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0年开始，邓子恢先后在淮南津浦路东和淮北抗日根据地领导了大规模的农村经济建设。除了与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同样展开的减租减息以外，邓子恢在这两个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经济建设，比较突出的有五个方面的工作，即发展生产运动，改善农民生活；开展农业互助合作；发展商业和财政金融事业；大力兴修水利；救灾救荒。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邓子恢领导两个抗日根据地600万军民，在这经济建设方面展开了创造性的探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发展生产运动，改善农民生活

1940年春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后，邓子恢提出发展根据地财政经济的总方针是：“一方面破坏敌人以战养战的计划，与敌人的经济侵略及封锁政策作斗争，另一方面要保证抗战资源之供给与抗战中国民经济之发展，以求得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以支持长期抗战”。

这一经济政策总方针的基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破坏敌人计划以制止其经济侵略，保护根据地农村经济的生存与发展，以支持长期抗战。邓子恢制定这一方针之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已经把主要作战方向转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由积极抗战转向消极抗战，并策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而作为处于敌伪心腹之地的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南临日伪统治中心南京，东西两侧分别为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武装与桂系部队所控制。

显而易见，这块刚刚创建的华中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当时的处境极为重要但环境险恶，用邓子恢的话说，是“在敌人背后打下了一个桩子”，因而成为“敌人汉奸及亲日派的眼中钉，而为敌我必争之地”。在这样的特定条件下，邓子恢认为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经济建设必须展开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是开展各项经济建设，求得经济的好转与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利于根据地的巩固，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巩固华中，向东发展”的使命。

1941年6月，邓子恢奉命离开淮南津浦路东，到达淮北根据地。其任务是贯彻华中局的方针，把这一块原先由国民党管理，1940年2月因国民党人放弃而转变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成华中地区巩固的战略支点。

邓子恢把在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领导农村经济与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积累的经验带到淮北，结合淮北的情况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于同年9月主持制定《淮北行署施政纲领》，对发展农业经济作出规定：“增加工农业之生产，实行春耕秋收动员，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举办合作社事业及低利借贷，发展手工业。”这些内容，邓子恢在淮南大多实行过，并且取得了实效。

但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各项建设的展开，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因此，无论是在淮南或是淮北，同样都面临着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严重斗争。邓子恢根据中央苏区时期反对经济“围剿”的经验，在各主要交通关口设立货检处。货检处类似中央苏区的工农检查站，主要任务就是同敌人作经济斗争，主要的工作是禁止粮食和军用品的原料出口；对敌占区进口物资，准许根据地所必需的布匹、药品及生活必需品入境，并免于征税；对奢侈品及部分手工业产品则分别情况征收不同的税额，以限制进口与保护内地手工业的发展，同时打击走私活动，保障农村经济。

这一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邓子恢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由于建立了严密的货物检查网，“使我们在经济斗争上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如果说在过去顽固派政权统治时代，是大批粮食出口与军用品原料源源资敌，甚至武装走私，以至造成去年春间之粮食恐慌，老百姓大批吃芝麻饼吃草，那么今年就大不一样”。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小麦、萝卜、大米的价格，与敌占区的南京、芜湖和国统区重庆、昆明作比较，抗日根据地的物价要便宜许多，农民得到了最大利益。

邓子恢领导抗日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力，就是改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在淮南时期，他认为由于津浦路东根据地所处的环境是敌占城市我占农村，“而路东乡村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因此我们要能长期坚持路东敌后抗战，做到以乡村包围城市，而最后战胜敌人，就必须增加农业生产，做到自给自足”。到了淮北以后，他仍然坚持了这一思想。1943年6月，邓子恢在淮北高级干部会上鲜明地提出了他的主张：

在今天已经实行过减租减息的根据地，群众生活的改善与财力物力的增长就在于生产之增加与改进，只有生产之增进才能更进一步改善民生，同时也才能增强抗战资源。因此，生产运动就成为一切工作的基础。一切工作，只有从生产运动出发，与改善群众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认为是为自己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积极参加，而完成其任务。

