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士德1910年11月15日生于广东阳江县。曾用名何炳文、何为、丁力。父亲何兰史在县城执教，并为美国传教士教阳江语，也向美国传教士学习英语，从而入了基督教。何士德在婴儿时就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五·四”运动爱国浪潮波及到阳江县，9岁的小学生何士德参加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游行和焚烧日货等爱国运动，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爱国主义的深刻烙印。

何士德从小就常依偎着外祖母唱广东民歌和童谣。在证光小学时开始学五线谱、弹风琴，音乐课考试常得100分。有一次，母亲带他到一位外国太太家里，他第一次看到光亮的钢琴。虽然他的身高才到琴键那里，但却已感到钢琴的声音比风琴更美更洪亮，他觉得新奇极了。心想：“我能学钢琴该多好呀！”

和尚、道士给有钱人家送丧时吹吹打打的“八音班”的乐声，何士德感到很好听。他曾跟着走了十多里路，听那悠扬的民间乐曲。

在广州培英中学读书时，何士德开始学小提琴、钢琴和吉他，并且参加唱诗班。培英中学有共产党员，他很佩服他们为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培英中学的共产党员也遭枪杀，他十分气愤。这一时期他已对宗教发生怀疑，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逐步认识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世界观有了显著的转变。

1931年8月，何士德脱离了父亲为他安排去广州协和神科大学学习和图书馆的工作，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向一位亲友借了100元钱，毅然不辞而别，到了上海考入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在音乐系刘质平、潘伯英教授的教导下勤奋地学习乐理、和声、作曲、声乐、器乐（钢琴、提琴）及昆曲。因新华艺专当时没有合唱队，何士德参加了由上海国立音专声乐组主任周淑安教授指挥的上海慕尔堂唱诗班。周教授赏识他的音乐天赋和勤奋，免费教他声乐和指挥法。他同时也参加了周教授组织和亲自指挥的音专学生合唱队，唱男低音。1933年他又加入了由著名意大利指挥家梅帕指挥的上海万国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由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伴奏，成员大多数是外国人。在仅有4个中国人中有何士德和章枚。在万国合唱团中，何士德熟悉了古典音乐大师的许多声乐作品，如巴赫的《降b调弥撒曲》、海顿的《创世纪》、享德尔的《弥赛亚》等等。在合唱学上、指挥法上学习了不少东西。他还坚持每星期去听工部局管弦乐队的交响音乐会，吸收音乐艺术的营养。

“学众师之长”是何士德攀登音乐高峰的信条。他除了在新华艺专扎扎实实学了3年，还向国立音专黄自教授学习音乐理论、和声学、作曲法，同时向俄籍苏石林教授学习声乐。

何士德生活和学习的费用都是靠自己勤奋工作得来的。他曾在海关税专、两江女子体育学校、启秀女中、新光小学等单位任教。他常常啃两个面包充饥，从这个单位走到那个单位。一面不断地向名师学习，一面积极地普及音乐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何士德作为上海市的代表到南京请愿抗日。国民党当局不让学生上火车，他们就在闸北卧轨抗议，终于上火车到了南京。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学生代表，何士德和学生代表们高呼：“要求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在上海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下奋起还击。何士德满怀爱国热情，积极参加爱国募捐，街头宣传和救护伤员等工作。

从1934年起，何士德在独立自主的旅沪广东中华基督教会洪钟乐社担任义务指挥。他早已和宗教思想决裂，但他决心像马丁·路德运用音乐武器改革旧教那样，运用音乐武器去唤醒民众，抗日救亡。他写了混声四部合唱《青年们起来》给洪钟乐社演唱。1935年，他在救亡音乐运动中结识了麦新。他常常到上海外滩一家洋行里去找麦新，和他商讨如何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麦新介绍他到上海杨树浦沪东工人子弟学校教唱歌，使他熟悉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他利用在洪钟乐社任指挥的有利条件，把救亡歌曲加进节目单中，到南京、广州、香港等地旅行演出。1936年，南京中山陵对面的露天音乐厅落成，举行开幕式时，何士德指挥洪钟乐社的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时南京中央电影公司为洪钟乐社拍了新闻片第41号，在全国放映。

