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爸爸章瑜，2009年10月去世。12年来，他老人家好像从未离我们远去。每每触景生情，睹物遐思，夜深人静时，我们似乎还在与他聊着。

早年在家乡，初遇共产党

父亲原名于竹潭，1920年4月出生于河北省沧州盐山县 （今黄骅县）东孙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

父亲有兄弟二人，伯父于心潭长他12岁。父亲 10 岁以前，祖父于仙桥曾遭军阀张作霖部下李景林的骑兵绑架勒索，家道败落。后因伯父在天津久大精盐公司谋职，每月有薪水寄家，祖父垦荒置地，持家甚勤，每年收支相抵有余，至父亲16岁时家庭生活已较富裕。

父亲7岁发蒙，入私塾4年，读四书、经、传，习“洒扫进退”礼。祖父管教严格，要他参加劳动，尝些辛苦。

伯父心潭就职于民族资本家范旭东的大公司，成为乡邻中“新派人物”。父亲11岁时，祖父倡办“洋学堂”，父亲第一个被送进了学校。五四运动后，大量新知识涌现。他15岁进盐山中学，异常勤奋，举止稳重，每逢大考必是第一，师友誉为“少年老成”。

幼年旧式与新式参半的教育，使父亲古文基础扎实，开阔求学眼界。同时，乡邻们生活艰难，向关外流浪，饥馑和兵灾、民变纷起，令父亲深深同情；九一八事变，日货走私，世道混乱，父亲厌恶不满。

1937年5月祖母病故，父亲回乡奔丧误了初中毕业考试。七七事变，国民党政府军队溃败南逃，乡里兵荒马乱，又值大雨成灾，难民流离。父亲修学无望，为前途深感焦虑，整日与镇上同学谈时局、前途、抗日问题，但苦于无具体办法。

不久，同学胡连凯（1946年任中共黄骅县县委书记）的哥哥胡连城（中共地下党员）自北平归来，对青年抗日救亡问题，对“中央军”南逃不抗战等诸多问题侃侃而谈。后父亲在胡连城处又结识了张子澄（从八路军来），得他们指导，开始接受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进步教育，关于“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抗日自卫”等等。父亲很入迷，整日不离胡、张二人左右，又见部队纪律严明，决心跟他们走，遂参与冀鲁边区抗日游击队第三十一支队的活动（该支队1939年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

祖父开明，家中也一度成为游击队南北交通暂息之所。1938年春末，父亲曾随张子澄深入沿海一带土匪窦同义部（有千余人），接洽收编问题。不久后，窦部揭抗日旗帜，父亲则奉游击队政治部李启华主任之命又去盐山，动员几位同学参军。后遭同学父母找到家里向祖父要人，未果。父亲又随张子澄北上为游击队招人筹枪。

这期间，日寇来“扫荡”，乡中遭损失。伯父已由久大精盐公司派驻上海经理处，来信要父亲去沪读书。祖父早就担忧“这枪子儿不长眼睛啊！”遂强制父亲去上海。父亲又燃起读书渴望，虽留恋胡连城、张子澄和游击队，但决心已定：“他们不愿意我走，说咱们在这儿一起干，抗日啊。我说我也抗日，我念好了书再来抗日。”1938年夏，父亲告别了张子澄和游击队，随祖父离家经天津乘船走海路抵达上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对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的表现开始鄙视和不满。在时局动荡，个人苦闷彷徨的时候，恰得到党的温暖和初步教育，对红军、共产党、游击队有了良好印象。这是父亲参加革命的启蒙。但由于时间较短，旧思想影响是深重的，革命虽有吸引力，但上海吸引力更大，父亲选择继续读书。

读书到上海，再遇共产党

祖父很快离沪返乡，父亲留在上海伯父家里，当年夏天即投考各大学，因未读过高中，未考取。此后一年，父亲发奋补习，来年再次投考上海各大学仍不顺利，然而遇到一个转机：

上海光华大学是综合性私立大学。校长张寿镛曾任北洋政府淞沪道尹，格外重视国文，每年入学考试，好的文章卷子他都要看。父亲在考场用毛笔当场写就一篇作文，被校长阅卷后亲批“取！”父亲就这样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光华大学，又遵从伯父意愿，选择化学系。

