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8月间，日军对我苏北、苏中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后，又连续进行分区“扫荡”、“清剿”，积极增设据点，封锁交通，苏中地区基本已处于游击环境，迫切需要培训大批干部适应斗争需要，而华中地区已不宜集中办学，新四军军部要求各师应建立抗大分校，抗大九分校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成立的。它隶属于新四军第1师，学员主要是1师、6师的排、连、营军政干部，以及苏中各县区的地方武装干部。1941年筹建时，1师刘炎政委采纳分校负责人谢云晖同志建议，因苏中地区敌情严重，环境不安定，以先成立大队为宜，由新四军盐城抗大5分校部分南下干部与原1师苏中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抗大苏中大队。1942年5月，新四军军部电令命名抗大苏中大队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9分校，粟裕师长兼校长。1944年5月，在校学员陆续结业，5月31日九分校番号撤销，转为苏中公学机构，6月1日苏中公学成立。

抗大9分校贯彻抗大总校和华中总分校办学方针，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为苏中、苏南地区军队干部建设，为坚持苏中、苏南地区斗争，开辟苏浙地区，迎接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九分校历时近三年，共培训了3000余名干部，其中不少是红军时期的干部。

一面战斗，一面学习

抗大苏中大队成立后，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单独行动，穿插于日伪据点与河网、公路之间，必要时还要转移到日伪区、友军区，或日伪友的结合部，并直接参加了许多战斗：1941年10月东台三仓战斗，许家河伏击战；11月日伪军合击三仓；12月日伪军再次进犯三仓、第三次丰利战斗；1942年1月三阳战斗等。90天跑了七八百里，先后参加7次战斗，平均10天就有1次。苏中大队处在极度的流动中，没有固定的校址，也不可能有安定的时间，教育只能在极度的流动中，争取一切可能来进行。1942年1月，海启地区战斗较少，大队移驻海门县海复镇附近的垦牧公司，靠近师部，有了一个稍微安定的环境。5月抗大苏中大队正式改称为抗大9分校，原抗大苏中大队5个队结业，新编7个队，全校共600多人。6月15日，日伪军3000余人，分9路“清剿”我苏中四分区，情况十分严重，抗大9分校奉命突破封锁北上，从吕四港附近的三甲镇入海。在海上生活时，集中上课已不可能，主要以分散自学为主，教员分散下队，组织分组讨论和辅导。生活十分艰苦，淡水吃完，用海水拌着元麦炒面，难以下咽。经过10多天艰苦生活后登陆，在台北、盐东海边地区活动。夜里行动到哪里，就在老百姓的猪窝、鸡圈旁铺上干草睡觉，人畜杂居，11月严寒时穿的还是单衣。9分校长期处在行军流动中，生活极不安定，军部决定暂去阜宁一带休整。12月中旬陈毅军长亲临9分校动员反“扫荡”，指出日伪军正集中兵力，可能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和“清乡”，按照军部指示，9分校立即回到苏中地区。

两渡长江和苏南反顽战役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中国战场，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敌后战场、苏中根据地成为敌“清乡”的重点地区。为了更好地培训、储备干部，1月上旬，上级决定9分校南下苏南，前往16旅驻地溧水地区。在农历除夕夜，9分校暗渡长江，到达溧水东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教学工作。1943年4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突然向16旅和9分校大举进攻，声称要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顽军总兵力约15000人，我军16旅4000多人，抗大九分校1200多人，共约5000多人，顽军处于明显优势。根据16旅的布置，抗大9分校主要是坚守西线，掩护16旅主力在东线相机出击，9分校3个大队全部投入战斗。虽然顽军装备精良，但全体9分校同志士气高昂、英勇顽强，在兵力不足、弹药奇缺、山势平坦、不易守卫的情况下，与顽军激战3天，坚决完成了16旅交给的任务。9分校在西线战斗中付出了血的代价，伤亡近200人，其中阵亡的有团级干部3人，营连以下干部和学员105人。

9分校突出重围后，在南京郊区龙潭附近，再一次跨越铁路，渡过长江，北上转移到军部所在地淮南根据地，这就是军史上的两渡长江和苏南反顽战役。苏南反顽战役在新四军军史上是重要的一段，抗战时期苏南地区像苏南反顽战役这样大的事件在这以前还没有过。

1943年5月，9分校到达大通镇，7月移驻龙岗，至1944年离开，一共10个月。到龙岗后，陈毅军长、张云逸副军长及1师首长均先后来校作指示，陈毅同志说：“你们是从龙潭虎穴里过来的，很不错！”“你们有一面作战、一面学习的经验，要好好总结。”

9分校在淮南，靠近军部，不仅获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教学环境，而且得到华中局、军部首长和领导机关的直接关怀。

