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我的父亲王其梅经党组织营救从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出狱后，由中共北方局派到河南西华县工作，与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县委书记王子英接上关系后，即到“三岗”担任普理学校的教员（校长是县委书记王子英），当时父亲的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西安事变”发生后，根据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形势，父亲积极协助校长王子英组织全校师生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掀起了西华县抗日救亡的高潮。1937年4月，父亲又兼任了豫东特委交通站站长，该站是党的秘密组织，全面负责上级派往豫东和华中的干部接待、审查和中转工作。七七事变后，父亲接任中共西华县委书记、普理学校校长职务，全面主持西华县党内的工作。这期间，我的祖父母打听到他们的儿子在河南乡村教书，不远千里到西华劝儿子回湖南老家。祖父对父亲说：“你作为长子，应回家替我撑立门户。只要你回故乡，我死可瞑目了。”父亲坚持在西华为党工作的决心是坚定的，就对祖父母说：“这里有我所教的学生，他们对我也有了感情，再说现在全国都在抗日，我就是不直接去前线，也不能越走离前线越远啊。”结果，祖父母在西华住了数日，抱憾而归。这也是父亲一生中最后一次和祖父母相见。

1937年底，父亲根据豫东特委的安排，在普理学校所在地陵头岗举办了有300多人参加的第2期抗日干部训练班，并亲自担任教官和队长。父亲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在训练班学员中先后发展党员21名。这期抗日干部训练班的举办，不仅为西华、扶沟、淮阳等县培养了—批抗日骨干力量，也为不久后豫东地区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38年5月，西华县委根据上级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建立了一支3000人的抗日武装——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团（后改为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父亲任自卫军的政治部主任。7月下旬，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和父亲率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东渡新黄河，到睢杞太寻机与日寇作战。28日在睢县河堤岭的马路口伏击日军，父亲和沈东平一起指挥西华部队与敌展开激战，给了敌人重大杀伤。遭打击后的日军很快就组织日伪军增援，进行疯狂的反攻，父亲率部突围，特委书记沈东平不幸牺牲。8月初，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的身份首先到达西华，7日前后，拜访了西华县长楚博、扶沟县长魏凤楼，部署了西华、扶沟两县以及豫东特委的工作。在西华县城，彭雪枫受到楚博带领县府职员和抗训班师生的热烈欢迎。这期间，彭雪枫多次同楚博、同父亲亲切交谈，了解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东征的情况和全县的抗日工作，同时由楚博县长或父亲陪同到抗训班视察、讲课。彭雪枫还几次单独同父亲谈话，让父亲介绍党在西华县工作开展及豫东特委、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的一些情况，并对党的工作征求了父亲意见。因为此时的父亲身兼三职:中共西华县委书记、豫东特委组织部长，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政治部主任。

1938年9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张震的率领下誓师东征，10月8日到达西华县的杜岗，为杜岗会师做准备。据父亲说，“杜岗会师”之所以选在西华的杜岗，是因为当时西华被称为“白色包围中的小苏区”。

这个“小苏区”，是自1935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沈东平等人到西华并于次年建立中共豫东特委以后发展起来的。西华的抗日救亡活动以西华三岗（陵头岗、都城岗、苗陵岗）为中心。1937年秋中共特别党员楚博就任该县县长后，中共豫东特委、西华县委遵照中共中央河南省委关于豫东沦陷后建立和发展抗日游击武装的指示，1938年4月下旬，豫东特委召开了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朱理治派栗在山到会传达了省委指示：豫东沦陷后，发展抗日武装，准备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会议作出两个决定：一是改造旧政权，二是迅速建立西华人民抗日武装。这样，西华县各级政权实质上已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民主政权。5月，组建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正如彭雪枫司令员所说，西华全县已“有枪弹齐全并配有机枪、迫击炮，在党领导下的武装3000人，全县民众均已分别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老少指导团、妇女姊妹团等。坚壁清野很好，各种工作亦略具边区规模”。这支抗日武装，又“大部如八路军规模，抗大干部亦多，近东游北上活动于杞、太地域，配合我方行动，并可公开在我们指挥之下”。这就给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杜岗的会师与整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社会环境。杜岗坐落在新黄河西岸，与对岸日军一水之隔，新四军游击支队各部在此集结、休整后，它就必将成为游击支队渡河东进敌后最为便捷和最为理想的前沿阵地。