何士德在由上海学生、工人、店员、职员组成的合唱队中，教唱黄自创作的《旗正飘飘》、《抗敌歌》，教唱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码头工人》、《前进歌》、《打长江》、《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热血》，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自由神》、《保卫马德里》，任光的《打回老家去》，贺绿汀的《心头恨》，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等。许多救亡歌曲都由何士德亲手抄录、刻写，油印出来，带到他任教的各个单位的合唱队教唱，不仅教发声法，还教指挥法。在他的努力下，培养了许多救亡歌咏运动的骨干，而且使这些充满爱国激情和抗日呼声的救亡歌曲，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潘。

何士德于1935年回母校新华艺专担任音乐系指挥。次年受聘任上海美专音乐系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燃起了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上海救亡歌咏界展开公开活动。8月8日，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何士德被选为副主任兼总指挥。在成立音乐大会上，何士德指挥了有40多个歌队组成的宏大歌队，演唱了大家熟知的抗日救亡歌曲18首。歌声雷动，振奋人心，抗敌情绪异常高涨。“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中国空军轰炸开进黄浦江的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何士德满怀抗日热忱为麦新的歌词《中国空军战歌》谱曲，发表在上海《大众歌声》上。

上海沦陷前夕，何士德同孟波、何家堆等人组织了抗敌后援会上海歌咏界国内宣传团。到内地宣传。一路上他们沿各县宣传抗日救亡，生活很艰苦。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实践中，何士德认识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不能靠腐败的国民党，一定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真理之路。1937年底到达南昌，何士德一行借住于基督教青年会。何家堆去新四军办事处联络上以后，何士德便接受了新四军办事处主任黄道的领导，并且结识了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参加了新四军，第一次见到了正在为组建新四军而忙碌的陈毅同志。黄道对何士德说：“我们知道你在上海的情况，现在这里正需要你。南昌有数以千计的各地流亡青年，需要去影响他们。你的身份很适合在南昌工作，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的开展。你还可以帮助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开展音乐工作。”于是何士德一面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教唱歌，一面为争取合法斗争而去向国民党省党部要求做抗日工作。国民党的官员们只知道打官腔，把爱国青年拒之门外。后来由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黄道和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商定由省政府出钱和部分人员，组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由熊式辉的老朋友、第三党的王忱心任总干事，新四军办事处推荐夏征农任团部宣传部长，何士德任南昌的第一大队大队长、中校军衔（后升为上校）。第一大队的指导员由才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江西省少将保安处副处长蒋经国兼任。

在江西省警察大礼堂，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了几次。蒋经国和夫人蒋方良也坐在台下观看，不时地为联合演出鼓掌。每次演出都由何士德指挥演唱救亡歌曲。他还独唱新的抗战歌曲。歌声激起了听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博得了持久不息的掌声。

扩大抗日宣传，何士德通过青年服务团发动南昌文化馆、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江西省政训处话剧团、妇女联合会和大中学生等组织成立了南昌市抗战歌咏协会、选举何士德任主任兼总指挥，程懋筠（《国民党党歌》）的作曲者）任副主任。成立大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群众歌咏大游行。何士德站在卡车上指挥着游行队伍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原本是“反共大本营”、一向死气沉沉的南昌市，这时却是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1938年7月14日，黄道和徐振农介绍何士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天，他率领新组织成立的青年战地服务队出发到赣北前线工作。此后的四个月中，他带领战地服务团用歌咏、演剧等方式宣传群众，慰劳伤员；深入到农民中办读书班，帮助群众解决缺盐、治病等困难；还翻过武山入老苏区与红军联系抗日工作。后来国民党特务告状，说这个队是“由国民党出钱，办共产党的事。”何士德据理力争，对团部总干事王忱心说：“我们这个队是国家出的钱，为抗日救国的事。”

