，她们是情同姐妹的亲密战友。乐群为李幼兰设法弄来了一张可以通过宁波市的伪证件，先把她带到宁波市，再坐船到三北。由于这次事先没有得到日军扫荡三北的消息，乐群和李幼兰走到叶家湾附近时，前面放哨的竟是手持明晃晃三八枪和刺刀的日本兵。乐群对李幼兰轻声地说：“现在只有向前走，不要紧，你跟好我！”日本兵看到她们临近，就用生硬的中国话喝令：“站住！那么的那里去？”

“走亲戚家去！”乐群指着这座高大的楼房冷静沉着地回答。

日本兵敲开门，只见里面有好多日本兵。这时屋主人闻声迎上前来，一见乐群和李幼兰，心里已明白了大半，故意放大嗓子嚷道：“啊呀！姨妈等你们好久了，怎么来得这么晚呢！姨妈在楼上，你们快上楼去！快上楼去！”

日本兵望着这两位衣着适时的年轻妇女随着绅士叶志康踏着楼梯上去。一到楼上，这位三十多岁的绅士端详着有点面熟的乐群说道：“你们信得过我，到我家里来。我叶志康有责任保护你们。现在你们千万不要出去，就住在楼上，等东洋人走了后，你们再去找何司令、谭政委吧！” 叶志康把她们介绍给自己的妻子，由她妥善照应。

叶志康是三北地区的一个开明绅士。他很敬佩具有儒将风度的何克希司令员和谭启龙政委，欢迎他们住在自己的家里。乐群到纵队司令部送情报和请示工作，也住过他家，所以他们有一面之交。

她们在楼上整整住了一个星期。等到日军撤退后，她们才找到纵队司令部。乐群把李幼兰带到谭启龙政委那里，眼望着谭政委表示赞许的微笑，这才舒了一口气。接着把叶志康如何在日寇面前机智地掩护她们的情况，向谭政委作了如实的报告。

“四○○小组”的指挥者

一九四四年十月，欧洲战场上德军连续被苏军歼灭，盟军已在诺曼第登陆，日寇在太平洋和我国大陆的败象也已显露。加强城市工作已经列入我党的议事日程。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浙东区党委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原已打入日本宪兵司令部思想科的“四○○小组”也划归工委领导。城工委决定由乐群同志任这个小组的实际的领导人和直接指挥者，她的代号就叫“四○○”。

“四○○小组”的主要对手，不是一般的敌人，而是宪兵队思想科。宪兵队是日军在宁波的主要特务机关——思想科是这个特务机关中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专业机构。这个机构对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情况，收集了很多资料，作过专门研究。在和我党斗争中，他们也有不少实际经验。因此，在他们心脏内战斗，确有很高的难度。

乐群住在宁波伪盐务管理局一位太太的楼下。她象当时上流社会的妇女那样，烫了头发，涂了脂粉和口红，身穿时新的旗袍，脚着白麂皮高跟鞋。外出时还披上一件高贵的短大衣。情报就缝在短大衣的垫肩里。

乐群接手领导“四○○小组”后，第一件事就是审查“四○○小组”每个成员的实际情况。她首先找了代号“四○四”的王福林谈话，又找代号“四○三”的冯禾清谈话。接着又找“四○二”周斯明，“四○一”周迪道等同志谈话，从侧面和正面了解每个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她那诚挚的态度和周密的工作方法，使同志们很快就打消了对她能否胜任“四○○小组”领导工作的怀疑。同时她也了解了日本宪兵队，尤其是思想科的许多情况。

城工委明确授予乐群“在紧急情况下，有处理重大问题的权力”。乐群表现了敢于负责的精神和很大的魄力。一九四五年五月的《新浙东报》事件就是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例。

