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无数白衣天使正全力奋战在
抗击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一线。
有了这些最可爱的人“逆行”而上，
我们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
也曾有一群这样的白衣天使。
她们是抗日战场上的钢铁玫瑰，
在硝烟炮火中绽放！
她们书写着巾帼传奇，
在战争洗礼中奏响红色的青春战歌！
她们是新四军战地医疗女兵们！
1938年，章央芬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
章央芬：心系群众，战胜黑热病
章央芬，1914年8月生于江苏无锡，1937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38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少校军医、三师医务主任、白求恩医学院教员、东北军区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1943年前后，盐阜地区流行黑热病。因为病人肚子里长有一个大硬块，老百姓称之为“团子病”或“痞块病”。如不用锑制剂特效药及时治疗，这种病死亡率高达85％，有的家庭甚至因全家得病而惨遭灭顶之灾。
1943年秋，章央芬调到新四军三师，担任三师卫生部医务主任。章央芬到三师不久，就建起了师部医院。医院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只有章央芬和其丈夫吴之理，还有八九个受过正规训练的护士，她们既做护理，又参加诊疗。人手虽少，但师部医院却承担着为部队战士治病和给地方百姓把诊问药的双重任务。
新四军卫训班学员在上课
师部医院建立起来后，患黑热病的老百姓纷纷前来求医。多数病人都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门诊室的，他们面色蜡黄，极度贫血。章央芬曾看到一个已经病重的中年男子一抬进病室就哀求医生：“救救我吧！我上有老母，下有儿女，是家里唯一能干活的人。我若死了，我一家也完了。”当章央芬揭开破棉被，惊呆了，高高隆起的肚子上布满了淡绿色的皮下扩张静脉，油光发亮，四肢骨瘦如柴，手脚浮肿。太晚了，医生们已经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救活他，让章央芬痛心不已。
为了做好防治工作，章央芬与吴之理等一方面编写有关黑热病传染途径、症状诊断、治疗预防等科普宣传材料，分发到各处连队，广泛宣传，及早发现和治疗病人；一方面开办黑热病专题轮训班，对连以上的医务人员进行短期轮训。
章央芬每天上午在师部医院诊治病人，下午骑马去小杨庄黑热病病房同医生们共同讨论和解决治疗中的疑难问题。作为治疗黑热病专题轮训班的主讲人，章央芬还要为轮训班讲课，工作任务非常繁重，每天直到很晚才能回家。在章央芬和医护人员们的努力下，一年多时间内治愈了近千名的黑热病人。
丁志辉：带着重伤员与敌人周旋
丁志辉
丁志辉，1918年生于江苏无锡河埒口大丁巷，1939年6月参加新四军，历任医生、所长、医疗主任、院长、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1941年夏天，日寇大举“扫荡”苏中、苏北根据地。当时，丁志辉刚调到苏中一师二旅卫生部工作，奉命率领十几个工作人员，带着30余名重伤病员，到黄海边“打游击”。这是丁志辉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既要治疗伤病员，又要应付严重敌情，工作担子繁重。丁志辉深知，只有依靠党，依靠群众，才能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完成任务。
丁志辉让大家脱掉军装，换上便衣，分散隐蔽在农民家里。由于革命根据地初创，群众对新四军还缺乏了解，心怀疑惧，不肯借房、借东西。丁志辉一方面请地方工作同志向群众宣传解释，另一方面教导伤员和工作人员自觉遵守群众纪律，每天给老百姓做几件好事。这样百姓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很快认识到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军民关系逐渐融洽起来。
在医疗组中，能看病、做手术的，只有丁志辉一人。那时候村落稀少，东三家，西两家，彼此相距较远。伤员分散在二三十华里范围的村落里，丁志辉每天往返看病得跑四五十华里路，有些地方还要绕过敌人的据点，相当艰苦困难。每天拂晓，丁志辉和医疗组的同志们分头出发，挨家挨户给伤员检查、治疗、发药。有时候情况紧张，白天不能出去，就夜里出去。
不久，敌人对海边进行“扫荡”，丁志辉和大家找来3条小船，乘船隐蔽活动，同敌人周旋，机智躲过日军巡逻艇的追捕。过了十几天，部队攻打张家灶敌据点，丁志辉率医护人员上前线去，进行战场救护工作。张家灶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迅速转移远去。丁志辉与上级失掉了联系，留下来的伤员却增加了一倍多，但粮食、药品、器材没有得到补充，困难更大了。
