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战役期间，陈毅同志肩负军政要职，工作十分繁忙。可是在短短的六天之内，我三次见到了他。他那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陈毅在上海各界代表大会上讲话
“拉粮无罪”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我军发起上海战役后，我们团在突破大场飞机场时，俘获了近四万名俘虏，暂时押在江湾机场仓库。为了解决俘虏的吃饭问题，我接二连三地向师里、军里请示汇报。可当时还在激战中，上级又去哪里一下子弄这么多的粮食呢？二十四日，俘虏们饿了一天肚子，第二天，他们嚷着要吃饭。一晃就是四天，到了第五天清晨，俘虏中已有人支持不住了，整个仓库开始骚乱起来，再这样下去非出乱子不可。为解决燃眉之急，我便召集起俘虏问：“上海哪里有粮食、咸菜和做饭的锅？”俘虏们早就议论过了，我一问，他们“哄”地嚷了起来，争着说出自己知道的地点。我立即从俘虏中选出一百多名司机，开上汽车，带上五百多人，由三营管理员带领去市里拉粮。中午十一点左右，第一批粮食拉到了，俘虏们的情绪稳定下来，我也非常高兴。
没料到第二天早饭后，师部来电话，说陈毅司令员要亲自找我谈话。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同时又十分纳闷。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上面隔着师、军、兵团好几级，陈毅司令员为什么要找我谈话？况且还要军保卫部的同志同我一起去，这是为什么呢？没等我理出头绪，就到了陈毅同志的住处。车一停，保卫部的同志说：“你不要下车，先在车里等着。”我更六神无主了，索性等着吧。过了一会儿，才让我进去。
我一进门就看见了陈司令员，他问我：“你是李参谋长吗？”
我答：“是。”
他开门见山地说：“你违反‘约法三章＇，违反纪律了。”我心头一震，不由得愣住了。还没等我说什么，陈总又说道：“你组织俘虏去拉粮食了吗？并且拉了很多，有这事吧？”
我明白了，应声答道：“有。”
陈总说：“这是违反了‘约法三章’吧？”
我争辩说：“我没违反。”
他说：“那你就说说看，你怎么没有违反？”
我说：“共产党讲俘虏政策，我军刚刚解放上海，如果一下子饿死几万俘虏，这不成了奇闻？会带来多坏的影响？再说，粮食是我们打了借条才拉来的。”
说到这里，陈毅同志开怀大笑起来，那笑声特别洪亮，特别舒畅，我感到这笑声充满着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果然，陈总高兴地说：“你说的情况基本属实，拉粮无罪，你做得对。不过，以后遇事要及时请示哟！早早回去吧。”
事后我才知道，组织俘虏拉粮的事反映到军里，军里有的同志准备处分我，也有同志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军里便将事情的经过和两方面的意见一起上报了。陈毅司令员知道后，亲自找我核实问题，亲自作了处理。
“想着战斗忘了宝”
第三天上午，师部又来电话找我，说陈总又要找我去谈话。这一次又是保卫部的那位同志同我一道去，我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又可以见到陈老总了，不安的是不知又因为什么事。
陈老总见到我后说：“又是你！”接着问道：“你在江湾那里看到什么东西没有？”
我说：“没有。”
陈总说：“你没看见什么好东西吗？”
我说：“我什么好东西也没见到。”
他有点生气了，问：“在江湾你的指挥所里没看见什么好东西吗？”
这一说，我恍然大悟，立刻应道：“噢！有。有好多好东西，有好多我没见过的珠光宝物。还有些小箱子、小匣子，沉甸甸的，我没打开看，也不知里面是些什么。光顾着打仗，哪还想着那些。”
