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新四军四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退出淮上根据地，跨过津浦路向东挺进，开辟淮北解放区。

    为减轻部队行军作战的负担，旅首长决定我们十旅休养所的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和三百名伤病员全部留下，在津浦路西的皖北地区就地治疗，坚持斗争。临别时，首长对我们说：“同志们都是党的好战士，相信你们无论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都能照顾好伤员，治好他们的伤。我们一定会回来接你们的。同志们要坚持住啊！”

    主力部队转移后，敌伪开始频繁“扫荡”，我们只好化整为零，编成二十个小组，逐渐向北移动，最后疏散到徐州南边一带的平原地区。

    我和看护员宏永明、杨成材，调剂员李小青及看护班长刘长发编为一组，负责照料十二个伤员。伤员中有位团长叫史富材，右臂负伤，是我们特地“聘请”的组长。史团长是位老红军，高个头，壮身板，性格豪爽，困难再大也不悲观，再难办的事他也能想出招数来。他的口头禅是：“咱还要看共产主义哩！”

    一天，我们转到一个村庄外边的麦地里，几位伤员病情恶化，不能再走了。班长把我叫到身边说：“小明子，进村去看看能不能找个住的地方。”

    我接受任务，悄悄溜进村东头一户老乡家。这家只有姓王的大爷一个人。我讲明身份后，大爷紧紧拉着我的手说：“我是抗属，咱们是一家人。”他忙着给我倒水、拿干粮，然后坐下来介绍情况。原来，这个村叫小王村，这里是游击区。最近，日伪加强了“扫荡”，碉堡已经修到村西十几里的地方，还抓走了村里绝大部分年轻人。游击队也不能公开活动。根据这些情况，王大爷说：“没负伤的同志分在各家住倒行，新四军刚走，地主老财还不敢作恶，再说咱也能保好密。就是挂彩的同志住进村不安全，炮楼的鬼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来。”最后决定我先回去，大爷再到几家“堡垒户”商量商量。所谓“堡垒户”，就是有觉悟的群众，敢舍生忘死、隐藏和保护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子弟兵的住户。

    我带回王大爷给的干粮，把情况向史团长和班长作了汇报。班长还没听完就急了：“这可咋办？村里不安全，那叫伤员躺在麦地里？”大伙一时没了主意，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史团长。史团长摸着胡子拉碴的下巴说了声“等等”，就一头钻进无边无际的麦地。约莫一袋烟的功夫，史团长回来了，乐呵呵地说：“麦地里有坟哪。”有坟？我一时没弄明白。史团长拉着我们往前走了一段，果然，在一片麦子中间，有两座不小的砖砌坟丘。史团长说：“就在这里安营。”

    天哪！我简直要喊出来了。这鬼地方也能住？阴暗、潮湿，再加上霉烂味，活人怎么能受得了？不过，这些话我没说出口。小宏、小杨也愁眉不展地站在一边。史团长看透了我们的心思，说：“这是地主老财家的祖坟，又隐蔽又能遮风挡雨，条件还不错呢，收拾一下，人就可以住进去了嘛。”他见我们仍旧一言不发，便拍着我的肩头打趣说：“傻小子，又是掘墓人又作守灵者，身兼双职你还嫌不够啊？”要在平时，我肯定要被团长逗乐，可今天我怎么也乐不起来。随后，我们用随身带的小铁锹干了起来。傍晚，我们终于在坟丘里扎了“营”。

    为了便于给伤员弄药品和吃的，史团长决定我们几个小鬼住老乡家。我们去的人家都是王大爷找的“堡垒户”。春荒时节，乡亲们家里本来就没粮了，再加上我们每人每天要带走三四个人的吃食，确实困难很大。