丁志辉动员大家咬紧牙关，度过暂时困难。工作人员和轻伤员喝稀饭，干饭留给重伤员吃；挖野菜，捉螃蟹，用来充饥；用旧的被单代替绷带，纱布、棉花洗干净消毒后反复使用；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发动轻伤员照料重伤员；缺乏西药，就请教老中医，采摘草药，想尽办法为伤员治疗。
熬过两个月的艰苦时光，丁志辉才和部队取得联系，医疗组得以重返部队。此时，已有半数伤员治愈，重返前线去了。
包蕴：绝不放弃战友
包蕴
包蕴：1915年5月出生于江苏吴县，1939年到常熟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江抗”）后方医院做医务工作。
革命京剧《沙家浜》在20世纪70年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新四军伤病员小王不愿换药，为的是把药留给其他伤病员，而卫生员小凌却坚持要换药，因为小王是重伤员，两人推来推去。卫生员小凌的形象质朴大方，温柔中不乏刚毅，她身上体现出当时许多坚持斗争的卫生员们的优秀品质，而包蕴就是小凌的艺术原型之一。
1939年9月，东进的抗日部队奉命西撤，在江阴顾山遭到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伏击。“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是当时的重伤员，子弹直插肺部，几乎危及心脏。刘飞脱险后在阳澄湖养伤，由于医疗条件简陋，致使头部肿大，人常处于昏迷状态。作为特护的包蕴，本人也身患疟疾，发高烧。但她依然坚持护理，白天烧煮食物，每晚靠3支蜡烛待到天明，40多天很少躺下睡过觉，照顾刘飞直到伤愈为止。
“江抗”后方医院
常熟浒浦的新四军排长费介成，因重伤流血过多，昏迷多日不醒。战士们已备好棺木，准备安葬了。他们呼叫着“费排长”，失声痛哭。“等等！”包蕴走过来，她侧身俯耳，细辨心脏跳动的声音，用手诊断额头、脸颊、脖子。“不行，还不能安葬，再观察几天。”
“小包啊，他昏迷了好几天了，一动都不动，肯定不行了，还是安葬了吧，这样一直护理也不是个事。”一位护士好心地劝着包蕴。包蕴看了看大家，“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百分之百努力。”大家采纳了她的意见，决定暂不安葬，再观察几日。
包蕴和其他同志一道，用尽救治办法，悉心护理，经过多日抢救，费介成终于苏醒了过来。
若干年后，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处长的费介成紧紧握着包蕴的手：“包医生，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包蕴笑着说，“不，是党给了你第二次生命，我只是做了一些微薄的工作。”
杨玉珍：千里转送重伤员
杨玉珍
杨玉珍，1927年11月生于江苏省宿迁县大兴集，1943年2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前，杨玉珍家中做的是烟丝生意，也算当地的大户人家。自从宿迁被日军占领后，村庄几乎被日机炸毁，杨玉珍家道中落，只能靠着父亲到附近村庄帮人绘年画为生，生活困苦。
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宿迁、泗阳两县城之间沿运河两侧狭长地带建立了运河特区。正值花季的杨玉珍，有了参加革命的打算。最初，她加入了抗日团体青年抗日救国会。1943年2月，还没满16岁的杨玉珍参加了新四军，先后在运河特区总队、宿迁警卫团、新四军三师十旅兼淮海军分区文工队和休养所、淮海新十旅二十八团卫生队工作。
1946年4月，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新四军军部迁到了山东。杨玉珍所在的华中野战军第三休养所，负责向大后方山东转送伤员。同年11月，杨玉珍和两名战友，奉命带领两名民工和两辆牛车，向山东转运涟水战斗中负伤的5名重伤员。
转运前，大家分工协作，有人管钱、管粮，有人管牛车，杨玉珍负责5名重伤员的医疗。转运过程中，敌人紧追不舍，管粮的人带着钱和粮逃跑了。北方的冬天很寒冷，没有干粮，转运非常困难。作为队伍里唯一一名中共党员，杨玉珍动员大家，坚定信念，共同克服困难，一定要完成组织交待的任务。杨玉珍拿出结婚时爱人送给她的3个银元，在山东买了些煎饼，作为干粮一路充饥；雪地里，牛没有草吃，杨玉珍带领大家分头去找草。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难转运，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见到所领导，杨玉珍抱头痛哭，当所领导赞扬她圆满完成任务后，她心里的委屈全都忘了。那一年，杨玉珍才19岁。
王国英：抬着棺材进城买药
王国英展示军功章
