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支队长彭林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在研究彭林同志在浙江的抗日斗争，深感他牢记党的教导，不负使命，在多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坚持独立开展工作，发动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战胜一次又一次困难，度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取得斗争的胜利。他坚强的信仰，顽强的斗志意志，使我受益匪浅。

彭林同志，原名彭栋材，1914年6月29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官田乡举洲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0年5月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领导下，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积极开展工作，为发展壮大湘赣地区党的力量，巩固提高红军战斗力，夺取“反围剿”军事斗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红军长征前后，彭林同志曾历任团、师和模范师政委等职，他在作战中沉着指挥，机智行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艰苦卓绝的2万5千里长征中，他扎实仔细的思想工作，鼓舞激励士气，率领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克服了无数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在延安抗大受训期间，亲耳聆听毛主席讲课，通过努力学习，思想理论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党中央为在全国实现《抗日十大纲领》决定把抗日军政大学培训的干部派赴敌后开展武装斗争。此时彭林随张爱萍同志由延安到上海任上海军分会第3科科长。上海被日寇占领后，他与原派往青浦任中心县委书记王文林一同到浙江湖州。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他们结识了进步青年郎玉麟。由郎玉麟出面集结了七、八名爱国青年组织了“流亡抗敌工作团”，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取得了当地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吴兴县县长的支持，招收了数十名进步青年，办起了‘抗训班’，由彭林负责讲授军事课。他们在‘抗训班’内秘密发展党员，由彭林、王文林介绍郎玉麟入党。1938年元旦正式成立了吴兴县抗日大队，首先在浙西敌后举起了抗日旗帜。

郎玉麟、彭林、王文林等领导的吴兴县抗日游击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夜袭和平镇南埠头村，打得日军鬼哭狼嚎；妙西伏击战，打死打伤多名下乡‘扫荡’的日本兵，迫使敌人逃回湖州；还经常夜出摧毁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受到群众拥护，这样“郎玉麟部队”名声远扬。为了团结抗日，彭林对反动迷信武装“红枪会”，进行争取工作。王文林向“红枪会”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枪口对外”时，不幸被“红枪会”杀害牺牲。

由于王文林的牺牲，彭林与党组织关系中断了。1938年5月，彭林给我党武汉办事处董必武同志去信，用暗语汇报了当地发展抗日武装的情况，请求指示。当时张爱萍同志在武汉，由他写了回信。信中写道：“彭林先生，来信敬悉祝贺你们营业开张，一本万利，不断兴隆。希请加倍努力，如有机会着人来看您们。”这使彭林和他的战友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在此期间，日军忙于巩固占领地区，浙西局势相对稳定，国民党59师等，相继赴浙西设防。为了共同抗日，郎玉麟部常替友军作向导，参战。在攻打吴兴县时，彭林在战斗中负伤。

1938年，国民党专署以统一军令为名，改编郎玉麟部为“浙江一区抗卫总队十二中队”。不久又改为九中队，郎玉麟任中队长，彭林任第一分队长。

整编后，九中队奉命调到安吉整训。这样一支原来坚决抗日，密切联系群众的游击队改变了性质。这使彭林深感不安，尤为焦急的是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1938年11月，彭林化装去皖南，找到了新四军军部，向首长作了汇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充分肯定彭林工作，并指派孙秉夫、陈祖猛两位党员干部随彭林同志到浙西并带回浙江军用地图，部分子弹和一些重要书。然后与中共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接上关系，彭林兼任特委组织部长，经特委介绍彭林认识了在同一总队任新兵连长的俞慕耕。在交流中彭林得知俞慕耕也曾经在延安抗大学习，战友相逢分外高兴。

安吉县整训结束，九中队奉命调回吴兴东乡一带活动。彭林这时任浙西特委前委书记和部队党组织的负责人。九中队在当地积极配合我党掌握的省政工二队，宣传组织群众，扩大抗日力量，配合友军在菱湖安澜桥设伏，击沉日军汽艇多艘。国民党浙西行署的《民族日报》做了报导，称赞“郎玉麟部队大战安澜桥，重创敌人，战果辉煌”等，鼓舞军民抗日热潮。

