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11日，我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新安店乡田庄一个农民家庭，七岁入私塾读书，1931年考上确山县城厢小学。是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此后又向我热河、河北、察哈尔三省侵犯，向沿海及内地一些省份贩运私货。当时确山县城市场上也充满了日货，城厢中小学学生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倾销日货。这类游行前后进行了三次，每次我都参加了。

1935年6月，我父亲为反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被反动保长杀害。从此，在我心里播下仇恨国民党的种子。1937年，我考入河南省立汝南初级中学。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向汝南城乡居民宣传全民动员，抵抗日军，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8年春天，因交不起学费我退学了。同年秋，我结识了邻村曹庄青年李大洲，我们相处亲近，很谈得来。李大洲是共产党员，他给我《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等革命书籍阅读，同时对我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交火，一触即溃。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一战告捷，人心大振，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只有共产党反对剥削压迫，惟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通过和李大洲的接触，他让我阅读的革命书籍，对我思想触动很大。使我感觉到要打败日本鬼子，人民要翻身过上好日子，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李大洲经常利用他庄上的人聚集在村边树底下聊天的机会，向庄上的人做抗日宣传，我也常常跟着他，向农民讲述：抗战必须全民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还组织农民识字班，由我教农民识字。在识字班上，我不时讲述抗战形势，讲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平等，过上美好日子的前景。我还教妇女儿童唱革命歌曲。

由于李大洲同志不断对我教育，让我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使我的思想和政治觉悟有较大提高，我不仅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是真正领导抗日的，是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还充分体会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前途，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完美的社会制度。这不禁使我对共产党钦佩，对共产党充满向往。因此，在1938年冬的一天，我向李大洲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他表示完全同意，但需向县委汇报后，才能做出决定。

1939年春节，李大洲捎信让我正月初六日到曹庄他家里去，和中共确山县委书记见面。我准时去了。一到大洲家，见到一个身穿棉袄农民打扮的人，30多岁、个头不高、眼睛有神，大洲向我介绍说，他就是中共确山县委书记王景瑞同志。我走上前去和他握手。李大洲对王景瑞说，他就是潘友謌，王景瑞没有说客套话，开门见山地向我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你要求加入共产党吗？共产党员必须听党的话，党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共产党员是要吃苦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共产党员若是被敌人抓住了，弄不好是要被杀害的，你不怕吗？我回答说，我不怕，若是怕，就不要求加入共产党了。王景瑞说，那就好，你要求入党的事就这样定了。今天，我代表中共确山县委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和李大洲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了。我激动地说，请党放心，我决心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接着，王景瑞从一个书夹里取出一份入党志愿表，要我填写。我当即用王景瑞的钢笔，按照表上的项目，一一作了填写，然后交给了王景瑞。至此，我办完了入党手续，刚刚进入十八岁，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1939年2月中旬，王景瑞找我谈话说，国民党确山县政府现在要成立一个干部训练队（简称干训队），招收60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进行两个月训练，然后下放到各联保充当联保主任。其意是想把各乡不爱听调遣的地方乡绅弄下来，换上一批年轻人，他们好领导些。县委认为这是我们打入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一个好机会，决定派你去干训队工作。你在那里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争取团结进步青年，并在他们当中发展我党党员，以便日后这些青年一旦当了联保主任，就增强了我党力量，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很大意义的。王景瑞又对我如何打进去，做了具体布置。他说，干训队长姚再立，原是国民党六十八军参谋长，因作战失利，被蒋介石撤职，姚再立通过冯玉祥的关系，来确山当一名兵役科科长，他对蒋介石政府统治非常不满，而对我党表示好感，一有机会就和我党接近，同时这个干训队的副队长刘骏良就是我党党员，他和姚再立关系不错，因此，我写个条子给刘骏良同志，你带上条子去找他，事情准能办成。