南昌期间，何士德和夏征农一道，多次去蒋经国家晤谈。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不少切切实实的工作。他创作了《挖战壕》、《义卖歌》、《顾不了她》等抗战歌曲。并为抗日歌咏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群众歌咏运动的高潮。

1939年2月中，黄道对何士德说：“现在这里环境不好，国民党顽固派处处限制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新四军军部打电报来，要你到皖南军部去搞文化工作。”何士德换上便衣，坐长途汽车到了太平县，找到新四军兵站。随后在皖南崇山中步行，到达泾县云岭的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曾山接待了他，把他介绍到军政治部。项英副军长亲切地和他交谈，请他担任新四军军部文化队队长（副队长是戏剧家邵惟，政治指导员是文化界著名的老党员杨帆）。文化队业务上、政治上由军政治部领导，行政管理方面委托教导总队代管。

第二天，在新四军军部大礼堂——云岭陈家大祠堂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袁国平主任宣布欢迎周恩来同志莅临新四军指导工作，同时欢迎著名音乐家何士德到皖南新四军工作。袁国平致欢迎词后，周恩来同志讲话。接着大家欢迎何士德唱歌，他当即引吭高歌《歌八百壮士》。他那浑厚雄壮的歌声，那一句高过一句的“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在偌大的古建筑中回响，在两千多名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4月补，在泾县中村清水湾的一个词堂里，由何士德、邵惟亲自面试录取的80多位男女学员开始学习音乐、戏剧、文艺、政治理论和军事。何士德对这批具有政治激情的年轻人倾注了全部心血。从发声、识简谱教起，一直到作曲、指挥，日以继夜，不久学员们就将几十首歌曲唱会了。正在皖南的美国名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在陈家大祠堂听了文化队演唱四部合唱《国际歌》后，兴奋地连声称赞：“奇迹!奇迹！新四军真是一支有文化的人民军队！”混声四部合唱《旗正飘飘》、《抗战歌》同样是文化队受欢迎的演出节目。

有一天，在陈家大祠堂举行的联欢晚会上，大家欢迎陈毅唱歌。他用法文唱了青年时期在法国学会的《马赛曲》后，感慨地说：“要是有一首我们自己的军歌就好了。”大家建议他写一首军歌歌词，他于1939年3月20日拟成初稿《十年》。在项英副军长主持下，由叶挺、袁国平、周子昆、朱镜我、黄诚等共同讨论修改，最后由陈毅再回军部时修改定稿，初稿《十年》和军歌歌词定稿同时发表在《抗敌》杂志上。

5月间，宣传部冯定科长将《新四军军歌》歌词交给了何士德。何士德接过歌词，深感新四军党组织、首长和全军指战员赋予的重托。自语：“我一定不能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一定要把这支歌谱好！”在皖南山村中没有钢琴和提琴，作曲只能自己用嘴哼哼，这对于作曲家来说，确是一件难事。何士德废寝忘食，写出了第一个曲子，文化队试唱后，他感到不满意，决心重写，又继续日夜琢磨。他想：这首军歌必须写成进行曲，一定要雄壮有力，能鼓舞人心。结尾的“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需要反复唱三遍，一个乐句比一个乐句更为高昂才好。功夫不负有心人，二部合唱的《新四军军歌》曲子谱成了，充分体现了新四军的光荣历史，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把要将抗战坚持到胜利的英雄气概表达得非常成功。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经过练习，把此歌曲唱得十分有劲。1937年7月1日项英、袁国平来到文化队，当时正遇日寇12架飞机轰炸云岭、中村一带，就在这战火硝烟中，这首军歌得到了军首长的肯定，并在《抗敌报》上发表而正式诞生了。当天在陈家大祠堂举行的庆祝党的18周年生日的晚会上，陈毅和所有参加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与会者，非常兴奋地听了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演唱的《新四军军歌》。当何士德的指挥棒一落，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空前热烈，以祝贺军歌的诞生！同志们希望军歌早日在全军传唱。何士德和杨帆遵照军政治部的要求，派文化队的童紫（树民）、林圣纬（晖）、王绍华三人去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教唱《新四军军歌》和指挥唱《国际歌》。从此《新四军军歌》飞遍了大江南北，几十年来它成为许多文艺团体的保留节目。解放后，有关新四军的电影配乐，总离不开《新四军军歌》的旋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长期以它开头的一句作为“开始曲”！皖南军部旧址革命历史纪念馆和泾县革命烈士纪念碑都刻上了《新四军军歌》，以示永久纪念。