对于这样一支英勇善战的抗日队伍，国民党急欲加强控制，又调去安吉地区整训班受训，并指定彭林到武义干训班受训。经请示浙西特委同意彭林前往武义受训，但受训后回归途中得知部队已调动，彭林赶往义乌找到部队。随后郎玉麟又被去学习，由此部队即由彭林掌握。

1940年1月，日军窜扰浙赣线，抗卫总队奉命参战，因指挥不当，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彭林所属九中队沉着掩护总队后撤，受到总队赞扬。战后部队调到金华附近整训，九中队被改编为抗卫三纵七团二连。彭林感到与浙西党组织请示汇报不便，特派孙秉夫去浙西找特委请示。特委书记顾玉良把郎玉麟和彭林的组织关系转给了省委书记刘英。1940年5月，他俩去丽水见到了刘英。刘英要他们继续利用合法身份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待机行动。还鼓励他们。不要以为现在是掌握一个连，将来一个连等于团，一个班等于一个连。要看重自己的力量。并同意郎玉麟回浙西继续搞地下武装斗争，让彭林留在原部队坚持工作。

1940年10月，抗卫三纵七团改编为浙保四团，彭林所率连队编为该团二中队。

该团六中队长因抢劫逃跑逮回，并诬陷其它中队‘共谋’，致使彭林也被扣押，二中队由俞慕耕接任。彭林在法庭上与法官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辩理；又经俞慕耕和孙秉夫在外积极营救，发动了官兵联名具保。又由团长亲自出函，彭林终于无条件释放。但不久，我党在二中队潜伏活动的几个同志被先后调离，俞慕耕调到四中队任队长，孙秉夫被编余离队。彭林出狱后被派往金华作粮秣工作。显然，这是有意要把他们和原部队拆开。为探明虚实，彭林特地打了报告，要求回家，而团长立即表示挽留。并安排他去三大队任第七中队队长，这一连串的变故，引起原部队人员的严重不安。二中队早期入伍的喻荣金、张志萱是党培养的发展对象。他们对今后前途深感忧虑。彭林根据党组织尚未暴露的情况，对他们做了细致工作，说服喻荣金坚守岗位，留在这支原在湖州抗日起家的老部队二中队，后被提升为中队长。

1942年，2月中共浙江省委被破坏，刘英同志英勇牺牲，彭林又一次失去了与上级党的领导，一个党员失去了上级的领导，似小孩失去了娘，彭林焦急万分。他远望北方，心系延安。党的教导永记心头，长期隐蔽等待时机。此时日军发动第二次浙赣战役。驻金华附近的几个保安团溃不成军，彭林收留了散兵，在永康新楼镇集中。几经周折，彭林仍留在浙保四团担任二大队副。但他始终不忘为党积蓄力量，寻找党的关系。随时准备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与孙秉夫商议后，一致认为，国民党军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抗日，必须掌握自己的抗日武装，必须设法与俞慕耕取得联系。在永康下溪，找到了俞慕耕，接后又会合了原七中队班长徐国光等散兵共有80余人，编为一个中队。为了有个部队番号，俞慕耕以这个中队为基础，找到先期逃亡到新楼的吕师扬，吕为了扩建部队，又派孙秉夫去龙泉找国民党三十五军赵军长，给吕师扬一个军部高级参议的衔头，在永康，武义招兵买马成为两县自卫武装。部队扩大到600余人，编为两个大队六个中队。孙秉夫率领的中队，在永康城区石柱镇附近，打了一仗杀伤日军多人的伏击战。“吕师扬部队”的名声大振。这就引起浙江省第四区专署专员李楚狂的注意，很快就将这支部队收编为浙江省第四区保安总队，任命吕师扬为总队长，俞慕耕为总队附兼第二大队长，徐国光为一中队长，孙秉夫为三中队队长。