邓子恢认为，在经过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杂税之后，农民的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但这只是以党的政策在外部提供农业经济发展与生产力解放的客观条件，更进一步的工作是要调动农民积极性，使他们从主观上努力开展农业生产的各种活动，帮助农民有计划地耕作。邓子恢认为，在各项农事活动中，“种菜、养猪、垦荒种粮是生产中心，各部门应集中力量经营，并研究改进生产方法（如选种、施肥、改进播种方法等），提高生产效率，以推动当地群众生产力之提高”。

邓子恢还认为，由于旧的传统观念，农业劳动者往往受到歧视，因此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以激励其劳动热忱，显得尤为重要。他和他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提出了“劳动神圣”的口号，号召全体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都来参加生产运动，反对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并且号召军队指战员和全体行政人员到农村去，帮助老百姓秋收、耕种，由此来提高农村生产力，增加抗战资源。经过多方面的发动和组织，根据地农民劳动热情高涨，不仅耕种好原有土地，并且响应民主政府号召大力开垦荒山荒地，挖塘筑坝，扩大生产面积，改进农业生产。

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以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为例，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仅一年时间，农民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单就食粮来说，去年这个时候路东民众已经是十家中八家没有饭吃，而今年却是十家中八九家吃饭无忧了；就衣服来说，据确实调查，中心区的民众到去年冬有三分之二做了新棉衣，三分之一做了新棉被，许多农民买了耕牛，许多农民身边有着几百元以至成千元现款，在敌占区与顽固派统治区是生意萧条商场冷落，那么我们这里却是工商业日见发达。”

邓子恢在谈到根据地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情况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如今年能好好动员民众努力春耕，积极生产，则农业生产力之提高与社会经济之日益富裕，民众生活更加改善，是可以想得到的，这就使我们将储蓄着更雄伟的力量，好去战胜敌人。”

二、开展农业互助合作

开展农业互助合作，是邓子恢在中央苏区时期提出并认真实行，取得很好成效的一项工作。他从苏区农业合作运动的实践中看到中国农民翻身解放的希望，找到中国农村发展的光明之路。1940年，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初创时期邓子恢就提出，“发展合作运动，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为了打破敌人封锁与内部农工业品产销之调剂，流散资金之利用，民众买卖之便利，并与商业资本之垄断居奇作斗争，发展合作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在邓子恢主持下，抗日民主政府发布了关于实行农村合作的训令和《合作社组织大纲》，指令各地政府大力号召并协助合作社的建立。事实证明，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的合作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合作社社员不仅买了便宜货，而且分了很多红利，现在各地正在发展中。但以后合作社应逐渐扩大营业，不但开商店，而且应该办工厂，办借贷所，开抗日饭，并大量扩大股金，入股者不必限制，以便集中流散资金，大大发展合作事业。”由此可以看到，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的合作事业已经初见成效，展示了淮南根据地农业合作事业的美好前景。

不久以后，邓子恢把他对农村合作事业的理想与追求带到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并在实践中付之于行动。从目前所见史料可知，淮北根据地在1940年到1942年底以前是生产建设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群众尚在发动时期，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尚不彻底”，农民生产热情也还未能提高。1943年，淮北根据地已经获得巩固，农业生产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削弱了封建剥削和封建势力，大多数农民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积累了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提高了生产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邓子恢与淮北区党委、淮北行署把互助合作提上了工作日程。据当时担任淮北行署主任的刘瑞龙回忆：在邓子恢的领导下，“我们还组织互助组、合作社，鼓励农民制订兴家计划，组织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开展生产竞赛，使淮北出现了战争环境下的生产热潮”。