吴芝圃率领3支队已较萧大队先期抵达杜岗。彭司令员分别同3支队的司令员吴芝圃、西华县长楚博、时任西华特委书记周季方和西华县委书记王其梅分别交换了意见，认为中共河南省委原已决定召开的豫东特委扩大会议的时机已成熟。由于1938年6月黄河的改道，使抗战初期的河南同时存在着两个中共豫东特委，一个在西华，一个在睢杞太。尽管这两个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抗日问题上时有配合相互支援，但在组织上却一直没有统一。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东征抗日，使豫东特委组织上的统一成为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游击支队各部在杜岗的会师和整编，也为其组织上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吴芝圃是睢杞太的豫东特委书记，彭雪枫一见到吴芝圃，便根据省委的部署同他一道商量和准备豫东特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父亲参加了10月10日召开的以检讨“过去工作”和定出“今后工作方针”为目的而举行的中共豫东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在西华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部驻地杨普寺县立小学内举行。彭雪枫司令员主持会议，吴芝圃（三支队司令员）、周季方（豫东特委书记）、王其梅（豫东特委组织部长、西华县委书记）、刘作孚（豫东特委统战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郑平、刘道安、王学武、路岩岭、胡晓初、屈申亭等17人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彭雪枫司令员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决定，宣布了豫东军政委员会成员名单。委员会由彭雪枫、吴芝圃、萧望东、谭友林、张震、方中铎、周季方（即邹竖)、岳夏、王其梅、刘作孚等10人组成，以彭司令员为主席，同时宣布以彭雪枫、吴芝圃、萧望东组成3人团，以便应付紧急情况。此次所宣布的名单，彭司令员已将此情况于9月27日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紧接着，会议听取了周季方所作《特委工作报告》，父亲所作《西华方面工作报告》，吴芝圃所作《睢杞军队工作报告》，刘作孚所作《豫东统战工作报告》。在这里不能不说说刘作孚伯伯，刘伯伯是父亲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1935年，他们在北平民国学院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3月，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刘伯伯是在示威游行被捕的；父亲是在5日的下午，同北平地下党组织成员姚依林预约到父亲住处开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当即大声叫喊抓错人了，实为已走到大门口的姚依林报信。姚见状后只探了下头说找某某门牌号错了，转身走掉，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抓捕。父亲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并关进陆军监狱。因父亲属政治犯，面临被判死刑，但父亲拒绝了登报反共悔过自首，和薄一波等同志一道坚持对敌斗争。后来，党中央考虑日寇入关，监狱里的同志会面临随时遇害的危险，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批准包括父亲在内的61人“自首”出狱。父亲出狱后，被党派到西华县工作，协助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西华县委书记王子英积极开展党内工作。作孚伯伯也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出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他到东北军学兵队工作，经历了西安事变，1937年3月，他随东北军调到安徽蚌埠，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卢沟桥事变”后，由父亲介绍，刘伯伯转到西华工作，担任豫东特委统战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两人又生活、战斗在一起了。不幸的是在1946年9月15日晚，刘作孚伯伯乘船渡洪泽湖时，遭国民党军包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激战数小时后，他英勇牺牲。

在报告会上，彭雪枫司令员传达了党中央、长江局、河南省委关于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分析了平原游击战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但平原游击只要坚持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坚持《论持久战》的基本理论，平原游击战是大有作为的，是能战胜一切敌人的。彭司令员又提出根据“省委决定：西华抗日自卫军除萧望东先遣大队中的西华战士编入东征队伍外，大部分留在西华，坚守这块根据地。我们还将安排留下一批军政干部坚持地方工作，以加强西华抗日自卫军的领导。如果我们东征部队能立稳脚跟，建立了稳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时会通知西华抗日自卫军与我们会合，共同打击敌人。” 会上，彭司令员着重表扬了楚博县长和父亲，他说：“楚博和王其梅等率领西华军民，在黄水泛滥、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很好地解决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千余人的吃住问题，并动员了一些青年参军。我们非常感谢这种‘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对子弟兵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一定不辜负这种关怀，一定用战斗和工作的胜利，来回答这种关怀。”