九分校的教学工作

9分校在战斗频繁，高度流动的情况下，一面战斗，一面坚持教学，在日伪军大举“扫荡”时，学校的工作主要是行军作战，但也不放松利用一切时机进行教学；当“扫荡”间隙或情况比较缓和时，学校工作主要是教学，但也不放松日常的战备工作。在战斗环境中进行教学工作，就要在时间和空间上“钻空子”，既要善于争取时间，在两次“扫荡”间隙中抓紧进行教学；又要善于寻找适当地区，如据点与据点之间，“扫荡”区与“扫荡”区之间的空间安排进行教学。

九分校的教学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

（一）军事教育  包括理论课和战术课。理论课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战术课以进攻战、游击战、夜战为重点。军事教育的野外演习时间多于课堂讲授时间，每月有若干次紧急集合，日常行军中进行通讯联络、连疏开、夜袭等演习。教学方法上采取课堂上研究情况，自由讨论，最后总结。有时召开战斗回忆晚会，总结实战经验。

（二）政治教育  以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为主课，帮助学员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特点，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目的。党的基本政策教育重点是解决对党的政策上的模糊观点和错误认识，提高政策水平。校部还经常集中全校人员，由师首长和校领导作时事报告，进行形势教育，展开讨论，增强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教学方法上采取课堂讨论和课后辅导制度，提倡独立思考，发扬民主。课堂上允许质疑，讨论中鼓励争论，因而思想活跃。

（三）文化教育  以语文课为主，算术课其次，并适当进行一点地理和自然常识的教育。 (九分校绝大部分学员是工农干部，学文化是他们的共同愿望，他们迫切要求不仅在政治上翻身，在文化上也要翻身。九分校用50%，最多时达80%的教学时间进行文化教育。在流动的情况下，学员们把门板当黑板，背包当凳子，双膝是课桌，上课时全副武装，战斗打响了，还在上课的学员背起背包扛起枪，跑步上战场。他们拼命地学文化，白天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晚上在暗淡的油灯下学。行军时背包后面插上硬纸板做成的字牌供后面的同志识字，休息时用树枝在地上划着练字。为了解决教材缺乏的问题，宣教（文教）股长鲍汗青自己动手编写教材，识字课本实际上是综合教材，包括我军传统、战争形势等政治内容，以及军事常识和其它常识。油印股全体同志突击刻印，一张蜡纸能印一、二千份，还能套色，装订成小册子，人手一册。经过抗大九分校学习的工农干部，初步掌握了文字工具和一些基础知识，获得了学习军事、政治和专业知识的钥匙。他们回到前方和入学前大不相同，放牛娃出生的学员张学涛，参军后才识了一些字，担任副连长点名，花名册只认得一半，还有一半靠死记。离开九分校时测验，已识字两千，学会整数、小数加减乘除，出校后一般书籍报刊能阅读，一般信件报告能书写。（张效琳《抗大九分校文化教育回忆片段》)

为数众多的9分校学员通过刻苦学习，努力具备与革命任务相适应的各方面素质，较好地覆行职责，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水平，在战斗和工作中逐步成长为军队中高级指挥员和地方厅局级以上干部，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除了比较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外，蓬勃开展的文娱体育活动，普遍深入的拥政爱民工作，也是九分校在龙岗时期的突出特点。校部组织了干部合唱队，举行全校文艺晚会和运动会，各队俱乐部也非常活跃，处处歌声嘹亮，期期墙报更新。

1944年的元旦、春节是解放区开展拥政爱民月的第一年，全校举行文艺晚会和组织军民大联欢，军民同乐，盛况空前。学校不仅开荒生产还助民劳动，宣传大生产运动。通过拥政爱民活动，使全校同志加强了政权观念和群众观念，密切了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

1944年3月上旬，新四军1师发动车桥战役，胜利打开了淮（安）宝（应）地区，苏中区党、政、军领导中心移驻固津、太仓一带，9分校奉命返回苏中，向师部靠拢。1944年5月底各队相继结业，9分校原有机构基本上转入苏中公学，完成历史任务。

9分校在近三年中，辗转于苏中的1、2、3、4分区和3师盐阜地区、6师苏南地区、2师淮南地区、4师淮北地区，学校规模最小时仅3个队，全盛时有11个队，除了海复镇时期和龙岗镇时期环境较为安定外，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情况紧张的流动环境中，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用战斗来保卫学习任务的完成。办学过程中，紧紧掌握“学校一切工作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方针，做到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结合国内外形势实际，学员斗争实际和思想实际，针对学员的思想状况和特点，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抗大的教育，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武装学员的头脑，使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得到改造，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现在，有些9分校老同志回忆起在校所受到的教育，往往深情地说：“抗大教育既是革命启蒙教育，也是一辈子定方向的教育。”有的同志说：“抗大教育，对自己奠定革命立场，确定革命人生观，影响很大，终生难忘。”9分校发扬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尽管物质生活和军事训练都很艰苦，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生动活泼。

9分校的特殊经历，为整个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事业增添了光辉一页，这些传统作风后来又为苏中公学、苏浙公学所继承和发扬。

1师分会;徐充 鲍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