刘瑞龙在这里所说的“兴家计划”和“组织劳动互助”，是淮北根据地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从农民个体和合作生产两个方面帮助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大举措。这方面的工作，陕甘宁边区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早在1942年就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而淮北面临敌伪顽夹击和封锁的严重局面，这项工作比陕甘宁边区至少推迟一年。淮北的工作吸取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但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出了新的业绩。所谓“兴家计划”，是由抗日民主政府帮助农民制订发家致富的计划，指导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这项工作得到农民普遍欢迎，发展很快。据1944年10月淮北根据地8个县统计，订立“兴家计划”的农民已达70053户，占总农户数的五分之一。

劳动互助着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劳动互助组织，二是建立调节粮食、商品经济的合作社。前一种组织类似中央苏区时期普遍实行的劳动合作社或耕田队，后一种就相当于邓子恢当年参与创建的粮食合作社和其他各种消费合作社。1942年1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发展农业》的长篇论文，大力赞扬这样的劳动互助组织，并号召大力推广。

邓子恢领导下的淮北根据地从1943年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同年6月，邓子恢在淮北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对劳动互助和合作社工作作出部署。他认为，在夏收大忙季节，尤其需要注意组织与调剂劳动力问题，可以采取“劳动互助、换工、集体劳动等办法，以提高劳动热情与效率”；对于合作经济，特别要采取有效办法调剂粮价，防止谷贱伤农，“各地应组织粮食合作社，政府应成立粮食调剂机关，必要时以部分粮食有计划出口，以资调剂”。显然，邓子恢的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及其方针政策，基本上源于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创造。

由于邓子恢的大力号召与提倡，淮北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把农业互助合作列为一项中心工作，当年就取得了初步成效。就合作社而言，首先着力于创建一批以调剂粮食为主的合作社。至1943年冬，据淮北根据地5个县的统计，其中145个合作社有社员42243人，入社股金3059183元。

与时同时，劳动互助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淮北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认为，“我们要把个体散漫农民卷入有组织的生产，就需要‘个体经济农民与共同互助劳动’相结合，使农民在劳动互助组织中解决生产的困难，来增加生产摆脱饥饿的挣扎线，忽视农民的生产组织工作，要想提高生产是不可能的”。这项工作深受农民欢迎，很快在全边区开展起来，可谓突飞猛进。下面一组截至1944年10月的统计数字，足以说明淮北劳动互助合作的成效：“劳动互助，在直属四个县（淮宝、盱凤嘉、淮泗、泗宿）不完全的统计，组织了全劳动力40395人，半劳动力6843人，在邳睢铜组织了全劳动力14375人，半劳动力7276人；在淮宝、淮泗、盱凤嘉三个县不完全的统计，组织牛力3011头，驴390头。互助农亩，据盱凤嘉与淮泗二县极不完全的统计，共为28423亩。合作社也在全边区范围内普遍开展，据各县统计（八月份以前），已有社员24万以上，资金在2500万元以上。”

三、发展商业与财政金融事业

在大力推进农业互助合作的同时，邓子恢十分注重农村根据地的商业流通与财政金融。他认为，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经济虽然是农业为主，但不能没有工业、手工业，更不能没有商业，“保护与发展工商业调节金融，这也是我们财政经济政策实施中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繁荣商业与稳定金融流通。邓子恢的具体政策是：“确定营业自由政策，保证工商业者按照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则，去办工厂、开商店、雇工人、做买卖、赚钱”，只要遵守政府法令，政府一律予以保护；奖励和扶植工业、手工业；取消营业税，以利于商业发展；改善工人生活，适当增加工资；调节金融，开办银行。

邓子恢的这些主张，在淮南时期即已提出，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实行。在他的领导下，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政府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税务局、会计局、货检处、粮食局、总金库和经济建设局，负责筹划整个财政经济工作，而且“收到了伟大的成果”。可惜的是，计划中的许多工作尚未展开，例如创办银行，邓子恢就离开了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

邓子恢到达淮北根据地之后，继续推行与实践他的主张。到达淮北主持工作不久，邓子恢指导淮北抗日政府发布的《淮北行署施政纲领》明文规定：“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奖励盐运，奖励各种抗战必需品之进口，取缔奸商居奇垄断，禁止操纵物价，欢迎各地实业家来边区投资，取缔伪币，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保证金融之流通”。