最后，司令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说“同志们，自开封失陷后，豫东党为中央和省委工作方针及工作指示而艰苦斗争，创造了相当强大的武装（西华为党所把握之武装约人枪1500，睢杞有把握的人枪1200，工作较差的人枪1700，魏凤楼处人枪1200)，发动并组织了两个半县的民众，开展了二、七两区的统战工作。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严重弱点。如关于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组织生活极不健全，上层领袖很少开会、发展组织，很少注意到工农及士兵成分，组织异常松懈，党的秘密甚不注意，思想斗争亦未开展。关于军队工作，政治工作极端薄弱，有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倾向，部分部队仍表现着军政工作人员对立，政工人员威信未能在工作上及发展上建立起来，游击战术素养极差，仍保存着正规军作战的传统，小集团部落观念浓厚。但是，这一些弱点已在逐渐克服中，在党把握之下进步颇速。”

    “整编后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鬼子和汉奸队伍。尽管我们的队伍人数少，装备差，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纵横驰骋，与敌人周旋，采用夜袭、伏击等手段，积小胜为大胜，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把敌人埋藏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会议一致通过了由彭雪枫司令员提出的今后工作方针：

（一）关于党的工作：发展组织，改善领导方式，健全会议生活。

（二）关于地方部队整理问题：建立坚强党的领导核心，，于短期内发展党员数量达到部队数量1/3的比例；加强政治工作，在组织及工作上，提高政治人员的威信，严整纪律，建立青年组织；加强军事教育，即统一编制，减少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淘汰流痞队。从党内斗争、政治工作，从组织上打破小团体主义。

（三）关于开展豫东及邻近省区游击运动问题：巩固和扩大中心基干武装，向着冀察晋边区方向前进；建立党的秘密基础，即充实扩大民众组织。

（四）关于统战工作问题：对二、七两区专员及各县区政府已具体布置，对士绅及实力派联络，对伪军及维持会工作布置。

    会议决定，对特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新的特委由吴芝圃任特委书记，吴不在时由父亲王其梅代理。王其梅、周季方、郑平、刘道安、刘作孚、路岩岭、王学武、胡晓初、屈守义等组成委员会。

    10月11日，彭司令员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并中共河南省委，报告豫东特委扩大会议情况及特委今后工作方针。至此，父亲的工作更忙了，担子也更重了。父亲是地方党组织的书记，又是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的政治部主任，既要动员、发动群众支持新四军，又要做好自卫军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次父亲陪同彭司令员对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进行视察时，彭司令员称赞部队素质不错，接着话题一转对父亲说，想从1支队胡晓初那儿调些连队编入新四军。父亲根据彭司令员的这一想法，经过认真考虑，做通了自卫军副司令、第3支队司令侯香山的思想工作，侯爽快地答应了，并说“西华自卫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属省委军事部领导，既然彭司令员提出要人，我们就应该坚决应允并支持”。这样，在父亲的积极努力下，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第2支队的一个加强连约140人编入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在编入时，战士一律换成钢枪，每人还配备了120发子弹。父亲在杜岗会师期间，忙前忙后，夜以继日的开展工作。等新四军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西华军民赠送粮食3万多斤，现金2万多元（钢洋），棉军衣、军鞋一批，从各方面大力支援了新四军深入敌后抗战。

    父亲12日参加了在杜岗村东南角打麦场上举行的杜岗会师庆祝大会，22日又参加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西华县城隆重召开的东征誓师大会。新四军游击支队就要东征了，父亲同楚博县长一道积极组织动员船工，为游击支队渡过新黄河做准备。24日一大早，父亲便早早赶到聂堆渡口，动员群众，检查船只，为即将出征的游击支队的战士壮行。等新四军游击支队开赴敌后时，父亲又回归到日常的正常工作中，但他没有忘记彭司令员在一次给他谈话所说的“游击队渡河东征后，你这个代理特委书记的担子不轻呵，既要做好党的工作，又要同楚县长合作好，为巩固和发展西华抗日根据地继续努力工作。有你们作坚实后盾，我们东征部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豫东特委书记吴芝圃随游击支队东征，由父亲这个特委代理书记主持豫东特委工作。

