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海。14岁参加由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学生组织——上海市学生协会，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赴苏北参加新四军，18岁调入新四军军部调研室，自此长期从事对敌技术侦查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任南京军区第五局第一处处长，“文化大革命”后任南京军区第三局副政治委员。1983年6月离休。2003年双目基本失明。

一、双亲早逝 在日本铁蹄下的童年

   1924年12月，我出生于上海闸北区长安路紫安里一号。父亲是个职员，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生活还比较安定。
   在上海，我母亲去世很早，连她长什么样都没有一点印象。11岁那年，父亲也离开了人世。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父母的早逝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种遭遇，也锻炼和培养了我独立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父亲去世以后，我的生活由大哥承担。为了让我上学并维持我的生活，大哥常常要典当家中的东西。  

    1937年我13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7岁的大哥带着我们三个弟妹逃难。后来我二哥去了大后方，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姐姐当了纱厂女工，随工厂内迁去了安徽芜湖。我因为年幼，开始在叔叔家寄住了约一年时间。后来，大哥在三星棉铁厂找到一份工作，我们才从叔叔家搬到爱文义路（现在的北京西路）,一家自行车行的阁楼上，直到我离开上海。

    那个阁楼很小，除了一张小桌和一把椅子供我写作业和大哥有时画画用，其他什么家具都没有。到了晚上我和大哥就打地铺睡觉。当时我在明光中学上学，这个学校虽然不是贵族学校，但是收费较高。我想减轻大哥的负担，因此没有上初一，直接考了初二，但是一个学期下来，大哥再也无力维持较高的学费，我只能辍学在家，待了将近半年。

    我在上海生活的15年中，经历了两次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战争。第—次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那一年我才8岁，还不太懂事。由于大批日本军队攻到闸北，我们举家逃难到租界，有时我跟着哥哥回家去取东西，路经租界和闸北交界的时候，所有人都要被日本兵搜身。有的中国老百姓由于语言不通或者动作稍慢一点，就要被殴打。当时我虽然很小，但是已经感觉到日军的狰狞面目。第二次就是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并大举进攻上海，我们又举家逃难。每天我们都到苏州河边，张望自己家住的地方。我亲眼看到日军的飞机俯冲轰炸，爆炸声响起以后，我家所在的地方火光冲天，不久那里变成了一片废墟，我的家没了。当年我12岁刚小学毕业，暗暗发誓：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把他们赶出中国去。两次战争对我民族意识的培养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二、考取泉漳中学 积极参加护校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不论男女老少几乎都卷入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大哥早出晚归顾不上我，我就参加慰问伤病员、募捐棉衣、鲜花义卖等支援抗日战争活动。辍学期间我听大嫂的弟弟沈定一说，他所在的泉漳中学，要招收一批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生，资助发放奖学金，就决定去考泉漳中学。 

   泉漳中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私立学校，由泉漳会馆创办。开始只招收泉州、漳州籍两地学生，后来招收了其他籍学生。我考取泉漳中学奖学金以后，除了学费全部免缴外，学校还提供—些简单的学习用具和课本。

   泉漳中学曾经培养了很多进步青年，其中有的成为左联成员。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曾在学校任教。1929年中共江苏省委在此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周恩来等都来此参加会议。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我进校时，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海外华侨的资助中断了，因此泉漳中学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支撑着办学，支撑着对广大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资助。当时泉漳中学校园已被日军炮火轰毁，学校只得搬到南京西路斜桥弄苏南中学，利用苏南中学没有课的空隙时间上课。

    从1938年的上半年开始，我在学校班级里负责康乐和出壁报两项活动。那时我除了抱有抗日爱国的热情，也有这方面的爱好和兴趣，所以工作很积极。后来，又参加了当时党组织领导的两次反对汪精卫投降路线的活动，还参加了护校斗争。因为泉漳中学有较强的革命性，引起所借用的苏南中学校方的戒心，想把泉漳中学挤走。为了使我们的求学活动不致中断，地下党领导了护校活动。我们坚守在教室手挽着手，唱着抗战歌曲。当时苏南中学向英租界巡捕房报警，英国巡捕到校后，我们据理力争，讲述我们没什么別的要求，就是要继续在这个地方上学。英国巡捕巡视后，未发现我们有违犯法律的行为就回去了。