    一天,小宏回来说，地主王大头家要雇个短工，用粮食做工钱。史团长看看班长说：“老刘，你去怎么样？”一听这话，班长急得脖子老粗：“咋？叫俺给地主打短工？在家给老财当了十多年长工，那罪还没受够？俺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扛长活的！”瞧着班长那气呼呼的样子，史团长摸摸下巴笑了：“讲得很好嘛，‘俺是来干革命的！’现在革命需要你治好伤员的伤，要有药品、粮食。去打短工，一来便于长期隐蔽，二来能搞到粮食，趁赶集还能弄些药品，你干还是不干？”班长咂巴咂巴嘴，什么也没说出来。当晚我们都没回去，挤在坟丘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给伤员换过药后，我们就要回各自的“家”去了。临行前，班长看着我们，半天才说了一句话：“记住，到啥时候也别忘了咱是革命战士！”说完钻出坟口，经王大爷作保，班长给地主王大头当了短工。

    我们进村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附近据点的几十个鬼子和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子，挨家挨户进行搜查。这次不同以往，他们要每个男人都脱光衣服进行检查，说是要搜查新四军的伤员。

    当时我一点没慌，以为住在村里的五个同志都不是伤员，不会出什么问题。事后听小宏他们一讲，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小宏、小杨、小李都负过伤。小李腿上有一处弹痕，小宏身上有三处，小杨竟有五处，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日本鬼子就要到王二爷家了。王二爷的二姑娘急中生智，一把将小杨按倒在床上，又蒙上一条白布单，就在日本鬼子进门的同时，父女俩放声大哭起来。就这样，杨成材“死里逃生”了。

    在村西头李大妈家，日本鬼子一脚踢开房门，只见床头地上一堆黄黄 绿绿的呕吐物，小宏脸色蜡黄，躺在破棉被下。宏永明后来说，呕吐物是大娘用猪食、鸭屎和野菜搅合的，他的脸被大妈用染布的黄染料轻轻涂抹的。当时，李大妈装得痴呆呆地坐在床前，翻译官上前追问了好几遍，李大妈才说自己儿子上吐下泻，怕是得了“霍乱病”。翻译官还在继续追问，后面的鬼子腿都没站稳就退出去了。

    最叫我佩服的是调剂员李小青。敌人进村的时候，他正和关家三兄弟一起给关奶奶劈柴。当敌人已到邻院时，他们已经来不及想别的办法了。关家三兄弟要与日本鬼子拼命，李小青拦住了他们。情急之中，他拿起柴刀，往自己腿上原来的伤疤处砍去。顿时，鲜血涌了出来，腿上一片血肉模糊，旧日的弹伤瘢痕也看不出来了。

    鬼子走后，晚上大家陆续回到坟里，听完李小青的叙述，我一把拉着他的手问：“你怎么能狠心下得去手啊！”小青红着脸，轻声说：“我想的是我的枪伤不能暴露。要是鬼子发现了枪伤，老柳树下的药品弄不好就难保住了，伤员们还要靠着它呢！”说到这里，李小青模仿着史团长的口吻说：“再说革命还没有成功嘛，咱还要看看共产主义哩！哪能半道叫鬼子抓去呢？想到这些，就是把腿砍断了，我也下得去手。”

    几个月过去了，敌人的据点撤走了，游击队又开始活动了，我们也很想早点回部队去。

    这天，我穿着王大爷为我改制的蓝布大褂，挎着装满“老刀牌”香烟的篮子，以卖烟为掩护去寻找我们的队伍。我来到一个离铁路很近的村子，刚到村口，就被一个小伙子拦住了去路。他问道：“干什么的？”我迅速地打量了他一番：虎实实的身板，身穿粗布衣裤，腰扎一条很宽的蓝布带。瞧这打扮，我心中一喜：莫不是游击队？我试探着说出联络暗号：“在集上和娘走散了，俺是找娘的。”听我说完，那小伙子眼睛一亮，一个箭步冲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小同志，是休养所的吧？可找到你们啦。”

  我激动地一头扑进他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八月底，我们终于跨过津浦路与十旅部队会合了。刘震旅长还专门来看望了我们。他挨个握着我们的手，感慨地说：“同志们终于回来了！”是啊，就像百川归大海，我们终于回来了！

           司金明

（魏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