这个时期,父亲经常率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打击日伪军。1939年正月的“夜袭双楼寨”，就是父亲亲自指挥的一场战斗。

    汉奸司令张亮宏趁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到西华陈寨集训休整的机会，带着日伪军近百人，进驻双楼寨。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淮阳抗日游击队司令薛朴若的母亲也被关押在这里。群众编了一个顺口溜：“张老亮、张亮宏，投靠日本罪无穷，他是鬼子的老丈人，专门欺压老百姓。”

日伪军的罪行激起了淮阳抗日游击队战士的复仇怒火，个个磨拳擦掌，纷纷要求尽快出兵消灭这股敌人，救出老百姓。游击队刚刚成立，百十人的队伍，武器又差，难以打下寨子消灭敌人。游击队司令员薛朴若向豫东特委代理书记王其梅求助，豫东特委经研究一致认为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好机会。于是父亲便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同抗日游击队会合，经与薛朴若、韩继文研究后，决定夜袭双楼寨。

    正月初九的深夜，天下着毛毛细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在父亲、薛朴若、韩继文同志的带领下，从驻地西华县陈寨出发，趁天黑进入淮阳县境。越过十里坡，连续4个小时的急行军，到了潘庄村。队伍兵分四路向双楼寨进发。按照作战部署，一队由周金党带领百余人，到双楼东寨门外进行埋伏，围剿突围之敌，阻击淮阳城内的援敌；二队由张先成带领百余人攻打西门；三队由父亲、薛朴若司令员率领50多人从北面拿下岗哨翻越寨墙进寨；四队由华菊芳带领30多人在薛孟村南地伏击，并为攻寨作掩护。

    狡猾的敌人为防我军偷袭，也作了精心布置。一是严把寨门，只让进不准出，封锁消息；二是用油绳作灯，20步一盏，形成环城灯网，寨墙上火红通亮；三是东西门楼上添人加岗，严加防范。

    我游击队从北面攻寨，云梯靠近了寨墙，父亲亲自指挥，薛司令员身先士卒，一手掂着手枪，腰间又别两个手榴弹，带着孟庆海几名战士抢先爬上了云梯。当爬到一丈多高的地方，“扑通”一声，淋湿的土墙掉下一批泥土。放哨的伪军听到声音，连续问“谁！谁！”爬墙的游击战士屏住呼吸，只有唰唰的雨点声在夜空中作响。

哨兵一看没有动静，又摇摇晃晃地往南去了。这时薛朴若等游击战士以飞快的速度跃上寨墙，枪口对准了哨兵的脑瓜，命令道：“不许动，要不，打死你！”伪军吓得连忙说：“饶命！饶命！我是才干的！我是才干的！”薛朴若说：“不要怕，带我们去岗楼，有人问，就说查岗的。”敌哨兵点头说：“好，好，好。”此时，父亲也带领游击队战士翻过寨墙，同薛朴若一起扑向岗楼，顺利活捉了在西岗楼值班的伪军13人。紧接着西门被打开，游击队员潮水一样涌进了寨里。顿时寨内杀声、枪声响成一片，敌人乱作一团，四处逃窜。

大汉奸张亮宏听到枪声如梦初醒，像老鼠一样钻进了红薯窖中。因淮阳日军增援，游击队没来得及仔细搜查，张亮宏才保住了狗命，伪军参谋张行建摔断了大腿。这次战斗，不仅救出了被抓去的群众，还毙敌10余人，俘虏伪军13人，缴获长短枪数十支。

杜岗会师距今已77个年头，恰逢今年又是抗战胜利70周年，此文记录了父亲王其梅在杜岗会师之时为革命、为人民所作的点滴贡献，同时也献给为抗战、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在此也要感谢河南省周口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齐廷才同志，他为此文提供了一些宝贵资料。

