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经过14年浴血奋战，终于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尾声中，最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饱经忧患、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一度欢欣鼓舞，渴望着休养生息，从此医治满目疮痍，开始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可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像泡影一样，很快就破灭了。抗战胜利后不久，经过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艰苦的谈判斗争，两党于1945年10月10日 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就片面地撕毁了协定，他们举起屠刀，大举进攻解放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人民的内战，将全国人民又一次投入到腥风血雨之中。

上海交通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上海交大学生就积极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中，在不同时期，开展了不同斗争内容、不同斗争形式的爱国民主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开辟了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战线上的斗争，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动摇了它的反动统治基础。当时，上海交大的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中的一支十分活跃的队伍，在上海学生运动中，它发挥了骨干作用，一时曾被誉为上海的“民主堡垒”。经历了长期的进步学生运动的锤炼，在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大氛围的熏陶下，上海交大不断培育和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诸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勇于探索和追求真理，勇于为真理献身；不畏强暴，斗争坚决，善于斗争；关心群众疾苦，热情为群众服务；艰苦朴素，苦干实干；实行校内爱国师生大团结、各校进步学生大团结，广泛联合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等。在上海交大学生运动中先后涌现出的陈虞钦、曹炎、穆汉祥、史霄雯等烈士的革命思想与光辉事迹，就是交大革命传统中的宝贵财富。

上海交大的革命传统内容是十分生动、丰富的。现回顾我在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交大参加学生运动时两次坐牢的亲身经历以及有关耳闻目睹，试对上述传统内容增添一砖一瓦。

1947年5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白色恐怖笼罩了大地，国民党反动派撕下了它欺骗人民的“民主”假面具，露出了狰狞真面目。它疯狂镇压如火如荼般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进步学生运动。5月20日 ，在南京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毒打逮捕游行学生的“五二〇惨案”。这时，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在国民党反动派随时准备大肆镇压进步学生的白色恐怖下，5月25日 ，上海交大学生一行20余人，组成第一宣传小队，冒着生命危险，像红五月中的往日一样，昂首阔步地走出校门，向外滩挺进，向广大市民宣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我参加了第一宣传小队的宣传活动。

第一宣传小队到达外滩和平女神像下后，立即向围观的群众，历数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发出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强大的正义呼声。这时，国民党的军警早已部署在外滩，他们旋即赶来，将第一宣传小队的同学强行押上警备车，带往黄浦警察分局扣押。

在第一宣传小队之后出发的第二宣传小队一行20余人，在校外顺利完成宣传任务返校后，听到第一宣传小队在外滩被捕的消息，义愤填膺，决心再去外滩继续完成第一宣传小队未竟的宣传任务。他们到达外滩和平女神像下后，马上又大声疾呼地宣传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他们的慷慨陈词，有力地吸引了观众，激起强烈的共鸣，一时观众越聚越多，达到上千人。这时，国民党反动军警又出现了，他们又要将第二宣传小队的同学们强行逮捕带走。第二宣传小队的同学们，从容不迫地要求反动军警再给他们五分钟的宣传自由。他们争取利用了这宝贵的几分钟后，镇定自若地走上警备车，随即也被押往黄浦警察分局。第一、二宣传小队在黄浦警察分局会合后不久，又被一齐解送到警备司令部监狱。

警备司令部的监狱有楼上楼下两层，每层都被分割为若干间小的牢房。我与第一宣传小队中的几位同学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我们被关进牢房后，依然抓住每一个可能利用的机会，向与我们接触的警备司令部的士兵、下级军官进行宣传：“抗战胜利后，马上又发动内战，使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政府发给大学生的伙食金，一天只够买两根半油条，吃不饱肚子，怎能安心读书？政府的钱都被用去打内战了”；“我们反对内战，要求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要求给我们安心读书的社会环境条件，何罪之有？”；“你们一个月的薪俸有多少？还要养家糊口，打内战，你们能有好日子过么？”。我们的宣传入情入理，掷地有声，打动了一些士兵，下级军官的心，博得了同情。有位下级军官还私下里去买饼干慰问我们。