父亲入学后各科成绩很快就“冒尖”。特别是大二年级时，全校国文竞赛，张校长亲自出题，亲自阅卷，父亲名列“探花”。事后，张校长还详细垂询父亲家庭情况，对这个北方学生格外关心。但是，父亲最初对大学生活很失望：教授们不负责任的商业性态度，学生们浮夸和洋化……另外，私立大学花费大，学化学花费更大，虽有兄长经济支持，但生活仍很拮据。他说：“上海十里洋场繁华，一边灯红酒绿，一边饥寒交迫，路有饿殍，贫富差距很吓人！特别是进城农民，流离失所！我同情啊！”

在父亲对个人前途惆怅和忧心之际，同学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关注到父亲在学生刊物《紫薇》发表的谈及北方游击队、闯“芦苇荡”土匪窝的文章，就主动和他交流读书心得，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普列汉诺夫的《历史一元论》等等，还介绍他参加地下党组织为期3个月的“新知识讲座”，听孙冶方、艾思奇等学者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课程，父亲很受启发。

父亲在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团契（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公开学生团体）担任了会刊《紫薇》的编辑和学生会的学术部长。他由此结识了一些生活朴素、学问又好的进步同学，特别是青年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涵钟（1943年牺牲于天长县）及钟恕。

王涵钟给予父亲耐心的帮助并介绍大量进步书籍和革命指导文章，如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等，甚至包括1941年初皖南事变真相及红军生活等不少材料。父亲由此加深了对革命理论的认识和对共产党的向往。晚年，父亲跟我们讲：“在学校，我很尊敬他，我知道他是党员，他跟我从来不说他是党员，这就是共产党！那时候共产党员是那样子的！用自己的行动、言行来吸引群众。我真是迷信他！他也是光华大学的学生。”父亲对王涵钟、钟恕寄以“倾倒般的信赖”。

1940年秋，中共江苏省委学委会决定办一个以大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刊物。刊物定名为《海沫》，半月一期，至1941年底日军占领租界时停刊，共出了2卷22期。创刊时，上海学生界激烈的抗日反汪斗争已沉寂，党的学生工作要求这份公开出版的《海沫》迂回地揭露社会现实矛盾。编辑方针含蓄、讽刺、富有趣味性和学术性；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渗透、融汇进具体分析，避免套用术语和空洞说教，要生动活泼，使群众喜闻乐见。

《海沫》白手起家。王涵钟找父亲参加《海沫》创刊并负责发行。最大困难是刊物必须向法租界公董局登记。王涵钟又托关系找了法租界公董局的理事戴春风。一番周折后，法租界当局指令必须在每期《海沫》出版之前，送一份校样去审查。父亲装成老板拜望戴春风，并为戴春风写了“小传”和“润例”，刊出广告，使《海沫》获得支持和掩护。

在法租界公董局取得登记证后。父亲间或用化名写几篇稿子，主要是根据王涵钟的指导负责发行，外出拉广告等，发行最高时达3000册，这在当年上海的进步学生刊物中发行量很高。刊物困难时，父亲曾将伯父所留生活费数千元鼎力支持刊物（彼时，伯父所在的久大公司被迫停业，伯父远赴大后方西南）。1941年夏，《海沫》因有替苏联宣传之“罪”，遭租界当局勒令停刊。以后虽经周折，花钱复刊，但已十分困难。

自1941年下半年起，学校政治环境日益恶劣，时常有恐吓信，青年会团契基本停止活动。王涵钟、钟恕由地下党安排已分别转入大同大学和复旦大学，父亲应王涵钟要求也从英租界搬到位于法租界的王涵钟家去住。到1941年10月学校环境更坏，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父亲亦名列特务黑名单中。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据租界，刊物停办，学校关门。父亲大学三年级未及毕业。

12月20日，父亲装扮成商人并改名为：章瑜，由新四军干部庄五洲带领，经中共地下党渠道秘密赴苏中海门县包场镇六甲参加新四军一师三旅，从此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新四军里的大学生干部

一入伍，父亲便立即感觉显著的精神解放。人们以“同志”相称，个人不再受社会横逆的迫害；同志们共甘苦的生活，革命队伍的温暖，革命英雄主义气氛和坚定必胜的信念，都立刻给以他巨大的吸引，使他坚定了走革命之路的决心。

参军之初，父亲先后在三旅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政治部先进报社工作。至1942年夏秋季，部队整编后又调到苏中南通警卫团任干部文化教员。

