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河南省息县地处淮河上游，历史悠久，素有“天下第一县”“不息之壤”之称，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1920年6月，我就出生在这里。打我记事起，家里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共7口人，房屋10间，田地约40亩，牛驴齐备，全家农耕，算是殷实之家。 1947年2月，张铭在杞吕屯 然而，由于淮河经常泛滥，乡里盗贼猖獗，田野满目苍痍，民众饱经沧桑。1928年至1929年间，于数月之内，我们村庄连遭暴匪3次抢劫，我家财物被洗劫一空。从此，家境日趋贫困。按照当时流传“小乱住城，大乱居乡”的避乱口诀，我们一家人从乡间迁至息县城内租赁房屋，靠贩粮、磨面、卖面等维持生计。此间，我又添了两个妹妹。 我是家里的长子长孙，背负着家族兴盛世家的希望。在乡下时，我曾入读私塾，从“赵钱孙李”“人之初”读到“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待迁至县城家境稍好时，我读完高小，又考上了省立潢川中学。我读书时，极为努力，曾多次得到学校的奖励。特别是考上中学时，年龄已大，深谙世事艰难，谋生不易，若不努力，将愧对亲人的企盼。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并已占领中国的半壁河山。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国家千疮百孔，民族苦难深重。再有家业衰落，生活困难，使我看不到希望，思想上非常苦闷，人生的出路何在？后来，随着共产党组织在我家乡的发展，马克思主义逐步得到传播，我已经能够阅读到一些进步的书籍报刊，并从中得到启迪。特别是学校以及社会上对平型关大捷生动形象的宣传，点燃了我心中希望的亮光。     1938年春，由于战事频仍，潢川中学被迫停课，读书无望，我便考入了息县抗敌干部训练班。进去后,我才得知，这是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合办的培养地方抗日干部的机构，而在训练班里实际负责的都是共产党人，周晓乐(周新武)同志是其中的主要一员。虽然我在干训班学习的时间不长，却有了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坚定了寻求真理、献身革命、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去的决心和信心。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日寇逼近皖西，我的家乡亦濒于沦陷。经周晓乐(周新武)同志动员和介绍，我和另外两名同志一道离开干训班，奔赴确山县竹沟镇。我们3人沿着淮河向西走，一路上晓行夜宿，常常是饿着肚子赶路。走到平汉铁路边上时，又折向北走，然后再向西，越过平汉铁路，到达确山县境。我清楚地记得，1938年7月13日是我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革命根据地竹沟镇的日子。    竹沟镇在河南省确山县西，离县城70里，是一个红色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就诞生在这里。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4支队8团。1938年春，8团开赴抗日前线，在竹沟设有留守处。以后，中共河南省委和彭雪枫同志先后来到这里，为了培训抗日干部，留守处在竹沟办起了教导队，吸收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和地下党员，进行培训。    竹沟镇不算大，街上房屋也比较陈旧，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竹沟人民精气神儿足，抗战气氛很浓厚。满街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庆祝七一，抗战到底”“驱逐日寇，还我河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大幅标语。我们到竹沟不久，就是八一节。八一节过后，我就被安排到教导队二期学习。    我们的教导队住在竹沟镇东门外。二期下设两个中队和一个女生队。学员全部住民房，睡地铺。驻地边上有条小河，小河西面有个操场和一片小树林。每天早晨，我们在操场上跑步锻炼，晚饭后在操场上做游戏。上午和下午都在小树林里上课。一般上午是军事课，下午是政治课。大家席地而坐，静静地听教员讲课，在膝头做笔记。学习生活紧张而有秩序。我们各自穿着自带的便服，每天的伙食费1角5分。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的心情很愉快。    罗炳辉同志从武汉来到竹沟，为教导队的学员们做报告。罗炳辉同志的报告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后来，彭雪枫同志从豫东回来，也给大家作报告。彭雪枫同志是八路军参谋处长，又是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处长。他着装整齐，威武英俊。彭雪枫同志的报告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又善于鼓动。在教导队学习即将结业时，彭雪枫同志又给我们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他说，游击战不仅山区可以进行，平原地区也可以进行。平原地区地势开阔，可以纵横驰骋。敌人在异国作战，其弱点和困难是无法克服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彭雪枫的报告深入浅出，既讲军事，更讲政治，给我们以抗战必胜的鼓舞，也给我们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学习期间，张震同志和其他从延安来的红军干部也多次为我们讲课，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都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    教导队两个多月艰苦而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了，令人难忘。通过学习彭雪枫、张震等首长的讲课，以及学习文件，使我初步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懂得了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纲领、性质、任务等基本知识；懂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以及持久抗日的道理和策略；从而奠定了到敌人后方打游击战的思想基础。9月间，部队为执行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准备挺进豫东。息县县领导和教导队的负责同志因担心我体弱多病，曾征求我的意见，让我回县里工作。我的父亲母亲也以让我回家结婚为由，催我回家，但都被我坚决谢绝了。记得当时我向组织上表态说：不回息县，坚决随队，排除万难，勇敢作战，就是死，也要死在敌后。不料这件事情竟让彭雪枫同志知道了，之后，他还提起此事。这是后话。 