        4师分会：

1936年11月，我的父亲王其梅经党组织营救从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出狱后，由中共北方局派到河南西华县工作，与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县委书记王子英接上关系后，即到“三岗”担任普理学校的教员（校长是县委书记王子英），当时父亲的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西安事变”发生后，根据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形势，父亲积极协助校长王子英组织全校师生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掀起了西华县抗日救亡的高潮。1937年4月，父亲又兼任了豫东特委交通站站长，该站是党的秘密组织，全面负责上级派往豫东和华中的干部接待、审查和中转工作。七七事变后，父亲接任中共西华县委书记、普理学校校长职务，全面主持西华县党内的工作。这期间，我的祖父母打听到他们的儿子在河南乡村教书，不远千里到西华劝儿子回湖南老家。祖父对父亲说：“你作为长子，应回家替我撑立门户。只要你回故乡，我死可瞑目了。”父亲坚持在西华为党工作的决心是坚定的，就对祖父母说：“这里有我所教的学生，他们对我也有了感情，再说现在全国都在抗日，我就是不直接去前线，也不能越走离前线越远啊。”结果，祖父母在西华住了数日，抱憾而归。这也是父亲一生中最后一次和祖父母相见。

1937年底，父亲根据豫东特委的安排，在普理学校所在地陵头岗举办了有300多人参加的第2期抗日干部训练班，并亲自担任教官和队长。父亲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在训练班学员中先后发展党员21名。这期抗日干部训练班的举办，不仅为西华、扶沟、淮阳等县培养了—批抗日骨干力量，也为不久后豫东地区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38年5月，西华县委根据上级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建立了一支3000人的抗日武装——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团（后改为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父亲任自卫军的政治部主任。7月下旬，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和父亲率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东渡新黄河，到睢杞太寻机与日寇作战。28日在睢县河堤岭的马路口伏击日军，父亲和沈东平一起指挥西华部队与敌展开激战，给了敌人重大杀伤。遭打击后的日军很快就组织日伪军增援，进行疯狂的反攻，父亲率部突围，特委书记沈东平不幸牺牲。8月初，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的身份首先到达西华，7日前后，拜访了西华县长楚博、扶沟县长魏凤楼，部署了西华、扶沟两县以及豫东特委的工作。在西华县城，彭雪枫受到楚博带领县府职员和抗训班师生的热烈欢迎。这期间，彭雪枫多次同楚博、同父亲亲切交谈，了解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东征的情况和全县的抗日工作，同时由楚博县长或父亲陪同到抗训班视察、讲课。彭雪枫还几次单独同父亲谈话，让父亲介绍党在西华县工作开展及豫东特委、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的一些情况，并对党的工作征求了父亲意见。因为此时的父亲身兼三职:中共西华县委书记、豫东特委组织部长，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政治部主任。

1938年9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张震的率领下誓师东征，10月8日到达西华县的杜岗，为杜岗会师做准备。据父亲说，“杜岗会师”之所以选在西华的杜岗，是因为当时西华被称为“白色包围中的小苏区”。

这个“小苏区”，是自1935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沈东平等人到西华并于次年建立中共豫东特委以后发展起来的。西华的抗日救亡活动以西华三岗（陵头岗、都城岗、苗陵岗）为中心。1937年秋中共特别党员楚博就任该县县长后，中共豫东特委、西华县委遵照中共中央河南省委关于豫东沦陷后建立和发展抗日游击武装的指示，1938年4月下旬，豫东特委召开了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朱理治派栗在山到会传达了省委指示：豫东沦陷后，发展抗日武装，准备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会议作出两个决定：一是改造旧政权，二是迅速建立西华人民抗日武装。这样，西华县各级政权实质上已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民主政权。5月，组建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正如彭雪枫司令员所说，西华全县已“有枪弹齐全并配有机枪、迫击炮，在党领导下的武装3000人，全县民众均已分别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老少指导团、妇女姊妹团等。坚壁清野很好，各种工作亦略具边区规模”。这支抗日武装，又“大部如八路军规模，抗大干部亦多，近东游北上活动于杞、太地域，配合我方行动，并可公开在我们指挥之下”。这就给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杜岗的会师与整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社会环境。杜岗坐落在新黄河西岸，与对岸日军一水之隔，新四军游击支队各部在此集结、休整后，它就必将成为游击支队渡河东进敌后最为便捷和最为理想的前沿阵地。