父亲是大学生出身的政工干部，虽然没有在一线连队直接杀敌，但无论是1942年春海门县三阳镇斜桥伏击战，或1942年夏南通石港、谢家渡等战斗，还有1943年春南通阚家园战斗……凡历次战斗中他都负责伤员、搞民夫送担架、管理俘虏，各项工作积极热情，坚定勇敢，不怕吃苦，任劳任怨。1943年夏在苏中如西李家桥生俘鬼子久保一男的战斗中，因火线抢救伤员，在战后全团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大会上受副团长罗桂华和政治处主任韩念龙当众表扬“工作富有创造性”并获物质奖励。

赵坚叔叔（时任团宣教股长）和徐克叔叔（时任连队指导员）都记得父亲个子高，戴眼镜。他们说：“那时候没有人带眼镜的。部队里看重他，好像我们部队里一块牌子。他啊，忠诚老实，没有架子，跟谁都合得来。章瑜老板啊，是韩念龙先叫起来的，周密、姚力，我们都叫他章瑜老板，也是尊称。”

最初，父亲在经历艰苦而火热的战斗生活同时，内心里还存有知识分子盲目的优越感，政治上不够成熟。比如在战地服务团青年队欲发展他入党时，竟说“我现在还不够条件”，然其本意是内心有点不屑对方“小鬼娃娃”。

随后，个人政治生活和革命道路的曲折性很快显现。在同时离沪参军的5人中，有4人因各种原因先后离开部队，只有父亲留下。那4人中，画家珂田因有“托派”嫌疑，被部队“礼送”返沪（“文化大革命”后获平反）。珂田问题对父亲有着无形牵连。

赵坚叔叔回忆画家珂田来新四军：“我接待的啊。我很高兴他跟我一起工作。不久，锄奸科叫他回上海去，我是珂田所在部门负责人呢，都不告诉我。那时候，上海情况复杂得很！‘托派’问题受‘左’的影响也难免，但是没办法去上海调查啊！大学生等于高级知识分子，章瑜老板年纪小一点，不像珂田他们岁数大，所以没有被怀疑。”

敌情复杂的战争年代，“上海来的大学生”这个印象标签使得他在基层部队里入党问题久拖不决。

1943年初，部队在经过1942年冬季的审干学习之后进一步精简整编。父亲在团、营部担任干事、文化教员，因连队干部伤亡大，父亲也曾下连队短时代理指导员。

1943年4月起，在反“清乡”斗争中，父亲随着由副团长罗桂华、政治处主任韩念龙率领的团部和二营，自骑岸镇一带中心区转移至白蒲以西地区活动，伺机打击日伪。历时近一年的反“清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部队整编，以南通警卫团为基础，组成苏中军区特务四团，父亲任特务四团政治处团报编辑。

讨陈战役单身闯敌营

1944年，父亲在特务四团参加讨伐国民党投降派陈泰运部。

陈泰运于1938年底由重庆派往江苏任两淮税警总团团长。过去，我军以团结抗战为重，曾视陈泰运部为友军。但从1944年开始，陈泰运部秉承蒋介石旨意，拉拢伪军，掩护特务，后来公开投靠日伪，不断袭击、残杀我干部群众达数千人。至此，陈泰运部已成为苏中根据地的顽固反共势力。党中央电复华中局，对陈泰运部可在自卫立场上予以打击，甚至歼灭他。

第一次讨陈战役是1944年春季在苏中海安西的梁王寺。因父亲在危急情况下火线抢救伤员，获党总支书记口头鼓励。

9月至10月，特务四团参加第二次讨陈战役，历时一个半月，先后攻克回香庵、莫家堡、沙家套等顽军据点。11月，我苏中军区四个军分区全部连成一片。

回香庵战斗是讨陈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斗。驻该据点顽军是原东北军二十九军残部一个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排斥异己，将他们发往江苏敌后。回香庵，深沟高垒，顽军 200 余人都躲在一个大土圩子里面，防御工事较强。

战场外围地形平坦开阔，全是水稻田，田埂小路，不利于攻击。部队进攻受阻，双方相持不下。

父亲连续13昼夜坚持工作，火线救护伤员，编辑战地小报并对敌夜间喊话。

因该部顽军均为北方人，为便于沟通，上级决定派父亲作为我方谈判代表对该部实施劝降，父亲只身前往敌营。一路上，顽军向田埂两边开枪，子弹激起水花飞溅到父亲身上。不时有干部战士在他身后高声助威：“干教，别怕！你不出来，我们等着你！我们打他狗日的！”顽军见新四军谈判代表戴着眼镜，像团一级长官，摸不清虚实底细，不敢造次。但从中午谈到傍晚，劝降不顺，一旦日军增援，我军必将被动，后果难料。父亲心里虽急，仍镇静，对顽军晓以利害，谈判至晚9点左右，该营终于同意投降。