我愉快地接受了县委交给的任务，次日手持王景瑞的介绍信，去确山县城干训队部找到刘骏良，就这样我作为一名党员进了干训队。国民党确山县长邵世桢对干训队很重视，他要姚再立亲自向学员授课。姚再立讲的课是：抗战至上，清除汉奸，民众动员，整顿保甲，实施兵役法方案等。刘骏良也讲了课，内容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游击队战术，步兵操典，并带领学员出操，持枪瞄准、射击等。我在干训队干了两个月，由于缺乏经验，工作做得一般。但我积极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团结并结交了思想进步青年余修成、张云露、吕良鹏等十余人做朋友，发展了付化民、宋兴诗两人为共产党员。干训队结业后，王景瑞告诉我说，将另行分配任务。故我未等国民党县政府给分工作，就回到家中。

我在干训队的时候，我家在县城找了住处，我的两个弟弟在城厢小学上学，母亲一人从乡下来到城里照顾他们。在此期间，县委书记王景瑞每逢来县城工作，吃住都在我家，我母亲热情招待。由于王景瑞常来我家，引起国民党保长安铁旦的注意。我从干训队结业回家后，安铁旦更是大造舆论说，潘友謌家“招留不洁”，来往人员形迹可疑，并要带着警察前来潘家查户口。我窥察其奸，推测安铁旦这一招很恶毒，可能要抓我。于是，我先下手为强，很快地将此情况，向我党在确山县警察局做秘密工作的党员赵进先（警察局局长）及牛得胜同志作了汇报。他们以鸦片烟罪犯（安铁旦抽鸦片烟并有贩毒嫌疑）为由，立马将安铁旦逮捕了，随后又将他投入监狱，为我党活动铲除了一个祸害。

除掉了安铁旦后，城关各学校、团体的青年与我们接触更多了，我不失时机地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冯士俊、宋承诗两个青年为共产党员。1939年5月，确山县委决定建立城厢区委，马世显为区委书记，黄一鸣为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兼青年委员。不久，为加强教战团的工作，王景瑞又将我派到那里。

确山教战团成立于1938年秋，开始由县城几个小学教员发起，共产党员杨中和起主导作用，很快有不少教员学生参加进来，发展到50多人。教战团的任务是：出墙报、演话剧、唱抗战歌曲，以文艺活动方式激励各界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到了1939年初杨中和等一批教员退到幕后，剩下的人员主要是原有的和新吸收的学生，共40来人，团员中有共产党员9人，由共产党员张孔修任团长。共产党员在教战团里都是业务骨干，在各项工作中起领导作用。

我到教战团任务是帮助张孔修加强党在那里的活动，促进各项业务有一个新的开展。自我去了以后，每五天出一版墙报，贴在县衙门口和城东门上，将我党提出的抗战口号：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反对投降妥协，坚持抗战到底等，以大字标语贴在县城东西大街两旁。教战团的活动，引起确山县国民党当局严重注意。1939年6月末，国民党确山县县党部书记长田渭充把张孔修（16岁)传去，大肆恐吓一顿，声称：张孔修你一个小娃娃也想起来造反，若不立时改过，定严惩不贷等等。张孔修从国民党县党部回来以后，立即向我们全体党员谈了情况，大家一致感觉形势严峻，要马上作应变准备。7月6日，县城召开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大会，国民党确山县长邵世祯，在这个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大喊大叫说：逆党（指共产党）把确山县搞得漫天遍地红了，扰乱人心，妨碍抗战，罪不能容，若再不住手，政府就对他们不客气了。其一幅凶恶的模样，似乎要抓共产党人了。

