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鉴史明今。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热潮中，我们感悟新四军发展历程的深刻启示，对于更加自觉地捍卫“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新四军谱写的光辉历史，就是一部在党的旗帜下成长壮大、阔步前进的历史；新四军锻造的铁军精神，首要的就是听党指挥、跟党举旗的铁一般信念。

新四军和八路军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又有其特殊性、复杂性、艰苦性，走过了更为曲折的发展历程。如，新四军的组建，经历了分别谈判和集中谈判，分别改编和集中整编的过程；又如，新四军整编成军比八路军晚了八个月，所面临的敌顽友态势很不相同；再如，新四军遭遇了皖南事变，蒙受了重大损失；还如，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的番号延续了一年零四个月，有北撤、北上等战略行动和多次整编。

新四军从组建集结到改变番号，在各个发展阶段和形势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都及时作出正确的战略指导，指引新四军在极为复杂艰险的斗争中，披荆斩棘，胜利前行。新四军在发展历程中遭遇的失利和挫折，除客观原因外，则是与没有正确理解和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有关。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新四军的军魂，是新四军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所在。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指引新四军完成组建集结

 《新四军军歌》中唱道：“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这一个“汇”字，形象地体现了新四军组建集结的特点；这一个“汇”字，对于远离中央、高度分散、环境复杂、与国民党有着血海深仇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又是何其艰难；这一个“汇”字的实现，靠得是中共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靠得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指引，靠得是红军将士铁心跟党的坚定信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化，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一贯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2月27日，毛泽东在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方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加紧同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谈判，并于1937年10月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为了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鉴于有的游击区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一再指示南方红军游击队，在谈判中要提高政治警惕；红军游击队驻地要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国民党军的暗袭和破坏；对国民党军的挑衅和进攻，必须坚决自卫；在改编中要坚持独立性，拒绝国民党派人任职；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引诱和分化。中共中央的指示，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斗争和下山改编，明确了根本遵循，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灵活的斗争策略。

在历史转折关头，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也急切地期盼着党中央的声音。当时，南方各游击区的领导人项英、陈毅等，主要是从缴获的国民党报刊中捕捉信息，分析和判断政治形势，了解和研究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等文件，通过不同途径到达一些游击区领导人手中，为他们判明局势，理解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南方各游击区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通过各种渠道，克服重重困难，主动与中共中央和上级领导机关沟通联系，接受指示。有的游击区派人到香港、上海、武汉等地，与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等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或到华北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或辗转去陕北直接找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分局，派出项英、陈毅、董必武、曾山、张云逸等负责同志分赴各游击区，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宣言、地方工作指示和地方红军谈判必须坚持的条件等重要文件带给各游击区负责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导谈判斗争，组织下山改编。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步为干部战士所理解，从而为红军游击队完成战略任务转变，打下了思想基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了谈判，至1937年11月底，先后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3战区命令新四军集中到皖南歙县岩寺一带接受点验并整训。为了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确定，长江以南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群众基础好、物产丰饶、交通便利、三省交界的浙江开化先行集结组编。在陈毅、张云逸、张鼎丞、邓子恢等直接领导下，走出崇山峻岭的游击健儿齐聚山城，进一步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统一了思想；建立了第1、第2、第3支队领导机关，基本完成了以支队为单位的组编和团营的构建，统一了编制；抓紧提高军事、管理素养，统一了训练；脱下褴褛的衣衫，换上新四军军装，统一了服装。新四军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和完整的组织形态，开赴皖南、皖西整编成军，出征抗击日寇的战场。

二、挺进敌后、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指引新四军实施战略展开

新四军集结后，国民党当局划定的新四军活动范围是在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军控制区之间的狭窄地带，其企图是“借刀杀人”或让新四军在战争消耗中自生自灭。在新四军内部，也对是否立即挺进敌后认识不一致，行动不统一。有的顾虑超出国民党正式划定的区域深入敌后，会影响乃至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有的则担心新四军刚由游击队改编集中，还没有来得及整训，武器装备尚未得到补充，就深入敌后平原水网地区，会被吃掉。