父亲说，我军撤离几小时后，增援日军赶到，扑空！这个营从土圩子据点投降出来，枪全部架好，一看就是训练有素。有些人参加新四军后，还成了战斗英雄。1951年父亲在津浦路列车上还偶遇一名乘警，曾是回香庵俘虏的解放战士，叫杨玉璞，相见甚欢。

战后，在东台县三仓河镇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团政治处主任姚力在全团大会上宣布父亲当选为苏中特务四团模范工作者。

苏浙军区活跃的宣教干部

1945年1月苏浙军区成立。特务四团整编为苏浙军区三纵八支队，父亲时任八支队政治处团报编辑、干部文化教员兼文工队队长。

1945年1月至10月初，江南天目山地区三次反顽战役。父亲在频繁作战中均做火线救护、动员民夫及管理俘虏。天目山地区盛产竹子而粮食困难，部队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甚至无鞋可穿，父亲在雨雪交加中打着赤脚行军竟长达两个多月。他说，天寒地冻，赤脚急行军，走得脚还冒热气呢，年轻不觉得冷啊，宿营时，把泥脚往草上擦吧擦吧就行了。

在此期间，父亲较之在江北时期更多地创作了战斗歌曲。或自己作词作曲，或与姚力、邵厚康（时任四连文化教员）、孟丹（时任二连文化教员）等人合作词曲。很多歌曲是在战斗刚结束后的急就章，曾在部队和根据地广为传唱，至20世纪70年代时，父亲下放到湖州，在长兴、安吉（原苏浙军区）一带有些50多岁的人还能唱。

1944年初，著名的苏联话剧《前线》，经毛主席推荐和介绍，曾成为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教材。父亲在江北时曾演过《前线》剧中主角“戈尔洛夫”，到江南后，又被军区文工团借调再次参加排练此角色。1945年8月的一天晚上，苏浙军区在安吉的仰峰芥演出话剧《前线》，但刚到幕间休息时，粟裕司令员得一急电，当即兴奋地宣布：“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整个会场立即沸腾起来。接着朱德总司令下达一连串命令，父亲很快写了歌曲《朱总司令下命令》。此歌后来选入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抗日战争歌曲选集》，是苏浙军区创作的唯一被选中的歌。

1945年9月中旬起，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部队撤出江南。我军一路上与国民党顽军和伪军有小规模战斗不断。

父亲自1945年初，渡江南下时就填了入党志愿表，丁谷、石麟是入党介绍人。期间，因为部队战事频繁，至10月份在北撤途中父亲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3个月，至1946年1月转正。入党志愿表由纵队党委特别批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个月后，高邮日军仍向士兵封锁消息拒不投降。12月中旬，父亲随已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的部队由淮安地区南下攻歼高邮之敌。在歼灭邵伯守敌，围困高邮城后，开展政治攻势，“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在火线用日语喊话，播放日本歌曲，被蒙蔽的日军士兵开始动摇。政治攻势最成功的是部队发明的土飞机——2米宽、4米长的瓦式大风筝，风筝上绑着一包包传单。每包传单旁边点着线香，烧断捆传单的绳子后，传单像雪花般飘进高邮城每一个角落。传单上有韩念龙与陈同生两人共同写的诗，赵坚叔叔90岁时还能脱口而出：“天寒地冻破衣裳，你为谁人守城墙？何如出得城头去，弃暗投明得解放！”两人写好交给赵坚，赵坚又作画，再用风筝放传单。万里叔叔记得，那时制作风筝是“章瑜老板教的杰作”。

高邮受降后，1946年二三月在如皋，八纵队改编为华中野战军一师。父亲任一师三旅八团政治处宣教股副股长。

1946年，苏中战役前后的6、7、8三个月期间，父亲曾有两个月去灌云县独立团任宣教股股长带新兵。前方打仗，急需补充兵员，在四五百里外的苏北根据地，每县组织一个新兵团，县长当团长。交新兵之后县长回去，村长当班长带村子里的民兵。口号就是“到前方领枪！”到了战场，简短训练后直接参战。父亲说：“跟着粟裕打仗，那真是跑死了，苏中战役30天里有 20天在跑路。一个来月，打了七个战役啊！还是全胜！七战七捷！”

之后，父亲又随一师三旅八团参加了第一次涟水保卫战和茭菱战斗。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一师三旅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二师，父亲时任师政治部文工宣传队队长。

一师分会 章国华 章国燕 章国良 章国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