吴芝圃率领3支队已较萧大队先期抵达杜岗。彭司令员分别同3支队的司令员吴芝圃、西华县长楚博、时任西华特委书记周季方和西华县委书记王其梅分别交换了意见，认为中共河南省委原已决定召开的豫东特委扩大会议的时机已成熟。由于1938年6月黄河的改道，使抗战初期的河南同时存在着两个中共豫东特委，一个在西华，一个在睢杞太。尽管这两个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抗日问题上时有配合相互支援，但在组织上却一直没有统一。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东征抗日，使豫东特委组织上的统一成为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游击支队各部在杜岗的会师和整编，也为其组织上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吴芝圃是睢杞太的豫东特委书记，彭雪枫一见到吴芝圃，便根据省委的部署同他一道商量和准备豫东特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父亲参加了10月10日召开的以检讨“过去工作”和定出“今后工作方针”为目的而举行的中共豫东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在西华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部驻地杨普寺县立小学内举行。彭雪枫司令员主持会议，吴芝圃（三支队司令员）、周季方（豫东特委书记）、王其梅（豫东特委组织部长、西华县委书记）、刘作孚（豫东特委统战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郑平、刘道安、王学武、路岩岭、胡晓初、屈申亭等17人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彭雪枫司令员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决定，宣布了豫东军政委员会成员名单。委员会由彭雪枫、吴芝圃、萧望东、谭友林、张震、方中铎、周季方（即邹竖)、岳夏、王其梅、刘作孚等10人组成，以彭司令员为主席，同时宣布以彭雪枫、吴芝圃、萧望东组成3人团，以便应付紧急情况。此次所宣布的名单，彭司令员已将此情况于9月27日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紧接着，会议听取了周季方所作《特委工作报告》，父亲所作《西华方面工作报告》，吴芝圃所作《睢杞军队工作报告》，刘作孚所作《豫东统战工作报告》。在这里不能不说说刘作孚伯伯，刘伯伯是父亲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1935年，他们在北平民国学院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3月，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刘伯伯是在示威游行被捕的；父亲是在5日的下午，同北平地下党组织成员姚依林预约到父亲住处开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当即大声叫喊抓错人了，实为已走到大门口的姚依林报信。姚见状后只探了下头说找某某门牌号错了，转身走掉，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抓捕。父亲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并关进陆军监狱。因父亲属政治犯，面临被判死刑，但父亲拒绝了登报反共悔过自首，和薄一波等同志一道坚持对敌斗争。后来，党中央考虑日寇入关，监狱里的同志会面临随时遇害的危险，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批准包括父亲在内的61人“自首”出狱。父亲出狱后，被党派到西华县工作，协助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西华县委书记王子英积极开展党内工作。作孚伯伯也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出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他到东北军学兵队工作，经历了西安事变，1937年3月，他随东北军调到安徽蚌埠，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卢沟桥事变”后，由父亲介绍，刘伯伯转到西华工作，担任豫东特委统战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两人又生活、战斗在一起了。不幸的是在1946年9月15日晚，刘作孚伯伯乘船渡洪泽湖时，遭国民党军包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激战数小时后，他英勇牺牲。

在报告会上，彭雪枫司令员传达了党中央、长江局、河南省委关于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分析了平原游击战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但平原游击只要坚持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坚持《论持久战》的基本理论，平原游击战是大有作为的，是能战胜一切敌人的。彭司令员又提出根据“省委决定：西华抗日自卫军除萧望东先遣大队中的西华战士编入东征队伍外，大部分留在西华，坚守这块根据地。我们还将安排留下一批军政干部坚持地方工作，以加强西华抗日自卫军的领导。如果我们东征部队能立稳脚跟，建立了稳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时会通知西华抗日自卫军与我们会合，共同打击敌人。” 会上，彭司令员着重表扬了楚博县长和父亲，他说：“楚博和王其梅等率领西华军民，在黄水泛滥、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很好地解决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千余人的吃住问题，并动员了一些青年参军。我们非常感谢这种‘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对子弟兵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一定不辜负这种关怀，一定用战斗和工作的胜利，来回答这种关怀。”