当时苏军已攻克柏林，法西斯德国宣布投降，东京已受到美机轰炸。在中国大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为壮大，狠狠打击着侵华日寇。有一天，宪兵队思想科科长铃木政一来到“四○○小组”主要成员周迪道等人的驻地聚奎巷十三号米公馆（周迪道化名米人达），找他的干妈章翠。章翠是米公馆的房东。她年轻时和丈夫到日本经商赚了不少钱。他们曾资助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她的丈夫还参加过同盟会。以后落叶归根，在故乡宁波造了两幢楼房。日寇占领宁波后，宪兵队思想科科长铃木政一找房子来到章翠家里，发现章翠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又发现章翠在日本还是她家的邻居。于是铃木利用这一关系，就认章翠为干妈，叫她“章翠妈妈”。这天他和章翠闲谈，伤感地说：“看来支那战争我们打不赢了。我回不到日本去了。”他又说他没有结婚，在日本还有一个未婚妻，他准备将在宁波的财物变卖，把现金寄回日本，要他的未婚妻为他领养一个战争孤儿，作为他的儿子，为他传宗接代。铃木说这番话时，跑单帮的商人阿比正好在场。代号“四○六”的莫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四○四”王福林汇报。王福林及时写成情报交给乐群送回城工委。城工委一位新任工作人员缺乏保密纪律观念，竟将这份重要情报改写成新闻，在《新浙东报》上公开发表。这就捅了一个大漏子。

宪兵队长仑木看到《新浙东报》后大发雷霆，怒责铃木。铃木更为恼火，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正好王福林那天也在米公馆，这样，铃木就怀疑这事可能是王福林干的。

乐群知道这一情况后，连夜在她的房间里和周斯明、王福林，抄写情报的陈捷坐在一张方桌四边，桌面上放了一副麻将牌，佯作叉麻将，进行紧急商量。他们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纸烟，弄得室内烟雾腾腾。经过仔细地研究分析，一致认为阿比在场是个有利条件，可以通知阿比不要再到宁波来，并通过章翠跟铃木说：“这件事象是阿比干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作好撤退的准备。

第二天乐群又出城进山向城工委汇报这一紧急情况。第三天她又赶回宁波，带回了城工委的明确指示：一、王福林单独撤回解放区；二、如果全组同志处境危险可考虑全组撤回；三、只要有可能，仍要力争坚持在宁波的阵地战斗下去。

乐群和小组的同志，慎重地研究后，认为“四○○小组”的处境由于《新浙东报》泄密而很危险。但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决心在敌人心脏里坚持战斗下去。

由于“四○○小组”平时很用心做章翠的工作，使她在这一关键时刻帮助他们解了围。同时铃木认为，在日本生活了多年，精通日语的商人妻子，他的邻居和干妈章翠无疑是个亲日分子，就相信了她的解释。

杨敏同志是浙东解放区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在日寇一次扫荡中不幸被俘，她表现得坚强而又机智。在日寇面前，她一口咬定自己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小姑娘，由于家境贫困而跑到游击队烧饭，混口饭吃。任凭敌人威迫利诱，她别的什么也不说。“四○○小组”的同志们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向乐群汇报，并且一道研究了营救的方法。他们决定派人和抓获她的密探说：“看来这个小姑娘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好好敲她一笔钱！”这个汉奸听到有竹杠可敲，顿时眉飞色舞，点头称是。于是这个汉奸对杨敏说：“你写信回家叫他们拿钱来保！”另一方面，乐群他们又派人通知组织上快给她家送点钱去，好把杨敏保释出来。杨敏就这样顺利地脱离了虎口，重回解放区工作。

今年，乐群同志已经六十六岁了。近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活，已使她额上增添了皱纹，头上增添了白发。在“文化大革命”中，像她这样在敌人心脏里战斗过来的女战士，同样逃不过林彪、“四人帮”强加的种种“莫须有”罪名。但她以凛然正气，蔑视这种政治迫害。不久前，她虽然办理了离休手续，却仍在上海市民政局为清理“三种人”和整党工作贡献着自己的“余热”。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当我在叙述乐群同志的革命事迹时，眼前常出现这样的画面。

乐  群  简  历

乐群同志生于一九一八年，原籍浙江省镇海县小港乡，父亲是个商业资本家。一九三七年夏在上海爱群女中高中毕业。“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她从上海回到家乡浙江镇海小港，和汪波、李祖平、李幼兰等同志一道，积极组建镇海县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在镇海、宁波东乡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去南昌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戏剧组从事抗日救亡话剧的演出，同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九月起历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队副队长，政治指导员。一九四○年底，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政治部派她到上海，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建立联络点。皖南事变后，许多新四军干部经过她的精心安排，经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回到新四军继续战斗。一九四一年春，任新四军后方政治部干事、苏中四地委秘书等职。一九四三年春，她又不畏艰险，机智灵活地在浙东敌占区中心城市宁波从事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到上海担负华东局和浙东游击区之间的联络工作。全国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女生大队教导员。一九五九年任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社会处处长。一九八四年春离休。