何士德倾注心血所培养的文化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和各个支队，成为新四军文化工作的骨干力量。如沈亚威担任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音乐组组长。

1939年10月起，何士德先后任军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科长，有了更多时间从事音乐创作。他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新四军的英雄业绩和英雄气概。如《反扫荡》（罗汉词）、《繁昌之战》（曲再之、吴强词）、《父子岭上》（林因词）、《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朱镜我词）、《我们本是一家人》（向征词），表演唱《收获》（林因词），四幕歌剧《反正》（吴强编剧，渡江前交老二团，后失落）等等。他的四部混声合唱《渡长江》（赖少其词）反映了新四军健儿在薄雾弥漫的长江上南来北往，打破敌舰封锁的战斗生活。抒情性强，受到了指战员的欢迎。皖南事变后被囚在上饶集中营的一些战士，常常高唱这首歌曲和《新四军军歌》等，以鼓舞斗志。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大部分同志1940年到江南江北敌后活动。何士德奉命组建军服务团第二团，并任团长。10月初日寇万余向皖南扫荡，新四军与日军展开激战，克复泾县城。何士德奉叶挺军长命令，带领服务团第二团，冒着敌机的轰炸，进入泾县做宣传工作，动员群众抢救伤员。叶军长很称赞他们的勇敢、镇静和机智。何士德根据切身体会，很快写出了《胜利归来》和《保卫皖南》等歌曲，在“泾县战斗军民祝捷大会”上演出，并派出团员到皖南新四军各部队和群众中教唱。

在新四军交通员的帮助下，1940年底何士德带领服务团部分同志顺利地通过顽军和日军的重重封锁，随军部先遗队渡江到达盐城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音乐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何士德愤慨地以音乐为武器，创作了四部混声合唱曲《新四军万岁》（沈西蒙词）。为配合扩军运动，还创作了《当兵把仇报》（刘保罗词）。

1941年6月，新四军政治部任命何士德兼鲁艺华中分院办公室主任。不久，日军对盐城军部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和院部领导一道，带领“鲁艺”一部分师生（包括院部、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共200余人）往北转移，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安全地在旧黄河边和军部汇合，竟无一人伤亡（华中鲁艺往南转移的师生伤亡惨重）。陈毅代军长见了他，特别高兴。又颇有感触地说：“何士德能文能武啊！”陈毅见何士德的鞋子破了，特地送了一双鞋给他，使他甚为感动。

在苏北敌后紧张的战斗日子里，鲁艺华中分院改编为军与三师两个鲁艺工作团，任命何士德为军鲁艺工作团团长。他坚持该团一边继续开课，一边工作，特请贺绿汀教授主讲和声学，作曲法等课。在陈旧的农舍中，在黯淡的油灯光下，何士德写出了《指挥法》、《发声法》等音乐专业教材。