最后，司令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说“同志们，自开封失陷后，豫东党为中央和省委工作方针及工作指示而艰苦斗争，创造了相当强大的武装（西华为党所把握之武装约人枪1500，睢杞有把握的人枪1200，工作较差的人枪1700，魏凤楼处人枪1200)，发动并组织了两个半县的民众，开展了二、七两区的统战工作。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严重弱点。如关于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组织生活极不健全，上层领袖很少开会、发展组织，很少注意到工农及士兵成分，组织异常松懈，党的秘密甚不注意，思想斗争亦未开展。关于军队工作，政治工作极端薄弱，有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倾向，部分部队仍表现着军政工作人员对立，政工人员威信未能在工作上及发展上建立起来，游击战术素养极差，仍保存着正规军作战的传统，小集团部落观念浓厚。但是，这一些弱点已在逐渐克服中，在党把握之下进步颇速。”

“整编后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鬼子和汉奸队伍。尽管我们的队伍人数少，装备差，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纵横驰骋，与敌人周旋，采用夜袭、伏击等手段，积小胜为大胜，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把敌人埋藏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会议一致通过了由彭雪枫司令员提出的今后工作方针：

（一）关于党的工作：发展组织，改善领导方式，健全会议生活。

（二）关于地方部队整理问题：建立坚强党的领导核心，，于短期内发展党员数量达到部队数量1/3的比例；加强政治工作，在组织及工作上，提高政治人员的威信，严整纪律，建立青年组织；加强军事教育，即统一编制，减少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淘汰流痞队。从党内斗争、政治工作，从组织上打破小团体主义。

（三）关于开展豫东及邻近省区游击运动问题：巩固和扩大中心基干武装，向着冀察晋边区方向前进；建立党的秘密基础，即充实扩大民众组织。

（四）关于统战工作问题：对二、七两区专员及各县区政府已具体布置，对士绅及实力派联络，对伪军及维持会工作布置。

会议决定，对特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新的特委由吴芝圃任特委书记，吴不在时由父亲王其梅代理。王其梅、周季方、郑平、刘道安、刘作孚、路岩岭、王学武、胡晓初、屈守义等组成委员会。

10月11日，彭司令员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并中共河南省委，报告豫东特委扩大会议情况及特委今后工作方针。至此，父亲的工作更忙了，担子也更重了。父亲是地方党组织的书记，又是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的政治部主任，既要动员、发动群众支持新四军，又要做好自卫军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次父亲陪同彭司令员对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进行视察时，彭司令员称赞部队素质不错，接着话题一转对父亲说，想从1支队胡晓初那儿调些连队编入新四军。父亲根据彭司令员的这一想法，经过认真考虑，做通了自卫军副司令、第3支队司令侯香山的思想工作，侯爽快地答应了，并说“西华自卫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属省委军事部领导，既然彭司令员提出要人，我们就应该坚决应允并支持”。这样，在父亲的积极努力下，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第2支队的一个加强连约140人编入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在编入时，战士一律换成钢枪，每人还配备了120发子弹。父亲在杜岗会师期间，忙前忙后，夜以继日的开展工作。等新四军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西华军民赠送粮食3万多斤，现金2万多元（钢洋），棉军衣、军鞋一批，从各方面大力支援了新四军深入敌后抗战。

父亲12日参加了在杜岗村东南角打麦场上举行的杜岗会师庆祝大会，22日又参加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西华县城隆重召开的东征誓师大会。新四军游击支队就要东征了，父亲同楚博县长一道积极组织动员船工，为游击支队渡过新黄河做准备。24日一大早，父亲便早早赶到聂堆渡口，动员群众，检查船只，为即将出征的游击支队的战士壮行。等新四军游击支队开赴敌后时，父亲又回归到日常的正常工作中，但他没有忘记彭司令员在一次给他谈话所说的“游击队渡河东征后，你这个代理特委书记的担子不轻呵，既要做好党的工作，又要同楚县长合作好，为巩固和发展西华抗日根据地继续努力工作。有你们作坚实后盾，我们东征部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豫东特委书记吴芝圃随游击支队东征，由父亲这个特委代理书记主持豫东特委工作。