深夜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官方治赶来警备司令部监狱，妄图用花言巧语来“感化”我们，胡说什么：“内战是共产党挑起的，你们不要受人利用”等等。我们当即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我们要安心读书，要吃饱饭，所以就要反内战。我们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没有受任何人的利用”。方治理屈词穷，最后无奈，只好自我吹嘘一番，讨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我们被关押后，狭小的牢房囚禁了我们的身躯，但压不垮我们坚强的革命意志。嘹亮的革命歌声不时地、此起彼伏地从楼上楼下各个牢房中传出，就仿佛是要用这铿锵有力的歌声去震破那邪恶的牢房。在这种斗志昂扬的气氛中，我触景生情，利用当时流行的舒模谱词作曲的《跌到算什么》的曲调，将它更改词文，唱出了《坐牢算什么》这首充分体现了不屈不挠的革命大无畏精神的歌。更改后的歌词全文是：“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反内战，要和平，争民主，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由于《跌倒算什么》这首歌当时在进步学生中很流行，改编后《坐牢算什么》的歌词内涵又与牢友们的心情紧紧相贴切，于是这首歌很快就在各牢房关押有交大和其它一些大中学校进步学生们中壮怀激烈地传唱开来。在阴森险恶的牢房里牢友们放声高歌“坐牢算什么”，确实是彰显了大家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巨大的革命勇气。这首歌随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行过，国民党当局对这首歌恨之入骨，它也成为被国民党当局当时密令禁唱的四首歌曲之一。解放后，在庆祝建国十周年上映的“东方红”史诗电影巨片中，也选唱了“坐牢算什么”这首歌。（歌词作了些修改）

5月26日，经过交大爱国师生与社会上进步人士的强有力的声援，经过交大学生自治会与上海市长吴国桢的谈判斗争，迫使吴国桢下令释放被捕的交大同学。但当交大校长吴保丰来警备司令部监狱准备接回被捕的交大同学时，与交大同学先后被捕又关押在一起的其它各校同学得不到同时释放。这时，交大同学拒不出狱，宣称：“我们无罪，他们也无罪”，“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坚持要求各校被捕同学一起出狱。26日傍晚，终于胜利地实现了这一要求。

1948年1月29日，为了支持同济大学“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我与交大部分同学前去声援列队将赴南京请愿的同济大学同学。当我们赶到时，他们的队伍已排列在同济工学院门口的其美路上。复旦、圣约翰、同德医学院、中华工商、南模、南洋女中等校前来声援的同学也先后赶到。同济大学学生队伍排在最前列。进京请愿和声援请愿的学生队伍，与前来阻拦的国民党戒备森严的飞行堡垒（一种军车）、马队、全副武装的军警形成对峙局面。上海市长吴国桢也在学生队伍前面阻拦。忽然队伍前面一阵混乱，马队向学生队伍冲来，疯狂地用马刀挥砍学生，顿时学生受伤数十人，有的已是头破血流。有些学生也被迫拿起石块进行反击。在全副武装军警的强力压迫下，为了避免无谓牺牲，在马路上列队的学生队伍不得不很快退入校内，关上校门。学校旋即被军警包围。在校内，学联代表紧急开会，决定派出学生代表去与吴国桢谈判，要求撤退军警，保证各校学生人身安全。我被推举为交大学生代表。当我们包括同济大学在内的几个学校的学生代表走出校门见到吴国桢时，但见他凶神恶煞般地正在大发雷霆。他不容我们提出谈判要求，就喝令将我们押下，投入飞行堡垒。但要其中同济大学学生代表回校去替他传话。我们其余的几位学生代表以及稍后被捕的部分各校同学，旋即被押解到芦家湾警察分局监狱。

在芦家湾警察分局监狱里，我们度过了二十六个暗无天日的日日夜夜，也是洋溢着革命斗争气息的日日夜夜。

我们被关押的牢房座落在警察局的半地下的最底层。通往上面的台阶处，有两重铁门经常紧紧地锁着。四周厚厚的墙壁，把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只有南墙的中部开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口，当站在窗口下的时候，才能窥视到外界的一方天地。整个监狱里是阴森森的，只有在走廊里，白天黑夜都闪烁着几盏黯淡的灯光。连成一片的半地下监狱里，牢房一共有好几排，每排约有近十间牢房。每间牢房面积不足十平方米，牢房内除靠近铁门、铁栏栅处有很小一片空地外，垫满了离地尺许的地铺铺板，这就是我们平时活动和睡觉的场所。牢房内阴暗潮湿，在那一小片空地处，还放有便桶，不时地散发着臭气。我与几位其它学校的学生代表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被关押的人有时有进有出，经常关在一起的有六、七人。进狱的头几天，警察局不发给我们御寒的被褥，我们同一牢房的同学们只好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相濡以沫”，用体温互相温暖着身躯，以度过难熬的漫长的冬夜。以后，每间牢房也只能分到三、四条又薄又破的毯子。吃的是混杂有碎石、谷壳、炭粒等杂物，介于稀饭和干饭之间的所谓“八宝饭”，菜是几片咸菜；更糟糕的是不给碗筷。起初，我们只能用手掌盛饭、用手抓着吃，以后千方百计搞到草纸、牛皮纸，权以当作饭碗；进餐时间安排得非常不合理，每天吃两顿，一顿是上午十时，一顿是下午三时，下午吃罢后，要挨过近廿个小时后才再开饭。开水一天供应两三次，但依然满足不了我们饮用的需要。每天早晨，开启每间牢房的铁门十几分钟，是我们洗脸、漱口、解大便以及放风活动的时候。由于监狱里经常是人满为患，除关押有学生外，还关押有工人、市民，而且放风的时间又短，有时连解大便都来不及。有的体弱的同学经不起上述种种非人待遇的折磨，不幸病倒了，而病后要争取得到法医的及时诊治，那更是难上加难啊。为了争取享受到起码的“人”的待遇，我们坐牢的同学联合起来展开了多次争取改善待遇的斗争。其方式一般是，先将改善待遇的要求委托看守警士口头转达上去，但这样做经常收不到任何效果。不得已，我们就用齐声高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强烈要求。如用“大家起来要求吃饱饭呀”的曲调，改词高唱“大家起来要求喝到水呀，大家起来要求喝到水呀，要，要，要，要喝水！”。警察局当局对我们的要求仍然屡屡置之不理时，那末，我们就采取最强烈的方式，拆下铺板，一齐大撞铁门，同时，大呼口号。这时，警察局当局往往就会有所顾忌，会派巡官下来与我们商谈，而我们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就有可能得到些解决。