    护校斗争告一阶段后，泉漳中学找到了位于爱文义路戈登路（现在的北京西路江宁路）的新校址。该校舍很简陋，只有楼上楼下四间教室，老师在一间像厨房的小间里办公，另外还有一个亭子间，作为住校女生宿舍，因其私密性较强，我们一些进步学生经常在那里活动。由于我在一些活动中表现得积极勇敢，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

    一天下午，高一女同学徐联珠（徐嘉）对我说：“今天放学后你等我一下，有事找你”，我说：“好！”回到教室我将此事告诉了与自己比较要好的同桌汪德昌。刚进学校的时候，汪德昌也是一个穷苦学生，可是后来他慢慢地变得有钱了，经常请我去看电影，或者请我吃饭。听闻后他马上跟我说：“徐联珠是个女同学，你跟她有什么好说的，我们还是去看电影吧！”第二天，徐联珠碰到我说：“昨天晚上你怎么没有留在学校，到哪儿去了？”我如实把情况向她讲了，她说：“今天放学以后，你不要走，等着我，不要再和别的同学讲。”

    放学后，我佯装回家的样子转了一圈，然后回到教室。徐联珠在那等着我，我们两个沿着马路，边走边谈。她说每一个青年都应该做一些有益于抗战的事情。随后，她给了我几本儿童文学，要我好好地看—看。回到家里，我打开纸包一看，一本是苏联的《小瘌痢》，一本是张天翼写的《秃秃大王》，封面都画得挺有意思。晚上我专注地翻看，马上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住了。里面讲的都是抗战的故事，对我启发挺大。—夜之间，我就把两本小说看完了。第二天，我把书还给了徐联珠。此后，徐联珠不断拿进步小说给我看，比如《新生代》《西行漫记》，还有鲁迅的杂文和一些苏联小说，对我思想进步影响很大。

    在这期间，汪德昌对我也拉得很紧。他说他参加了三青团，只要交几张照片，填一张表，接受一些领导交给的任务，每个月都发给一些津贴费用。我很疑惑，抗日战争时期各方面都很困难，每个人应尽一些义务怎么还能拿钱呢，看来这个组织一定有问题。

    此后一段时间，我很想到大后方去。就和几个同学在上海沪光大戏院的楼上练功，想先把身体练好，然后到敌后去打游击。自从徐联珠给我看进步书籍以后，我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有了一些了解，觉得共产党了不起。1939年9月9日，徐联珠约我到爱文义路觉园见面。她说，根据你一年多的表现，准备介绍你参加上海市学生协会，这是领导学生运动的进步组织。参加学生协会以后，我在泉漳中学更积极了，还参加了学校的歌咏队。

三、投身共产党 参加新四军

    1940年的三四月间，徐联珠找到我说：“我找到了共产党，你愿不愿意参加？”我说，愿意！她说：“参加共产党，如果被发现了，被逮捕了，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不是你说一声愿意就可以的，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过两三天再来回答我。”

    经过三四天的深思熟虑，我找到徐联珠，对她说：“我都考虑清楚了，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说：“我给你几本书再去好好看看，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又把怎么写申请，写法上有什么要求，都清楚地跟我说了一遍。

    回到家里，我看完几本书后，按照要求写入党申请书，写满整整一个练习本。1940年4月下旬，我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徐联珠。她特别叮嘱我不能对任何人讲，要绝对地保守秘密。

    直到1940年6月，一天，徐联珠通知我：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了。她带着我到学校，在校工住的一个小房间里，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当时宣誓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有三句话我始终没有忘记：一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锋队”三个字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第二句是永不叛党，白区党组织对气节问题的教育非常重视。第三句话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三句话伴随和指引了我的一生。

    我的入党宣誓结束后，徐联珠说：“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天天到学校来了，有两件事情要你去做：第一件，组织上已经决定输送你到苏北革命根据地，或者到皖南新四军，你去负责接关系。第二件，利用这段时间，去做一些校外的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群众工作，让更多的人懂得抗战的道理，坚持抗战。有什么事情我会找你。”我说：“好！”

