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雨绵绵的季节。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巡视江南地区的工作，需要带两个速记员，我与曹鸣飞同志跟随他来到了江南指挥部。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粟裕副司令员。他那时才30出头，一身深灰色军装，黄呢裹腿打得整整齐齐，短小精干，显得英俊而威武。我心想，这个副司令员会不会像有些军人那样脾气很大，爱训人吧。谁知几次接触后，我发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与我们几个当时年仅十七八岁的速记员、机要员，相处得像兄弟姊妹一样，毫无架子。工作之余，围着一张方桌，大家争着旋转一枚铜板，猜测被按在手心下铜板的正反面，每次我们这些年轻的猜错了，总要再转一二次，甚至三次，直到赢了才罢休。可是粟副司令员猜错了，却没有这个权利，大家一哄而起不准他再转。这时的他，总是像家庭中的长兄那样宽厚相让。

江南指挥部设在溧阳县水西村，司令部在一座祠堂里。供放祖宗牌位的大厅被机要科占了，我们几位速记员被安排在大厅左边一间小房内，粟副司令员住在小房上面的阁楼里。阁楼是老百姓堆放杂物的地方，地板缝很大，夜晚阁楼上微弱的灯光可以从地板缝里透出来。奇怪的是，我们不觉得楼上住户有什么声音打扰我们，好像没有人住那样安静。我们这几个年青的女孩，有时高兴起来既唱又跳，根本没有想到司令员需要安静，他要处理对敌斗争中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一住数月，粟副司令员真能沉住气，耐得下，一句不高兴的话也没说，更不要说批评了。使我最难忘的是，有一天出完早操回来，听说粟副司令员出差去军部了，我们几个一下呆住了，怎么连打卷铺盖、收拾地图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赶忙去阁楼看看，什么都没有了，留下的仅是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桌椅门板，空空荡荡好像从来没有人住过似的。原来长年艰苦游击战争的锻炼，使他练就了无声而又敏捷的习惯，可以在数分钟内整装待发，在敌人眼皮下安全往来，敌人却毫无察觉。

1942年10月，新四军一师师部驻在东台县沿海的小镇南坎。数个月的频繁战斗，部队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将在这里召开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部署反“清乡”斗争。

初冬气候，单凭一套单军装，早晚已感到寒气了。有一天午饭后，我正在南坎街上看渔民们出售海鲜，突然发现远处有人向我招手，定睛一瞧，原来是粟裕师长。我快步迎上去，敬了个礼，他笑眯眯地示意跟他进住地。进屋后，我恭恭敬敬地站着，他弯腰打开铁皮公文箱。我满以为他可能写了什么报告，让我给他誊抄，结果放在桌上一副咖啡色刮绒手套。我呆住了，在当时环境条件下，这不可多得。我往后退着，不知如何是好。粟师长看出了我为难，连忙和善地说，前几天去三旅检查工作，看到丰利镇上杂货铺里新到了围巾与手套，顺便带了一副，是慰劳五爪金彪的。我迷惑不解，他便进一步说，五爪金彪就是两只手，这手套是对你这9个月帮我誊抄报告的慰劳，拿着吧。我说，帮师长抄报告是应该的，不值得慰劳。他说，慰劳的目的是保护五爪金彪，让它更好地为党工作。我真不好意思伸手。他便提起手套说，拿着它，不要怕难为情了。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像小学生领奖品样地接了过来。这手套，我戴着它度过了数不清的、寒冷的夜行军，还带过了长江。1943年4月在江南的一次反顽战斗中，新四军十六旅旅部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为了轻装突围，我把这副手套与其他衣物一起存放在老百姓家里了。真是可惜！