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但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我们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有斗争，有时能享受到斗争胜利后的喜悦。我们有学习，有时针对形势中的某个问题，举行牢内讨论会；有时进行知识上的互教互学。我们有体育锻炼，在狭小的牢房里，轮流地单个做操，放风时，在走廊里小跑。我们有文娱活动，有时互相教歌学歌，大家学会的新歌有：“你是灯塔”、“别让它遭灾害”、“民主是那样”等等，有时以牢房为单位举行歌咏比赛；有时进行诗歌朗诵，同济大学同学张彩珍在几位复旦大学同学先行获释后，她朗诵了一首她刚创作的诗：“她（他）们走了”，充分流露了对部分难友出狱的欢庆的深切情谊，也表达了要进一步坚定自己的执着追求。有时我们在牢内还讲故事、猜谜语、作简单游戏等。我在狱内，也默作了一首诗，出狱后，把它追记成文。写诗的背景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阴雨天气里，我利用放风的机会，在那个可以眺望狱外一方景物的窗口，偶然奇遇般地发现交大同学刘光裕一个人打着伞在芦家湾警察分局门前沉默地徘徊。触景生情，我很快地就默作了下面这首诗。诗文是：

              “你，

 　　        一个人打着伞，

 　　        来到芦家湾警察局的门前，

 　　        眼光里充满着焦灼，

 　　        脸上呈现出忧虑，

 　　        心头，

 　　        该是沉重，

 　　        然而更燃烧着旺炽的仇恨吧？

 　　        你，

 　　        就这样——交炽着关切和愤怒的情绪，

 　　        在这里——芦家湾警察局的门前，

 　　        来回地走着……

　　        狂风暴雨，

 　　        吹打不掉，

 　　        你对受难者的记惦，

 　　        是一种信念，

 　　        一个命运，

 　　        把你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今天，

 　　        你来到这里，

 　　        难道不是想凭借一个奇迹般的机缘，

 　　        从那黑暗冷酷的铁窗后面，

 　　        发掘些许受难者的消息？

　　           告诉你，

 　　        朋友，

 　　        走吧！

 　　        顶着风雨走吧！

 　　        你不必为受难者挂牵，

 　　        他们追求光明的响亮歌声，

 　　        将永远有力地震撼着牢房，

 　　        他们的意志，

 　　        如今，

 　　        更像钢铁一样坚强。

 　　        朋友，

 　　        你走吧！

 　　        让对受难者的怀念，

 　　        更旺炽地点燃起阶级仇恨的火焰，

 　        　更顽强勇敢地走去和冬天战斗啊！”

总之，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支撑着我们，我们在狱内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令人永生难忘。

在社会各界对坐牢学生的强有力的声援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最后被迫无奈地不得不将许多被捕同学陆续释放。它为了粉饰其假民主、假法制，通过地方法院横加给我和另外几位一起坐牢的同学犯有“妨碍交通“的罪名进行宣判，然后允许我们取保出狱。当然，也有极少数被捕同学却遭遇到进一步更残酷的迫害，与我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学生代表杨东海同志，即被转押到警备司令部监狱，在那里他备受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显示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

在解放战争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我先后坐牢两次。我的革命意志、革命修养与许多革命仁人志士相比、与许多战友、同学相比，有不少差距。但经受住了坐牢的考验，也用行动实践了“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的誓言。这也可以算是交大革命传统长河中的涓涓滴水吧。那时，焕发的革命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现，那时的革命传统也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爱国主义传统。我相信，今后交大学人一定能够继承和发扬交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并赋予爱国主义时代的内涵，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进一步持续不断地做出更大的贡献。

                    　　邢幼青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