我们参加纪念大会回来后，支部全体党员同志当晚即开会商讨，一致认为邵世祯的讲话是国民党反动派要向我们下手的信号，局势严重，不能犹豫。会议决定由我和张孔修及时向县委报告，我们九个党员，应全部从教战团中撤出去。我们的意见得到县委的批准，次日张孔修、邢友谅（女）、赵海静(女)、陈登梅（女）四人，通过我党党员赵进先的关系，去到信阳邢集镇国民党六十八军部队小住。我和荀锡林、冯士俊、宋兴诗、宋承诗五人各自回到乡下家里，观察国民党当局将如何动作。果然，没过三天，确山县政府就将教战团查封，人员全部解散了。1939年7月中旬，我由确山县城回到乡间家里，心中不免还想着城里发生的事情，为防止国民党到乡下找我的麻烦，于是决定到留庄走一趟，观察动静。到留庄后，听西南方向响起隆隆炮声，我揣测可能是日军由信阳北犯了。我便由留庄赶回家里，次日去段庄找区委书记段文彩同志打探消息。段文彩告诉我，日寇由信阳长台关北犯，已占领明港镇，其前锋已伸到李新店（确山县管辖一个小镇)，国民党六十八军已西撤泌阳，仓皇跑掉了。县委书记王景瑞同志现已带领三四十名党员和群众正在李新店周围打游击。他又说，河南省委决定，确山县委要把自己掌握的武装都拉出来，在日寇后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王景瑞一二日内要到这里来召开县委会，讨论如何贯彻省委指示。第二天晚间，省委派红军干部王遵义带领一个排，由竹沟来到段庄，次日他向王景瑞等县委负责同志传达了河南省委关于成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县委及时开会对贯彻省委指示作了研究和部署，决定全县党员除留下杨安平等少数同志在地方坚持外，其余的党员都要带领青年进步农民参军，到敌人后方打游击去。

我于8月6日（农历六月二十一日）接到县委通知，要我农历二十二日到任店东赵庄赵进先同志家中集合，听候编队出发。农历二十二日上午我告诉母亲说，下午我要去赵庄，参加赵进先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由于赵进先是确山县知名人士，许多人知道他曾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下当过副团长，现任确山县警察局长。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他为人正派，处事公道，和老百姓站在一起的好名声是早已深入人心的。母亲听到我说是参加赵进先的游击队，没有阻拦我，只是问了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里来？我答，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她再没说什么，为我准备了套换洗衣服、一床棉被和一双鞋子。当日下午，我辞别了母亲，到赵庄去了。

傍晚到了赵庄，只见赵进先家客厅里，院子内，大门前，村南边梨树园里，打麦场边，大树下面到处都是带着武器的人。他家十来个妯娌们和男女佣人，全都上了灶，给前来集合的人烙锅盔、做面条。那种全家人出动，汗流浃背为前来集合的人搞吃喝的动人场面令我至今难忘。根据县委通知要求，农历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全县各区应来赵庄集合的人员枪支都到齐了。吃过晚饭以后，所有新来的人都到赵庄南边河滩下集合，首先由县委书记王景瑞讲话。他说，信阳日寇北犯，已进入确山县境，省委指示，要我们党拉起武装，打游击，我县全党上下一致响应。这两天来到赵庄集合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已有350多人，长短枪300来支。省委决定我们这支队伍取名新四军确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由赵进先同志任大队长，王景瑞为政治教导员。王景瑞讲过话后，赵进先大队长根据事先商定好了的方案，将前来集合的全部武装编为抗日游击大队管辖下的第七中队、第九中队和特务分队。将青年学生编为宣传队。同时宣布任命黄光甫为七中队长，胡友禄为七中队指导员，李景让（即李德轩）为七中队副队长，巩永典（即巩法亭）、王廷义分别担任七中队的一分队长和三分队长；任命刘骏良为九中队中队长，杨玉璞为九中队指导员，杜元朗为九中队副队长，雷耀典、赵国修分别担任九中队的一分队长和三分队长。牛得胜任特务队队长，张孔修任宣传队长。我被编入宣传队工作。各中队分队编队完毕后，赵大队长发出当晚行军命令。以七中队为前锋，大队部、特务队和宣传队居中间，九中队为后卫，当夜要行军35里，到信（阳）北的小镇兰店集宿营。月亮高悬、夜色蒙蒙的初更时分，我们这支确山人民的子弟兵——刚刚诞生的确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翻越马翼山，穿过涧沟，大踏步向信（阳）北走去。