1943年的深秋，师部住在东台县海边的另一个小镇一仓的附近。敌人不甘心在苏中地区“清乡”的失败，总想寻机击毁师部这个指挥机关。有一天拂晓，师直属机关已按照通知集合在农民的打谷场上，静候着出发命令。等着等着，出发的命令老是不下达，同志们捉摸不出这是为什么。我起身跨过几条田埂，向粟师长的住房走去，只见他早已整装完毕，左轮小手枪与子弹带已紧束腰间，在住房前的空地上踱步，不时掏出上衣口袋里的怀表看着时间。我悄悄靠近过去说，我们早集合好了，怎么还不出发。他笑着说，不急，不要慌，快轮到我们上路了。不一会儿，我们出发了。在海堤下面走了约半小时，突然从高过我们头顶的堤岸上面传来了脚步声，朦朦的晨光里看到有一支队伍正在向一仓河紧急前进。我想，可能是东台县的地方武装在行动吧。这时传来了口令“跟上，不准拉档子，不准发出声”，接着开始了紧急行军。

约20分钟后，速度放慢了，天空也呈现鱼肚白。我后面的一位同志赶上几步，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看到没有？刚才堤岸上走着的是日本鬼子，真险！这一下，我才领悟过来，如果出发的时间早了或者晚了，都不会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同敌人擦肩而过。粟师长，您真是神机妙算啊！在师部工作的同志，常爱这么说，“安全与粟师长是连在一起的，只要粟师长在，安全也就在”。大家深以这个“安全感”为骄傲，也感到幸福。解放后，一师的同志相聚时，这个“安全感”总是话题之一，大家钦佩粟师长的英明指挥，也感谢他，要是没有他，我们中的有些人不一定能看到胜利的今天，或者至少在身上要留下几处伤疤。

1951年春天，我与罗伊同志去杭州探视养病中的粟司令员。我俩陪同他的全家在杭州公园里散步，碰巧路上有几朵散落的花，他那不满4岁的小儿子寒生，顺手捡着玩了起来，突然一位公园管理人员跑了过来，厉声向我们训斥，你们的孩子不该折公园的花草，这是违背公园规章的。粟司令员和颜悦色地向他说明是孩子从地上捡来的，不是从树上折下来的。但管理人员不信。粟司令员不再多说什么，平心静气地让寒生将花放回原处。他自己也像没有发生过这场误会似地继续散步。这是多么感人的涵养呀！

196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快9点了，我按照规定的时间回家。脚才迈进大门，传达室的李大爷急忙截住我，说有一位花白头发的老解放军来找你，夹了一包毛线，在传达室等了好久，他要你回来后就去电话。又说这个老解放军真是和善，还同他聊了好多家常。这一说，我知道是粟司令员来过了。马上打电话向他道歉，让他落个空，还等了那么长时间。他在电话里却说，是他的不好，来前没有打招呼，过数日他将再来。我连说不能，只要他什么时间在家，我过去看他。推来推去，怎么也不肯让我去看他，最后我只能服从了。数日后，他如约来到我新搬进的小屋里，东西挤得满屋都是，不知安排他坐哪儿好。他很自然地在一张木椅上坐下，放下夹着的毛线，有些不大好意思地说，楚青同志（粟裕同志夫人）去干校劳动了，劳累而紧张，很难得回家一趟，儿女们也不在家，家中只剩他自己一人。天冷了，能否帮他织件毛衣。没等他说完，我就拿过毛线，急忙说您太客气了，早该打电话让我去取，您这样亲自跑来两趟，太使我不安了。他说你也忙，让你为我做事，哪能让你跑脚呢。这谦逊而又体谅人的言语，使我感到抱在怀中的不是毛线，而是难能可贵的革命者的风格。当我把他送到楼下，看着他的背影从大门边转过去，我的双脚像是浇铸在地上似地动不了了，眼睛湿润了，喉头哽住了。敬爱的粟司令员，你真是的！

这些往事，都是琐事，我把它们紧扎在一起，作为一束鲜花，奉献给敬爱的粟裕司令员，以寄托哀思。

一师分会 季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