邓子恢的这些经济思想，是他一再强调的建立新民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改革与创新的典范。特别是在财政与金融事业方面，他根据中央苏区时期积累起来的经验，白手起家，从1942年开始，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建立了淮北根据地财政金融事业的基础。

淮北行署在邓子恢领导下，首先建立了较为规范的财政制度，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实行统筹统支，建立正规的收支制度。各种税收按比例上缴给省和留作县用，以保证边区各行政机关与部队开支；实行统一的预算制度，颁布会计程序、预决算编造办法，确定会计科目、账目格式、各种经费预算标准；建立审计制度，以监督财政之收支；建立金库制度，边区建立总金库，各县设分库，规定“一切收入归金库”，未经审批程序核准不得动用。（二）整理与规范财政收入。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货检税，所以强化了税收管理，打击走私与偷漏税。依照根据地需求情况对各种商品规定不同的税率，如生活必需品的税率不超过3%，一般日用品税率为5%~8%，非必需品如香烟、化妆品等为12%~15%，   禁止出入口的商品为20%~30%。

经过规范的整理以后，税收大幅增收，但并未增加人民负担。对农民征收的田赋，税率很低，按土地收获量划分为若干等级，年平均征税为2%左右，以保障民生之必需和减轻农民负担。正如刘瑞龙所说，“民众负担有一定限度，过分则不仅民不聊生，政府也要垮台。无穷尽的负担，政府决不会出此下策，人民也出不起”。

金融斗争是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敌伪展开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邓子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与智慧，保护了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南京汪伪政权为了打击抗日根据地经济，从1942年3月开始，规定以其发行的伪币为本位币，对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内外普遍流通的国民政府的法币实施贬价和排斥政策。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紧邻敌伪占领区，所受冲击首当其冲，法币急剧贬值，至8月，一元法币只值战前三分三厘，金融斗争可谓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稍不留心，根据地经济将全面崩溃，危及根据地军民的生存。

邓子恢和其他领导人深感事关重大，于同年5月间召开会议，商讨应对之策，决定与敌伪展开有组织的斗争，击破其破坏阴谋。他们作出一个重大决策，成立淮北地方银号，即淮北银行，由邓子恢、彭雪枫、刘瑞龙、刘子久、刘玉柱、雷明、陈醒、资凤、谢胜坤等9人组成董事会，以刘瑞龙为董事长。

淮北银号一经成立，立刻印制发行自己的货币，即在边区流通的边币，以边币为根据地的本位币，一面收兑法币，一面通令禁止伪币的输入与流通，以维护民众利益，捍卫边区经济。这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在邓子恢领导下最终取得胜利，保证了淮北经济的发展。当时担任淮北银号总经理的陈醒回忆说：“据1944年统计，淮北银号共发行边币4000多万元，发放各种贷款总额为1000多万元，这对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起到很大作用。由于淮北边区生产发展，经济工作搞得较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那几年， 我们每年都要给延安根据地送去一批银元，支援党中央。”

四、兴修水利

兴修水利是邓子恢发展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又一项重大举措。抗战时期邓子恢最早提出必须注重水利建设是在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建立初期。众所周知，苏皖边区的江淮、黄淮地区历来是中国水旱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自然灾害成为苏皖边区农业发展的严重障碍。究其原因，邓子恢认为：“过去由于农民贫苦，无力耕种，而富户又只注意收重租放高利，不注意改良土地，整修水利，以致水塘干涸，坝堤崩坏，因而形成水旱天灾，荒田增多，生产减少， 这是中国土地问题的大危机。”

邓子恢到达淮北根据地以后，了解到地处黄淮地区的淮北洪涝灾害更为严重，十年九涝。特别是每到夏季汛期，黄河、淮河及大小支流堤坝溃决，万顷良田顿成泽国，万千灾民或是葬身浊流，或是流离失所。作为淮北根据地最高首长的邓子恢，明知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人财两亏，如若根本治利淮河水患，力所不能及，然而他决心作出最大努力，以保障淮北300万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与生产的发展。