    从1940年6月开始，我不用天天到学校，主要精力用在接关系和开展校外活动上。校外活动究竟怎样搞，当时心里也没底，我先把叔叔家作为据点，领着叔叔家的堂弟、堂妹，组织了一个地下少先队，吸收了近20个十三四岁的学生，每次活动主要是看进步书籍，唱抗战歌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有时候也讲国内外形势。这十几个学生，有五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我与有关组织接关系每次都不是很顺利，直到年底才最后敲定下来，决定我们1940年底离开上海，到苏北去。

    当时跟我同一批走的泉漳中学的学生有：姚关福、胡士敏、陶源如、张学祺，加上我三男两女一共五人，其中共产党员仅我一人。1940年12月26日，我们乘坐轮船离开上海，前往苏北新港（靖江）。

   看着上海的灯光渐渐在视野中消失，一夜的颠簸，轮船终于靠上靖江码头。这里当时还是敌占区，在日本士兵凶狠的目光逼视下，我们慢慢上了岸，又经过半天的路程，进入到抗日根据地。再经过海安、东台到达盐城新四军抗大五分校招待所。

    在抗大五分校，队列科的汪晓芸同志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填写了一份入校登记表。填好后他拿着我们的表格仔细核对，问哪位是蒋旦萍同志？我马上答到：“我是蒋旦萍”，他笑着说，哦，还是一个小布尔什维克嘛。随后他向我们介绍抗大的办学宗旨，是培养

大批的军政干部，更有力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他又介绍说，抗大五分校除校部外，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上干队（上级干部队），一大队是军事队，培养基层军事干部。二大队是政治队，培养基层政治干部。三大队又叫女生队，主要是学政治。上干队是培训营团干部。校长由陈毅同志兼任，副校长是冯定。从明天开始，你们就是抗大第一期学员了。

    从1941年1月1日到1942年12月，我参加了为时两年的抗大学习和战斗的生活。1942年12月，我正在抗大参训队学习，一天队长突然通知我，接到军部的命令，调你去军部工作。第二天我就到军部转组织关系，组织科的两位科长笑着对我说，你要到军部十分重要的机密单位去工作，要非常珍惜啊。然后交给我一个介绍信，信封上写着“立教办公室胡主任收。”

    我拿着介绍信，按照指定的地点找到了立教办公室，胡主任亲切地接待了我，说非常欢迎你来我们这里工作，详细情况等会儿你的科长会和你谈。接着就让警卫员把我带到了二科。二科的科长顾雪卿同志把我带到一个大草垛旁边和我谈话。他说早就知道你要调来工作，这是一个机密性很强的单位，也可以说进来以后就要准备隐姓埋名一辈子。我们的任务是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获取敌人最高层的机密，让我们新四军的指挥机关及时掌握日军、汪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动向，取得主动权。单位分三个科，一科负责破译，二科负责密码破译后日常情报的处理，三科负责敌方情报的侦收。由于情报工作的高度机密性质，因而对工作人员有严格的要求：第一，工作的性质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包括自己的亲属。第二，尽量减少与工作无关人员的联系。第三，外出时必须有人结伴而行。第四，无论寄出或收到的私信都必须由组织审查。以上四条规定必须从党性高度出发正确对待。

四、无私、忘我 做好情报工作

   从这一天开始，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情报侦收事业，时间长达42年之久。情报工作艰难，在于要把一串串没有感情色彩的阿拉伯数字变成活生生的情报，特别是敌人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密码。敌方的密码专家都是接受过高等专业训练的人员，而我们只是一些接受初高中教育的年轻学生，靠着党的领导，抱着忘我、无私、奉献的信念，不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破译一份又一份敌方电报。

   从事这项工作，必须每时每刻处于战备状态，部队行军时我们一起行军，部队休息时我们要立即开展工作。经常是连续几天夜以继日，一盏昏暗的油灯陪伴我们度过无数不眠之夜，到了清晨我们眼睛是黑的，鼻孔是黑的，无论严寒酷暑，没有例外。