随后喻荣金，张志萱也按照彭林的指引先后与俞慕耕接上关系，喻荣金被任命为二大队附兼五中队长，张志萱为该中队第一分队长。这样加强了党在吕师扬部的领导骨干。

1942年底，吕师扬调任义乌县县长兼四专区保安总队长，部队随之进驻义乌东乡敌后。不料十天内遭日军三次扫荡，受到很大损失，保安总队撤销，将原有的两个大队缩编为“义乌县抗日自卫独立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有300多人，中队干部是吕师扬按照俞慕耕的意见委任的。三个中队分别由徐国光、张志萱、孙秉夫，担任中队长经过这次整编，义乌县抗日自卫独立大队实际上已经在我党组织的掌握之中。

这时，一直与彭林保持通信联系的俞慕耕深感彭林继续留在浙保四团已无必要，同孙秉夫商量后，向吕师扬推荐，将彭林调到义乌。吕师扬也知道彭林很有才干，认为是个“得力助手”，连续三次请调电报给国民党浙江保安处处长宣铁吾。

1943年9月彭林调到永康吕师扬处。交流中，吕师扬除了向他详细说明独立大队的情况和所负的任务外，还向他讲到在义乌东北乡有一支武装部队有点“政治色彩”（意为共产党的队伍），要彭林特别注意。对此，俞慕耕也早已有所了解，他告诉彭林，吕师扬所指的，可能是义乌东北的坚勇大队和义西的八大队，老百姓传闻很好，只是没有接触，彭林听了喜出望外说：“我们应该主动接近他们，去和他们联系，我们与上级党失上联系近两年了，附近如果有党的部队，我们就可以找到党了。”

如何与党取得联系呢？彭林认为：首先应打出部队的风格，打出抗日的军威，打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特质——严明的群众纪律，坚持抗日，爱护人民是检验部队性质的试金石。独立大队就从整肃部队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着手。并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日伪军。1943年10月，得悉日军强抓民夫在义东荛山修筑工事，经过尽心策划，选派张志萱、方毅等九人组成突击队，带着短枪，手榴弹，化装成民夫进入据点，采取突然袭击，全歼荛山据点的28名日军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15支。创造了以少胜多。尧山战斗的胜利，极大鼓舞人民抗日热情。“独大”的名誉大振、青年们纷纷报名参军。11月间盘踞义乌县城的日伪军，一次出动200余人，窜扰廿三里镇，闻讯，彭林即率领部队从侧背予以突然袭击，经过半小时战斗。敌人丢下所抢的粮食、牲畜、狼狈逃回据点，当地群众杀猪抬酒去慰问部队。

此间，大队领导指派俞慕耕等，以中共独立大队工作委员会的名义，找了坚勇大队的领导江正帆和陈福明向他们表明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身份，要求他们迅速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彭林又派孙秉夫和警卫员董国贤带着他的亲笔信，多次和他们联系，同年12月终于经过金萧地委、浙东游击纵队转报华中局，再请示党中央同意，彭林与金萧支队正式接上关系。

在此之后，独立大队与坚勇大队经常互通情报互相支持，互相秘密配合行动。在义东的白塘畈，宗宅给警察中队沉重打击，战斗中缴获的33支步枪和一批弹药、物资全部交给坚勇大队。

吕师扬曾多次命令彭林“坚决消灭奸匪坚勇部队”彭林等人巧与周旋，‘独大’与坚勇部队密切来往，吕师扬也并非一无所知，不久吕师扬离任，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便命令独立大队开向永康后方。种种情况表明，独立大队已很难继续利用合法身份隐蔽下去。为此他们一方面与吕师扬虚已应付，一面加强和上级党组织联系。期间，彭林亲自两次秘密去金萧支队，向支队领导汇报情况。1944年2月，上级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于3月23日率全大队300余人、枪，包括轻机枪10挺，在义乌县大畈村与金萧支队会合，编为金萧支队独立大队，成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大家庭中的一员。从此彭林同志如鱼得水，潜龙归海，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不久担任了金萧支队参谋长和支队长，在浙江的抗日斗争作出卓绝的贡献。金萧支队奉命北撤后，彭林同志为解放全中国，为我军海军建设，作出突出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郭正德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