        1938年9月27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在竹沟组建，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谭友林任政治部副主任。29日，游击支队在竹沟东门外的广场上，召开了出征誓师大会，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在成立大会上做了鼓舞人心的动员报告。9月30日，我们支队的两个武装连队及司政后机关共373人，告别竹沟的父老乡亲，迈着坚定的步伐，向豫东敌后进发。其时，日寇气势汹汹地逼近武汉，国民党军队正节节败退，而我们这支为数不多的新四军部队却大踏步地向着敌后挺进。 

       遵照彭雪枫同志的命令，我跟着老团长兰侨乘火车从确山到达漯河，为东征的游击支队打前站。兰侨是一位酷爱学习、关心同志的红军干部，之后他曾任抗大4分校的教育长和副校长。在火车上，兰侨一直在读毛泽东所著《论持久战》，因为用《红楼梦》封皮作伪装，而巧妙地躲过了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检查。兰侨还趁没人的空档儿，把书中的精彩之处讲给我听，更加坚定了我到敌后去参加游击战的信心。10月初，兰侨和我顺利到达西华县，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吴芝圃同志和萧望东同志。11日，由彭雪枫、张震率领的从竹沟出发的游击支队，由萧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和由吴芝圃率领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合编，正式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其时，我在游击支队2大队5中队（即后来的2团2连）担任文书兼俱乐部主任。 

        10月下旬，游击支队向东发展，我们越过泥浆没膝的黄泛区，向鹿邑进发。26日，我们进至淮阳东北约20公里的窦楼村时，由于一地主向驻距窦楼村9公里的戴集之日军告密，我部突然遭到一股日军骑兵的袭击，日军还开了辆汽车。支队首长采取迂回包围、侧后突击战术，迎头消灭日寇。在彭雪枫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的指挥下，令直属队扼守窦村，我们2大队由正面牵制敌人，1、3大队从东西两侧包抄过去。激战两小时，歼敌10余人，日寇林津少尉毙命，缴获其指挥刀,残敌龟缩戴集。窦楼战斗出师告捷，提高了士气，鼓舞了民心，为进入睢杞太地区，发展豫东敌后抗战举行了奠基礼。 

        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参加战斗。战斗刚打响时，我心里有些紧张，但投入战斗后，在老同志英勇作战的影响下，我的胆子逐渐大起来，越战越强，直到取得胜利。战斗结束后，我们还将林津的军帽以及枪支弹药等战利品向当地群众展览，共庆胜利，鼓舞人心。30日，支队进入鹿邑县城，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我带领连队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把抗战进行到底！”等口号。11月下旬，部队曾一度进入睢杞太地区。1939年3月，支队驻萧县时，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还有一件事值得特别一提，我见到了刘少奇同志。1939年初，党中央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派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初驻确山县竹沟镇，后至皖东，以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华中敌后斗争。少奇同志11月初抵达游击支队驻地——安徽涡阳新兴集。当时，少奇同志化名“胡服”，有的同志误听为“伙夫”，后经领导指点，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少奇同志听取了彭雪枫、吴芝圃等同志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后，随后又给排以上干部讲话，传达了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这是一次关于全局发展方针和政策的重要的报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少奇同志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可行性的精辟阐述。他指出，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把敌后变成前线，还可以起到支援和鼓励全民族进行抗日斗争的作用，同时具有推动全国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积极意义。根据地不仅在山区可以建立，在平原地区也可以建立。少奇同志说，华中敌后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把群众工作作为中心环节，必须抓紧抓好。后来华中对敌斗争形势的蓬勃发展充分证明了党中央的指示和少奇同志见解的正确性。可惜当年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了解得非常肤浅。 

        也就在这次报告会后，彭雪枫司令员认出了我，他鼓励我说：你就是那个死也要死在敌后的张铭同志呀。好样的，好好干啊！ 

        1940年1、2月间，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下辖3个主力团（1、2、3团）及4个总队，共1.7万余人，纵横驰骋在豫皖苏广大抗日根据地内外。我们游击支队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黄金时期。                              

             4师分会 张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