   情报工作对革命贡献巨大，最突出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地区八次大的战役：宿北战役歼敌2万余人；鲁南战役歼灭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共3万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汽车和重炮及装甲运兵车、坦克等，组建了我军特种部队；莱芜战役是一场最典型的南征北战，歼敌6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歼敌3万余人；济南战役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这是华东野战军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淮海战役我军60万打败了国民党80万军队；渡江战役国民党的千里江防被我军全面突破，我们在战役前就把白崇禧和汤恩伯沿江兵力部署搞得一清二楚，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渡江战役的作战方案提供了重要情报；上海战役正如陈毅同志所言：是瓷器店里打老鼠，按照党中央要求，我们把一座完整的大上海还给了人民。

    所有战役中的每一个小战役，我们几乎都能立大功，我们的情报保障，是从战役的开始到战役的结束从不间断。周恩来总理曾经说，你们的工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四分之一的功劳，一是党的正确领导，二是指战员的英勇善战，三是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四是及时、准确、完整的情报保证。周总理还说，国民党在技术上是正50，但在政治上是负50，正负抵消，所以他们失败了。我们在技术上是正号，政治上也是正号，两者相加，结果必然是正号，所以我们胜利了。毛主席也曾为情报技侦工作题词——“党的耳目”，称我们的工作是“走夜路有了一盏灯”。

五、迎接解放 参与接管上海工作

    我再到上海，是离开上海九年以后。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整个华东军区准备南下。这次南下跟当年行军作战完全两样，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运送我们南下。4月30日，在徐州住了一夜，第二天，发了新军装，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徽。5月1日，当我们离开徐州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冰雹。从徐州到达扬州后，在扬州短暂地住几天，又转到丹阳。在丹阳，整个华东军区和华东局都忙着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华东局决定把所有上海籍干部抽调出来，参加未来军管会工作，我当然是其中之一。陈毅同志在动员时曾讲，我们3000干部进入上海，500万人口的大城市，究竟谁影响谁？谁改造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酷的问题。当时组织我们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学习了《入城守则》。

    1949年5月26日一早，我们赶到司令部所在地集中、编队。上海军管会一共编了10个队，每个队还有若干组。我是编在第十队第十组，第十队的负责人是梁国斌、李士英同志，其任务是接管上海的军方、警察、宪兵和特务四个部分。第十组都是从我们调研室抽调来的人，有我、时冲、吴一峰、郑国芳、张志遐、胡秋亮等。编好队以后，大概6点钟光景，就陆续上火车。一路上，不断碰到被破坏的桥梁需要整修，少量的残匪需要消灭，可以说是走一路，修一路，打一路。到达上海已下午5点钟左右。

    军管会的纪律非常严明，到达上海火车站要求大家原地休息、待命，不准到车站外面去采购东西。因为当时的币价还未确定，我们用的是解放区的货币，上海用的国民党的金圆券、银元券已经贬值得不值钱了。从早上6点到下午5点，我们已经有10个小时没有进餐。火车站离吴一峰的家很近，他就请假回去，从家里带了一些烧饼之类的东西分给大家。后来军管会统一送来些干粮，给大家充饥。当天晚上，大家都穿着潮湿的衣服，躺在火车站大厅的地上，不准去扰民。

    5月27日，天刚亮，上海居民发现解放军已经进城了，正在火车站休息。大批市民、工人、学生纷纷涌到火车站来看望解放军。老百姓看到我们衣服都是潮的，和衣卧睡在地上非常感动。有送水的、送点心的，很多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上午开来多辆大卡车，把军管会全体人员拉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室内体育馆，由上海地下党同志迎接我们。他们准备了长期收集的国民党各个方面的资料。这样，紧张的接收工作开始了。

    当时军管会要求，每到一地，电话、汽车都要贴上封条，不准再使用。如果需要增加警力，需报告军管会派发。碰到什么特殊情况，随时向军管会报告，不准自作主张。军管会成员都在左臂上挂有红底黑字的“上海市军管会”标志，以便让人民群众识别。       