为此，他一到淮北，即把兴修水利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要工作写进了《淮北行署施政纲领》，随后成立了各级水利委员会，专门领导这项工作。从1942年春季开始，淮北根据地发动边区人民全力投入治淮工程，以后每年春季都把兴修水利作为最主要的工作。以当时的人力和财力，不可能对淮河进行全线疏浚。淮北区党委和抗日民主政府从实际出发，动用一切力量疏浚内地上百条支流及大小河道。仅1942年，修筑水坝或开挖的河道有安河、潼河、山阳沟、勺驼沟、乾宁河、古老圩河、志河、出水河、外圩河、张玉河等。其中以安河修浚工程为最大，两个月时间内每天出动4000人，合计12万个工，全长30里，直接受益地区600平方里，约共3240块地。

到了1943年，水利建设的工程量更加扩大，成为当年淮北根据地农村建设最大的一项工程。在边区8个基本县的春季水利建设中，投入167.22万个工，共开挖大小河沟105条，筑堤6条计25.3万余丈。同时又开挖蓄水塘786个。由于这些工程的兴修，扩大的耕地面积大约等于2个淮泗县，可能增加的收获量大约等于泗南全县收获量的三分之一。

1944年，淮北水利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据邓子恢在同年12月的总结，水利工程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其中较大的项目有淮河大堤、双沟大堤、淮宝人字头工程等，仅当年春季全边区水利工程共计修筑大小堤坝沟河414条，长4226.5里，受益地亩37892顷，出动工伕人数12.3万余人，修筑大小水闸3座。在抗战时期极其困难的局势下，一年之内完成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实属奇迹。邓子恢也为之感叹：“其工程之大，可想而知”。

淮北水利建设之所以年年有所发展，自有一套成功的经验。据当时担任淮北行署建设处处长刘宠光总结的主要经验，首先是“要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与周详的计划”；其次是掌握好政策，处理好上下游的纠纷，站在全局的观点但又要照顾局部利益，区别处理好直接受益与间接受益者的关系；再次是组织领导方面，坚持在党为核心领导之下，以工农基本群众为主力军，同时团结发挥地主绅士的力量，成立水利工程委员会的机构也采取“三三制”的方式，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后一点十分重要的经验是必须抓紧时机不放松，赶在旧历年前作好准备并作出计划，正月初五以后开工，“这时农民中间贫农尚有余粮，到清明节前十日即可完工，不致耽误春耕，可以减少很多困难”。

这些经验，是在那个特定的极为艰苦的反法西斯战争年代邓子恢和他的同事们非常朴素的总结，然而即使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这些经验同样弥足珍贵。

五、救灾救荒，共赴危难

邓子恢在淮北根据地领导开展农村建设的艰苦岁月里，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当农民群众遇到严重灾害和饥荒时节，邓子恢总是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同情心，到第一线去与农民兄弟共赴危难。

1942年春，发生春荒，淮北党政领导机关发动救济运动，向农民发放低利借贷，允许农民延至麦收以后的6月底再还本付息，帮助18095家特困户农民渡过了春荒。同时，大刀阔斧地减轻农民负担，取消民主政权建立前的40多种苛捐杂税，把民众的负担由旧政权时代全部收入的26.6%减为13%。

1943年春，春荒再起。抗日民主政府紧急调拨粮食36万斤，并号召新四军四师全体指战员以及地方政府人员从5月1日到6月20日每天节约粮食2两，帮助农民渡过难关，保证不饿死一个人。少数不法商贩趁机囤积粮食，操纵粮价，致使粮价骤涨。邓子恢对付市场投机活动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的办法就是由政府调拔1.5万石公粮抛向市场，实行平价出售，几天之内就使粮价由每斗195元降至115元；同时，组织禁粮出口，稳定粮食市场；发放各种低利贷款，组织农民自救。