毛泽东为新四军拟定了挺进敌后、东进北上的发展方针。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从1938年2月至6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作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江南北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创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5月4日，毛泽东又电示项英：“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根据华中敌后斗争形势发展，强调指出：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都应不受国民党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并严肃地重申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批评闹独立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特别是两个《五四指示》，为新四军实施战略展开指明了正确方向。

陈毅是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新四军成立后，陈毅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第1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部队刚到皖南集中，陈毅就已考虑，应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积极向华中敌后挺进。他认为，日本侵略军虽然占领了大城市，但对广大乡村仍无法控制，这正是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积极抗战的大好机会。遵照毛泽东“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的指示，先遣支队出发仅十多天后，5月12日陈毅即率第1支队由皖南太平出发东进，于6月14日到达苏南茅山地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陈毅指挥部队积极主动地寻找战机，坚决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连串战斗的胜利。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建后，陈毅立即着手向东发展。他冲破限制，排除干扰，于1939年5月毅然派遣第6团开赴苏南东路。他给叶飞交代任务，要放手向敌后发展，抗击日寇；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发枪，要独立自主发展队伍，壮大自己。第6团连战皆捷，震惊中外，在东路开辟了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布置第6团东进的同时，陈毅又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江北。他苦筹深计，建立渡江的“跳板”和“桥头堡”,派遣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过江北上，形成了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茅山——东路——苏北，就是陈毅精心设计的发展蓝图，与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行动方针完全一致。一次，陈毅在听大家高唱《新四军军歌》后说：“我在写这个歌词时，最后的‘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一句，有同志建议，只重复一次就够了，我说不够，必须重复两次，要一次比一次高昂，要有气魄，要意志坚定。这正是我写这个歌词要强调的地方。”东进，东进!再东进!这正是新四军赖以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正是陈毅对中共中央战略方针忠实而深切的体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和“积极向东、向北发展”的指示，1939年5月叶挺军长抵达皖中，在庐江县东汤池成立了以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整编了第4支队，纠正了支队个别领导人拒不执行东进命令的错误；又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组建了第5支队。整编后的第4、第5支队开赴皖东，发动群众，打击日寇，创建了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路西抗日根据地和以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路东抗日根据地。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四军第1、第2支队挺进苏南，一部跨越长江、剑指苏北；第3支队鏖战皖南，拱卫军部；第4、第5支队挺进皖中、皖东；游击支队挺进豫皖苏边；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挺进武汉外围。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近5万人，基本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的艰巨任务，为进一步发展华中、创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三、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指引新四军选准战略基点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兵力转向巩固占领区，国民党由限共转向反共。中共中央从全国战局出发，为打通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战略联系，控制连接华北与华南的枢纽地带，决定大力“发展华中”。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全会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全会确定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中原局负责指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的全面工作，刘少奇为书记。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并明确提出了新四军在敌后发展的三条原则。

刘少奇坚决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毅然担负起发展华中的重任。1939年1月，他化名胡服从延安出发，辗转豫皖苏三省。在河南确山的竹沟，布置和指导了鄂豫边区的敌后武装斗争；在安徽涡阳的新兴集，总结和指导了豫皖苏边区的敌后武装斗争；12月初，抵达驻安徽定远藕塘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重点讨论了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具体措施，明确提出要把向东发展、开辟苏北作为江北新四军的战略突击方向，并首先在皖东建立握有政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刘少奇教育和率领大家，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敢于反摩擦，以斗争求团结；敢于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建立人民政权。在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下，短短几个月，江北的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建立了发展华中的前进基地。

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北上，在八路军一部南下的支援下，合力开辟苏北。1940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新四军7000指战员，在黄桥地区与猖狂来犯的3万余国民党顽军展开决战。陈毅、粟裕运用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统战工作，依靠指战员的英勇顽强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八路军南下部队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战略策应下，以少胜多，取得了黄桥战役的军政双胜利，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胜利会师，开创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1月7日，刘少奇抵达海安与陈毅会合。陈毅满怀豪情地赋诗一首：“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

至1940年底，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歼灭日伪军近5万人，牵制了1/6的侵华日军；创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总面积4.4万余平方公里，大于日伪在华中的统治区和国民党在华中敌后的控制区；根据地人口1400余万人，约占华中敌后总人口的1/3以上；在敌后的86个县中，由共产党建立民主政权的有42个。基本完成了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为新四军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