这个时期,父亲经常率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打击日伪军。1939年正月的“夜袭双楼寨”，就是父亲亲自指挥的一场战斗。

汉奸司令张亮宏趁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到西华陈寨集训休整的机会，带着日伪军近百人，进驻双楼寨。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淮阳抗日游击队司令薛朴若的母亲也被关押在这里。群众编了一个顺口溜：“张老亮、张亮宏，投靠日本罪无穷，他是鬼子的老丈人，专门欺压老百姓。”

日伪军的罪行激起了淮阳抗日游击队战士的复仇怒火，个个磨拳擦掌，纷纷要求尽快出兵消灭这股敌人，救出老百姓。游击队刚刚成立，百十人的队伍，武器又差，难以打下寨子消灭敌人。游击队司令员薛朴若向豫东特委代理书记王其梅求助，豫东特委经研究一致认为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好机会。于是父亲便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同抗日游击队会合，经与薛朴若、韩继文研究后，决定夜袭双楼寨。

    正月初九的深夜，天下着毛毛细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在父亲、薛朴若、韩继文同志的带领下，从驻地西华县陈寨出发，趁天黑进入淮阳县境。越过十里坡，连续4个小时的急行军，到了潘庄村。队伍兵分四路向双楼寨进发。按照作战部署，一队由周金党带领百余人，到双楼东寨门外进行埋伏，围剿突围之敌，阻击淮阳城内的援敌；二队由张先成带领百余人攻打西门；三队由父亲、薛朴若司令员率领50多人从北面拿下岗哨翻越寨墙进寨；四队由华菊芳带领30多人在薛孟村南地伏击，并为攻寨作掩护。

    狡猾的敌人为防我军偷袭，也作了精心布置。一是严把寨门，只让进不准出，封锁消息；二是用油绳作灯，20步一盏，形成环城灯网，寨墙上火红通亮；三是东西门楼上添人加岗，严加防范。

我游击队从北面攻寨，云梯靠近了寨墙，父亲亲自指挥，薛司令员身先士卒，一手掂着手枪，腰间又别两个手榴弹，带着孟庆海几名战士抢先爬上了云梯。当爬到一丈多高的地方，“扑通”一声，淋湿的土墙掉下一批泥土。放哨的伪军听到声音，连续问“谁！谁！”爬墙的游击战士屏住呼吸，只有唰唰的雨点声在夜空中作响。

哨兵一看没有动静，又摇摇晃晃地往南去了。这时薛朴若等游击战士以飞快的速度跃上寨墙，枪口对准了哨兵的脑瓜，命令道：“不许动，要不，打死你！”伪军吓得连忙说：“饶命！饶命！我是才干的！我是才干的！”薛朴若说：“不要怕，带我们去岗楼，有人问，就说查岗的。”敌哨兵点头说：“好，好，好。”此时，父亲也带领游击队战士翻过寨墙，同薛朴若一起扑向岗楼，顺利活捉了在西岗楼值班的伪军13人。紧接着西门被打开，游击队员潮水一样涌进了寨里。顿时寨内杀声、枪声响成一片，敌人乱作一团，四处逃窜。

大汉奸张亮宏听到枪声如梦初醒，像老鼠一样钻进了红薯窖中。因淮阳日军增援，游击队没来得及仔细搜查，张亮宏才保住了狗命，伪军参谋张行建摔断了大腿。这次战斗，不仅救出了被抓去的群众，还毙敌10余人，俘虏伪军13人，缴获长短枪数十支。

杜岗会师距今已77个年头，恰逢今年又是抗战胜利70周年，此文记录了父亲王其梅在杜岗会师之时为革命、为人民所作的点滴贡献，同时也献给为抗战、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在此也要感谢河南省周口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齐廷才同志，他为此文提供了一些宝贵资料。

             4师分会：王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