部队从赵庄出发的次日清晨，到达了兰店集宿营。老乡们看到这支穿便衣的队伍，文文静静，秋毫不犯，感到有些惊异，又觉得可亲。由于各中队尚未配备炊事员，以班为单位分散在老乡家吃派饭，饭后如数付钱。上午大队领导研究行动计划，决定部队到明港与长台关之间活动，相机打击敌人。下午我们继续南进，晚间在明港以西的仝湾宿营。部队在明港邢集之间活动了几天。日寇已由李新店和明港撤回信阳。大队决定，将部队开到信北县委驻地尖山村整顿训练一些时日。部队开到尖山后，驻在铁幕山下黑龙潭间一带村庄，恰遇上一连几天下大雨，山洪暴发，采购人员去不了山外，几天当中部队将驻地老乡的粮食全都买来吃了。粮食被吃光后，雨仍在下着，采购人员仍然不能到山外购粮。无可奈何，只得和老乡协商购买他们的菜地里的南瓜、梨树上的梨子，煮熟以后给指战员当饭吃。由于一连几天顿顿都是煮南瓜煮梨子吃，指战员们对这两种东西，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因此，有些人宁肯饿肚子，也不肯吞咽一口梨子或南瓜。

天晴以后，部队由铁幕山开到明港西南桑园镇。此时竹沟河南省委已撤销，成立了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区党委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委派原红军师长肖远久等数名干部带领一个中队，由竹沟前来桑园和我们确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会合。跟肖远久一同到达的，还有信（阳)北县委书记张难同志发动组建起来的信北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肖远久同志向确山大队领导传达了豫鄂边区党委的指示。大概意思是：为了适当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信北、确山两县武装，协调部队的行动，更有利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特决定将信北、确山两县武装和由竹沟前来信北的一个中队，统一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第五团。信北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编为第五团的第二大队；确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编为第五团的第三大队；竹沟来的一个中队为五团直属中队，王遵义原先带去的一排，并入该中队，各大队现在所有的干部战士，枪支弹药一律不动。暂缺第一大队待补。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陈少敏，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任命肖远久为独立支队第五团团长，方正平任政委，王遵义任参谋长，罗时初任政治处主任，统一管辖和指挥全团两个大队和直属中队。之后肖远久又召集两个大队和直属中队全体人员，宜布新番号，并勉励部队同心同德，团结战斗。重新改编完毕的五团有750多人，近600支枪。第三大队（即确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有冲锋机枪两挺，驳壳枪5支，三八式捷克式钢枪10余支，装备居全团之首。

部队在桑园改编完毕之后，由于国民党的六十八军将要还防(该军一四三师原驻明港桑园一带，日寇北侵时撤走，现返回此地)，我五团已不便在平汉路西、信北一带活动。因此，团首长决定部队东进，到淮河以南信阳东北部日寇占领区打游击。我们部队立即由明港以南穿过平汉铁路，到达淮河北岸渡口闰庄。这个渡口只有一条可载20来人的木船，过渡一次，往返需要半小时左右，以这样的速度过渡，全团650多人，将近一天时间才能渡完。根据这一实际情况肖远久团长命令部队，除妇女和病号外，全都涉水渡河。淮河在信阳北部一带，河水不太深，将近一米的样子。干部、战士都脱下裤子手举着武器弹药，涉水过河到南岸。我们宣传队有五名女同志（邢友凉、赵海静、陈登梅、唐世英和张爱兰），按规定她们本可以乘船渡河。但这五位女将毫不示弱，她们一商量，一点也不犹豫，穿着全身衣服一齐跳进淮河里，手牵手地一条线前进。我们男同志看到她们被水冲得摇摇晃晃，急忙靠近，进行搀扶，与她们共同奋力向前，胜利地到达河南岸。五位女同志的奋勇精神，得到全团干部战士赞扬。