为了迎接中共“七大”的召开，1942年冬何士德奉调到延安“鲁艺”任教。他骑着马，从苏北到山东，又从山东步行到陕北。通过数十条各样封锁线，足足走了10个月。初到“鲁艺”即参加生产，后任戏剧音乐系第一期学习班主任。在延安欢迎外宾的晚会上，他指挥“鲁艺”合唱队唱《黄河大合唱》，博得了外宾的好评。后来他当选为“七大”候补代表，1945年参加“七大”时，陈毅向毛泽东推荐说：“我们这里有位音乐家何士德同志。”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呀！那就请何士德同志在‘七大’开幕式上指挥唱《国际歌》吧！”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举行的“七大”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是由何士德指挥到会代表唱《国际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士德被调到东北，在哈尔滨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联合文工团团长。该团演出过《李闯王》、《黄河大合唱》及多首抗战歌曲，何士德还为“医大”等校写校歌，为宣传土改写歌曲。1946年11月，他到东北电影制片厂负责音乐工作，和同志们一起筹建管弦乐队，培训青年音乐人才。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故事片《桥》的音乐就是他创作的。接着他和苏民合写了故事片《光芒万丈》的音乐。他还谱写了分辑纪录片《民主东北》等的音乐和两首四部合唱《胜利在望》等。

新中国诞生使何士德的音乐创作热情更为高涨。1949年秋，他调任中央文化部电影局音乐组长、处长，并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1950年初，他赴莫斯科为中苏合拍的大型艺术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作曲，为《中国人民的胜利》渡江战役部分作曲，还为短片《故宫》、《长江》作曲，受到了导演格拉西莫夫和瓦尔拉莫夫的称赞。由于《解放了的中国》音乐创作的成就，何士德获得了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他将全部奖金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底何士德回国后，为肃清外国颓废电影音乐的影响，发扬中华民族气派的电影音乐，音乐处开办了电影作曲学习班。毕业后在电影厂工作的同志至今还坚持着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在此期间，何士德的创作时间很少，只挤时间写了《反对细菌战》的部分音乐及纪录片《春城秋色》和故事片《林家铺子》的音乐。

正当何士德音乐才思横溢的时候，由于一些一言难尽的原因，1958年以后他默默无闻了。1962年底他出任音乐出版社辞典编辑部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又重新活跃在乐坛上。1979年，他和一批新四军老战士在北京发起组织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他亲任艺术指导和指挥。把我国民族音乐的瑰宝——抗战歌声传播给年青一代，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激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拼搏，受到了首都各界有识之士的赞誉。这个合唱团后来发展成为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

1982年何士德离休。次年他重返上海。给交通大学的美国留学生讲解了《黄河大合唱》，为“交大”合唱团排练演唱了《旗正飘飘》。应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院长和司徒汉指挥之约，在庆祝贺老音乐活动60周年音乐会上，指挥上海乐团演唱了贺老的大合唱《新世纪的前奏》。许多老将军、老战友在40年前听过他指挥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当白发苍苍的何士德重新登台指挥，他那豪放的造型、革命军人的风度重又展现在大家的眼前时，台上台下顿时沉醉在历史的回顾中，激起了对青年时代为祖国和人民而献身的伟大精神的自豪感！许多青年观众也莫不为之动容。音乐会后，上海电视台为何士德拍了电视专题片。

何士德的指挥既忠于原作，又不是机械地涌唱，很受大家欢迎。在指挥《大刀进行曲》时，他认为不能按行军速度四平八稳地唱，而是要表达出高举大刀砍敌人那种冲锋陷阵的气概。在他指挥下，这首歌的精神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又如指挥《歌八百壮士》时，对“飘荡、飘荡”一句，他作了自由延长的处理，将国旗在战火中飘扬的情景以及人们的崇敬、赞扬之情表达得极其充分。一个合唱队由他指挥，歌咏水平也会得到较好的提高。他指挥时动作潇洒造型健美，节奏适度，这是受过和见过他指挥的人共同的感受。     

这几年何士德又创作了《中国女排之歌》（晓星词）、《长城组歌》（薛汕词）、《拼搏》、《坦克兵之歌》、《青松》（陈毅词）、《乡情》（关振东词）、《永放光芒》（聂大鹏词）、《我们永远向前》（赖少其词）、《病人心中的歌》、《你的目光》（孟倩词）等新歌。

新四军老战士、我国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何士德，像矗立在我国乐坛上的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任凭风吹雨打，依然在为中国音乐事业增辉！

                              林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