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蒋介石为了掐住我军的脖子，几乎掐断了我军的军饷，日、伪、顽反动势力也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为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

  1941年，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率领师部驻扎在江苏盱眙黄花塘。当时部队供给标准很低。伙食、服装费无法保证，军械费、津贴费、杂什费更加困难，连每人每天一斤粮食三钱油这个很低的标准也常常达不到。棉衣一直要穿到第二年的初夏，热得受不了，战士们把里边棉花扯掉，当作单衣。这身单衣也只有一件，要到河里洗澡才能洗衣服，洗了衣服晒在河滩上，人得光屁股等衣服干了才能上岸；女同志没有替换衣服就更困难了。

  一次在师部，张云逸召集部队干部开会，尽管窗户都打开了，但是会议室里仍然烟雾缭绕，他被呛得不时地咳嗽。张云逸很清楚，这些干部抽的所谓香烟，其实大多是用树叶或者豆叶卷起的“喇叭烟”，吸在嘴里连嗓子都上火。散会后，张云逸看到几个战士钻进会议室从地上捡烟头，收集里面的烟丝，深受触动。他知道，这些香烟都是前线缴获的，非常稀少。

  他找来二师供给部部长胡弼亮，说：“当领导的要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问题，吃的、穿的、用的都得想办法解决。咱们能不能办个卷烟厂，解决一下干部战士抽烟的问题？”

  “我们也有这个打算，准备自己动手办个烟厂。”胡弼亮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算过一笔账：不包括打仗的军费，大约要近百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战士，养活一个半战士就有点勉强，养活两个战士就非常困难了。打仗需要钱，一发炮弹就合八亩小麦一季的收成，一次战斗打三百多发炮弹，就相当于消耗了两千四百亩地的小麦。根据地要想活下去，部队要发展，光靠种地不行，必须有受欢迎的产品，开展对外贸易，才能换到钱。如果能办个烟厂，肯定能解决一些部队的问题。

  办烟厂首先要有原料。盱眙向西跨过津浦铁路就是定远和凤阳，是中国明清以来著名的烟叶产地。其中定远县城一度被二师攻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广大乡村基本上在二师的掌控之中，是淮南根据地的一部分。原料应该问题不大，但要穿过敌人在津浦路设立的封锁线才能拿到。

  至于办厂经费，张云逸答应挤一点，不够的话，陈毅军长是个老烟枪，常常为断顿烦恼，愿意捐出两个月的津贴。但是技术工人和设备从哪里来呢？胡弼亮头疼了好长时间，直到二师五旅旅长成钧率领部队打下天长县铜城镇，心里才有了谱。

  铜城有“小扬州”的美称。这里大户人家多，水陆交通便捷而且较为隐蔽，攻下铜城镇后，张云逸派胡弼亮去实地考察，落实创办烟厂的计划。

  在铜城，胡弼亮了解到，有几户商人曾合伙办了一个“群众烟厂”，有一部卷烟机，生产一种叫“神龙”牌的香姻。由于国民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铜城解放时，这个烟厂已经濒临倒闭。

  听了汇报，张云逸指示胡弼亮，办烟厂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把厂子办起来，选派干部战士到群众烟厂参加生产和管理，学习积累烟厂管理经验和业务知识。第二步，新烟厂得到发展后，争取与群众烟厂合作，联合经营，同时安排合作社支持烟厂一部分资金作为股金，扩大生产规模。

  听了张副军长的安排，胡弼亮有些困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闹革命的，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剥削的，现在和企业主合作，用新四军的经费投入私人企业，行吗？”张云逸说：“上海有国营企业、私营企业，还有一种股份制企业，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入股，年底按股分红。我们就是合资办股份公司。”

  张云逸给罗炳辉批了42元淮南币作为开办经费，在当时相当一头大肥猪的价格。这也是后来有“一头大肥猪变个大烟厂”说法的由来。

  二师供给部派刘葆华到铜城办厂，开始只弄到一台卷烟机。因为产量太低，又到天长、六合搞了两台，还聘请了两位技师。

  香烟包装怎么办呢？胡弼亮把困难反映给了来铜城来看牙病的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赖参谋长说：“这事不难。上个月军部为报社买了一套印刷设备。他们每天印报纸大约只需要三四个小时，完全有时间帮你们印烟盒，就让他们承担这个任务。”

  为了联合经营，刘葆华派人私访奄奄一息的群众烟厂，与老板黄亚庭洽谈，动员他与新四军合股经营，获得了对方同意。很快，“新群烟草公司”成立了，由新四军控股，首任厂长是刘葆华，黄亚庭任副厂长。

  此时，刚由二师副师长升任师长的罗炳辉，请陈毅军长为香烟品牌起名。陈军长说，这个香烟是我们新四军根据地生产的，应该起个有意义的名字，我看就叫“飞马”牌。“飞马”象征着革命发展犹如长了翅膀的骏马！