    在接管上海的过程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比较深。第一件事，根据资料我需到淮海中路的一条弄堂，去接管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公馆。地下党提供的材料上面写的是这条弄堂的2号，我到达时已经傍晚，按了门铃以后，里面的灯一下全都熄灭了，狗叫的声音很响，感觉到有情况。再按门铃、敲门，里面没有任何反应。我马上向军管会报告，告诉他们这里有情况，需要增加警力。后来调来一个警卫班，机枪也架起来了，在外面喊话，如果再不开门，我们就要进去。结果还是没有反应。于是警卫战士爬铁门进去，把门打开，将楼梯都封锁住，向上面喊话，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如果有武器请放下武器，再不下来，我们就要上楼搜查了。这时楼上有妇女讲话的声音，看来她们非常害怕。我们就在下面讲：“你们不要害怕，把灯打开，下来。”后来一位太太带着一女佣下楼了。我就问她们，你们姓什么，结果她回答不是姓郑。我又问，你们先生呢？她讲先生不在这里，到香港去了。我接着问，你们先生是干什么的？她说是某个银行的总经理，并把他们的房产证，她先生工作的证件全都拿下来，与她说的丝毫不差。我接着问她：“这里有没有看到过国民党的大官？”她说：“我们平时都不跟别人家来往，只知道12号好像是什么大官住在里头，他们有好几辆汽车，你们可以去看看。”于是我们从2号到了12号，结果这里才是郑介民的公馆。事后，我专门到2号去向她们道歉。此后，我们与这家相熟了，她家两个小姑娘，经常在阳台上跳舞，表演给我们看。

    另外一件事，我们去一位姓黄的老板家，他们有两辆汽车，两部电话，我们全部给贴上了封条。第二天，他来找我们，说他在上海是搞国民党四川军队的兵运工作，也就是策反川军起义工作。如果长时间把他的电话、汽车给封了，他就没办法活动。我听了以后，就跟他讲：“黄先生，你不要急，我把你的情况向军管会反映，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会按政策办事。”我马上向军管会汇报，军管会根据我的汇报，查证了有关材料以后，结果情况属实，于是马上给他的电话和汽车启封，并向他表示歉意。为此黄先生非常感动，说你们真是纪律严明，办事认真。他看我们忙了一天没有吃饭，就说在我这吃过晚饭再回去。我讲，这个事情按规定应该向军管会报告。于是我把这个情况汇报了，军管会讲可以在那边吃饭，按规定交钱。这样我带着四五个警卫战士一起在他家吃了一顿很丰盛的饭。吃完以后，我笑着跟黄先生讲，按照规定我把钱都留下，当然这点钱是不够这顿饭的。黄先生笑着说，我一定收下，我把这个钱当作纪念品，把它保存起来。我们愉快地和黄先生握手告别。

    接管上海期间的纪律非常严明，我们这些上海人都几过家门而不入，很多值钱东西秋毫无犯，该封的封，该拉回军管会集中的就拉回军管会。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军管会的接管任务大体告一个段落。

    1949年7月1日，上海军管会根据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的指示，决定在上海的逸园跑狗场举行一次和上海地下党的会师大会，作为庆祝党的生日。那一天，会场上坐得满满的，拉歌的声音此起彼伏，非常热闹。地下党同志能够第一次公开和解放军、军管会同志一起联欢，情绪非常高涨。会上，陈毅同志作了长篇讲话：“我是三到上海，第一次是1919年，中国往何处去？陈毅往何处去？我徘徊在十字街头，思想苦闷，前途茫茫，虽然我已经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是究竟革命怎么搞是不清楚的。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通知。为了追求革命思想，我到法国去了。第二次是1929年8月，当时的斗争形势非常

严酷，我穿的是蓝布大褂，睡的是地板。那次我是作为党代表到上海，去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情况。苏区斗争残酷，生活艰苦，但是我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了。第三次是1949年，上海人民夹道欢呼‘陈毅将军万岁’，这使我深深地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陈毅的今天。”陈毅同志这段话虽然已经时隔几十年，但是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这些人不也都是这样吗？九年前离开上海时，我还是一个充满爱国热情、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少年。那时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登上去苏北的轮船。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哪有我的今天？在我离开上海九年以后，居然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回到上海，这是我从没有想到的。任务既然已经完成，我们很快要离开上海，回到丹阳。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我没能再回上海工作和生活。2003年起，我已近乎双目失明，但我一生中关于上海的回忆，还是那么清晰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蒋旦萍口述  孙小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