                    本文原载《女兵列传》第二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菡子

主编         1986年4月

作者后记

《映日荷花—记乐群》是我应《女兵列传》编辑组之约，写于1983年春。乐群同志十分谦虚，不愿多谈自己的功绩。我只得访问原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丁公量同志和打入宁波日军情报机关从事我军情报工作的“400小组”成员周斯民等同志。他们为我提供了不少关于乐群的事迹。由于我从1937年8月就在小港镇阅报室和她相识，并且和李祖平、李幼兰、李采芝、林平、汪波、金涛、虞亦博等共同商讨、组建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1938年3月18日和汪波、乐群等一道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夏，我在四明山打游击时，我们驻在翁岩，侦察员送来了一位穿着时髦、脚着半高跟白色麂皮鞋的姑娘，说她要找何司令和谭政委。我一看是乐群，估计她在敌占区做情报工作，不便交谈。大家见面，只是微笑着打个招呼。我派一位侦察员护送她到浙东纵队司令部去。1949年10月，我被调到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工作。她在华东军政大学女生大队任教导员，身边带了一位刚学会走路的小男孩。

1983年春，我离休后想写点东西，正好上海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女兵列传》，由菡子主编。我答应把乐群的事迹记叙一篇。于是乘列车到上海，住在离乐群家较近的水电路海军招待所。经过两天访谈，但我一直不敢谈及她已故的丈夫竺禹襄，怕引起她的伤感。

1946年乐群被派到上海作秘密交通工作。乐群的大哥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竺禹襄，竺原是英商中纺纱厂高级职员，1942年自行经营纱布，1943年秋又自置了船只，经营航运，运输南北土产品。苏北解放区负责贸易工作的冯昌伯同志找乐群联系，请她动员竺家的船只，为新四军从上海到苏北、浙东解放区运输军用物资，如医药用品、通迅设备、军工原料等。从此，竺家兄弟就为新四军开辟了一条海上远输线。由于工作的关系，竺和乐群接触频繁，感情日益亲密。1946年经组织批准，乐群和竺禹襄结婚。

海上运输风险很大，货物常常被国民党舰艇扣留，乐群不得不调动社会关系，出入海关，甚至找上层关系疏通。可是还是出了问题，先是竺禹襄哥哥的船只，在海上被国民党巡逻艇追击时，竺的哥哥不幸中弹牺牲。竺禹襄来往苏北、山东，并从解放区带回我党干部。1947年4月，他被国民党水上稽查大队扣留，关了八天八夜后移往监狱。

当时，竺离襄的公开身份是运输公司老板，他也确实不是共产党员，只要花钱是可以保释出来的。党组织对此事十分关注。华东局曾山同志指示说：“不管花多少钱，一是要设法把竺禹襄保释出来。”乐群卖掉了全部家产，党组织支援了一大笔钱，亲自到南京去活动，通过关系将竺禹襄保了出来。

上海一觧放，乐群任民政局干部处长、局党组成员，可是她的爱人竺禹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竟被定为“资本家”，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又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遣送奉贤农村监督劳动改造。这位解放前为革命冒过风险、哥哥为革命牺牲、自己还坐过牢、现在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海关当海事科长的“资本家”思想不通，竟然抛下妻子和幼儿服毒自杀了。据乐群的大嫂告诉我：竺禹襄死得太惨了，有一天，他从奉贤农村回家来，外面买了一瓶“来苏尔（一种高浓度的消毒药水），吞服肚内，走到家门口，倒地而亡。”从此乐群没有再成家，带着唯一的儿子，共同生活，一直到1996年去世。

一个出身于上海资本家的宁波姑娘，半个世纪来，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无论在日军占领区，还是解放后的上海，她始终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全部的光和热。她的儿子和儿媳都下岗了，作为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的乐群，她廉洁奉公，尽管民政局属下，有许多企业，但她从未为她的儿子和儿媳谋一个职位。

她确是一位坚强、勇敢、高尚的女战士！用“映日荷花分外红”来形容她的一生，实在是当之无愧！

                                                 林晖  2006-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