部队渡过淮河之后，在靠近日寇据点洋河附近的胡祖店龙井(镇)一带活动。在此期间，李大洲同志由竹沟教导队毕业来到淮南参加我们确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任大队副官。大约在8月底或9月初的一天上午，长台关以东的一个小镇叫薛场，正逢集日。肖远久团长决定带领确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由驻地的村庄胡岗去该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参加我军。不料当部队行走到薛场东边距离一片墓地不远的地方时，遭到埋伏在墓地的日本鬼子的猛烈射击。赵进先大队长立即命令部队就地散开还击。命令九中队和七中队分别从左右两翼，向敌军发起攻击。当战士们猫着腰向前飞跑快冲到敌人跟前时，日本鬼子的机步枪、掷弹筒一齐向我攻击部队射来，九中队和七中队一批干部战士应着敌人的枪声倒地，有的负伤、有的光荣牺性了。敌人又乘此机会发动反攻，我七中队、九中队虽将其击退，但自己也陷在那墓地边沿不能动弹。肖远久团长看到部队攻击不能成功，命令七、九中队撤出战斗。日寇也未敢追击。此次薛场战斗，七中队分队长王庭义，九中队分队长赵国修、班长曹广颖（原确山县狮子区组织委员)等9名干部战士牺牲；七中队指导员胡友禄，九中队班长巩旺(原确山任店区宜传委员)等15名干部战士负伤。这些同志在战斗中，都表现了共产党员冲锋在前，英勇顽强的杀敌精神。

薛场战斗，是我确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和日本鬼子交战。虽然我们部队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装备多是土造步枪，子弹很少（每支枪只有十余发子弹)，但部队政治素质好（共产党员占50%以上），思想觉悟高，干部战士都具有坚决勇敢、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因而，新成立的确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虽然初战不利，可是他们顶住了日军的打击，经得起严峻考验。确山人民的子弟兵，七中队也好，九中队也好，经过薛场战斗的锻炼和考验，增强了对日军作战的信心，部队更巩固了。战后，确山县委的大多数同志战斗意志更加高昂，但也有个别人被敌人的炮火吓破了胆，离开了革命队伍偷偷溜回家，成为可耻的逃兵。

我五团在薛场遭伏击，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团领导人敌情观念差，麻痹大意。主要教训有两点：一是预定第二天部队去薛场开群众大会，头一天就将此事声张出去了，这使信阳日军能很容易地搞到这一情报，有时间调动兵力，在薛场埋伏打击我军。二是数百人的任务行动，竟事先没派出一个侦察员，对敌情况一无所知。以致当部队接近薛场，遭到日军猛烈射击时，才知道中了敌人的埋伏，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9月上旬一天，在胡岗村驻地，我第三大队接到肖远久团长、方正平政委的通知，命令大队长赵进先率领第九中队，当天夜晚去攻打设在长台关附近易家湾村日伪军政权组织——维持会，务求全歼，不让敌人逃走。当夜初更时分，赵大队长率领第九中队急行军前往，顺利地包围了敌人，一枪没放，缴了伪保安队员20多人的枪支，俘虏了维持会会长易佩锷。兵不血刃，一举铲除了一个汉奸组织，军民高兴，一时成为美谈。此后，易佩锷捐资5000元银元，助我军饷，答应今后给我军送情报，搞军用物资等。据此，我们部队将他释放了。

淮南这块地方，地域狭小，西边是平汉铁路，南边是敌人控制的公路。交通线上，敌方据点林立，戒备森严。东边息县是国民党统治区；北边淮河岸边陡沟一带，驻有国民党大部队。因此，我抗日部队在此活动受限，施展不开，更谈不上在此创建抗日根据地了。

根据上述情况，我五团首长和五团二、三大队领导人联名写信向豫鄂边区党委及独立大队领导建议，第五团应放弃淮南，将部队开赴豫鄂边界处的四望山山区，和那里的刘子厚同志领导的第三团会合，集中力量发展壮大信（阳）应（应山属湖北管辖）抗日根据地。

五团的建议，很快得到边区党委和李先念司令员的批准。10月初，在肖远久团长、方正平政委的领导下，五团由信阳东北小镇胡祖店出发，浩浩荡荡，铁流般地向四望山奔去。

五师分会 潘友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