四、军事自卫、政治反击的战略方针和重建军部的重大决策，指引新四军重整行装再出发

新四军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的同志在新四军的任务、发展方向、行动方针和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上，与中共中央、毛泽东不够一致，没有自觉维护中央和军委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没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方针，不仅迟缓了新四军的发展，而且给后来的失利埋下了隐患。正如中共中央所尖锐指出的：“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也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举世震惊的皖南事变，把国共合作推到了破裂的边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番号。共产党如不反击，则承认反共有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将名存实亡；如反击过当，打到国民党后方去，国共将完全对立，统一战线彻底破裂，则于民族抗战大局不利。面对复杂险恶的局势，中共中央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确定了“军事自卫，政治反击”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重大决策。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整编为新四军的7个师又1个独立旅。4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改称华中局。5月20日，组成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

5月1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着重总结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同时也纠正了部分同志认为皖南事变后可以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左”的思想倾向。6月6日至7日，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检查和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汲取了前期建军工作中的教训。陈毅作了《论建军工作》的报告，刘少奇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华中全党全军为把新四军建成强大的正规化党军而奋斗。会议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和坚强的战斗力，有模范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有统一的编制、制度和科学的组织分工，有充满革命热情、富有朝气的工作作风和先声夺人的革命气概。

在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和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领导下，全军大力开展建设正规化党军工作：恢复和健全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党组织建设，支部和党员在连队公开，严格组织生活，增强党性培养；加强政治教育，着重用党的路线和政策教育全体军人，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司令部机关建设，健全机关组织机构，提高参谋人员素质；加强军事教育和战术研究，总结华中抗战经验，指导部队训练和作战；实行统一的编制、制度和纪律；加强后勤工作，充实供给部门力量，努力开辟新的财源，各级增设卫生部门，提高医疗工作水平；加强干部培训，办好各级抗大，建立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着力培养有革命理想、有知识、守纪律、忠诚于抗日救国事业的正规化干部队伍。经过努力，全军面貌焕然一新。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历经磨难的新四军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重整行装再出发，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千锤百炼的无敌铁军英勇奋战，越战越强。全面抗战八年，新四军消灭日伪军47.87万余名，创建地跨7省的8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余万，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新四军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

五、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引新四军取得战略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的征程仍在延续。

面对国民党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缜密考虑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和战略行动。决定在确保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这两个关系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主动让出8个解放区，并将这些地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调往北方。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与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及山东、华中解放区；控制热察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指示》还对华中提出了具体要求：“华东新四军(除5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北移兼山东军区。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

新四军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取得了战略主动，保证了全党全军的战略转变和部署调整。代理军长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人，身在华中，眼观全局，未雨绸缪，周密筹划，指挥近10万人的部队，挥泪告别用鲜血创建的浙东、苏南、皖江根据地和父老乡亲，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阻拦，抢关夺隘，昼夜兼程，北撤苏中、淮南，以小的代价实现了战略转移：张云逸等一面组织北撤，一面调兵北上。安排新四军第3师3.5万人进军东北，入鲁组成山东野战军的部队计8.5万人，同时组编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北撤、北上和全军统一整编，这是—个极有远见的行动，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争取和平避免内战的诚意，而且集中了兵力，保存了有生力量，形成了以野战军为主体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军事战略转变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这一时期，由新四军第5师等组成的中原军区，克服重重困难，不惜自我牺牲，以不足6万兵力牵制30余万国民党军，有力地支援了各解放区的斗争；新四军维护人民抗战胜利成果，开展自卫战争，进行了津浦路中段、陇海路东段作战，阻滞了国民党军东进北犯，发起了苏中、宿北、鲁南战役，创造了内线歼敌的范例，开启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起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新四军奋战十年，结束了作为抗战铁军的光荣征战历程，开始了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军的又一段光荣征战历程，在华东、东北、中原战场上南征北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风雨来袭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实依托，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的可靠保证，是党保持团结统一和强大战斗力、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听党话，跟党走，头脑要特别清醒，态度要特别鲜明，行动要特别坚决。

这是历史给予当今、给予未来的深刻启示，必须牢牢记取。

                   刘华苏

                 2023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