当时，邓子恢不过46岁左右，但是由于严酷岁月的风霜与战争的磨砺，他的身体很是虚弱。1942年11月，以邓子恢为书记的中共淮北区党委成立之时，中共中央在发给淮北区党委的电文中专门有一项指示：“子恢同志身体较弱，尔后可减轻一部日常工作，集中精力注意全区大政方针上的领导，并注意起居饮食之改善。”但当灾害降临时，邓子恢还是以病弱之躯，身先士卒，与人民共度时艰。1942年春淮北大闹春荒，军民严重缺粮，邓子恢全力以赴，领导开展垦荒救灾运动，提倡自力更生。他和区党委的领导干部们带头抗灾，参加生产劳动。时值青黄不接，蝗灾开始蔓延。万千蝗虫如片片乌云，遮天蔽日，肆虐于淮北平原。邓子恢与彭雪枫等淮北最高军政首长号召开展天蝗，亲赴现场与军民一起扑打。

同年秋天，淮水暴涨。邓子恢驻地附近的河流洪水滔滔，汹涌泛滥。他发现，大河当中一个孤岛上的小村庄已被洪水包围，村民们孤立无援，危在倾刻。邓子恢紧急动员部队前往抢救，终于保住了这个小村庄，村民们无一伤亡。

由于1942年冬季日军对淮北根据地发动了连续33天的大“扫荡”，淮北解放区受到很大的摧残，因此，1943年是淮北春荒十分严重的一个年头。新年伊始，邓子恢已经觉察到一场饥荒的降临。作为淮北最高首长，他时时记挂着淮北300万人民的生活，每天冒着寒风，踏着积雪，去看望生活最贫困的村庄和农民，考察党的干部的工作情况。

有一天，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一对老年夫妇饿死在家中而当地的干部竟浑然不知。为此他极为震怒和悲伤。当时担任淮北区党委机关报《拂晓报》记者的杨居人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

邓老对少数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现象十分恼火，在生产救荒的动员会上，他严厉指出：“春荒严重，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有些干部，对群众的生活漠不关心。在盱（眙）、凤（阳）、嘉（山）三县交界的浮山镇，有一对老夫妇断粮断炊饿死了！这个乡的乡长和党支部书记，事先竟然不知道，两天以后发现也没有向县委作报告。我们这里是解放区，是不允许饿死人的。不然，与国民党统治区、日伪统治区还有什么区别！看到老百姓饿死不管，还算什么共产党员？！”邓老当场宣布：区党委决定，开除这个乡长和支部书记的党籍，刊登在《拂晓报》，教育全党。他在会上还沉痛地作了自我批评，说：“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群众受了委屈，我很难过。”邓老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使同志们深受感动。

这就是邓子恢，一个从农村中走出来，在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始终与农民心贴心的邓子恢。他在盱凤嘉县紫阳镇走访当地最困难的灾民、农会副主席阙振东。他看到这位雇工出身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中年汉子，带着两个失去母亲嗷嗷待哺的儿女，宁可吃野菜树叶，也不动用一粒由他保管的1500斤公粮。邓子恢又一次受到了震撼。他对同行的县委书记饶子健说：“你看，粮食是他们种出来，我们吃粮食，他们吃野菜，这公平吗？共产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要是让人民受了委屈，那将是历史的罪人！”

就在这次调查访问之后，邓子恢指示立即调拨一部分粮食无偿发放给断炊的灾民，号召机关、部队、学校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食支援受灾群众，并且立刻发动了一场生产自救运动，领导淮北人民渡过了又一场严重的春荒。

据邓子恢的老部下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每当冬天来临，大地铺上皑皑白雪，他们就会想起当年淮北抗洪救灾和带领他们走家串户关心贫苦农民疾苦的邓子恢。一个领导着300万军民的淮北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四师政委，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脚上穿着一双毛窝鞋，削瘦的脸庞，眼窝深凹但两眼炯炯有神，穿行在淮北广阔的大地上，同那里的农民群众休戚相关，同甘共苦。在人们的心目中，邓子恢似乎并没有远去。

            蒋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