说到这，陈总说：“你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我如实地谈了当时的情况：“在江湾机场，我们的战士在收缴武器时，看到了敌人丢掉的大量财宝，有金砖、金条、宝石、项链、金戒指及海洛因、大烟等等，还有好多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和箱子、包裹。战士们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送到我的指挥所。当时，临时指挥所设在仓库东南一个教授住的小洋楼里，屋子里有一张大写字台，我就让他们往写字台里面放，后来把抽屉底板压掉了。我说，干脆堆在地上吧。结果，琳琅满目地堆了一地。几个小时后，我的指挥所向上海市四川北路转移，我当时想的是如何处理俘虏和武器等问题，早把这些财宝忘得一干二净了。”
陈总听后，不禁又哈哈大笑起来，连连摆手说：“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我全知道了，你是想着战斗忘了宝。”就这样，我又带着陈老总的信任和鼓励回到了团部。
原来，当我的指挥所撤出后，教授和他的两个儿子被那一堆财宝吓坏了，他们立即锁上了房门，留一人看守，另外两人找到了二十六军。军部派人查明是我在那里存放的，便逐级向上汇报。陈总知道后，又亲自找我谈话，及时查清了问题。
“你知道宋庆龄吗”
这件事后的第三天，我又见到了陈老总。
那时，团的指挥所已转移到四川北路国民党左派人士贺耀祖的官邸。这天，贺耀祖的夫人倪裴君慌慌张张地跑来向我说，“参谋长，不好了，国母被赶了！”
我听了不以为然地问：“国母是什么？”
她听后大为不满，连连说：“国母，国母被赶出来了。”
我又问：“国母是什么东西？”
她恼火了，快步跑上楼，直接给陈毅同志拨电话。电话拨通后，倪裴君告诉陈毅同志说“国母被赶了。”陈毅同志问：“你那里有没有部队？”倪裴君说：“我家里有个李参谋长，他说国母是什么东西。”陈毅同志说：“让他等着，我马上就去。”
不一会儿，陈毅同志来了，进门一眼看见我，就说：“原来又是你呀！”接着问我，“倪裴君告诉你国母的事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国母是什么？”
陈总说：“你读过三民主义吗？”
我说：“我没读过，只学过共产主义。”
陈总笑了，回头对倪裴君说：“我们这位参谋长没有读过三民主义，只读过共产主义。”接着，又回过头来问我：“你知道宋庆龄吗？”
我立即应道：“知道。宋庆龄我知道。宋庆龄是爱国的，是支持我们的好人。”
陈总说：“她就是国母。”
我说：“倪裴君没有告诉我，我哪里知道宋庆龄就是国母啊！”说着，我有些不好意思。
陈总站起来说：“走，我带你去见国母，你去给国母派出警卫好吗？”我随着陈总乘车一同向宋庆龄的寓所驶去。后来我才知道，有个部队去号宋庆龄的房子，倪裴君当时正在她家，听到要号宋庆龄的房子，以为是我的部队，便马上跑来找我。可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国母是谁，没有处理好这件事，以致惊动了陈司令员。
到了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的秘书进去禀告。不一会儿，宋庆龄满面春风快步走了出来，陈总也大步迎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摇动着。陈总向宋庆龄道歉说：“我对部队管理不严，对您照顾不周，使您受惊了！”宋庆龄打断他的话说：“部队长时间战斗，都睡在马路上，住我的房子是应该的。”他们边说边走进客厅。
宋庆龄一边用茶点热情地招待我们，一边赞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解放上海有功劳，各界反应都很好，都拥护你们。”陈总接着说：“我们军队的纪律是严明的，如果不是这样，上海战役不要说打十五天，打三天也就把上海打个稀巴烂了。”说到这，大家都会心地笑了。他们谈得正热烈，我请示陈总：是否布置岗哨。陈总让我去与宋庆龄的秘书商量一下。
我到了秘书办公室，看到上海公安局警卫组组长王顺庆同志已在那里了。他说：“公馆的内卫不用你们，你在门外派上两个岗哨就可以了。”我马上给团长挂了电话。当宋庆龄送陈毅同志下楼时，岗已派上。行至门口，我们的两个战士威武地向陈老总和宋庆龄敬礼，他们点头微笑。陈毅同志上车走后，我也返回了团部。
作者：李中元（李春雨、李长宁整理）
“来时路”故事组选自《星火燎原》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