王国英，1920年1月出生于河南省西华县逍遥镇阜陵村。1938年5月，抗日的枪声已响彻中华，18岁的王国英在教会学校里再也坐不住了。外籍教师反对学生们离校参军，她便连夜翻墙逃出学校，加入了新四军西华抗日自卫军。
当时，国民党军队也在西华县一带大肆招兵买马。10月的一天，国民党将抓来的100多个壮丁，全部关进了当地的诸葛寺，并派人看守。听到这个消息，当文化教员的王国英义愤填膺，就偷偷溜进了庙里，逐个解开绑在壮丁身上的铁丝，大叫“往西面跑，那里有我们的新四军!”就这样，18岁的王国英独自一人放跑了国民党抓的100多号壮丁。最后，这些人大部分成为了新四军战士。
1941年5月，王国英随新四军四师师部来到宿迁县，担任运河特区医务所政治指导员。那年夏天，王国英所在部队紧急转移，一天要行走上百华里。途中王国英的胸口被磨破，发炎化脓危及生命，必须开刀。没有麻药、止疼药、止血药，医生用麻绳把她绑在门板上，动了3次手术。因疼痛休克，王国英昏迷了3天3夜。医院甚至给她备好了棺材，就在大家都准备放弃的时候，王国英却奇迹般地醒了。
大难不死的王国英，对革命的信心更加坚定。作为医务所指导员，决心想尽办法拯救更多战士们的生命。当时由于敌人对药品封锁，物资供应困难，面对重伤员，医务所常常无药可施。王国英想出了一个妙计——抬着棺材作掩护，进城买药。
那时候，村里一位老奶奶刚刚病故，王国英就带着村里二三十人披麻戴孝抬着棺材，到城门时大哭大叫，站岗的日本人没过问就放进了城。进城之后取了药，把药品放在棺材里，东门进，西门出，胜利归来，解决了部分治疗药品。不少伤病员正是因为有了这批药物，从重伤之中转危为安。
李蓝丁：战士生命的守护神
李蓝丁
李蓝丁，原名李一冰，1923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郭店镇。1941年12月在上海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后参加了新四军，194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蓝丁爱伤员胜过爱自己。1944年冬天的一个夜里，清冷的月光洒在淮北汪洋湖面上，天气异常寒冷。李蓝丁和同志们划着载有伤员和药材的船转移。划到湖心时，船突然漏了，水漫进了船舱，躺在铺板上的伤员们的衣、被都湿透了。李蓝丁想把船慢慢划到岸边，但舱内的水快要齐舷，不等划到岸边就会沉下去。李蓝丁二话没说，脱去大衣，跳进湖里，用肩膀托起了船。立在刺骨的冰水里，瘦小的她冻得牙齿咯咯直响，她用尽力气托着将要沉没的船，和其他同志一起，硬是用肩膀把船推到了岸边，把伤员扶上了岸。
李蓝丁登上《人民画报》，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李蓝丁对工作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在医疗队里，虽是队长，但她总是吃苦在前，身先士卒。1946年，部队向鲁南转移，行经一个叫汪圩子的地方，突然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后面敌人的枪炮又打得很紧。紧急关头，李蓝丁抬着担架，带头跳进齐胸深的水里抢运伤员。正当走到河中心，突然“咯吧”一声，李蓝丁只觉一阵钻心的痛，头上直冒冷汗，脚下一软，差点摔倒。原来由于压力过重，她个子又小，右胸第二根肋骨折断了。李蓝丁怕同志们看出了，影响工作，一声没吭，镇定了一下，又抬着担架前进了。第二天，李蓝丁的右臂抬不起来了，晚上冷汗已湿透了衣衫。作为领导干部，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她还是和往常一样坚持工作，坚持战斗。
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由于李蓝丁身体不好，领导给她配了一匹马。但她总是把马让给小战士和伤病员骑，自己则带头撒开两只铁脚板走在队伍最前面。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李蓝丁一会儿跑在队伍最前面侦察行军路线，一会儿又跟在队伍后面，督促收尾的同志把地面上的脚印扫掉，不留下痕迹。在李蓝丁的感召下，同志们有的跑掉了鞋子不停步，有的被砂石磨破了脚不喊疼。终于在凌晨3点，医疗队赶到了指定地点。
战役进行的4天4夜中，全队的同志顾不上吃饭和睡觉，将全部意志和精力都凝聚在抢救伤员上。这支只有109人的医疗队，在李蓝丁的带领下，以忘我的精神和惊人的毅力，在整个孟良崮战役中，救治了4400多名伤病员，为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作出了贡献。20多岁的李蓝丁，以她出色的表现，被大家誉为“战士生命的守护神”。
像这样机智勇敢的女兵，
像这样动人心弦的故事，
还有许多许多......
这些新四军女兵，
是绿色军阵中的战地红花！
是千军万马中的巾帼女杰！
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
让我们致敬新四军女兵们，
同时，让我们致敬奋斗在疫情一线的
医护人员们！
四师分会 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