  很快，淮南日报社的同志为烟厂绘制了一幅展翅飞腾的骏马，作为产品商标。

  安徽定远、凤阳一带的烟叶色泽金黄，质地优良，名闻遐迩。胡弼亮与厂领导研究决定，由新群烟厂选派得力干部，自备骡马组建运输队，到定远朱家湾一带采购上等烟叶。

  由于津浦线被日军控制，路东和路西被封锁线隔开，烟厂虽然有路西抗日民主政权的支持，但必须冲破日军设置的关卡。从铜城镇到定远朱家湾有170多公里，朱家湾周围大都被日军占领着，南边吴家圩以东是土顽牛登峰的地盘。新群烟厂的运输队每次闯关，都冒着很大危险。

  为了顺利拿到烟叶，刘葆华通过内线，在靠近津浦线的一个小镇，联系上一位有些名气的帮会——三番子的师爷，特意摆下酒席。会面时刘葆华坦诚相待，晓之以理，希望他深明大义，为抗战出力，做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在运输队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向伪军弟兄打个招呼，网开一面，提供方便。同时承诺，通行一次送一件飞马香烟。听到过境有飞马烟，三番子师爷顿时来了精神，满口答应了刘葆华的要求。

  新群烟厂投产后，开始一天生产飞马牌烟600多条，初步解决了部队官兵抽烟难的问题。后来日产量达8000条，除了自用，还可外销，效益远超张云逸副军长当初的想象，平均每个月能上交军部30万元，是当初投入的7000多倍！

  烟厂生产走上正轨，产量上来了，陈毅军长要求飞马牌香烟飞进南京，飞进大上海，飞进国统区、敌占区。重点是上海，因为那里是技术和市场的重镇。

  尽管烟厂按照张云逸的要求，从原辅料质量、烟丝质量、香料配比、包装质量四个方面严格把关，但飞马香烟和上海知名品牌相比仍然差距明显，要想短期追上，靠自己摸索积累不行，必须设法邀请上海师傅破解难题。经过发动群众，烟厂找到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负责配料  的师傅，最终，对方将配方无保留地提供给了新群烟厂。

  从此，飞马牌香烟很快在市场上发力，就连南京、上海、杭州等敌占区的烟贩子，也千方百计前来采购批发，很是热销。那时在上海、南京街头，经常能见到烟商竖起四个指头，神秘地告诉顾客：“这可是‘四爷’货真价实的‘飞马’啊！”

  新四军二师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烟厂收入不仅补充了军费，减轻了人民负担，还支援了兄弟部队。遇上旱涝灾年，烟厂还捐款支援灾区，帮助穷苦的老百姓。

  1943年，太行根据地和晋冀鲁豫边区遭受严重灾荒。为救助灾区，中共中央指示太行和晋冀鲁豫灾区开展生产自救，同时指示山东的八路军和华中的新四军支援灾区。按照新四军军部的要求，二师从香烟营利中拿出1600万元作为救灾款，秘密经由青岛“隆泰号”货栈购买救灾物资，连同剩余款项，分批发往了太行山根据地。

  飞马牌香烟还成了对敌斗争的“武器”。1944年，新四军二师侦察员居长玉到津浦路西嘉山等地侦察敌情，了解到嘉山伪军队长陆建华爱烟如命，便通过熟人，约请陆建华吃饭，建立联系。初次相见，酒酣耳热之际，居长玉借口喜欢演戏，索要一套军装当道具，请陆队长帮忙。陆建华提出弄5盒飞马香烟交换，居长玉毫不迟疑，当场成交。

  3天后，烟吸完了，陆建华主动找到牵线人，询问还能不能找居长玉再以军装换取飞马烟。晚上与陆建华见面时，居长玉提出：“你带着手枪挺好玩的，兄弟我也想弄一支神气神气。给你一条飞马香烟，你看怎么样？”

  听说给一条“飞马”，陆建华满口答应，当晚就趁仓库保管员熟睡之机，拿了钥匙，取出两支崭新的手枪交给居长玉，换了两条“飞马”烟。

  从这以后，陆建华只要没烟抽，就到处找居长玉。居长玉不仅送烟，还招待酒饭，成了陆建华离不开的“朋友”。

  一次吃喝之间陆建华透露，第二天上午，津里据点的日军和皇协军30多人，准备到盱眙龙山方向抢粮。饭后，居长玉连夜赶回师部汇报，罗炳辉师长当即布置四旅两个营，在津里至龙山必经之地设下埋伏。第二天上午，日伪军果然前来，我军枪炮齐发，一举消灭了这股敌人。

  1943年11月25日，陈毅军长奉命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出发时，特意带了几条飞马牌香烟，作为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据说毛主席听了介绍，拿着香烟，放在鼻子上闻了闻，点火吸了一口，称赞道：“飞马”为抗战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劳苦功高啊！

  诞生于抗日战争大生产时期的飞马香烟，一直生存了七十多年，最初只为部队生产自救，没想到后来竟与中华香烟齐名。它的传奇，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承载着几代人的珍贵记忆。

            作者;申斯春　杜宝吉

        “来时路”故事组根据《铁军》杂志整理，原名《1942：江淮烟战》